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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 m( d- v1 a1 _赫晓夫的关于辛亥革命旗帜的介绍文章链接:$ K% d5 {4 s" Z( K. i$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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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旗帜谈 赫晓夫
3 q! x' M/ {4 z" {3 l3 m2 ]. g按:本文分两次刊载于《总统府》杂志(内刊,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主办)2011年第二期、第三期。新华网南京9月10日电(记者顾烨)称:“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最直观的就是易帜。据考证,革命前后曾经出现的旗帜有12种之多,相对晚出的五色旗在1912年最后胜出,代替黄龙旗成为当时中国的国旗。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展览研究部部长刘刚说,据考证,辛亥革命前后,各地出现了白旗、九星旗、八卦太极旗、井字旗等12种旗帜……。”些微研究成果,既蒙媒体关注,笔者索性将原文在新浪博客发表(错漏之处未作订正,比如旗帜的数量实际上就远不止12种),权当引玉之砖,希冀对处于初始阶段的辛亥旗帜研究有所推动。 ! `' p" b+ r#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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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旗帜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映衬下精彩纷呈,是中国近代旗帜史上极具研究价值的一个篇章。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 于是乎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民国旗之历史》便成为多数论者的蓝本。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旗帜冯氏如是说: “清季革命党所用国旗之方式有数种:最初为兴中会所用之青天白日旗,次为中国同盟会所修订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迄辛亥武昌举义,更有共进会所用之十八星旗、上海光复所用之五色旗、惠州陈炯明所用之井字旗。……武昌起义之后,各省革命军所用旗章计有四种:(一)为共进会焦达峰、孙武之十八黄星旗,即武汉义师所用。(二)为上海江苏军政府之五色旗,乃宋教仁、陈其美所提议。(三)为广东军政府之青天白日三色旗,此为革命军历次所常用。……(四)为陈炯明在惠州举兵之井字旗,此旗式原为丙午年廖仲恺在东京所提议……民元南京政府建立后,鄂、湘、赣三省用十八星旗。粤、桂、闽、滇数省用青天白日三色旗,江、浙、皖及各省多用五色旗。” 亲历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元老冯自由费时十余年完成《革命逸史》,自视“所载均属最有根据及最有价值之正史材料”。孙科赞其“取材精审,考证确切”。冯氏对辛亥革命时期旗帜的说法因此被一再征引而几成定论。然而睽诸史实,且不说若干旗帜被冯氏遗漏,即便是提及的几种旗帜,在其性质及应用时空的认定上亦颇多可商榷之处。 本文拟将所知辛亥革命旗帜一一列出略加考证。限于资料、学识,言之未必成理,然拂去时光尘埃,与历史本来面目有所接近是笔者的企望。 % I+ b0 R7 ~3 H4 Y* T
