【贴图】百年前，天安门的历史性的瞬间
本帖最后由 zhaohq 于 2013-10-15 14:06 编辑【贴图】百年前，天安门的历史性的瞬间
第1图，疑似1913年拍摄。
图内，近景处千步廊御路两侧是两行小树。
图内，远景处可见天安门城楼处悬挂着四面旗帜。
第2图，疑似1913年拍摄。
图内，可以看清楚城楼处的海军旗，陆军旗；
图内，可以看清楚城墙处的五色旗。
第2图源自：
《老照片天天看457——百年前，天安门的历史性的瞬间》 作者：若虹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76a9f80101ekbx.html
【原图片说明】
图片说明为1912年。从天安门城墙上悬挂的五色旗；从城楼上悬挂的九星旗和早期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看应该拍摄于辛亥革命后不久,或是第一个国庆日。照片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天安门前留个影，“多么幸福，多么光荣”，纪念中国推翻帝制的历史性的时刻。如果时间记录属实的话，当年相当一批北京市民已经剪掉了辫子。
附：赫晓夫的关于辛亥革命旗帜的介绍文章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8087420100xmjj.html
本帖最后由 zhaohq 于 2013-10-15 14:14 编辑
【转帖】
赫晓夫的关于辛亥革命旗帜的介绍文章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8087420100xmjj.html
辛亥革命旗帜谈 赫晓夫
按：本文分两次刊载于《总统府》杂志（内刊，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主办）2011年第二期、第三期。新华网南京9月10日电（记者顾烨）称：“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最直观的就是易帜。据考证，革命前后曾经出现的旗帜有12种之多，相对晚出的五色旗在1912年最后胜出，代替黄龙旗成为当时中国的国旗。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展览研究部部长刘刚说，据考证，辛亥革命前后，各地出现了白旗、九星旗、八卦太极旗、井字旗等12种旗帜……。”些微研究成果，既蒙媒体关注，笔者索性将原文在新浪博客发表（错漏之处未作订正，比如旗帜的数量实际上就远不止12种），权当引玉之砖，希冀对处于初始阶段的辛亥旗帜研究有所推动。
http://s10.sinaimg.cn/middle/65808742naf04602dad69&690
辛亥革命旗帜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映衬下精彩纷呈，是中国近代旗帜史上极具研究价值的一个篇章。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于是乎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民国旗之历史》便成为多数论者的蓝本。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旗帜冯氏如是说：“清季革命党所用国旗之方式有数种：最初为兴中会所用之青天白日旗，次为中国同盟会所修订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迄辛亥武昌举义，更有共进会所用之十八星旗、上海光复所用之五色旗、惠州陈炯明所用之井字旗。……武昌起义之后，各省革命军所用旗章计有四种：（一）为共进会焦达峰、孙武之十八黄星旗，即武汉义师所用。（二）为上海江苏军政府之五色旗，乃宋教仁、陈其美所提议。（三）为广东军政府之青天白日三色旗，此为革命军历次所常用。……（四）为陈炯明在惠州举兵之井字旗，此旗式原为丙午年廖仲恺在东京所提议……民元南京政府建立后，鄂、湘、赣三省用十八星旗。粤、桂、闽、滇数省用青天白日三色旗，江、浙、皖及各省多用五色旗。”亲历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元老冯自由费时十余年完成《革命逸史》，自视“所载均属最有根据及最有价值之正史材料”。孙科赞其“取材精审，考证确切”。冯氏对辛亥革命时期旗帜的说法因此被一再征引而几成定论。然而睽诸史实，且不说若干旗帜被冯氏遗漏，即便是提及的几种旗帜，在其性质及应用时空的认定上亦颇多可商榷之处。本文拟将所知辛亥革命旗帜一一列出略加考证。限于资料、学识，言之未必成理，然拂去时光尘埃，与历史本来面目有所接近是笔者的企望。
