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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平发表于 2011-1-14 20:47:00

[转帖]1959-1962年大饥荒期间北京的食品供应

1959-1962年大饥荒期间北京的食品供应
 
 缘起
 
1958年的“大跃进”，由于工作严重失误，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泛滥成灾，造成国民经济失衡。伴随而来的是“大跃进”后期发生在全国(大陆地区)的空前大饥荒。
 
这场灾难同样波及“首善之区”的北京，出现了有史以来很少遇到过的商品匮乏，食物短缺，市场紧张。
 
然而，幸运的是，北京作为首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政治优势”。党中央采取非常措施，全国各地区、各兄弟省市皆以“政治大局”为重，用行政手段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支援北京。居住在京城的平头百姓也沾了光,——最低生活水准得到维持，且远远高于外省市居民生活水准，而此时神州大地饿殍遍野。
 
         民以食为天
 
京城用粮全靠外地调入，自1959年以后，调入发生困难，越来越少。曾一度出现库存用粮不够维持六天需求的紧急状态。当时全市人口不足400万(享用商品粮待遇的“非农业人口”)，遵照党中央指示：居民口粮低标准供应，把自1954年“统购统销”后实行的居民“凭证”供粮改为“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所谓“吃商品粮的”)每人按月发放粮票。粮票分为：粗粮票、面粉票、大米票等，粮食定量依年龄大小，因人而异，从婴儿降生的3斤、少儿6斤、儿童8斤……至成人21斤不等。此外还依身份不同，指标各异，如在校大中学生、机关干部、特殊工种……略有所增加。其中面粉供应占总定量20%，大米占 10%，其余供应粗粮——玉米面、白薯干，有时即高粱面、鲜白薯等杂粮。
 
婴儿发给奶证，每日两瓶，每瓶半磅。满周岁的，供应1瓶，再掺兑“代乳粉”。代乳粉票和婴儿糖票，每月各发一张。凭票到指定商店可购代乳粉1市斤(由黄豆粉、大米粉及少许奶粉掺兑而成)和黄砂糖2两(古巴产的)。
 
由于口粮标准低，副食品短缺，人们饥饿，粮管部门在定量变更及旧粮票销毁的管理上时有漏洞出现，一时间贪污、偷盗、倒卖粮票以及印制假粮票的案件屡有发生，1961年1市斤北京市粮票黑市价格3元(当时生产第一线的工人80%以上月薪为三四十元)，1市斤全国通用粮票黑市价格4元，1市斤北京市面票黑市价格5元。
 
当年，作为多数居民的“骨干”副食品，猪肉自1959年元月起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月三张票(分为上、中、下旬各一张)每票供应鲜肉1—3两，依货源状况而定，肉少时供应1两，肉多时不得超过3两。但自同年5月起，把每人每月的三张票削减为两张(上、下半月各一张)。
 
1960年猪肉货源急剧减少，到当年7月起已无鲜肉可供应居民，当月市场投放陈年肉罐头顶替鲜肉供应，数张票集中起来可买到一盒(听)罐头。1961年起，将原发放的每张肉票面额最多3两削减为2两。同年4月，用库存的鸡、鸭、鱼罐头顶替鲜肉。6月到年底，对居民停止供猪肉。
 
牛、羊肉自1959年元月起凭票供应。凡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居民，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位每月发给“清真肉票”三张，票面标明：上旬、中旬、下旬，每张票一次性使用，可购鲜肉1—3两(牛、羊肉二者选一)。货源不足时，曾从西北调入骆驼肉顶替牛肉供应。同时规定：下货(内脏)顶替鲜肉分量。
 
据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全年)，是有史以来北京居民消费水平最低的一年。但仍远远高于其它兄弟省市。(统计数字见《北京副食品商业志》2002年版)
 
