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 c. x9 }" t5 @0 k) a$ H
缘起
+ V) i& o7 b( b. }
3 P/ X8 d9 s' a8 r* X# f, O9 D1958年的“大跃进”，由于工作严重失误，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泛滥成灾，造成国民经济失衡。伴随而来的是“大跃进”后期发生在全国(大陆地区)的空前大饥荒。
5 [$ w6 X' s. k
4 S9 ~; b- K4 y# X这场灾难同样波及“首善之区”的北京，出现了有史以来很少遇到过的商品匮乏，食物短缺，市场紧张。
/ A" n; r1 e1 J/ Q5 I* ]
, P! Y9 M. ?6 M* b8 A4 [* o1 b然而，幸运的是，北京作为首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政治优势”。党中央采取非常措施，全国各地区、各兄弟省市皆以“政治大局”为重，用行政手段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支援北京。居住在京城的平头百姓也沾了光,——最低生活水准得到维持，且远远高于外省市居民生活水准，而此时神州大地饿殍遍野。
9 y* [6 t; R8 u1 h
* q( C6 E0 [5 t1 W
民以食为天
`9 q0 W8 L5 @; x, @4 ]& O
1 U. _2 g) |+ S3 z% X( A
京城用粮全靠外地调入，自1959年以后，调入发生困难，越来越少。曾一度出现库存用粮不够维持六天需求的紧急状态。当时全市人口不足400万(享用商品粮待遇的“非农业人口”)，遵照党中央指示：居民口粮低标准供应，把自1954年“统购统销”后实行的居民“凭证”供粮改为“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所谓“吃商品粮的”)每人按月发放粮票。粮票分为：粗粮票、面粉票、大米票等，粮食定量依年龄大小，因人而异，从婴儿降生的3斤、少儿6斤、儿童8斤……至成人21斤不等。此外还依身份不同，指标各异，如在校大中学生、机关干部、特殊工种……略有所增加。其中面粉供应占总定量20%，大米占 10%，其余供应粗粮——玉米面、白薯干，有时即高粱面、鲜白薯等杂粮。
3 H2 G* T* V" z6 d: v! X$ F
) Q, }# L/ J+ p" `4 x4 d
婴儿发给奶证，每日两瓶，每瓶半磅。满周岁的，供应1瓶，再掺兑“代乳粉”。代乳粉票和婴儿糖票，每月各发一张。凭票到指定商店可购代乳粉1市斤(由黄豆粉、大米粉及少许奶粉掺兑而成)和黄砂糖2两(古巴产的)。
0 K- o, x8 d, }, L& X! r6 k) H9 U
3 X% a4 t5 C: s. ~! s5 n6 ^
由于口粮标准低，副食品短缺，人们饥饿，粮管部门在定量变更及旧粮票销毁的管理上时有漏洞出现，一时间贪污、偷盗、倒卖粮票以及印制假粮票的案件屡有发生，1961年1市斤北京市粮票黑市价格3元(当时生产第一线的工人80%以上月薪为三四十元)，1市斤全国通用粮票黑市价格4元，1市斤北京市面票黑市价格5元。
9 S+ _6 _, w( X; O
( G- \- ]7 y# H" `* t7 l当年，作为多数居民的“骨干”副食品，猪肉自1959年元月起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月三张票(分为上、中、下旬各一张)每票供应鲜肉1—3两，依货源状况而定，肉少时供应1两，肉多时不得超过3两。但自同年5月起，把每人每月的三张票削减为两张(上、下半月各一张)。
8 f9 r: D& I. O6 Z' @% K
" z3 Y! s q3 Y1 s1960年猪肉货源急剧减少，到当年7月起已无鲜肉可供应居民，当月市场投放陈年肉罐头顶替鲜肉供应，数张票集中起来可买到一盒(听)罐头。1961年起，将原发放的每张肉票面额最多3两削减为2两。同年4月，用库存的鸡、鸭、鱼罐头顶替鲜肉。6月到年底，对居民停止供猪肉。
5 Q. L, \9 P: ]! [, ^
9 b; n1 x( [- Q8 a