一、白旗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人即以白旗为标识。如1905年5月，秋瑾制定光复军军制，规定光复军“旗用白色，中书黑色汉字”。1906年12月，萍浏醴起义爆发，起义军“皆用白布裹头，白衣白旗，旗书革命军字样。”《易经》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名言。武王伐纣，妇孺皆知。“武王左执黃钺，右秉白旄以麾。……以黃钺斩纣头，悬太白之旗；斩（纣之二嬖妾）以玄钺，悬其头小白之旗。”“百夫荷素质之旗（即白旗）于王前。”正义之师，白旗如林。这正是革命党人寄情于白旗的主要原由。且看湖北军政府的檄文：“本政府痛彼酋之无状，哀汉胄之式微，特举义旗，振此困厄。白麾指去，群丑倒戈；黄钺挥来，罪魁远窜。”加之，白色在传统中同“凶”、“丧”联系在一起，这更赋予白旗报仇雪耻、光复山河，义无反顾、愿为鬼雄的悲壮色彩。辛亥革命期间，尤其是各地光复之初，白旗无疑是全国应用最为广泛的旗帜：湖北武汉，“革命党既占武昌，周围城楼盖悬白旗”。湖南长沙，“全城已落入革命军手中……到处飘扬着白旗”。江西南昌，“内外响应，枪声不绝，全城尽挂白旗”。上海，“警局及各军营已皆易帜反清，……于是白旗飘扬城内外。”浙江杭州，“各处均光复，悬白旗”。江苏苏州，“各门城楼均已高悬白旗。如观前街阊门街……类皆白旗招展，有书新汉、大汉字样，或书光复”。福建福州，“城内商民一时白旗遍悬户外”。安徽安庆，“安庆咨议局宣布独立，所有省城一律悬挂白旗”。广东广州，“通告全省水路部队一律改树白旗”。江苏南京，“狮子山炮台上悬挂着白旗，……到处是许多白旗”。从主动方面说，白旗是革命、光复的象征；而从被动方面来说，白旗则是响应、归顺的表示。挂不挂白旗兹事体大，是对革命的态度问题。上海光复后，军政府发出传单：“本军政府现认定，三日以内，凡商家铺户上悬白旗者，即为吾民欢迎光复之证据。”杭州光复后，军政府也致电省内各地，要求“已经归顺各属，所有城寨、炮台、商埠，一律悬挂白旗”。白旗成了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鲁迅印象里，光复的绍兴县城“满眼是白旗”。沈从文则记住了他十岁时湘西凤凰“各处悬上白旗，写个‘汉’字”的景象。二、青天白日旗青天白日旗是兴中会制定“国旗”，由被孙中山称为“吾共和第一烈士”的陆皓东于1895年设计。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次年秋冬间，制定《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在讨论国旗时发生严重分歧，孙中山坚持沿用青天白日旗，黄兴则诟其与日本旗相类而主张井字旗。尽管孙中山在青天白日旗上增加红色，将其改造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三色旗），同盟会的国旗案仍未形成决议（同盟会自始至终没有经正常程序确定的国旗），青天白日旗也因此未被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取代而得以保留。由于孙中山“共主”地位，两种旗帜后来都在实际中得以应用。然孙中山新推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名分既难确定，青天白日旗的地位未免更为尴尬。《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确定的“军事用票”图样上端仅印“国旗”（无旗式）一面，既证明了“国旗”的暂付阙如，也证明了“国旗”外别无其他名目的旗帜。辛亥革命时期青天白日旗现身较少。武昌起义有一例。率先起义的炮八标赵楚屏“将准备的白布袖章和蓝布旗子交给孟，孟华臣扯起蓝布旗子，并将白布袖章分给正副目佩戴”。此处的“蓝布旗子”当为青天白日旗。1912年11月7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公布《海军旗章条例》，青天白日旗在兴中会后第一次有了明确的身份——中华民国海军上将旗。