1960年，蔬菜被正式划为“国家二类商品”，强化“产销统管”体制，对居民实行凭票限量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天供应鲜菜2两 (100克)，但品种不限。萝卜、土豆、白菜等任择其一，以土豆居多。另外还发放有少量的“葱票”，持票可购买到少许葱、姜、蒜等，主要由“居委会”安排，重点是照顾基层革命军烈属。但有时出现凭票也无菜可买的情况，仍可持票买到腌菜或咸菜(腌酱菜也凭票供应)。
 
冬贮大白菜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数斤、十余斤不等，这要根据货源状况而定。
 
鸡蛋自1958年元月起就实行限量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但超过十口人的“大户”,每户每月增加1斤。
 
1960年至1961年，鸡蛋对普通居民停供，仅按中央有关规定，对“特需”人员提供，如在京的领导干部、高级知识分子、驻京外交人员等。
 
花生和瓜子一年“品尝”一回。每逢春节光临，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花生半斤(含皮)和瓜子2两 (熟)。花生与瓜子属油料作物，早在1953年即被列为“统购统销”物资，国家有关部门对此一直掌控很紧。直到1965年以后，才由每户居民每年供应半斤改为每人供应半斤和瓜子2两。这是后话。
 
食糖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人每月供应2两。水果块糖或黄砂糖二者选一。黄砂糖是从古巴进口的。
 
食油供应按在京正式户口，每人每月发放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食油三两，品种以豆油或棉籽油(当时叫卫生油)居多。花生油则在年、节期间少量投放市场。此外，春节每户额外增发“节日补助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香油(芝麻油)1两。
 
食盐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大粒粗盐或精盐任择其一，超过十口人的“大户”可增加半斤。
 
稀黄酱每月每户凭证供应半斤(无包装，自备器皿)，超过十口人“大户”增加半斤。
 
芝麻酱供应逢三节(春节、国庆、五一)，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1两(50克)，无包装，自带器皿。
 
此外，逢年过节还有粗粉条2两、粉丝1两、花椒半两、大料半两、木耳半两、黄花半两、碱面儿半两，皆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按户供应。
 
酱油(低档)、醋(散装)基本是敞开供应，但每次购量不得超过3斤。所幸不限次数，群众称之“限量不限次”。
 
糕点食品自1958年下半年起供应趋紧张，毕竟是粮油制成，为弥补日常饮食热量不足，许多居民抢购充饥，出现排长队“景观”，市场经常脱销。自 1959年春节起，正式实行凭证限量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可购1市斤，品种任选，主要是三大类：蛋糕、桃酥、江米条，其它花样品种不多。后来由于糕点原料短缺，自当年9月起由凭证供应改为“凭票”，每户每月发给糕点票和饼干票各一张。凭票购买糕点半斤和饼干2两，同时另加收北京市粮票4两(全国通用粮票不行)。
 
茶叶自1959年起被划为“国家二类物资”。鉴于当年基本国策“以粮为纲”，茶田大幅压缩改种农作物，产量锐减，市场罕见。
 
1960年中秋、国庆两节，居民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茶叶1两(低档)。
 
1961年春节，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茶叶1两(低档)。1962年货源更紧张，市场脱销。考虑到“政治影响”，不得不从中央各大机关、部队招待所、宾馆等单位库存茶叶中回收一小部分填补首都市场“空白”。据官方统计当年回收茶叶达484公担,，缓解了市场紧张。同年国庆，城市每户居民凭证供应1两(中档)，郊区农户供应半两(低档)；在企、事业单位有正式“集体户口”的单身汉凭《个人购货证》每人供应2钱。
 
北京的餐饮业(各类餐馆、饭庄)，奉市委之命于1960年7月30日实行就餐收粮票制度。自古以来，北京餐饮业闻名遐迩,，名菜佳肴，应时迭出，烹制精细、选料考究、滋味各异。然而,这一历史形成的特色，自1953年实行“粮油统购统销政策”后发生根本性转变。原料采购受到严格限制，其经营品种、饭菜质量大打折扣。继而是1956年的“公私合营”，管理体制变更，许多老字号餐馆、饭庄被“合并”撤点，有相当一部分关门歇业，剩下的勉强维持，但要隶属于新成立的国营“饮食公司”管理。此时仍基本能敞开供应，主要提供些大众化的主食馒头、烙饼之类。
 