牛、羊肉自1959年元月起凭票供应。凡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居民，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位每月发给“清真肉票”三张，票面标明：上旬、中旬、下旬，每张票一次性使用，可购鲜肉1—3两(牛、羊肉二者选一)。货源不足时，曾从西北调入骆驼肉顶替牛肉供应。同时规定：下货(内脏)顶替鲜肉分量。
" F% D5 C4 G. e! \, p" `1 [
% o0 k* W1 f) k* _& `$ D据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全年)，是有史以来北京居民消费水平最低的一年。但仍远远高于其它兄弟省市。(统计数字见《北京副食品商业志》2002年版)
0 j O, E+ |6 S" J
+ N$ h2 M4 F( O5 `* O! a, m+ o1960年，蔬菜被正式划为“国家二类商品”，强化“产销统管”体制，对居民实行凭票限量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天供应鲜菜2两 (100克)，但品种不限。萝卜、土豆、白菜等任择其一，以土豆居多。另外还发放有少量的“葱票”，持票可购买到少许葱、姜、蒜等，主要由“居委会”安排，重点是照顾基层革命军烈属。但有时出现凭票也无菜可买的情况，仍可持票买到腌菜或咸菜(腌酱菜也凭票供应)。
/ V( W& M; r' T7 z; `/ {
/ t) @# k5 z: U; _1 ~
冬贮大白菜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数斤、十余斤不等，这要根据货源状况而定。
; J, c7 p, P+ B1 q% F4 m
9 n. E. h6 h+ m& K: e0 p
鸡蛋自1958年元月起就实行限量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但超过十口人的“大户”,每户每月增加1斤。
5 h: ^9 h9 u& k; j
: z6 @8 R% {9 c4 i
1960年至1961年，鸡蛋对普通居民停供，仅按中央有关规定，对“特需”人员提供，如在京的领导干部、高级知识分子、驻京外交人员等。
2 @2 ]( U7 B+ R- l: r5 m* R' W/ [+ a
. s/ Z- i4 i2 g1 t8 ` T' Y3 Y- P花生和瓜子一年“品尝”一回。每逢春节光临，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花生半斤(含皮)和瓜子2两 (熟)。花生与瓜子属油料作物，早在1953年即被列为“统购统销”物资，国家有关部门对此一直掌控很紧。直到1965年以后，才由每户居民每年供应半斤改为每人供应半斤和瓜子2两。这是后话。
7 U" \; [; L9 L# B
9 |8 v; J, z; }; P食糖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人每月供应2两。水果块糖或黄砂糖二者选一。黄砂糖是从古巴进口的。
4 w P% s# u8 C5 k, D) A' N- t
! i. z& v. z( l
食油供应按在京正式户口，每人每月发放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食油三两，品种以豆油或棉籽油(当时叫卫生油)居多。花生油则在年、节期间少量投放市场。此外，春节每户额外增发“节日补助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香油(芝麻油)1两。
3 W5 X4 l8 u4 q" A) r, p7 A
, T. z# k3 `9 {# T& t8 m* r* l
食盐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大粒粗盐或精盐任择其一，超过十口人的“大户”可增加半斤。
0 ]( O( @& f( m8 o8 J2 e9 @
; I( Q. e8 ]7 b k% T稀黄酱每月每户凭证供应半斤(无包装，自备器皿)，超过十口人“大户”增加半斤。
( r2 P' y# Z" O
0 |. h% C* b Q- W* X( T芝麻酱供应逢三节(春节、国庆、五一)，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1两(50克)，无包装，自带器皿。
2 [$ |/ m( m% k2 E! w
