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永定门的记忆之《那时候......》
前两天在网上偶然搜到一个网名“二能不易”的人写的回忆永内那片儿地区的文章。第一篇写的是永内东坛根儿胡同，过去我姥姥家就住永内东坛根儿，没想到有那里的老住户专门写了回忆那里的文章，所以转过来让大家看看。最早他是05年在网上发的文章，现在好像他常去的是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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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永定门的记忆之一）
永定门内大街东坛根胡同！除去我之外，我的兄弟姐妹都出生在那里；父母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成人，然后他们又相继在那里去世。那里虽然不是我的家乡，但那里是我记忆中最温暖的地方。可是在2003年到2004年，她彻底从北京消失了……我出生在长白山深处、鸭绿江畔的一个小县城，两岁时，为了躲避朝鲜战争的战火，跟着父母来到北京，住进了东坛根。对于出生地的两年生活，我曾经搜遍了记忆，一点点印象都没有找到。我的记忆是从东坛根这条胡同里开始的。北京人管城门里面的那条街叫“门脸儿”。永定门内大街就是“永定门脸儿”，这一带人把它简称为“门脸儿”。永定门北面正对着正阳门，也就是前门。前门里面是内城，建成于明朝永乐年间；前门外面是外城，建成于明朝嘉靖年间，前后差着一百多年。两座城门都在北京的南北中轴线上，一个是内城的主城门，一个是外城的主城门。老年间，如果有人问你住城里还是城外，十有八九，他不是问你住北京的城里还是城外，而是问你住以前门为标志的内城以里还是以外。因为，在嘉靖年没有修外城以前，后来的永定门一带确实是城外，是北京的郊区。重要的标志就是天坛，这座世界最大规模的“坛”就在这里。中国自周朝以来，凡大型祭祀活动，诸如祭天、祭地、祭日月等，都在都城的郊区举行，即所谓郊祭。嘉靖年修了北京的外城，把天坛圈到了城墙里面，弄得住在前门以外，永定门以里的人跟别人说起自己的“身份”很是尴尬，不知道是说城里人好呢，还是说城外人好。老北京讲究的是东富西贵，南贫北贱。永定门在南城，穷人居多，因此，住在永定门一带的人，身份自然就比不上住在内城的人。永内大街东西各有一片居民区。西边的居民区挨着先农坛，叫西坛根；东边居民区挨着天坛，叫东坛根。因此，住在这一带的人也管先农坛叫西坛，管天坛叫东坛。如果到前门以里，要是跟别人说起东坛西坛，大概听者会不知所云。然而，东坛根这条胡同并不古老，我查过光绪年间刊印的《京师坊巷志稿》，上面没有它的名字。这说明它的历史只能从民国算起。小时候模模糊糊听人说过，这片房子的最初房产权，是吴佩孚的一位亲戚兼副官的。东坛根也好，西坛根也好，居住的穷人居多，胡同勾连，各有六七十个院落，住有几百户人家。然而，这一百多个院子当中，只有在也属于东坛根这一片儿的三益里这条胡同里，有一座黑漆蛮子门的像模像样四合院，可它还不是独门独院。这个院儿是三家合伙开买卖的人合住的。正房和耳房住着大股东，姓侯；东西厢房住着小股东，也姓侯，和大股东是乡亲；倒座儿南房住着另一个小股东，姓李。他们的儿子和我是小学同学，一块儿边上学边玩儿着长大的。其他那些院子都是不规整的大杂院，住着各色人等。先说永定门内大街。我小的时候，老北京还古貎犹存，虽然年久失修，可永定门城门楼还在（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瓮城和箭楼的模样了），两侧的城墙也还在。城门楼三层飞檐，凌空翘起，楼顶绿琉璃瓦剪边，画栋雕梁，油漆剥落。它是那样高大，像一个庄严的老爷子注视着在它周围生活着的人们，以致我后来在想起它的时候，都要抬起头来。城门洞里两扇大门永远贴着墙，好像从来也没有关上过。夏天的时候，门洞里总是有许多人或站或坐，享受着飕飕的凉风。站在城门向北看去，一条笔直的马路经过天桥、珠市口、大栅栏，通向前门。马路中间铺设着四根铁轨，过一会儿就有一辆电车响着当当的脚铃，轰轰隆隆地从这里驶过。永定门是电车的终点站。城外，护城河上从西北向东南斜架着一座铺着铁轨的木桥，不远就是电车厂。小孩子们过河，如果没有大人跟着，往往不走正对着城门的大桥，而走这座供进出厂电车通行的窄桥，因为它没有护栏，没有整块的桥板，只有支撑铁轨的枕木，能够看到桥下面流淌的河水——哪怕只有一点点危险，对孩子们的吸引力也是巨大的。