可是，到1959年底又发生变化，当时由于粮油茶肉蛋短缺，北京附近周边城镇(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地)的大小饭馆率先实行就餐收粮票制度，加之当地居民口粮标准低、副食品奇缺，许多外地居民集中涌入北京，专程觅食就餐。一时间，京城大小餐馆门前出现前所未有的排长龙景观，人流云集，彻夜不散。从晚上开始排(次日早餐)，清晨早餐过后又排起午餐队，午饭后又开始排晚餐队，晚餐过后又开始排次日早餐队……循环往复。往往一家多人轮番上阵，同时又有大批本市居民也加入队列……毕竟此时主食尚不收粮票！此状况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不仅粮油消耗量大，且局面混乱，“政治影响”太坏。对此，经中共北京市委提议，并报请党中央批准，自1960年7月30日零时起，北京市辖区内的饭馆、餐厅一律凭票供应。仅保留少数高档饭馆，不收粮票，但价格昂贵，高价菜肴，非普通居民所能享用(计有东安市场内的东来顺、王府井大街路东的萃华楼饭庄、西单北大街的曲园酒楼、王府井大街北口路东华侨大厦内的大同酒家约18处)。欲到这些高级饭馆用餐者，须提前一日在饭庄门前预约，领取“号牌”，次日凭“号牌”入座用餐。每日“号牌”数额有限。
 
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群众运动，以渡过困难。党中央根据科学院的建议，向全国人民推荐了若干种代用食品，例如玉米秆粉、小麦秆粉、橡子面粉、小球藻等。党中央要求大规模地动员群众，自己动手、土法为主、自做自吃。为了做好这件事，中央成立了领导小组，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并要求各地区也要设立相应机构，负责对这一运动的具体指导。
 
由于口粮标准低和副食品严重短缺，人们摄取热量不足，不少群众患了浮肿、肝炎等疾病。经医院确诊“无误”可领取“康复粉票”一张，凭票到指定地点可买“康复粉”一份(麦麸、豆粉与砂糖掺制)，每日用开水冲食数次。据老者回忆道：“疗效还行”。
 
              确保“特需”万无一失
 
北京作为首都，集中了党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解放军、公安等首脑机关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为了保障这一特殊群体的日常消费，坚持“为党中央服务”的主旨，北京在物资和商品供应工作中坚持确保重点、照顾特需、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特需”又称“特供”，机构正式名曰:“北京市食品供应站”。坐落在东安门大街 34号，对外通称34号，从不叫全名。它的前身是原公安部八局五处——食品保卫处。早在中共建政之初，为了保卫＂伟大领袖＂及其战友们的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公安部曾设食品专供站，即中南海特需供应站。这个“特需供应站”对外称北京饭店招待所，起初是处级单位，下设四科一室，并管辖几个专用生产基地,，规模较大者是巨山农场，专为中央领导人生产、特制、加工优质的粮油、菜蔬、水果、肉、鸡鸭、蛋、奶……等副食品。基地建有专用屠宰厂、肉食加工厂、糕点糖果加工厂、熟食制作车间、检测化验室等专门设施。这些设施当时皆属最先进的，甚至连猪舍、养牛场……皆聘请苏联专家设计与建筑。
 
此后，随着政权稳固，特需供应工作越来越完善，不断充实。到1956年，这项长期“政治任务”由公安部正式移交北京市负责。移交时隶属北京市第三商业局，后又划归二商局，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充实，不断完善，并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长效机制，沿袭至今。
 