这显然沾了海军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光。同时公布的中将、少将、代将、先任等4面旗帜，或镶红边、或剪燕尾，皆以青天白日旗为基础。赘语：1914年7月，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明确青天白日旗为党旗、军旗。1924年9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以青天白日旗为党旗及军旗（陆军旗）。1929年12月，国民政府明定青天白日旗为海军舰首旗（原舰首旗为五色旗）。海军将官旗相应调整，仍以青天白日旗为基础。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辛亥革命时期，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各省较多应用的革命军旗。由于同盟会党人历次起义使用及秘密渠道传布，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辛亥革命爆发，广州、广西、福建（似不包括云南），甚至十八星铁血旗的产地两湖、五色旗的产地江浙，光复之初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都曾被作为革命军旗使用，并非如冯氏所言为广东军政府独家垄断。如：湖北武汉，“京师闻革党占据武昌后即于城上树三色旗”；“汉口华界已被革军占领，悬挂红蓝白色旗”；“革命军所用之旗帜为红白蓝三色旗。”上海，“有革党二百余人，均袖扎白巾，一人持白旗，一人持红旗白角并白令箭跳跃率领……”；“（总商会）扯下了清朝龙旗，升起了同盟会制定的青天白日旗（民国成立后的海军旗样式）。”浙江杭州，“税务司拒绝悬挂白色旗帜或共和旗帜……共和旗或‘光复’旗是红色的，右上角有一块白色方块，其中嵌入一个用蓝色勾画的太阳”。福建省城，“遂告光复……改悬青天白日旗”。广西南宁，“恒益、公益两商行挂起青天白日的旗帜，第二天全城各处才纷纷仿制悬挂起来”。要说明的是，上述武汉的“三色旗”、“红蓝白色旗”、“红白蓝三色旗”都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上海的“红旗白角”和杭州“红色的，右上角有一块白色方块，其中嵌入一个用蓝色勾画的太阳”也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细节不同的是青天白日变成了白天青日。历史照片“上海革命军开设兵站招募新兵”清晰地展示了这面异版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对照杭州旗帜的描叙，二者竟完全吻合。至于照片上“用蓝色勾画的太阳”光叉的数目是8个而不是12个，这与青白色对换皆属特定历史环境里的图像差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藏有一幅“辛亥革命上海起义时的吴淞光复军旗”，其实正是这面异版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光复军旗为秋瑾设计，“白色，中书黑色汉字”。在上海光复过程中，光复会“散布光复军白旗于军警，……送光复军白旗于吴淞”；“巡警总局白旗已挂起，上有光复二字……占领制造局后，传令升悬白旗，大书光复”。光复会用白旗史实甚明，不可能另有与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如出一辙的旗帜。不过光复会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却大有可能，起码光复会的主要骨干几乎都参加过同盟会。1911年12月4日各省留沪代表会国旗方案（以五色旗为国旗，十八星铁血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海军旗）提出后，全国旗帜开始趋向统一。到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坚持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打到底的只剩下广东在唱独角戏。直到5月，“广东此时尚用天日旗，于全国国旗未能统一”。