一、白旗 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人即以白旗为标识。如1905年5月,秋瑾制定光复军军制,规定光复军“旗用白色,中书黑色汉字”。1906年12月,萍浏醴起义爆发,起义军“皆用白布裹头,白衣白旗,旗书革命军字样。” 《易经》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名言。武王伐纣,妇孺皆知。“武王左执黃钺,右秉白旄以麾。……以黃钺斩纣头,悬太白之旗;斩(纣之二嬖妾)以玄钺,悬其头小白之旗。”“百夫荷素质之旗(即白旗)于王前。”正义之师,白旗如林。这正是革命党人寄情于白旗的主要原由。且看湖北军政府的檄文:“本政府痛彼酋之无状,哀汉胄之式微,特举义旗,振此困厄。白麾指去,群丑倒戈;黄钺挥来,罪魁远窜。”加之,白色在传统中同“凶”、“丧”联系在一起,这更赋予白旗报仇雪耻、光复山河,义无反顾、愿为鬼雄的悲壮色彩。 辛亥革命期间,尤其是各地光复之初,白旗无疑是全国应用最为广泛的旗帜: 湖北武汉,“革命党既占武昌,周围城楼盖悬白旗”。湖南长沙,“全城已落入革命军手中……到处飘扬着白旗”。江西南昌,“内外响应,枪声不绝,全城尽挂白旗”。上海,“警局及各军营已皆易帜反清,……于是白旗飘扬城内外。”浙江杭州,“各处均光复,悬白旗”。江苏苏州,“各门城楼均已高悬白旗。如观前街阊门街……类皆白旗招展,有书新汉、大汉字样,或书光复”。福建福州,“城内商民一时白旗遍悬户外”。安徽安庆,“安庆咨议局宣布独立,所有省城一律悬挂白旗”。广东广州,“通告全省水路部队一律改树白旗”。江苏南京,“狮子山炮台上悬挂着白旗,……到处是许多白旗”。 从主动方面说,白旗是革命、光复的象征;而从被动方面来说,白旗则是响应、归顺的表示。挂不挂白旗兹事体大,是对革命的态度问题。上海光复后,军政府发出传单:“本军政府现认定,三日以内,凡商家铺户上悬白旗者,即为吾民欢迎光复之证据。”杭州光复后,军政府也致电省内各地,要求“已经归顺各属,所有城寨、炮台、商埠,一律悬挂白旗”。白旗成了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鲁迅印象里,光复的绍兴县城“满眼是白旗”。沈从文则记住了他十岁时湘西凤凰“各处悬上白旗,写个‘汉’字”的景象。 二、青天白日旗 青天白日旗是兴中会制定“国旗”,由被孙中山称为“吾共和第一烈士”的陆皓东于1895年设计。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次年秋冬间,制定《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在讨论国旗时发生严重分歧,孙中山坚持沿用青天白日旗,黄兴则诟其与日本旗相类而主张井字旗。尽管孙中山在青天白日旗上增加红色,将其改造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三色旗),同盟会的国旗案仍未形成决议(同盟会自始至终没有经正常程序确定的国旗),青天白日旗也因此未被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取代而得以保留。由于孙中山“共主”地位,两种旗帜后来都在实际中得以应用。然孙中山新推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名分既难确定,青天白日旗的地位未免更为尴尬。《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确定的“军事用票”图样上端仅印“国旗”(无旗式)一面,既证明了“国旗”的暂付阙如,也证明了“国旗”外别无其他名目的旗帜。 辛亥革命时期青天白日旗现身较少。武昌起义有一例。率先起义的炮八标赵楚屏“将准备的白布袖章和蓝布旗子交给孟,孟华臣扯起蓝布旗子,并将白布袖章分给正副目佩戴”。此处的“蓝布旗子”当为青天白日旗。 1912年11月7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公布《海军旗章条例》,青天白日旗在兴中会后第一次有了明确的身份——中华民国海军上将旗。这显然沾了海军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光。同时公布的中将、少将、代将、先任等4面旗帜,或镶红边、或剪燕尾,皆以青天白日旗为基础。 