“特需”主要“特”在三个方面：第一安全(绝对安全、万无一失)；其二高质量、高水准；第三方便。为了做到这些，食物从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皆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做到：“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一丝不苟、绝不松懈、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特需”商品包括：粮油食品、猪牛羊肉、禽类、各类蛋品、各类海鲜、乳品、生猛野味、糕点、糖果、小食品、调味品、罐头、烟酒茶,熟食、鲜菜、干果、硬果、蔬菜、杂货……及日用品、招待品等等，丰富多彩，应有尽有，且精华荟萃。
 
特需供应无小事。为了做到绝对安全，其业务干部和职工皆由市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和化验人员则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工作人员不仅是政治可靠、思想过硬，而且其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皆经严格审查。他们不仅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和“组织纪律”，还能把服务对象“需求什么?喜好何物?”深入研究、探索，认真落实。由于工作成绩优异，服务对象满意，受到中央多次表彰，曾有9位同志先后荣获毛主席接见。
 
享有“特需”待遇的干部的特供标准依每人的权位高低、官职大小、级别不同，有所差异，除享有“一级勤务”的首长之外，二级首长、三级首长……逐级逊色。
 
如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简称四副双高)，中央明确规定：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之外，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1斤，每月供给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食油、果蔬等适量。
 
正、副部长一级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鲜菜、果蔬不等。
 
正副司局长一级的，每位每月再供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1斤，甲、乙级香烟各一条。
 
除在中央、人大、政协、国务院之外，而在北京市、地方上的国营大企业、大单位任职的，凡是行政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
 
行政七级以下、十三级以上的(当时干部划分为25个行政层级，十三级以上属“高干”)，每位每月再供给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一条。
 
行政十三级以下、十七级以上的，除享受普通居民的低标准供应之外，每位每月仅能得到2斤黄豆、1斤白糖的额外“关照”。群众诙谐地称呼这个档次的是“糖豆儿干部”。
 
除此之外，还有“军特需”、“国宴特需”、“两会特需”、“外国专家特需”……不一而足。虽皆属“特供”范围，但规格不一，标准各异。这里仅以体育运动员为例(与外国不一样，我们是“举国体制”，体育经费皆由国家拨)，对即将参加国际比赛(注：困难时期在京仅举办一次国际赛事即26届乒乓球赛)在京集训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领队，每人每天供给鲜肉2两半。
 
凡是达到国家“运动健将”一级水平的，在京比赛期间，每位每天供应鲜肉4两(据考：当时享有这一待遇者仅两位:陈镜开(举重)、穆祥雄(游泳))。
 
对即将参加全国比赛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领队，在京集训和比赛期间，每人每天供给鲜肉1两半。
 
“侨汇供应”：困难时期为尽可能多赚外汇，充实国库，中央决定“对在大陆的侨眷实行商品供应优惠政策”。凡是从境外汇入的外币，折合成人民币超过100元的，可凭“侨汇券”增加供应粮食6公斤(大米、面粉和豆类各占1/3)、食油1公斤(花生油、豆油二者选一)、白糖2斤、鲜肉2斤(猪牛羊肉任择其一)，此外还有棉布10尺。
 
                艰辛的时尚
 
大饥荒引发出连锁反应——物资匮乏。1960年党中央决定：减少民用棉布供应。布票按人头发放，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 (吃商品粮的)，每人全年四尺五寸，实际仅够打补丁用。当时的拆洗缝补业总有做不完的活儿——您送去无论多么破旧不堪的衣物都能补好，做上。打一块补丁，除了收钱，还要按尺寸大小收取布票。
 
1964年后，情况稍缓，发放布票略增。除布票外，还发行过：棉花票、绒衣票、汗衫票、背心票、裤衩票、胶鞋票、棉鞋票……有一时期，买缝衣线也收布票，一寸布票可买一小团。生了娃的妇女，发给“油布票”一张，凭票可买到三尺油布。
 