民国元年广东军政府发行“中华民国粤省军政府通用银票”，新鈔正面上端便赫然印着青天白日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冯氏“民元南京政府建立后……粤、桂、闽、滇数省用青天白日三色旗”之说与史实不符。孙中山对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一往情深。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归国途中抵伦敦，“当地华侨请制国旗，遂手绘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并附尺寸，成五十幅，悬城东唐人街。”然而，到达上海，迎接他的却是满眼的五色旗。1912年1月9日，南京各省代表会（代行参议院）议决五色旗为国旗（军商各旗暂仍其旧）。10日，孙中山在复函中列举以五色旗为国旗不当之点，以为从旗之历史、旗之取义、旗之美观而论，则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宜，提出“俟满虏既亡，民选国会成立之后，付之国民公决”，否决了各省代表会的国旗案。但据1912年1月7日《申报》：“孙大总统现将国旗标本暨陆军旗帜军服图样颁发各省。”可见，尽管国旗案被否决，既成事实已经让孙中山无力回天。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虽有过海军旗的提议，海军方面却并未实际应用（另有其旗），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它实际上是一面“留作纪念”之旗。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次日，孙中山践诺请辞，荐袁世凯继任。3月10日，袁世凯如愿在北京宣誓就任。5月4日，北京临时参议院在第一次会议上即提出“国旗统一案”。后经数次讨论，直到6月8日，袁世凯颁布《临时大总统令》，公布临时参议院决议：“以五色旗为国旗，商旗适用国旗，以十九星旗为陆军旗，以青天白日旗（指三色旗）为海军旗。”纷纷扰扰的国旗之争终于尘埃落定。在临时参议院讨论“国旗统一案”的过程中，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遭遇两次危机。一是海军部的特派员提出以五色旗为海军旗。理由是：“考世界共和国国旗即为海军旗，如法美等国皆然。至于君主国体则国旗与海军旗不同。我中华民国既为共和国，则国旗即应与海军旗一律。”所幸参议员们认为“国旗为军旗乃各国历史之不同”，“海军部以青天白日旗有妨共和，实不成为理由”，未予支持。二是临时参议院议决：“五色旗左方上角缀以青天白日，其大小亦居于全旗四分之一，即定为海军旗主旗”（陆军旗亦如此处置）。袁世凯接到参议院的咨文，要求临时参议院复议。袁大总统认为参议院搞出来的海陆军旗难以识别、破损国旗，而军旗继国旗之后“自然联贯，本不必以同缀一幅之上始相关连”，“兹拟仍以星旗为陆军旗，天日旗为海军旗，不必加入国旗之内。两旗通用已久，既可免于更张，取义各殊，亦无嫌于并重形式，得归于纯一，采色亦足壮观瞻”。后临时参议院采纳袁世凯的意见。对于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完整保留袁世凯可谓功莫大焉。赘语：1914年7月，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明确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1924年9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1928年11月，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以青天白日为国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1929年12月，国民政府明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海军旗（与国旗同式）。四、九星旗九星旗或为华兴会制定的革命军旗，与黄兴有关。辛亥革命期间为武汉、上海等地采用。据亲历者回忆，“有同志携带革命九星红旗，此旗是黄兴同志在华兴会时期所制出，武汉军政府就挂此旗”。