一个比我大的孩子曾在这座桥上摔倒，正好这时有电车通过，他的一条胳膊被轧断了，成了残疾人。大街两边有住户也有店铺，以店铺居多。油盐店、香店、纸店、粮店、鲜果店、菜籽店、猪肉铺、羊肉床子、皮子铺、成衣铺、修车铺、黑白铁铺、铁工厂、小银行、小饭馆、早点铺，一应俱全。还有一家小医院，叫刘达仁诊所。永定门小学在马路东，是这一带最具规模的“单位”，我刚上小学的1956年，只有两进院子，十个教室。两年以后，大跃进年代，又征用了邻居的两个小院儿，增加了四个教室。又过一年，马路斜对面的寺庙的正殿偏殿也被征用，成了学校的一部分。这座庙有一个大门，但看不出是寺庙山门的样子，院里的前一半的南边放着许多腌咸菜的大缸，归副食店管；北边是居民住房，里面的一半有一座正殿和两座偏殿，殿前有一棵大槐树。老师和学生们管佛殿的教室叫“大庙”，究竟是什么庙，好像没有人知道。直到2004年秋天，被拆的永定门修复，我到那里去怀旧，看到本来正在拆除的“大庙”佛殿被保护下来了，殿前立着一块清咸丰十年重修观音寺的石碑。碑文上说，因为寺庙年久失修，殿堂颓败，信士王均瑞等人出资重修了观音寺。我这才知道“大庙”原来叫观音寺。观音寺初建于何时，碑文上并没有说明。我想，既然咸丰年间因年久失修而重修，这说明观音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远，也许能到清中期或者早期，甚至到明朝。不过，没有文献记载，不好妄断。咸丰十年是1860年。就是在这一年，英法联军攻打北京，熊熊的兵火烧了圆明园。之后不久，英国人从离永定门不远的南苑掠走了“美丽的动物”——麋鹿。1950年代初期的永定门一带，陈旧，规矩，缓慢。除去有轨电车之外，很少有汽车通过。偶尔有一两辆挺着长长鼻子的汽车，还不是烧汽油的，它的背后背着一个炉子，里面烧着通红的木炭。倒是经常有马车在大街上行走，每匹马的屁股后面都带着一个粪兜子。那时，大街上还能见到拉骆驼的。骆驼们昂首阔步，气势非凡。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拉骆驼一般不会只拉一两头，而是七头骆驼前后穿在一起，这是“一把儿”。西坛根有几家大车店，我有时会一个人过马路来这里，站在大车店门口，看那些高傲的骆驼闭着眼睛反刍——北京人管这叫“倒嚼”，一看就是好长时间，就跟逛了一趟动物园一样。1957年春天，正是鲜花盛开的时候，永定门迎来了也许是它历史上最盛大的一个场面。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访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到南苑机场迎接。由南苑机场进城，永定门是必经之路。欢迎的人们早已经挤满了街道两旁。我刚刚八岁，少不更事，这几天却把“伏罗希洛夫”这个绕口的名字说得滚瓜烂熟。我和小伙伴们在人堆前后跑来跑去，自己也不知道忙些什么。终于，有人喊：来啦！来啦！人们开始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一队摩托车开道，黑色的敞篷汽车出现在城门楼前，后面紧跟着长长的车队。汽车开得很慢，人群开始涌动，我的个子小，怕看不清，于是跑到了一堆拆下来的电车铁轨前，爬了上去。刚站好，敞篷车就开了过来，我看到毛泽东和一个白头发的外国人站在汽车上，微笑着向道路两旁的人群招手。欢呼声更加热烈了，汽车从我面前开过去，我赶紧跳下铁轨堆，钻过人群，和其他孩子一起追着汽车跑了起来。我一边跑，一边跳，一边嘴里还“噢噢”地叫着，一直追到先农坛体育场大门那里，跑不动了，才停了下来。街坊光启兴奋地对我说：“毛主席穿的是红皮鞋！陈毅坐在汽车里，还戴着墨镜哪！”这些我都没有看到。后来，我为没有看到毛泽东穿红皮鞋和陈毅戴墨镜而遗憾不已。东坛根像一条屈成九十度的胳膊，南高北低，南边紧靠城墙，一溜儿漫坡向北，到第四根电线杆子，拐向西，通到永定门大街。拐向西的这一段胡同，人们习惯上叫它“大口儿”。这条胡同不算窄，可以顺顺当当地过一辆卡车。为了便于人们通行，东坛根有四条小胡同和大街相连，从北到南，分别叫头条、二条、三条和税局子（文革之后改叫四条）。顾名思义，税局子这条小胡同里，一定曾经有过一个税务机关，只不过年代久远，我这一辈人里没有人知道它究竟在哪里存在过。胡同南北两头儿各有一个自来水管子，除去三条当中一个住着几十户人家叫“铁门儿”的大杂院，另有自己院中的水管子之外，几乎所有人家都到这两个水管子来挑水。公共厕所也是南北各有一个。