赘语:1914年7月,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明确青天白日旗为党旗、军旗。1924年9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以青天白日旗为党旗及军旗(陆军旗)。1929年12月,国民政府明定青天白日旗为海军舰首旗(原舰首旗为五色旗)。海军将官旗相应调整,仍以青天白日旗为基础。 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辛亥革命时期,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各省较多应用的革命军旗。由于同盟会党人历次起义使用及秘密渠道传布,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辛亥革命爆发,广州、广西、福建(似不包括云南),甚至十八星铁血旗的产地两湖、五色旗的产地江浙,光复之初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都曾被作为革命军旗使用,并非如冯氏所言为广东军政府独家垄断。如: 湖北武汉,“京师闻革党占据武昌后即于城上树三色旗”;“汉口华界已被革军占领,悬挂红蓝白色旗”;“革命军所用之旗帜为红白蓝三色旗。”上海,“有革党二百余人,均袖扎白巾,一人持白旗,一人持红旗白角并白令箭跳跃率领……”;“(总商会)扯下了清朝龙旗,升起了同盟会制定的青天白日旗(民国成立后的海军旗样式)。”浙江杭州,“税务司拒绝悬挂白色旗帜或共和旗帜……共和旗或‘光复’旗是红色的,右上角有一块白色方块,其中嵌入一个用蓝色勾画的太阳”。福建省城,“遂告光复……改悬青天白日旗”。广西南宁,“恒益、公益两商行挂起青天白日的旗帜,第二天全城各处才纷纷仿制悬挂起来”。 要说明的是,上述武汉的“三色旗”、“红蓝白色旗”、“红白蓝三色旗”都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上海的“红旗白角”和杭州“红色的,右上角有一块白色方块,其中嵌入一个用蓝色勾画的太阳”也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细节不同的是青天白日变成了白天青日。历史照片“上海革命军开设兵站招募新兵”清晰地展示了这面异版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对照杭州旗帜的描叙,二者竟完全吻合。至于照片上“用蓝色勾画的太阳”光叉的数目是8个而不是12个,这与青白色对换皆属特定历史环境里的图像差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藏有一幅“辛亥革命上海起义时的吴淞光复军旗”,其实正是这面异版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光复军旗为秋瑾设计,“白色,中书黑色汉字”。在上海光复过程中,光复会“散布光复军白旗于军警,……送光复军白旗于吴淞”;“巡警总局白旗已挂起,上有光复二字……占领制造局后,传令升悬白旗,大书光复”。光复会用白旗史实甚明,不可能另有与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如出一辙的旗帜。不过光复会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却大有可能,起码光复会的主要骨干几乎都参加过同盟会。 1911年12月4日各省留沪代表会国旗方案(以五色旗为国旗,十八星铁血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海军旗)提出后,全国旗帜开始趋向统一。到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坚持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打到底的只剩下广东在唱独角戏。直到5月,“广东此时尚用天日旗,于全国国旗未能统一”。民国元年广东军政府发行“中华民国粤省军政府通用银票”,新鈔正面上端便赫然印着青天白日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冯氏“民元南京政府建立后……粤、桂、闽、滇数省用青天白日三色旗”之说与史实不符。 