' d3 [0 }$ k+ N) H+ E+ r此外，逢年过节还有粗粉条2两、粉丝1两、花椒半两、大料半两、木耳半两、黄花半两、碱面儿半两，皆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按户供应。
; U {4 s/ f( P/ t) z. V
$ ?1 e9 y e2 o酱油(低档)、醋(散装)基本是敞开供应，但每次购量不得超过3斤。所幸不限次数，群众称之“限量不限次”。
" _, n) S' t0 ^+ n. V1 q
/ f0 j# y/ w5 ]* g1 G
糕点食品自1958年下半年起供应趋紧张，毕竟是粮油制成，为弥补日常饮食热量不足，许多居民抢购充饥，出现排长队“景观”，市场经常脱销。自 1959年春节起，正式实行凭证限量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可购1市斤，品种任选，主要是三大类：蛋糕、桃酥、江米条，其它花样品种不多。后来由于糕点原料短缺，自当年9月起由凭证供应改为“凭票”，每户每月发给糕点票和饼干票各一张。凭票购买糕点半斤和饼干2两，同时另加收北京市粮票4两(全国通用粮票不行)。
u+ O! s6 x! y) k3 r/ C' H
6 a; r6 R# U4 L1 \6 W2 r8 N4 g0 h茶叶自1959年起被划为“国家二类物资”。鉴于当年基本国策“以粮为纲”，茶田大幅压缩改种农作物，产量锐减，市场罕见。
2 s# R- W y. i
H' |5 N: m+ p5 Y1960年中秋、国庆两节，居民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茶叶1两(低档)。
/ ^7 l, V1 r) L' h: f* j5 E
; m/ W# h' ] F# A6 S# F
1961年春节，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茶叶1两(低档)。1962年货源更紧张，市场脱销。考虑到“政治影响”，不得不从中央各大机关、部队招待所、宾馆等单位库存茶叶中回收一小部分填补首都市场“空白”。据官方统计当年回收茶叶达484公担,，缓解了市场紧张。同年国庆，城市每户居民凭证供应1两(中档)，郊区农户供应半两(低档)；在企、事业单位有正式“集体户口”的单身汉凭《个人购货证》每人供应2钱。
& V& `$ b }4 [( s" X! u
# Y1 x" \/ z4 F6 |0 C% D2 g北京的餐饮业(各类餐馆、饭庄)，奉市委之命于1960年7月30日实行就餐收粮票制度。自古以来，北京餐饮业闻名遐迩,，名菜佳肴，应时迭出，烹制精细、选料考究、滋味各异。然而,这一历史形成的特色，自1953年实行“粮油统购统销政策”后发生根本性转变。原料采购受到严格限制，其经营品种、饭菜质量大打折扣。继而是1956年的“公私合营”，管理体制变更，许多老字号餐馆、饭庄被“合并”撤点，有相当一部分关门歇业，剩下的勉强维持，但要隶属于新成立的国营“饮食公司”管理。此时仍基本能敞开供应，主要提供些大众化的主食馒头、烙饼之类。
: E9 f$ [, ]4 W" G& y
6 ?) ~ O2 C( g& E) @$ V' d6 y可是，到1959年底又发生变化，当时由于粮油茶肉蛋短缺，北京附近周边城镇(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地)的大小饭馆率先实行就餐收粮票制度，加之当地居民口粮标准低、副食品奇缺，许多外地居民集中涌入北京，专程觅食就餐。一时间，京城大小餐馆门前出现前所未有的排长龙景观，人流云集，彻夜不散。从晚上开始排(次日早餐)，清晨早餐过后又排起午餐队，午饭后又开始排晚餐队，晚餐过后又开始排次日早餐队……循环往复。往往一家多人轮番上阵，同时又有大批本市居民也加入队列……毕竟此时主食尚不收粮票！此状况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不仅粮油消耗量大，且局面混乱，“政治影响”太坏。对此，经中共北京市委提议，并报请党中央批准，自1960年7月30日零时起，北京市辖区内的饭馆、餐厅一律凭票供应。仅保留少数高档饭馆，不收粮票，但价格昂贵，高价菜肴，非普通居民所能享用(计有东安市场内的东来顺、王府井大街路东的萃华楼饭庄、西单北大街的曲园酒楼、王府井大街北口路东华侨大厦内的大同酒家约18处)。欲到这些高级饭馆用餐者，须提前一日在饭庄门前预约，领取“号牌”，次日凭“号牌”入座用餐。每日“号牌”数额有限。