偶尔能在画册上看到这面革命军旗的设计图，它或被称为“起义前设计的革命军旗之一”，或被称为“革命军起义时的军旗”，惜乎语焉不详。其实，在最早报道武昌起义消息的报纸上就能看到这面革命军旗：“黎元洪为大统领，……并告以不用大清旗号，换太极图旗”；“旗帜皆变为众星向日形式”；“革党改换七星旗，布置周密，举黎元洪为大统领”；“是时九星旗、白布巾弥望皆是”。与前面的军旗设计图样对照，笔者认为“太极图旗”、“众星向日”旗及“九星旗”正好拼合出一面白色九星旗：白地、太极图外九星环绕（所谓“七星旗”显然是九星旗的误读）。在美国摄影家施塔福拍摄的辛亥时期上海老照片中，笔者意外发现了白色九星旗。它不仅证明了九星旗的存在，还证明了九星旗不止为武汉一地采用。白色九星旗在武汉的存在时间很短，仅有五六日。“革命军先用太极图之旗号，刻已废用，一切旗帜悉有‘新汉’字样”；“湖北革命军现在旗帜均换红色，……其红色旗上，载有‘兴汉灭□（满）’字样”。笔者推测就在此时，白色九星旗完成了向红色九星旗的转化。10月19日《时报》刊登“革命军旗”图样，注明“红地、黄日、黄星”。红色九星旗以红色为地，太极图被简化为黄色圆，周围环绕九颗黄色五角星。日本印制的明信片及画片上，红色九星旗十分清晰。1911年11月11日，上海军政、民政各行政署“一律改悬红色九星国旗”。这里的“红色九星国旗”极有可能即红色九星旗。上海光复当日已打出“上列十八星”的铁血旗，如此时仅为沿用自不必称“改悬”，又岂有将明明白白的“十八星”改称“九星”之理？笔者认为正是上海方面在五色旗产生之前为彰显其独特态势，才摈弃十八星铁血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改悬”红色九星旗（此时湖北已不用）。辛亥革命时期旗帜先后改易、数种并存的情况武汉、上海最为突出。《申报》为我们记录了“今日旗式未定之时”上海的有趣景观：“甲用甲式，乙用乙式，或且用亡国朝鲜之八卦旗等，五花八门，各式其式。”笔者推断，所谓“亡国朝鲜之八卦旗”可能即指白色九星旗或异版白色九星旗，因为两者的主要特征“白地”、“太极图”皆相吻合。笔者还在“江苏都督府”的徽章上发现了类似红色九星旗的九星向日图案，毗邻上海的苏州街头或许也曾红色九星旗飘扬。五、十八星铁血旗辛亥革命时期，十八星铁血旗是影响最大的革命军旗之一。湖北军政府一度被光复各省尊为中央军政府，它称之为国旗的铁血十八星旗一段时间内无疑可视为代国旗。至于十八星铁血旗的使用时空，冯氏之误与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类似。一是武昌起义之后，并非“武汉义师”独家使用该旗；二是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五色旗成为国旗的大势已定，“鄂、湘、赣三省”以及其他省份虽继续使用该旗，却是作为代陆军旗使用的。1907年，鉴于孙中山策划的南方起义收效甚微，同盟会东京本部纠纷不断日趋涣散，一些长江中下游省份的同盟会员倡议结纳会党另组革命团体，谋求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8月，共进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十八星铁血旗即产生于此时。十八星铁血旗“用大红色为底布，由中间辐射出来九个黑色锐角，每个锐角内外两端，各有一黄色圆星，内外各九个共十八个，以表示十八省人民团结和铁血的革命精神”。1908年冬，共进会孙武、焦达峰等先后返国，逐渐将活动重点转向新军。1911年，湖北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发动武昌起义，湖南共进会和会党率先以长沙起义响应，江西共进会则参加了九江和南昌起义。光复之初，十八星铁血旗在共进会主要活动地区鄂、湘、赣等省得到应用。如：南昌军政府于11月1日建立时，即宣布“以铁血十八星旗代替国旗”。十八星铁血旗是武昌首义所揭旗帜，其影响自然会超出共进会活动地区。如：上海。11月4日，“晚八点钟又有民国军一队……苛枪列队入城，持红色、白色军旗各一面（上列十八星与前报刊印者一式）”。浙江。11月7日，杭州“都督分府高悬红质白星之新旗”；11月10日，嘉防“全军鼓噪倒戈，一律改悬星旗”。现在要讨论的是十八星铁血旗何时取得独尊地位，成为湖北军政府的“国旗”？10月26日《时报》：“革命军所用之旗虽种类颇多，类为红地。革命军之长官旗为红地白星，周环九星，每星上又有小点，十八点以示十八省，由天默佑之意。”