为了分配有限商品，还发放过：肥皂票、火柴票、烟筒票、铁炉子票、铁锅票、铝壶票、生炉子用的“劈柴票”和“炭煤票”。还有大衣柜票、大木箱子票、木床票、圆桌票、闹钟票、手表票、电灯泡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等。这些票都是一次性的，按票面规定的数量购买。据不完全统计, 北京市1961年度凭票供应物品达69种，还不包括“凭证”的。
 
1961年底又发行“工业券”。从此，除凭证和凭票之外的商品皆“凭券”供应。工业券发放是在职人员按其工资收入比例,，平均每20元工资配一张券。购买范围较广：毛巾、毛毯、毛线、手帕、电池、轴线、铁锅、铝盆、铝饭盒、搪瓷面盆、搪瓷口杯、搪瓷便盆、线手套、铁壳暖水壶、竹壳暖瓶、运动鞋、雨伞、棉胶鞋、缝衣针、缝衣线、油布雨衣、夹胶雨衣、人造棉制品、尼龙内衣裤、皮鞋、闹钟、收音机、腰带、刀剪、进口刀片、各类箱包、巧克力糖块及定量之外的香烟、茶叶、白酒等。
 
城里供应紧张，京郊大地的农村更困难。由于办“人民公社”，社员被迫吃“集体食堂”，淳朴的农民响应党的号召，把自家铁锅、铁勺等家伙无偿捐献出来，投入高炉熔炼，大炼钢铁。1961年“公共食堂”办不下去了，各家农户不得不重起炉灶，但又买不到铁锅等炊具，纷纷涌入城里寻购。然而，市区的商品几乎全都“凭证”或“凭票”供应,农民根本买不到东西。
 
因此，农民不得不忍饥挨饿，把省下的点滴口粮和小土特产与城市居民进行调剂、私下交换，换一点生存必须物品。针对这种现象，中央发指示：任何人不得私下进行物品交换、买卖、贩运。1961年10月9日，北京市工商、公安部门全面出击,，仅一天之内就取缔、查获私下交换物品案件13977起(罪名黑市交易)，抓获69913人。公检法机关“从重从速”审查处理1万余名，“依法”逮捕100余名，管制34名，“劳动教养”100余名，拘留700余名，“劳动教育审查”1000余名，其余的强制遣送原籍或由所在单位领回去处理。
 
原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8期

嘉平发表于 2011-1-15 23:14:00

<div class="msgheader">QUOTE:</div><div class="msgborder">以下是引用钩鱼在2011-1-14 22:41:00的发言： 
那个年代啊，终生难忘。忘了是1960年还是1961年，北京市委主要领导到我们幼儿园来关心我们，给我们每人发了块“提浆娃娃”月饼，吃了一个礼拜都没吃完，舍不得大口吃每天啃一点（也是忒硬）。
那会儿动员党员干部主动减粮食，父母都在不够吃的情况下再主动减2、3斤。有时还吃“代食品”，就是玉米“壶”磨得面儿蒸成窝头，拿吸铁石一吸就骨碌轱轳转，不让小孩吃说是好吃不好拉。</div>
<div class="msgheader">QUOTE:</div><div class="msgborder">以下是引用董瑞征在2011-1-14 23:45:00的发言： 
    楼主的转帖文章让我陷入深深的回忆当中。“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刚好十岁，饥饿和穷困的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以至后来生活好了我仍然没有浪费过粮食,习惯成自然了。那时候没听说谁得过高血脂、肥胖症，也甭减肥,人人都挺骨感。</div>
<div class="msgheader">QUOTE:</div><div class="msgborder">以下是引用哭着来的在2011-1-14 23:14:00的发言： 那些年还有邪的：东直门外的燕京造纸厂用纸浆做出人造肉，楞敢让人吃。我回老家，村里吃大锅饭，是老玉米的核碾碎了吃，我这城里人和小孩老人照顾，吃白薯叶的窝头。 </div>
<div class="msgheader">QUOTE:</div><div class="msgborder">以下是引用董瑞征在2011-1-15 13:53:00的发言：    看此文的时候，我的老泪未断。原因有二：1、我自己经历过那个时期，并且是在少年成长时期，感触很深。2、我在想，那时的人太质朴了。食不果腹，人们也没有多少怨言，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辛勤工作。当时我们听了一个事儿：一个人砸了商店玻璃，进去吃了很多糕点，还没来得及逃走，就被抓到。他说想喝水，抱着茶缸子喝了很多水。不多时就满地打滚，胃胀破而死。请大家想想，如果1961年的情况发生在今天会怎么样？ </div>
<div class="msgheader">QUOTE:</div><div class="msgborder">以下是引用安德路在2011-1-15 9:33:00的发言： 
三年风调雨顺，根本没有什么大的自然灾害。不过是为自己的罪孽弄块遮羞布而已！
别看一天到晚说得煞有其事，天花乱坠，当历史尘埃落定，谎言揭穿，遮羞布抖开，人们就会看到是里面究竟是什么货色！</div>
 