孙中山对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一往情深。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归国途中抵伦敦,“当地华侨请制国旗,遂手绘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并附尺寸,成五十幅,悬城东唐人街。”然而,到达上海,迎接他的却是满眼的五色旗。1912年1月9日,南京各省代表会(代行参议院)议决五色旗为国旗(军商各旗暂仍其旧)。10日,孙中山在复函中列举以五色旗为国旗不当之点,以为从旗之历史、旗之取义、旗之美观而论,则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宜,提出“俟满虏既亡,民选国会成立之后,付之国民公决”,否决了各省代表会的国旗案。但据1912年1月7日《申报》:“孙大总统现将国旗标本暨陆军旗帜军服图样颁发各省。”可见,尽管国旗案被否决,既成事实已经让孙中山无力回天。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虽有过海军旗的提议,海军方面却并未实际应用(另有其旗),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它实际上是一面“留作纪念”之旗。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次日,孙中山践诺请辞,荐袁世凯继任。3月10日,袁世凯如愿在北京宣誓就任。5月4日,北京临时参议院在第一次会议上即提出“国旗统一案”。后经数次讨论,直到6月8日,袁世凯颁布《临时大总统令》,公布临时参议院决议:“以五色旗为国旗,商旗适用国旗,以十九星旗为陆军旗,以青天白日旗(指三色旗)为海军旗。”纷纷扰扰的国旗之争终于尘埃落定。 在临时参议院讨论“国旗统一案”的过程中,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遭遇两次危机。 一是海军部的特派员提出以五色旗为海军旗。理由是:“考世界共和国国旗即为海军旗,如法美等国皆然。至于君主国体则国旗与海军旗不同。我中华民国既为共和国,则国旗即应与海军旗一律。”所幸参议员们认为“国旗为军旗乃各国历史之不同”,“海军部以青天白日旗有妨共和,实不成为理由”,未予支持。 二是临时参议院议决:“五色旗左方上角缀以青天白日,其大小亦居于全旗四分之一,即定为海军旗主旗”(陆军旗亦如此处置)。袁世凯接到参议院的咨文,要求临时参议院复议。袁大总统认为参议院搞出来的海陆军旗难以识别、破损国旗,而军旗继国旗之后“自然联贯,本不必以同缀一幅之上始相关连”,“兹拟仍以星旗为陆军旗,天日旗为海军旗,不必加入国旗之内。两旗通用已久,既可免于更张,取义各殊,亦无嫌于并重形式,得归于纯一,采色亦足壮观瞻”。后临时参议院采纳袁世凯的意见。对于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完整保留袁世凯可谓功莫大焉。 赘语:1914年7月,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明确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1924年9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1928年11月,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以青天白日为国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1929年12月,国民政府明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海军旗(与国旗同式)。 四、九星旗 九星旗或为华兴会制定的革命军旗,与黄兴有关。辛亥革命期间为武汉、上海等地采用。据亲历者回忆,“有同志携带革命九星红旗,此旗是黄兴同志在华兴会时期所制出,武汉军政府就挂此旗”。偶尔能在画册上看到这面革命军旗的设计图,它或被称为“起义前设计的革命军旗之一”,或被称为“革命军起义时的军旗”,惜乎语焉不详。