而10月28日《申报》第一次刊登“中华民国国旗”图样，并注明：“红地，由中心外射之线九、色蓝，线之两端各缀一小星，其数十八，或云以表十八省焉。”迟至武昌起义半个月后，十八星旗方见诸报端。笔者推测此前十八星旗尚不能占据主导地位，因而不足以引起人们重视。但这一来与武昌起义自始至终只用十八星旗的传统说法就有了分歧，姑存疑待考。12月4日，留沪各省代表提议十八星铁血旗为陆军旗，因为新的代国旗——五色旗已经出现，十八星铁血旗的使命遂由代国旗转换为代陆军旗。1912年6月8日，十八星铁血旗寿终正寝，由它衍生出的十九星旗被公布为陆军旗，尚有一面被人忽略的异版十八星铁血旗：白底，上端内侧占旗面四分之一的红色块内嵌黄色十八星（一面小十八星旗）。它是辛亥革命时期海军实际使用的海军旗，“上海未制定以前海军人员已自行制定”，“上海制定后（指留沪各省代表提出国旗案），海军军舰以此旗为未合，特因国家尚未决定何种旗式，仍用自行制定之旗式”。直至法定海军旗公布，海军部选定1912年8月1日“为正式悬挂海军旗之期”，这面代海军旗才正式下岗。六、十九星旗1912年5月，北京临时参议院审议“国旗统一案”，十八星铁血旗引发了议员们的激烈争论。理由是铁血旗的十八星系指关内十八省，全然不能代表南北统一后的全国版图。东三省籍议员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起义因不仅止十八省，自去年九月以后，东三省志士奔走呼号亦曾非常戮力，虽不敢云与十八省同时做到，究亦有功于革命，蒙藏诸地亦五族一家同归平等”，要求将十八星改为二十六星。更有议员提出“十八星”有碍国土完整：“现在若仍用十八星，则是否有抛弃土地之虞？况某国野心甚著，设因此旗未能表示完全而遽施其进行之手段，岂不于民国前途大有危险。”他们大声疾呼：“断不可为此星点之故，酿成民国前途之祸患。”最后的变通办法是：“审查会拟将十八星中加一星，其形稍大。一则可以破十八省之疑，二则众星拱绕又足表示中华民国统一国家之意。”随即又有议员修正：“将十八星中之大星缩小与他星一律，一则免中央集权之意，一则可以表示平等之意。”最后付诸表决，议员起立鼓掌赞成。临时参议院送交袁世凯公布的方案为“五色旗之左方上角缀以星旗，其大小居于全旗四分之一，即定为陆军旗主旗”，“星旗原系十八星，兹于旗之中央增绘一星，合成十九星。其星点大小则中央与内外四周均为一律，庶众星环绕，既昭统一之规，而薄海大同，兼寓平等之义”。袁世凯同意“星旗中央增绘一星合成十九星”，反对“五色旗之左方上角缀以星旗”。经过复议，临时参议院一致赞成十九星旗为陆军旗，“不必加入五色旗之内”。1912年6月8日，临时大总统公布十九星旗为陆军旗。赘语：1928年12月张学良东北易帜，十九星陆军旗在全国范围内被青天白日旗取代，与五色旗同时退出历史舞台。七、八卦太极旗八卦太极旗为辛亥革命时期山西省独家使用。1911年10月29日，军政府组成，“年号仿武昌用黄帝纪年为四千六百零九年，门前悬八卦太极图旗。”武昌起义后不及二旬太原光复，山西军政府既“仿武昌用黄帝纪年”，所用旗帜样式仿照武昌亦有可能。由于具体旗式不详，笔者推测“八卦太极图旗”有可能是异版九星太极旗，或者就是九星太极旗。八、黄旗黄旗为辛亥革命期间各省偶尓使用，或为白旗的补充。实例如下：湖北当阳，“甫入其境，丁妇旄倪，欢呼雷动，黄旗轰天，爆竹豗地”。云南个旧，“各界遂于5日也遍插‘汉’字黄旗表示反正”；“厅议事会在十五日全市遍插汉字黄旗的当天，即自动地成立革命军三营”。广西桂林，“饬人缮写独立黄旗数百面，大书‘大汉广西全省革命军恭请沈都督宣布独立广西前途万岁’二十四字”。奉天省城，“咨议局门前悬挂黄色旗，中书奉天国民保安会字样”。九、十八星汉字旗十八星汉字旗为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省独家使用。1911年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打出的“国旗”是十八星汉字旗。“民家皆树白旗，中署汉字，周以圆规十八，盖取十八行省之义。”李劼人在其历史小说《大波》中写到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皇城的成立大会，“至公堂高高的前轩檐口外，撑出两面写有红汉字，画有十八个墨圈的大旗，是白大绸缝制的，在太阳光下闪出缕缕射眼毫光。”目击成都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大会的美籍教师路得·那爱德，则为我们留下了十八星汉字旗高悬的老照片。