感谢几位过来人的珍贵回忆！有一句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言：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请允许我再引一位老者的遗言：
 
“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忘却记忆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

掌柜发表于 2011-1-15 18:40:00

<div class="msgheader">QUOTE:</div><div class="msgborder">以下是引用董瑞征在2011-1-15 13:53:00的发言：    看此文的时候，我的老泪未断。原因有二：1、我自己经历过那个时期，并且是在少年成长时期，感触很深。2、我在想，那时的人太质朴了。食不果腹，人们也没有多少怨言，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辛勤工作。当时我们听了一个事儿：一个人砸了商店玻璃，进去吃了很多糕点，还没来得及逃走，就被抓到。他说想喝水，抱着茶缸子喝了很多水。不多时就满地打滚，胃胀破而死。请大家想想，如果1961年的情况发生在今天会怎么样？ </div>
1、新闻管制。2、截访。3、召开新闻发布会：一无业人员在商店吃东西时因店员发现躲猫猫后喝水致死。4、新闻反复报道：我国粮食主产区喜获丰收，市场物价稳定，百姓安居乐业。5、大力宣传如果你高喊“三个代表、坚持科学发展观”一次，其摄入营养成分可抵吃汉堡包一次。

董瑞征 发表于 2011-1-15 13:53:00

小中府老住户

看此文的时候，我的老泪未断。原因有二：1、我自己经历过那个时期，并且是在少年成长时期，感触很深。2、我在想，那时的人太质朴了。食不果腹，人们也没有多少怨言，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辛勤工作。当时我们听了一个事儿：一个人砸了商店玻璃，进去吃了很多糕点，还没来得及逃走，就被抓到。他说想喝水，抱着茶缸子喝了很多水。不多时就满地打滚，胃胀破而死。请大家想想，如果1961年的情况发生在今天会怎么样？

唐风发表于 2011-1-16 00:35:00

中国的事，多数都是人祸！

钩鱼发表于 2011-1-16 00:16:00

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至２月７日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讲：“这几年，我们遭受挫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就是中央政策出了错误。”彭真在会议上讲：“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好像一检讨就会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
    陈伯达当时就反驳了彭真。林彪在大会报告中说：“这几年所以犯错误是恰恰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照毛主席的指示做。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事业就取得成功；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历史。”
有好心人事后劝彭真：你不要那么讲。彭真回答，实事求是嘛！错误是谁的就是谁的！彭真性格耿直，坦率真诚。     “七千人大会”后，林彪的位置直线上升，毛主席此认为林彪是对他最忠诚的。彭真成了文革中最先打倒的高级领导人，刘少奇也成了最大走资派。

