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永定门的记忆之一) 7 {7 X |/ g2 B3 \1 j9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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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4 d( C8 U% m" {永定门内大街东坛根胡同! 除去我之外,我的兄弟姐妹都出生在那里;父母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成人,然后他们又相继在那里去世。那里虽然不是我的家乡,但那里是我记忆中最温暖的地方。可是在2003年到2004年,她彻底从北京消失了…… 我出生在长白山深处、鸭绿江畔的一个小县城,两岁时,为了躲避朝鲜战争的战火,跟着父母来到北京,住进了东坛根。对于出生地的两年生活,我曾经搜遍了记忆,一点点印象都没有找到。我的记忆是从东坛根这条胡同里开始的。 北京人管城门里面的那条街叫“门脸儿”。永定门内大街就是“永定门脸儿”,这一带人把它简称为“门脸儿”。永定门北面正对着正阳门,也就是前门。前门里面是内城,建成于明朝永乐年间;前门外面是外城,建成于明朝嘉靖年间,前后差着一百多年。两座城门都在北京的南北中轴线上,一个是内城的主城门,一个是外城的主城门。老年间,如果有人问你住城里还是城外,十有八九,他不是问你住北京的城里还是城外,而是问你住以前门为标志的内城以里还是以外。因为,在嘉靖年没有修外城以前,后来的永定门一带确实是城外,是北京的郊区。重要的标志就是天坛,这座世界最大规模的“坛”就在这里。中国自周朝以来,凡大型祭祀活动,诸如祭天、祭地、祭日月等,都在都城的郊区举行,即所谓郊祭。嘉靖年修了北京的外城,把天坛圈到了城墙里面,弄得住在前门以外,永定门以里的人跟别人说起自己的“身份”很是尴尬,不知道是说城里人好呢,还是说城外人好。 老北京讲究的是东富西贵,南贫北贱。永定门在南城,穷人居多,因此,住在永定门一带的人,身份自然就比不上住在内城的人。永内大街东西各有一片居民区。西边的居民区挨着先农坛,叫西坛根;东边居民区挨着天坛,叫东坛根。因此,住在这一带的人也管先农坛叫西坛,管天坛叫东坛。如果到前门以里,要是跟别人说起东坛西坛,大概听者会不知所云。 然而,东坛根这条胡同并不古老,我查过光绪年间刊印的《京师坊巷志稿》,上面没有它的名字。这说明它的历史只能从民国算起。小时候模模糊糊听人说过,这片房子的最初房产权,是吴佩孚的一位亲戚兼副官的。 东坛根也好,西坛根也好,居住的穷人居多,胡同勾连,各有六七十个院落,住有几百户人家。然而,这一百多个院子当中,只有在也属于东坛根这一片儿的三益里这条胡同里,有一座黑漆蛮子门的像模像样四合院,可它还不是独门独院。这个院儿是三家合伙开买卖的人合住的。正房和耳房住着大股东,姓侯;东西厢房住着小股东,也姓侯,和大股东是乡亲;倒座儿南房住着另一个小股东,姓李。他们的儿子和我是小学同学,一块儿边上学边玩儿着长大的。其他那些院子都是不规整的大杂院,住着各色人等。 先说永定门内大街。 我小的时候,老北京还古貎犹存,虽然年久失修,可永定门城门楼还在(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瓮城和箭楼的模样了),两侧的城墙也还在。城门楼三层飞檐,凌空翘起,楼顶绿琉璃瓦剪边,画栋雕梁,油漆剥落。它是那样高大,像一个庄严的老爷子注视着在它周围生活着的人们,以致我后来在想起它的时候,都要抬起头来。城门洞里两扇大门永远贴着墙,好像从来也没有关上过。夏天的时候,门洞里总是有许多人或站或坐,享受着飕飕的凉风。 站在城门向北看去,一条笔直的马路经过天桥、珠市口、大栅栏,通向前门。马路中间铺设着四根铁轨,过一会儿就有一辆电车响着当当的脚铃,轰轰隆隆地从这里驶过。永定门是电车的终点站。城外,护城河上从西北向东南斜架着一座铺着铁轨的木桥,不远就是电车厂。