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天津5月3日专电(记者孙洪磊)青衣大褂、醒木折扇、清茶瓜子,台下观众偶尔接搭上几句台词……2005年前后开始,经历了百年沧桑的相声艺术重新走入京津地区的大小茶舍饭庄,以生活化的故事和语言迅速征服了观众。
专家认为,茶馆相声代表了平民视角,具体展现了小人物的真实生活,它的勃兴彰显了我国民间草根文化的本质。
都市白领青睐茶馆相声8 U' `$ X+ P' \6 W7 T
“我们是专程从北京坐火车过来的,到您这儿听相声,请问还有座吗?”
“台下没了,我们在舞台边上加几把椅子,你们受累挤一下吧。”
这样的对话总是发生地在天津的“名流茶馆”,这是和平区新华路上的一家文化馆改建的茶社,正式的座位大概有100个左右。有时,走廊里要临时加两排椅子,再加上舞台侧面的十多个座位,总共能容纳将近150位观众,其中绝大部分是衣着时髦的年轻人,从北京专程赶来听相声的就能有好几拨。
在北京一家媒体工作的张小姐已经是第三次和朋友坐车到天津听相声了。“第一次是别人带我来,这次我自己带了一些朋友过来。”她说。
记者在多个相声茶馆和小剧场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像北京的张小姐一样,选择周末时间成群结伴去听相声。据天津的相声表演团体哈哈笑艺术团统计,前来观看演出的观众80%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以大学生和白领阶层为主。
在天津市,从相声大师马三立先生生前说相声的南市荣吉大街燕乐茶社,到历史悠久的中国大戏院,从天津估衣街上的谦祥益茶园,到鼓楼镇北门的元升茶社,花上10块门票钱,就可以领到个带茶叶的杯子,沏上茶,听上七八段原汁原味的相声。在北京、辽宁等地,出现了以俱乐部形式组织的定期演出,活跃在北京相声界的演员郭德纲成功赢得了众多相声迷的追捧,他的剧团“德云社”每周末都在能容纳500人的北京天桥乐剧场演出两场,票价20元,场场爆满。郭德纲有自己的BBS网站,其中很多都是“80后”的大学生。
茶馆相声与时俱变 相声回归时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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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茶馆相声不仅给当今社会年轻人的娱乐方式带来了变化,这种艺术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一、听众年轻化。和茶馆里的鼓曲、戏曲不同的是,近年来,茶馆相声已经不再是中老年观众的专利,年轻人、白领占了大多数,有的甚至选择相声茶馆当了谈恋爱的场所。二、相声段子生活化。为了迎合听众年轻化的趋势,茶馆相声演员一直坚持整理、挖掘传统相声,同时在演出的过程中更加注重生活气息,有的老段子甚至抖出“超女”“芙蓉姐姐”“恐龙”这些眼下非常流行的新包袱。三、茶馆带动文化、经济双丰收。北京、天津的不少老街上因为出了个相声茶馆而重新焕发人气与生机,有的旅行社甚至推出了天津相声一日游。
中国曲艺家协会顾问、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薛宝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相声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特别是高知人群,有两方面的合理性。一是当今社会人们工作和生活压力很大,在茶馆、小剧场听相声可以提供一个地方,让人们充分放松心情,不受约束地开怀大笑;另一方面,随着草根文化的兴起,人们更希望看到真实反映社会现状与小人物生活的表演,茶馆相声受欢迎正体现了人们的不满和对贴近生活的艺术的渴求。
中国北方曲艺学校校长王晓淳告诉记者,相声本质上是一种从大众中生发出来的草根表演艺术,现在舍弃民间背上沉重的文化负担,衰落是很自然的。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相声演员们都活跃在小茶馆、相声摊子上,完全是一种对话聊天的形式。后来随着广播、电视和大剧场的普及,形成了所谓的“文明相声”,旁敲侧击和市民粗口的东西少了,内容开始具有浓厚的时代政治与文化色彩,有的夸英雄人物、有的讲国家大事,但与普通人、草根阶层的日常生活愈行愈远。说相声的也都成了“大腕”,生活在镁光灯下,与普通市民的生活划开了界限,最终相声失去了这门民间艺术的语言魅力。于是当前很多熟悉的面孔开始在舞台上演相声、唱相声,甚至闹相声,后来干脆无奈转拍电视剧、演小品。
“草根生活”锻造“草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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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相声真的已经被人们无情“抛弃”了吗?曾经走进北京天桥乐茶馆和天津名流茶馆听相声的人可能不会承认这一点,在那里年轻的相声观众对于相声的热情,丝毫不亚于情迷“超女”的“玉米”和“凉粉”们,而那些喜爱“草根演员”郭德纲的相声迷们更是自封为“钢丝”。
“现在一些人只要一提到传统艺术不景气,就说‘当代的年轻人欣赏口味改变了’‘听不懂艺术’,但茶馆相声在年轻人中间的火爆,给了他们一个响亮的耳光。”一位文艺专家不客气地分析指出,相声根本不需要拯救,因为这门传统艺术原本就是在街坊四邻的调侃中、在茶馆戏楼的嘈杂中发展起来的,它的生存需要原味的生活。如今京津地区兴起的茶馆相声,正是恢复了艺术的草根本质。
“相声的核心生命力就在于市民意识,表现对现实生活的关心和评价。”薛宝琨教授进一步指出,“说学逗唱”其实是所有民间艺术的共同特点,而干预生活、抒发情感和刻画人物,才是相声艺术特有的三大要素,最突出的要数夹叙夹议、杂讽杂嘲的小市民风格,如马派相声的经典段子都是小人物对现实生活的无奈反映。
有评论家认为,“大忽悠”、网络歌曲《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以及湖南卫视超级女声在年轻人中的迅速走红流行,尽管与传统的审美观格格不入,但采取了典型的草根文化的表现手段,让社会的每个小人物都看到了生活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