9 ~$ X, n3 h/ n
9 N, L4 k( r7 E7 k) N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群众运动，以渡过困难。党中央根据科学院的建议，向全国人民推荐了若干种代用食品，例如玉米秆粉、小麦秆粉、橡子面粉、小球藻等。党中央要求大规模地动员群众，自己动手、土法为主、自做自吃。为了做好这件事，中央成立了领导小组，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并要求各地区也要设立相应机构，负责对这一运动的具体指导。
0 {; A1 n$ j' a3 }, I( }
7 d4 i( O8 k( R/ B7 s# e P由于口粮标准低和副食品严重短缺，人们摄取热量不足，不少群众患了浮肿、肝炎等疾病。经医院确诊“无误”可领取“康复粉票”一张，凭票到指定地点可买“康复粉”一份(麦麸、豆粉与砂糖掺制)，每日用开水冲食数次。据老者回忆道：“疗效还行”。
0 H' j% A4 s5 r4 |; Y
$ N# V2 [. ~# n8 q$ w
确保“特需”万无一失
; V- I7 N6 N* W/ s% B) a* B* E$ O
, p8 m$ g1 j9 r1 |$ h6 C- f
北京作为首都，集中了党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解放军、公安等首脑机关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为了保障这一特殊群体的日常消费，坚持“为党中央服务”的主旨，北京在物资和商品供应工作中坚持确保重点、照顾特需、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 ^8 H/ K. _( M
% Q' c& F3 k P
“特需”又称“特供”，机构正式名曰:“北京市食品供应站”。坐落在东安门大街 34号，对外通称34号，从不叫全名。它的前身是原公安部八局五处——食品保卫处。早在中共建政之初，为了保卫＂伟大领袖＂及其战友们的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公安部曾设食品专供站，即中南海特需供应站。这个“特需供应站”对外称北京饭店招待所，起初是处级单位，下设四科一室，并管辖几个专用生产基地,，规模较大者是巨山农场，专为中央领导人生产、特制、加工优质的粮油、菜蔬、水果、肉、鸡鸭、蛋、奶……等副食品。基地建有专用屠宰厂、肉食加工厂、糕点糖果加工厂、熟食制作车间、检测化验室等专门设施。这些设施当时皆属最先进的，甚至连猪舍、养牛场……皆聘请苏联专家设计与建筑。
) E. a+ f) O- C& p$ `/ L3 D. b
9 J7 |6 P, m( g
此后，随着政权稳固，特需供应工作越来越完善，不断充实。到1956年，这项长期“政治任务”由公安部正式移交北京市负责。移交时隶属北京市第三商业局，后又划归二商局，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充实，不断完善，并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长效机制，沿袭至今。
( w4 s' @9 d A% a, R; h$ h
; T# i+ v: h- r% Y; z9 X
“特需”主要“特”在三个方面：第一安全(绝对安全、万无一失)；其二高质量、高水准；第三方便。为了做到这些，食物从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皆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做到：“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一丝不苟、绝不松懈、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9 _6 H+ x+ P. {( |
9 j& X2 j2 a2 I" _, e: T7 G
“特需”商品包括：粮油食品、猪牛羊肉、禽类、各类蛋品、各类海鲜、乳品、生猛野味、糕点、糖果、小食品、调味品、罐头、烟酒茶,熟食、鲜菜、干果、硬果、蔬菜、杂货……及日用品、招待品等等，丰富多彩，应有尽有，且精华荟萃。