大-贝-勒NO20 发表于 2011-1-16 00:22:00

毛泽东的三面红旗害死了无数人如今都装聋作哑只当这段惨痛历史不存在

六块五的花茶 发表于 2011-1-16 14:08:00

这种情况如果重演怎么办~~~

安德路 发表于 2011-1-16 14:09:00

<div class="msgheader">QUOTE:</div><div class="msgborder">以下是引用六块五的花茶在2011-1-16 14:08:00的发言： 这种情况如果重演怎么办~~~ </div>
老百姓还是洋车走马路——没辙！

怀仁小吏 发表于 2011-1-16 15:59:00

“松二爷　　[口庶]，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可是，谁要咱们旗人呢！想起来呀，大清国不 一定好啊，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 ”
纯引，这话老舍说的，要跨省去找他

chi 发表于 2011-1-14 20:53:00

呵呵
对于蒜你狠！姜你军！豆你玩
老百姓如之奈何

树人treeman 发表于 2011-1-14 21:40:00

这个话题很有趣，
    如果农产品危机到来（以现在这种工业化发展局势，事发生也不算是危言耸听）我们老北京人最要紧的副食产品是啥？
大家说说看，我先起个开头，我认为是芝麻酱其他地方可能都没有老北京用的多，涮肉调料，做茄合，伴着馒头吃...
   也算是给看帖的好友们留个心眼吧

哭着来的 发表于 2011-1-14 23:14:00

那些年还有邪的：东直门外的燕京造纸厂用纸浆做出人造肉，楞敢让人吃。我回老家，村里吃大锅饭，是老玉米的核碾碎了吃，我这城里人和小孩老人照顾，吃白薯叶的窝头。

钩鱼发表于 2011-1-14 22:41:00

那个年代啊，终生难忘。忘了是1960年还是1961年，北京市委主要领导到我们幼儿园来关心我们，给我们每人发了块“提浆娃娃”月饼，吃了一个礼拜都没吃完，舍不得大口吃每天啃一点（也是忒硬）。
那会儿动员党员干部主动减粮食，父母都在不够吃的情况下再主动减2、3斤。有时还吃“代食品”，就是玉米“壶”磨得面儿蒸成窝头，拿吸铁石一吸就骨碌轱轳转，不让小孩吃说是好吃不好拉。

嘉平发表于 2011-1-14 22:35:00

呵呵，到那时候，芝麻酱也是战略物资……

老盘子 发表于 2011-1-15 08:11:00

苏联解体后，苏联的秘密档案解密，其中有不少中国的历史真相。中国政府欠苏联朝鲜战争军火钱这是事实。不过在60年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产生的主要原因首先是1958年的大跃进破坏了生产，再就是毛急于还苏联的帐，以便造成既无外债，也无内债的局面。而解密档案表明，苏联催债之说不存在。

安德路 发表于 2011-1-15 09:33:00

三年风调雨顺，根本没有什么大的自然灾害。不过是为自己的罪孽弄块遮羞布而已！
别看一天到晚说得煞有其事，天花乱坠，当历史尘埃落定，谎言揭穿，遮羞布抖开，人们就会看到是里面究竟是什么货色！

董瑞征 发表于 2011-1-14 23:45:00

小中府老住户

楼主的转帖文章让我陷入深深的回忆当中。“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刚好十岁，饥饿和穷困的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以至后来生活好了我仍然没有浪费过粮食,习惯成自然了。那时候没听说谁得过高血脂、肥胖症，也甭减肥,人人都挺骨感。

chi 发表于 2011-1-14 23:41:00

<div class="msgheader">QUOTE:</div><div class="msgborder">以下是引用哭着来的在2011-1-14 23:14:00的发言： 那些年还有邪的：东直门外的燕京造纸厂用纸浆做出人造肉，楞敢让人吃。我回老家，村里吃大锅饭，是老玉米的核碾碎了吃，我这城里人和小孩老人照顾，吃白薯叶的窝头。 </div>
看您的帖子明白了，原来纸质的包子是早就有的