因此，吃南边水，上南边厕所的人叫“南头儿的”，吃北边水，上北边厕所的人叫“北头儿的”。孩子们也以南北划分，各成一个小集团，一般来说，玩儿不到一起去。胡同南头儿有好几家的院儿里拴着马车，做运输的营生，因此，他们为人行事便更豪放粗犷，或者说带有一些野气。北头儿虽也有两户拴着马车，但以买卖人和手艺人为主，还有几户是读书人，因此，为人行事就文雅细腻一些。这种区别外人是看不出来的，只有在这条胡同里住时间长了，才能体会出来。我家住在胡同中间，可是离北边的水管子近一点儿，属于“北头儿的”，不过，我也有时和“南头儿的”孩子一起玩耍。那时的胡同里人不多，一天到晚多数时间是静静的，只有在傍晚时分，大人下班了，孩子放学了，各院儿都升起了炊烟，胡同里的人才多起来。北头儿的人们集中在律家门口，那儿有一个两间房那么大的平台，两边砌着可供人坐的大石块儿；大家聊着天儿，喝着茶，有些吃饭早的人则端着一碗面条，一边听着别人说话，一边呼噜呼噜地吃得满头是汗。律家老爷子拄着拐棍，靠在墙上，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孩子，听他说那些谁也没见过的事：“前清的时候，城根儿底下扎着兵营，那些吃兵粮的，一个个的那叫精神！留着这么粗的辨子，跟胳膊似的，往城门那儿一戳，嘿，笔管条直……”南头儿的人们则集中在城墙马道旁的大槐树底下，那儿有一个空场，可以摆开架势说话；这些多是家里拴马车的主儿，说起话来嗓门儿高，还连说带比划。他们的孩子大都上了城墙，单等家里叫，然后飞奔下来，回家吃饭。胡同里一年四季都有串街作买卖的，不时会传来嘹亮悠长的叫卖声。卖花儿的：“茉莉花儿哎，把儿兰花儿——”把儿兰花大约就是白兰花。买花儿的多是没有孩子或者孩子少的主妇，她们买几朵花儿，回到家中，过一会儿出来，头上或衣襟上就插上了刚买的花儿，走到哪儿都带着一股隐约能闻到的清香。卖金鱼的：“大小——小金鱼儿来——”很少有人买金鱼，倒是有不少年轻的母亲从院儿里出来买“蛤蟆骨朵儿”，也就是蝌蚪。买蛤蟆骨朵儿并不是为了养，好让孩子知道它们是如何变成蛤蟆的，而给孩子喝。据说，蛤蟆骨朵儿能清凉败火。我喝过这东西。从家里端一碗凉水，给了钱，卖主儿用抄子给碗里抄上十几二十个蛤蟆骨朵儿，然后，我就一仰脖喝了下去。不能嚼，蛤蟆骨朵儿一破皮儿，有一股苦味儿。磨剪子磨刀的有”响器”，他们或者是抖动手里前后穿成一串的铁片，哗啷哗啷作响，或者吹号，只有两个音：嘟，嘟——，前短后长，前低后高，他们同时也吆喝：“磨剪子来——戗菜刀——”打鼓儿喝揉的，也就是收旧货的不吆喝，背着一个包袱，一只手拿着一个银元大小的皮面小鼓，擎在肩头上，另一只手拿着一根细竹子做的鼓键子，不停地敲打，小鼓发出“梆梆梆”的清脆响声。收破烂儿的总大声地叫嚷：“有破烂儿的我买——”胡同里还常有算卦的，一般都是盲人，他们不吆喝。有的胳肢窝底下夹着马杆，一手各执一块硬木板儿，一下一下地敲打着发出响声；有的右手拄着马杆探路，左手横着一根竹笛放在唇边，反复吹着一个曲子：“咪哆—来咪哆，咪咪来咪多—”只吹这几个音，用一只手摁笛眼儿就够了。淘气的孩子们爱给盲人起哄，把算卦的惹急了，他便翻着白眼珠原地转圏儿抡起手中的马杆，孩子们吓得跑回自家的院儿里。胡同里的生意更多的是卖菜的，卖零食的，卖冰核儿的，卖时令鲜果的，卖针头线脑儿的，还有剃头的，打竹帘子的，弹棉花的……在静静的胡同里，叫卖声一响起，就像奏起了动听的音乐。 贴一张1959年的永内大街。
谢谢版主贴图。
原来这个“二能不易”是个作家。
刘进元：
锡伯族。辽宁辽阳人。1965年参加工作，历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农工，北京崇文区体委干部，人民体育出版社编辑、编辑室副主任、副编审，《新体育》杂志编辑部副主任，作家出版社策划部副主任，《作家文摘》报常务副总编，编审。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集《乡恋》、《白毛》，话剧剧本《全是北京人》(已公演)，另外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数十篇。
这篇文章有意思 食烟火斋 发表于 2013-10-12 20:28
这篇文章有意思
{:soso_e183:}
谢谢陆老师关关注。
写出了南城的市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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