1 R: }, x2 B& F( h
( r- B8 v! B( |( T! G
特需供应无小事。为了做到绝对安全，其业务干部和职工皆由市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和化验人员则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工作人员不仅是政治可靠、思想过硬，而且其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皆经严格审查。他们不仅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和“组织纪律”，还能把服务对象“需求什么?喜好何物?”深入研究、探索，认真落实。由于工作成绩优异，服务对象满意，受到中央多次表彰，曾有9位同志先后荣获毛主席接见。
6 U2 ]$ w) p9 B
T: z9 {1 t, I) r
享有“特需”待遇的干部的特供标准依每人的权位高低、官职大小、级别不同，有所差异，除享有“一级勤务”的首长之外，二级首长、三级首长……逐级逊色。
9 @- Q$ i) ]. o9 G5 L# r" q
# x, ]3 |! |1 R* Q5 C如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简称四副双高)，中央明确规定：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之外，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1斤，每月供给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食油、果蔬等适量。
2 [. v/ m! q; y" I, x3 \
; ~" H: y- l" i: t
正、副部长一级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鲜菜、果蔬不等。
3 _0 e4 s* Z5 Z) k
0 @/ G O4 y7 m l7 S/ z; g; H' u- v正副司局长一级的，每位每月再供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1斤，甲、乙级香烟各一条。
7 \* k3 C6 U& p- @& A7 X
. }' u7 p+ `" c' y
除在中央、人大、政协、国务院之外，而在北京市、地方上的国营大企业、大单位任职的，凡是行政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
$ q, D! y' I. i6 c# G9 B
9 Y) I" \3 K/ D行政七级以下、十三级以上的(当时干部划分为25个行政层级，十三级以上属“高干”)，每位每月再供给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一条。
" q" V; \6 X. D
) M5 `5 Q; P* p/ ~4 Y行政十三级以下、十七级以上的，除享受普通居民的低标准供应之外，每位每月仅能得到2斤黄豆、1斤白糖的额外“关照”。群众诙谐地称呼这个档次的是“糖豆儿干部”。
/ |( z( k- y# W8 E% s/ U
3 j' R( i/ K+ N! f) i2 X( c) s+ E除此之外，还有“军特需”、“国宴特需”、“两会特需”、“外国专家特需”……不一而足。虽皆属“特供”范围，但规格不一，标准各异。这里仅以体育运动员为例(与外国不一样，我们是“举国体制”，体育经费皆由国家拨)，对即将参加国际比赛(注：困难时期在京仅举办一次国际赛事即26届乒乓球赛)在京集训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领队，每人每天供给鲜肉2两半。
, z0 m& M/ [! H, O5 E
( E" R( J5 O A' [- T/ K
凡是达到国家“运动健将”一级水平的，在京比赛期间，每位每天供应鲜肉4两(据考：当时享有这一待遇者仅两位:陈镜开(举重)、穆祥雄(游泳))。
% [$ a7 v& C: ^
% M: {' K5 [. `: [' i