其实,在最早报道武昌起义消息的报纸上就能看到这面革命军旗: “黎元洪为大统领,……并告以不用大清旗号,换太极图旗”;“旗帜皆变为众星向日形式”;“革党改换七星旗,布置周密,举黎元洪为大统领”;“是时九星旗、白布巾弥望皆是”。 与前面的军旗设计图样对照,笔者认为“太极图旗”、“众星向日”旗及“九星旗”正好拼合出一面白色九星旗:白地、太极图外九星环绕(所谓“七星旗”显然是九星旗的误读)。在美国摄影家施塔福拍摄的辛亥时期上海老照片中,笔者意外发现了白色九星旗。它不仅证明了九星旗的存在,还证明了九星旗不止为武汉一地采用。 白色九星旗在武汉的存在时间很短,仅有五六日。“革命军先用太极图之旗号,刻已废用,一切旗帜悉有‘新汉’字样”;“湖北革命军现在旗帜均换红色,……其红色旗上,载有‘兴汉灭□(满)’字样”。笔者推测就在此时,白色九星旗完成了向红色九星旗的转化。10月19日《时报》刊登“革命军旗”图样,注明“红地、黄日、黄星”。红色九星旗以红色为地,太极图被简化为黄色圆,周围环绕九颗黄色五角星。日本印制的明信片及画片上,红色九星旗十分清晰。 1911年11月11日,上海军政、民政各行政署“一律改悬红色九星国旗”。这里的“红色九星国旗”极有可能即红色九星旗。上海光复当日已打出“上列十八星”的铁血旗,如此时仅为沿用自不必称“改悬”,又岂有将明明白白的“十八星”改称“九星”之理?笔者认为正是上海方面在五色旗产生之前为彰显其独特态势,才摈弃十八星铁血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改悬”红色九星旗(此时湖北已不用)。辛亥革命时期旗帜先后改易、数种并存的情况武汉、上海最为突出。《申报》为我们记录了“今日旗式未定之时”上海的有趣景观:“甲用甲式,乙用乙式,或且用亡国朝鲜之八卦旗等,五花八门,各式其式。”笔者推断,所谓“亡国朝鲜之八卦旗”可能即指白色九星旗或异版白色九星旗,因为两者的主要特征“白地”、“太极图”皆相吻合。 笔者还在“江苏都督府”的徽章上发现了类似红色九星旗的九星向日图案,毗邻上海的苏州街头或许也曾红色九星旗飘扬。 五、十八星铁血旗 辛亥革命时期,十八星铁血旗是影响最大的革命军旗之一。湖北军政府一度被光复各省尊为中央军政府,它称之为国旗的铁血十八星旗一段时间内无疑可视为代国旗。至于十八星铁血旗的使用时空,冯氏之误与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类似。一是武昌起义之后,并非“武汉义师”独家使用该旗;二是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五色旗成为国旗的大势已定,“鄂、湘、赣三省”以及其他省份虽继续使用该旗,却是作为代陆军旗使用的。 1907年,鉴于孙中山策划的南方起义收效甚微,同盟会东京本部纠纷不断日趋涣散,一些长江中下游省份的同盟会员倡议结纳会党另组革命团体,谋求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8月,共进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十八星铁血旗即产生于此时。十八星铁血旗“用大红色为底布,由中间辐射出来九个黑色锐角,每个锐角内外两端,各有一黄色圆星,内外各九个共十八个,以表示十八省人民团结和铁血的革命精神”。1908年冬,共进会孙武、焦达峰等先后返国,逐渐将活动重点转向新军。1911年,湖北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发动武昌起义,湖南共进会和会党率先以长沙起义响应,江西共进会则参加了九江和南昌起义。光复之初,十八星铁血旗在共进会主要活动地区鄂、湘、赣等省得到应用。如:南昌军政府于11月1日建立时,即宣布“以铁血十八星旗代替国旗”。 十八星铁血旗是武昌首义所揭旗帜,其影响自然会超出共进会活动地区。如:上海。11月4日,“晚八点钟又有民国军一队……苛枪列队入城,持红色、白色军旗各一面(上列十八星与前报刊印者一式)”。浙江。11月7日,杭州“都督分府高悬红质白星之新旗”;11月10日,嘉防“全军鼓噪倒戈,一律改悬星旗”。 现在要讨论的是十八星铁血旗何时取得独尊地位,成为湖北军政府的“国旗”?10月26日《时报》:“革命军所用之旗虽种类颇多,类为红地。