树人treeman 发表于 2011-1-15 00:04:00

和二战苏联前线的黑面包有一拼，
好友们如果和俄国朋友说125克黑面包，他们会立刻知道你们表达粮食危机严重度
掺锯末面包。 如果好友对二战中各国军队饮食感兴趣请看 
<a href="http://bbs.tiexue.net/post2_3007938_1.html">http://bbs.tiexue.net/post2_3007938_1.html</a> <a href="http://tieba.baidu.com/f?kz=293541074">http://tieba.baidu.com/f?kz=293541074</a> <a href="http://bbs.tiexue.net/post_1850027_1.html">http://bbs.tiexue.net/post_1850027_1.html</a> 
由此可见当生命受到威胁时啥观点都有可能提出并实施，创造性无限，
这点不管是哪国的只要是人唉。好恐怖呀.....

嘉平发表于 2011-1-15 00:27:00

这里补充几句：
 
“然而，幸运的是，北京作为首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政治优势”。党中央采取非常措施，全国各地区、各兄弟省市皆以“政治大局”为重，用行政手段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支援北京。居住在京城的平头百姓也沾了光,——最低生活水准得到维持，且远远高于外省市居民生活水准，而此时神州大地饿殍遍野。”
 
原文这样说并没有错，当时北京的食品供应远好于许多省份是实情，北京城里也基本上无“非正常死亡”，但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北京老百姓也仍在挨饿受苦。
 
文中没有提到，中央为了减少食品供应，决定减少城市人口，从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疏散了数以百万计所谓“吃闲饭的非农业人口”，让他们下乡自谋生路。这些人，有的就此一去不返。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数字，有待于档案的陆续公开。
 
还有，大饥荒中的北京人并非仅仅接受全国人民的支援，也曾经把口粮的一部分拿出支援给更困难的外地同胞。1961年北京就向鞍山调运过粮食，为鞍钢工人兄弟雪中送炭。
 
北京是中央国家机关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物资分配最不平均的地方。目睹着有人吃肉、有人糖豆、多数人吃不饱饭的状况，北京人发挥了天性中的幽默，创作出民谣来讥讽。我还记得小时候听过这样的儿歌：
 
             高级点心高级糖
             高级老头上茅房
             茅房里面没有纸
             老头一擦一手屎
             ……
 
食物分配的不公，物资的匮乏，溢于言表。

掌柜发表于 2011-1-15 01:42:00

1945年有首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我的研究表明，造成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重要因素是人祸，而祸首就是所谓伟大领袖金日成。中国入朝参战向苏联赊购了大量军火用于扶持独裁政府，结果苏联要还账，没钱怎么还，从老百姓牙缝里挤呗。当时的几年从粮食产量上是正常的，都抵债了。

曲艺迷 发表于 2011-1-20 16:48:00

人祸猛于天灾

牛老者 发表于 2011-1-19 20:18:00

现在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去中华门膜拜呢。

六块五的花茶 发表于 2011-1-19 12:24:00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安德路在2011-1-16 14:09:00的发言： 

老百姓还是洋车走马路——没辙！

</div>

祁老太爷存粮食有道理啊~

longerbuku 发表于 2011-1-25 22:33:00

记得小时候最爱吃的就是江米条。现在看到买回来却吃不出那个味道了

七旬老叟 发表于 2013-2-18 00:02:09

我是亲身经历的人，当年我十九岁，纠正一点：应该是1960年8月16号开始饭馆就餐收粮票，因为我的小弟是这天出生的我记得最清楚。我们总拿他的生日说他出生在灾难之中。

三联儿 发表于 2013-2-18 19:40:40

分明就是人祸，草，嫁祸于天，必遭天谴。

嘉平发表于 2013-10-22 00:45:25

七旬老叟发表于 2013-2-18 00:02
我是亲身经历的人，当年我十九岁，纠正一点：应该是1960年8月16号开始饭馆就餐收粮票，因为我的小弟是这天 ...

谢谢您珍贵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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