对即将参加全国比赛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领队，在京集训和比赛期间，每人每天供给鲜肉1两半。
- R" L+ S, ~+ w
0 e1 o7 d( W7 T8 E( X9 y“侨汇供应”：困难时期为尽可能多赚外汇，充实国库，中央决定“对在大陆的侨眷实行商品供应优惠政策”。凡是从境外汇入的外币，折合成人民币超过100元的，可凭“侨汇券”增加供应粮食6公斤(大米、面粉和豆类各占1/3)、食油1公斤(花生油、豆油二者选一)、白糖2斤、鲜肉2斤(猪牛羊肉任择其一)，此外还有棉布10尺。
$ l+ g5 R M: N
# J" Y1 Z. k9 N0 t- L
艰辛的时尚
, k+ a6 W: l9 C0 Q
, k* `, S& r: l8 p" j. C0 P5 S大饥荒引发出连锁反应——物资匮乏。1960年党中央决定：减少民用棉布供应。布票按人头发放，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 (吃商品粮的)，每人全年四尺五寸，实际仅够打补丁用。当时的拆洗缝补业总有做不完的活儿——您送去无论多么破旧不堪的衣物都能补好，做上。打一块补丁，除了收钱，还要按尺寸大小收取布票。
) I8 L% @4 u' S/ F4 y
! P5 n: x# R! d" J ~6 l
1964年后，情况稍缓，发放布票略增。除布票外，还发行过：棉花票、绒衣票、汗衫票、背心票、裤衩票、胶鞋票、棉鞋票……有一时期，买缝衣线也收布票，一寸布票可买一小团。生了娃的妇女，发给“油布票”一张，凭票可买到三尺油布。
3 \5 r+ L- W2 X2 L
7 a- U$ M& T3 w4 H
为了分配有限商品，还发放过：肥皂票、火柴票、烟筒票、铁炉子票、铁锅票、铝壶票、生炉子用的“劈柴票”和“炭煤票”。还有大衣柜票、大木箱子票、木床票、圆桌票、闹钟票、手表票、电灯泡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等。这些票都是一次性的，按票面规定的数量购买。据不完全统计, 北京市1961年度凭票供应物品达69种，还不包括“凭证”的。
0 z" @/ [3 n3 ?, K% t# k# m q1 B$ }2 K
+ S2 }2 ~) w" j# x1 X F6 o% H2 v1961年底又发行“工业券”。从此，除凭证和凭票之外的商品皆“凭券”供应。工业券发放是在职人员按其工资收入比例,，平均每20元工资配一张券。购买范围较广：毛巾、毛毯、毛线、手帕、电池、轴线、铁锅、铝盆、铝饭盒、搪瓷面盆、搪瓷口杯、搪瓷便盆、线手套、铁壳暖水壶、竹壳暖瓶、运动鞋、雨伞、棉胶鞋、缝衣针、缝衣线、油布雨衣、夹胶雨衣、人造棉制品、尼龙内衣裤、皮鞋、闹钟、收音机、腰带、刀剪、进口刀片、各类箱包、巧克力糖块及定量之外的香烟、茶叶、白酒等。
9 c h9 J1 U% X! B8 A! ^% E
: T5 j" e4 D; v0 p+ }城里供应紧张，京郊大地的农村更困难。由于办“人民公社”，社员被迫吃“集体食堂”，淳朴的农民响应党的号召，把自家铁锅、铁勺等家伙无偿捐献出来，投入高炉熔炼，大炼钢铁。1961年“公共食堂”办不下去了，各家农户不得不重起炉灶，但又买不到铁锅等炊具，纷纷涌入城里寻购。然而，市区的商品几乎全都“凭证”或“凭票”供应,农民根本买不到东西。
2 K0 J& r6 U! Y: N: c( v4 d
6 G3 a' c# L* @( W4 l因此，农民不得不忍饥挨饿，把省下的点滴口粮和小土特产与城市居民进行调剂、私下交换，换一点生存必须物品。针对这种现象，中央发指示：任何人不得私下进行物品交换、买卖、贩运。1961年10月9日，北京市工商、公安部门全面出击,，仅一天之内就取缔、查获私下交换物品案件13977起(罪名黑市交易)，抓获69913人。公检法机关“从重从速”审查处理1万余名，“依法”逮捕100余名，管制34名，“劳动教养”100余名，拘留700余名，“劳动教育审查”1000余名，其余的强制遣送原籍或由所在单位领回去处理。
( `- e- l8 D( T% x
# @! c* X/ z& z' `, U原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8期
发表于 2011-1-14 20:47:00
楼主
发表于 2011-1-15 18:40:00
发表于 2011-1-14 21:4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