革命军之长官旗为红地白星,周环九星,每星上又有小点,十八点以示十八省,由天默佑之意。”而10月28日《申报》第一次刊登“中华民国国旗”图样,并注明:“红地,由中心外射之线九、色蓝,线之两端各缀一小星,其数十八,或云以表十八省焉。”迟至武昌起义半个月后,十八星旗方见诸报端。笔者推测此前十八星旗尚不能占据主导地位,因而不足以引起人们重视。但这一来与武昌起义自始至终只用十八星旗的传统说法就有了分歧,姑存疑待考。 12月4日,留沪各省代表提议十八星铁血旗为陆军旗,因为新的代国旗——五色旗已经出现,十八星铁血旗的使命遂由代国旗转换为代陆军旗。1912年6月8日,十八星铁血旗寿终正寝,由它衍生出的十九星旗被公布为陆军旗, 尚有一面被人忽略的异版十八星铁血旗:白底,上端内侧占旗面四分之一的红色块内嵌黄色十八星(一面小十八星旗)。它是辛亥革命时期海军实际使用的海军旗,“上海未制定以前海军人员已自行制定”,“上海制定后(指留沪各省代表提出国旗案),海军军舰以此旗为未合,特因国家尚未决定何种旗式,仍用自行制定之旗式”。直至法定海军旗公布,海军部选定1912年8月1日“为正式悬挂海军旗之期”,这面代海军旗才正式下岗。 六、十九星旗 1912年5月,北京临时参议院审议“国旗统一案”,十八星铁血旗引发了议员们的激烈争论。理由是铁血旗的十八星系指关内十八省,全然不能代表南北统一后的全国版图。东三省籍议员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起义因不仅止十八省,自去年九月以后,东三省志士奔走呼号亦曾非常戮力,虽不敢云与十八省同时做到,究亦有功于革命,蒙藏诸地亦五族一家同归平等”,要求将十八星改为二十六星。 更有议员提出“十八星”有碍国土完整:“现在若仍用十八星,则是否有抛弃土地之虞?况某国野心甚著,设因此旗未能表示完全而遽施其进行之手段,岂不于民国前途大有危险。”他们大声疾呼:“断不可为此星点之故,酿成民国前途之祸患。” 最后的变通办法是:“审查会拟将十八星中加一星,其形稍大。一则可以破十八省之疑,二则众星拱绕又足表示中华民国统一国家之意。”随即又有议员修正:“将十八星中之大星缩小与他星一律,一则免中央集权之意,一则可以表示平等之意。”最后付诸表决,议员起立鼓掌赞成。 临时参议院送交袁世凯公布的方案为“五色旗之左方上角缀以星旗,其大小居于全旗四分之一,即定为陆军旗主旗”,“星旗原系十八星,兹于旗之中央增绘一星,合成十九星。其星点大小则中央与内外四周均为一律,庶众星环绕,既昭统一之规,而薄海大同,兼寓平等之义”。袁世凯同意“星旗中央增绘一星合成十九星”,反对“五色旗之左方上角缀以星旗”。经过复议,临时参议院一致赞成十九星旗为陆军旗,“不必加入五色旗之内”。1912年6月8日,临时大总统公布十九星旗为陆军旗。 赘语:1928年12月张学良东北易帜,十九星陆军旗在全国范围内被青天白日旗取代,与五色旗同时退出历史舞台。 七、八卦太极旗 八卦太极旗为辛亥革命时期山西省独家使用。1911年10月29日,军政府组成,“年号仿武昌用黄帝纪年为四千六百零九年,门前悬八卦太极图旗。”武昌起义后不及二旬太原光复,山西军政府既“仿武昌用黄帝纪年”,所用旗帜样式仿照武昌亦有可能。由于具体旗式不详,笔者推测“八卦太极图旗”有可能是异版九星太极旗,或者就是九星太极旗。 八、黄旗 黄旗为辛亥革命期间各省偶尓使用,或为白旗的补充。实例如下: 湖北当阳,“甫入其境,丁妇旄倪,欢呼雷动,黄旗轰天,爆竹豗地”。云南个旧,“各界遂于5日也遍插‘汉’字黄旗表示反正”;“厅议事会在十五日全市遍插汉字黄旗的当天,即自动地成立革命军三营”。广西桂林,“饬人缮写独立黄旗数百面,大书‘大汉广西全省革命军恭请沈都督宣布独立广西前途万岁’二十四字”。奉天省城,“咨议局门前悬挂黄色旗,中书奉天国民保安会字样”。 九、十八星汉字旗 十八星汉字旗为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省独家使用。1911年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打出的“国旗”是十八星汉字旗。“民家皆树白旗,中署汉字,周以圆规十八,盖取十八行省之义。”李劼人在其历史小说《大波》中写到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皇城的成立大会,“至公堂高高的前轩檐口外,撑出两面写有红汉字,画有十八个墨圈的大旗,是白大绸缝制的,在太阳光下闪出缕缕射眼毫光。”