十八星汉字旗应该与共进会对四川的影响有关（共进会首任总理张百祥便是四川人）。尽管它与十八星铁血旗在形式上差距很大，但表达的意思却基本一致。《大汉四川独立军政府宣言》称“大汉四川独立军政府之宗旨，基于世界之公理，人道之主义，组织共和宪法，以巩固我大汉联邦之帝国而与世罔极。”这个“大汉联邦之帝国”即由关内十八行省构成。英国驻成都总领事对该旗作如下评判：“宣布成立军政府之后，接着升起了新的旗帜。那面旗帜（我想目前中国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是白色的，上面有红字（汉），周围有十八颗星绕成的一个黑圈，形状象是太阳，但颜色是黑的。……旗帜上‘星’的数目是十八颗，而不是二十一颗或二十三颗，这个情况表明把东三省、蒙古和新疆（喀什噶尔）排斥在联邦之外。”十、五色旗1911年12月4日留沪各省代表、社会名流及江浙沪三督会议，首先提出以五色旗为国旗，尽管程序的合法性曾受赴鄂各省代表会的质疑，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时关内各省大都光复，国旗是与筹组临时政府同时被提上议事日程的。五色旗是政治智慧的物化，它的出现成为辛亥革命时期旗帜由纷乱走向有序的开端。五色旗被广泛接受，意味着“五族共和”思想逐步占了上风。至1912年1月9日南京各省代表会议决五色旗为国旗，说明五色旗成为国旗的大势已无法逆转。五色旗是相对晚出的旗帜，不宜与其他旗帜相提并论。冯文称五色旗为“上海光复所用”，就象孙中山说五色旗是“苏、浙之旗，以之克复南京”同样与史不符。上海1911年11月4日光复，五色旗12月4日问世，时间上两者相差一个月。南京为江浙联军攻克在12月2日，亦在五色旗产生之前。上海、江苏军政府成立之初自无缘使用五色旗。五色旗为各省代表会提出，渐次为各省所承认。既未独享专利，冯文称“上海、江苏军政府之五色旗”显然不确。冯氏称，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以后“江、浙、皖及各省多用五色旗”，孤立的看似乎不错，但结合“鄂、湘、赣三省用十八星旗。粤、桂、闽、滇数省用青天白日三色旗”则不能成立。南京各省代表会通电全国，确定1911年12月29日选举临时大总统，“凡我国国民应于是日悬挂国旗以誌庆典”。各省代表会已视悬挂五色旗（国旗）为理所当然。到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各省基本上都已承认五色旗为国旗，不用说广西、福建、云南，就是铁血十八星旗诞生地的湖北亦随了大流，1912年1月9日，黎元洪致电南京临时参议院：“正朔已定，国旗及军商各旗式应即划归一律，请速颁发定式，以便遵行。”参议院复电：“沿江各省现在皆以五色旗为国旗，经本院议决，请大总统通告各省，国旗即用五色旗……”此时，南京各省代表会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的理由正是“各省几乎一致，故从多数”。1912年2月12日，清帝刚宣布退位，北京即遍悬五色旗。这也充分显示了国内对五色旗的普遍认同。尽管五色旗不专属于产地上海，但对于五色旗的推广应用上海确实身体力行。1911年12月18日，沪军都督府通告规范国旗式样，“先行用五色布制就二万方”。12月31日，沪军都督通告：“自明日起各界一律悬挂国旗，以昭庆贺而光大典。”“沪军都督府派员运送国旗五百面往宁，分给各团体悬挂，以申庆贺。”孙中山始终对五色旗持反对态度。但既在就职临时大总统时宣言“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他对五色旗的反对必定苍白无力。孙中山在否决南京各省代表会国旗案时，批评五色旗：“一、清国旧例，海军以五色为一二品大官之旂，今黜满清之国旗而用其官旗，未免失体。二、其用意为五大民族，然其分配代色取义不确，如以黄代满之类。三、既言五族平等，而上下排列仍有阶级。”首先，五色旗与清朝海军“一二品大官之旗”并不相同。清海军全军统领旗五色自上而下排列为黄白黑绿红（上角钉单锚），而五色旗自上而下排列为红黄蓝白黑。其次，某颜色自不必与某民族具体对应，“五色固含五族同等之意，究非以何色分配何族”。再次，颜色既不与民族具体对应，“上下排列仍有阶级”自无从说起。