小孩子们过河,如果没有大人跟着,往往不走正对着城门的大桥,而走这座供进出厂电车通行的窄桥,因为它没有护栏,没有整块的桥板,只有支撑铁轨的枕木,能够看到桥下面流淌的河水——哪怕只有一点点危险,对孩子们的吸引力也是巨大的。一个比我大的孩子曾在这座桥上摔倒,正好这时有电车通过,他的一条胳膊被轧断了,成了残疾人。 大街两边有住户也有店铺,以店铺居多。油盐店、香店、纸店、粮店、鲜果店、菜籽店、猪肉铺、羊肉床子、皮子铺、成衣铺、修车铺、黑白铁铺、铁工厂、小银行、小饭馆、早点铺,一应俱全。还有一家小医院,叫刘达仁诊所。永定门小学在马路东,是这一带最具规模的“单位”,我刚上小学的1956年,只有两进院子,十个教室。两年以后,大跃进年代,又征用了邻居的两个小院儿,增加了四个教室。又过一年,马路斜对面的寺庙的正殿偏殿也被征用,成了学校的一部分。这座庙有一个大门,但看不出是寺庙山门的样子,院里的前一半的南边放着许多腌咸菜的大缸,归副食店管;北边是居民住房,里面的一半有一座正殿和两座偏殿,殿前有一棵大槐树。老师和学生们管佛殿的教室叫“大庙”,究竟是什么庙,好像没有人知道。直到2004年秋天,被拆的永定门修复,我到那里去怀旧,看到本来正在拆除的“大庙”佛殿被保护下来了,殿前立着一块清咸丰十年重修观音寺的石碑。碑文上说,因为寺庙年久失修,殿堂颓败,信士王均瑞等人出资重修了观音寺。我这才知道“大庙”原来叫观音寺。观音寺初建于何时,碑文上并没有说明。我想,既然咸丰年间因年久失修而重修,这说明观音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远,也许能到清中期或者早期,甚至到明朝。不过,没有文献记载,不好妄断。咸丰十年是1860年。就是在这一年,英法联军攻打北京,熊熊的兵火烧了圆明园。之后不久,英国人从离永定门不远的南苑掠走了“美丽的动物”——麋鹿。 1950年代初期的永定门一带,陈旧,规矩,缓慢。除去有轨电车之外,很少有汽车通过。偶尔有一两辆挺着长长鼻子的汽车,还不是烧汽油的,它的背后背着一个炉子,里面烧着通红的木炭。倒是经常有马车在大街上行走,每匹马的屁股后面都带着一个粪兜子。那时,大街上还能见到拉骆驼的。骆驼们昂首阔步,气势非凡。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拉骆驼一般不会只拉一两头,而是七头骆驼前后穿在一起,这是“一把儿”。西坛根有几家大车店,我有时会一个人过马路来这里,站在大车店门口,看那些高傲的骆驼闭着眼睛反刍——北京人管这叫“倒嚼”,一看就是好长时间,就跟逛了一趟动物园一样。 1957年春天,正是鲜花盛开的时候,永定门迎来了也许是它历史上最盛大的一个场面。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访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到南苑机场迎接。由南苑机场进城,永定门是必经之路。欢迎的人们早已经挤满了街道两旁。我刚刚八岁,少不更事,这几天却把“伏罗希洛夫”这个绕口的名字说得滚瓜烂熟。我和小伙伴们在人堆前后跑来跑去,自己也不知道忙些什么。终于,有人喊:来啦!来啦!人们开始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一队摩托车开道,黑色的敞篷汽车出现在城门楼前,后面紧跟着长长的车队。汽车开得很慢,人群开始涌动,我的个子小,怕看不清,于是跑到了一堆拆下来的电车铁轨前,爬了上去。刚站好,敞篷车就开了过来,我看到毛泽东和一个白头发的外国人站在汽车上,微笑着向道路两旁的人群招手。欢呼声更加热烈了,汽车从我面前开过去,我赶紧跳下铁轨堆,钻过人群,和其他孩子一起追着汽车跑了起来。我一边跑,一边跳,一边嘴里还“噢噢”地叫着,一直追到先农坛体育场大门那里,跑不动了,才停了下来。街坊光启兴奋地对我说:“毛主席穿的是红皮鞋!陈毅坐在汽车里,还戴着墨镜哪!”这些我都没有看到。后来,我为没有看到毛泽东穿红皮鞋和陈毅戴墨镜而遗憾不已。 东坛根像一条屈成九十度的胳膊,南高北低,南边紧靠城墙,一溜儿漫坡向北,到第四根电线杆子,拐向西,通到永定门大街。