目击成都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大会的美籍教师路得·那爱德,则为我们留下了十八星汉字旗高悬的老照片。 十八星汉字旗应该与共进会对四川的影响有关(共进会首任总理张百祥便是四川人)。尽管它与十八星铁血旗在形式上差距很大,但表达的意思却基本一致。《大汉四川独立军政府宣言》称“大汉四川独立军政府之宗旨,基于世界之公理,人道之主义,组织共和宪法,以巩固我大汉联邦之帝国而与世罔极。”这个“大汉联邦之帝国”即由关内十八行省构成。英国驻成都总领事对该旗作如下评判:“宣布成立军政府之后,接着升起了新的旗帜。那面旗帜(我想目前中国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是白色的,上面有红字(汉),周围有十八颗星绕成的一个黑圈,形状象是太阳,但颜色是黑的。……旗帜上‘星’的数目是十八颗,而不是二十一颗或二十三颗,这个情况表明把东三省、蒙古和新疆(喀什噶尔)排斥在联邦之外。” 十、五色旗 1911年12月4日留沪各省代表、社会名流及江浙沪三督会议,首先提出以五色旗为国旗,尽管程序的合法性曾受赴鄂各省代表会的质疑,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时关内各省大都光复,国旗是与筹组临时政府同时被提上议事日程的。五色旗是政治智慧的物化,它的出现成为辛亥革命时期旗帜由纷乱走向有序的开端。五色旗被广泛接受,意味着“五族共和”思想逐步占了上风。至1912年1月9日南京各省代表会议决五色旗为国旗,说明五色旗成为国旗的大势已无法逆转。 五色旗是相对晚出的旗帜,不宜与其他旗帜相提并论。冯文称五色旗为“上海光复所用”,就象孙中山说五色旗是“苏、浙之旗,以之克复南京”同样与史不符。上海1911年11月4日光复,五色旗12月4日问世,时间上两者相差一个月。南京为江浙联军攻克在12月2日,亦在五色旗产生之前。上海、江苏军政府成立之初自无缘使用五色旗。五色旗为各省代表会提出,渐次为各省所承认。既未独享专利,冯文称“上海、江苏军政府之五色旗”显然不确。冯氏称,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以后“江、浙、皖及各省多用五色旗”,孤立的看似乎不错,但结合“鄂、湘、赣三省用十八星旗。粤、桂、闽、滇数省用青天白日三色旗”则不能成立。南京各省代表会通电全国,确定1911年12月29日选举临时大总统,“凡我国国民应于是日悬挂国旗以誌庆典”。各省代表会已视悬挂五色旗(国旗)为理所当然。到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各省基本上都已承认五色旗为国旗,不用说广西、福建、云南,就是铁血十八星旗诞生地的湖北亦随了大流,1912年1月9日,黎元洪致电南京临时参议院:“正朔已定,国旗及军商各旗式应即划归一律,请速颁发定式,以便遵行。”参议院复电:“沿江各省现在皆以五色旗为国旗,经本院议决,请大总统通告各省,国旗即用五色旗……”此时,南京各省代表会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的理由正是“各省几乎一致,故从多数”。1912年2月12日,清帝刚宣布退位,北京即遍悬五色旗。这也充分显示了国内对五色旗的普遍认同。 尽管五色旗不专属于产地上海,但对于五色旗的推广应用上海确实身体力行。1911年12月18日,沪军都督府通告规范国旗式样,“先行用五色布制就二万方”。12月31日,沪军都督通告:“自明日起各界一律悬挂国旗,以昭庆贺而光大典。”“沪军都督府派员运送国旗五百面往宁,分给各团体悬挂,以申庆贺。” 孙中山始终对五色旗持反对态度。但既在就职临时大总统时宣言“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他对五色旗的反对必定苍白无力。孙中山在否决南京各省代表会国旗案时,批评五色旗:“一、清国旧例,海军以五色为一二品大官之旂,今黜满清之国旗而用其官旗,未免失体。二、其用意为五大民族,然其分配代色取义不确,如以黄代满之类。三、既言五族平等,而上下排列仍有阶级。”首先,五色旗与清朝海军“一二品大官之旗”并不相同。清海军全军统领旗五色自上而下排列为黄白黑绿红(上角钉单锚),而五色旗自上而下排列为红黄蓝白黑。