数年后，孙中山对五色旗的否定更为彻底：“更有无知妄作者，于革命成功之初，创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而官僚从而附和之；且以清廷之一品武官之五色旗，为我民国之国旗，以为五色者，代表汉、满、蒙、回、藏也；而革命党人亦多不察，而舍去吾共和第一烈士陆皓东先生所定之民国之青天白日国旗，而采用此四分五裂之官僚旗。予争之不已，而参议院乃以青天白日之旗为海军旗。呜呼！此民国成立以来，所以长在四分五裂之中，而海军所以有常常主持正义也。此民国之不幸，皆由不吉之五色旗有以致之也。夫清廷之黄龙帝旗，我已不用，而乃反用其武员之五色旗，此无怪清帝之专制可以推覆，而清廷武人之专制难以灭绝也。”这绝对是篇“国旗决定论”的妙文。1912年5月，北京临时参议院在审议国旗统一案的过程中，五色旗首先获得一致通过，“议长用五色旗为国旗之意询众议员，众议员全体起立表决，拍掌欢呼民国万岁”。提请临时大总统公布施行的咨文对五色旗推崇备至：“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就道德上、历史上、习惯上、政治上种种方面观察，非惟足以代表全国精神，且为中华民国永久不磨之特色。现友邦公使、外域华侨，函电所通均已共晓。而外人并有目次旗为虹旗，谓中国驱除专制、建设共和正如彩虹亘天，阴霾尽扫者。此尤可见此旗荣誉中外欢迎，应即定为中华民国国旗。”“我中华，民主国；黄龙旗，变五色”。五色旗是古老中国结束封建帝制，走向民主共和的第一面国旗。“千秋汉业同天水，五色雄旗映日殷。”朱德1916年曾写下这样的诗句。赘语：1928年12月张学良东北易帜，五色旗在全国范围内被青天白日旗取代，退出历史舞台。日本侵华战争中，五色旗一度成为几个日本傀儡政权的“国旗”。十一、循军井字旗井字旗为广东惠州革命军独家使用。1911年11月1日，陈炯明得清军管带洪兆麟为内应，进占惠州，将所属革命军改编为七旅，号称循军（惠州古称循州）。11月29日，广州光复，循军进入广州。循军以井字旗为军旗，旗帜红黄蓝三色，红底，旗面上端内侧正方形黄色块内有蓝色“井”字。“此旗式原为丙午年（1907）廖仲恺在东京所提议，廖陈同隶惠州籍，陈闻同盟会本部尝有此提议，遂采为己军之标识，嗣会师广州，始废置不用。”赘语：中国致公党于1925年10月10日在美国旧金山成立，陈炯明为首任总理，井字旗成为致公党党旗。十二、大元帅、副元帅井字旗1911年12月4日，留沪各省代表会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井字旗作为元帅旗再次亮相。7日，在鄂各省代表指责上海方面越权。8日，黎元洪致电各省都督称：“如确有其事，请设法声明取消，以免淆乱耳目。”17日，黄兴力辞大元帅，推荐黎元洪担任。各省代表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决定“由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黄兴获悉孙中山即将归国，未往南京筹组临时政府。27日，南京各省代表会代表会见甫到上海的孙中山。代表表示拟推举孙中山为临时政府大元帅。孙中山表示：“要选举就选举大总统，不必选举大元帅。因为大元帅的名称在国外并非国家之元首。”双方就选举大总统达成一致意见，大元帅“组织临时政府”的职能历时20日无疾而终。大元帅、副元帅旗用井字旗，或多或少与黄兴同盟会时与孙中山的国旗争论有关。既选举黄兴为大元帅，借用黄兴当年提议的井字旗为元帅旗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据当时报纸刊登的“中华民国旗式图样”，大元帅旗：红底，上端内侧占旗面四分之一的蓝色块内嵌白色“井”字；副元帅旗：红底，上端内侧占旗面四分之一的白色块内嵌蓝色“井”字。（201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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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hq老师：关于第一张照片，当时天安门前是搞庆祝什么活动搭起了宏大的彩牌楼？请不吝赐教。 zhaohq老师：关于第一张照片，当时天安门前是搞庆祝什么活动搭起了宏大的彩牌楼？请不吝赐教。 受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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