拐向西的这一段胡同,人们习惯上叫它“大口儿”。这条胡同不算窄,可以顺顺当当地过一辆卡车。为了便于人们通行,东坛根有四条小胡同和大街相连,从北到南,分别叫头条、二条、三条和税局子(文革之后改叫四条)。顾名思义,税局子这条小胡同里,一定曾经有过一个税务机关,只不过年代久远,我这一辈人里没有人知道它究竟在哪里存在过。胡同南北两头儿各有一个自来水管子,除去三条当中一个住着几十户人家叫“铁门儿”的大杂院,另有自己院中的水管子之外,几乎所有人家都到这两个水管子来挑水。公共厕所也是南北各有一个。因此,吃南边水,上南边厕所的人叫“南头儿的”,吃北边水,上北边厕所的人叫“北头儿的”。孩子们也以南北划分,各成一个小集团,一般来说,玩儿不到一起去。 胡同南头儿有好几家的院儿里拴着马车,做运输的营生,因此,他们为人行事便更豪放粗犷,或者说带有一些野气。北头儿虽也有两户拴着马车,但以买卖人和手艺人为主,还有几户是读书人,因此,为人行事就文雅细腻一些。这种区别外人是看不出来的,只有在这条胡同里住时间长了,才能体会出来。 我家住在胡同中间,可是离北边的水管子近一点儿,属于“北头儿的”,不 过,我也有时和“南头儿的”孩子一起玩耍。 那时的胡同里人不多,一天到晚多数时间是静静的,只有在傍晚时分,大人下班了,孩子放学了,各院儿都升起了炊烟,胡同里的人才多起来。北头儿的人们集中在律家门口,那儿有一个两间房那么大的平台,两边砌着可供人坐的大石块儿;大家聊着天儿,喝着茶,有些吃饭早的人则端着一碗面条,一边听着别人说话,一边呼噜呼噜地吃得满头是汗。律家老爷子拄着拐棍,靠在墙上,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孩子,听他说那些谁也没见过的事:“前清的时候,城根儿底下扎着兵营,那些吃兵粮的,一个个的那叫精神!留着这么粗的辨子,跟胳膊似的,往城门那儿一戳,嘿,笔管条直……”南头儿的人们则集中在城墙马道旁的大槐树底下,那儿有一个空场,可以摆开架势说话;这些多是家里拴马车的主儿,说起话来嗓门儿高,还连说带比划。他们的孩子大都上了城墙,单等家里叫,然后飞奔下来,回家吃饭。 胡同里一年四季都有串街作买卖的,不时会传来嘹亮悠长的叫卖声。卖花儿的:“茉莉花儿哎,把儿兰花儿——”把儿兰花大约就是白兰花。买花儿的多是没有孩子或者孩子少的主妇,她们买几朵花儿,回到家中,过一会儿出来,头上或衣襟上就插上了刚买的花儿,走到哪儿都带着一股隐约能闻到的清香。卖金鱼的:“大小——小金鱼儿来——”很少有人买金鱼,倒是有不少年轻的母亲从院儿里出来买“蛤蟆骨朵儿”,也就是蝌蚪。买蛤蟆骨朵儿并不是为了养,好让孩子知道它们是如何变成蛤蟆的,而给孩子喝。据说,蛤蟆骨朵儿能清凉败火。我喝过这东西。从家里端一碗凉水,给了钱,卖主儿用抄子给碗里抄上十几二十个蛤蟆骨朵儿,然后,我就一仰脖喝了下去。不能嚼,蛤蟆骨朵儿一破皮儿,有一股苦味儿。磨剪子磨刀的有”响器”,他们或者是抖动手里前后穿成一串的铁片,哗啷哗啷作响,或者吹号,只有两个音:嘟,嘟——,前短后长,前低后高,他们同时也吆喝:“磨剪子来——戗菜刀——”打鼓儿喝揉的,也就是收旧货的不吆喝,背着一个包袱,一只手拿着一个银元大小的皮面小鼓,擎在肩头上,另一只手拿着一根细竹子做的鼓键子,不停地敲打,小鼓发出“梆梆梆”的清脆响声。收破烂儿的总大声地叫嚷:“有破烂儿的我买——”胡同里还常有算卦的,一般都是盲人,他们不吆喝。有的胳肢窝底下夹着马杆,一手各执一块硬木板儿,一下一下地敲打着发出响声;有的右手拄着马杆探路,左手横着一根竹笛放在唇边,反复吹着一个曲子:“咪哆—来咪哆,咪咪来咪多—”只吹这几个音,用一只手摁笛眼儿就够了。淘气的孩子们爱给盲人起哄,把算卦的惹急了,他便翻着白眼珠原地转圏儿抡起手中的马杆,孩子们吓得跑回自家的院儿里。胡同里的生意更多的是卖菜的,卖零食的,卖冰核儿的,卖时令鲜果的,卖针头线脑儿的,还有剃头的,打竹帘子的,弹棉花的…… 在静静的胡同里,叫卖声一响起,就像奏起了动听的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