其次,某颜色自不必与某民族具体对应,“五色固含五族同等之意,究非以何色分配何族”。再次,颜色既不与民族具体对应,“上下排列仍有阶级”自无从说起。数年后,孙中山对五色旗的否定更为彻底:“更有无知妄作者,于革命成功之初,创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而官僚从而附和之;且以清廷之一品武官之五色旗,为我民国之国旗,以为五色者,代表汉、满、蒙、回、藏也;而革命党人亦多不察,而舍去吾共和第一烈士陆皓东先生所定之民国之青天白日国旗,而采用此四分五裂之官僚旗。予争之不已,而参议院乃以青天白日之旗为海军旗。呜呼!此民国成立以来,所以长在四分五裂之中,而海军所以有常常主持正义也。此民国之不幸,皆由不吉之五色旗有以致之也。夫清廷之黄龙帝旗,我已不用,而乃反用其武员之五色旗,此无怪清帝之专制可以推覆,而清廷武人之专制难以灭绝也。”这绝对是篇“国旗决定论”的妙文。 1912年5月,北京临时参议院在审议国旗统一案的过程中,五色旗首先获得一致通过,“议长用五色旗为国旗之意询众议员,众议员全体起立表决,拍掌欢呼民国万岁”。提请临时大总统公布施行的咨文对五色旗推崇备至:“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就道德上、历史上、习惯上、政治上种种方面观察,非惟足以代表全国精神,且为中华民国永久不磨之特色。现友邦公使、外域华侨,函电所通均已共晓。而外人并有目次旗为虹旗,谓中国驱除专制、建设共和正如彩虹亘天,阴霾尽扫者。此尤可见此旗荣誉中外欢迎,应即定为中华民国国旗。” “我中华,民主国;黄龙旗,变五色”。五色旗是古老中国结束封建帝制,走向民主共和的第一面国旗。“千秋汉业同天水,五色雄旗映日殷。”朱德1916年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赘语:1928年12月张学良东北易帜,五色旗在全国范围内被青天白日旗取代,退出历史舞台。日本侵华战争中,五色旗一度成为几个日本傀儡政权的“国旗”。 十一、循军井字旗 井字旗为广东惠州革命军独家使用。1911年11月1日,陈炯明得清军管带洪兆麟为内应,进占惠州,将所属革命军改编为七旅,号称循军(惠州古称循州)。11月29日,广州光复,循军进入广州。循军以井字旗为军旗,旗帜红黄蓝三色,红底,旗面上端内侧正方形黄色块内有蓝色“井”字。“此旗式原为丙午年(1907)廖仲恺在东京所提议,廖陈同隶惠州籍,陈闻同盟会本部尝有此提议,遂采为己军之标识,嗣会师广州,始废置不用。” 赘语:中国致公党于1925年10月10日在美国旧金山成立, 陈炯明为首任总理,井字旗成为致公党党旗。 十二、大元帅、副元帅井字旗 1911年12月4日,留沪各省代表会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井字旗作为元帅旗再次亮相。7日,在鄂各省代表指责上海方面越权。8日,黎元洪致电各省都督称:“如确有其事,请设法声明取消,以免淆乱耳目。”17日,黄兴力辞大元帅,推荐黎元洪担任。各省代表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决定“由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黄兴获悉孙中山即将归国,未往南京筹组临时政府。27日,南京各省代表会代表会见甫到上海的孙中山。代表表示拟推举孙中山为临时政府大元帅。孙中山表示:“要选举就选举大总统,不必选举大元帅。因为大元帅的名称在国外并非国家之元首。”双方就选举大总统达成一致意见,大元帅“组织临时政府”的职能历时20日无疾而终。 大元帅、副元帅旗用井字旗,或多或少与黄兴同盟会时与孙中山的国旗争论有关。既选举黄兴为大元帅,借用黄兴当年提议的井字旗为元帅旗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据当时报纸刊登的“中华民国旗式图样”,大元帅旗:红底,上端内侧占旗面四分之一的蓝色块内嵌白色“井”字;副元帅旗:红底,上端内侧占旗面四分之一的白色块内嵌蓝色“井”字。(201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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