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思想即处理自身黑暗

草长鹰飞 · 发表于 2012-11-22 16:12:40

1999年3月，我在一份叫做《文论报》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批判，以什么名义？〉，针对余杰不久前发表的文章〈昆德拉与哈威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中对于哈威尔和昆德拉的理解，以及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批评，提出了「哈威尔为什么要批判极权主义」、「到底我们批判是为了什么」的问题。这篇文章是我从事社会政治表述的一个起点，在这之前我主要写作诗歌与小说评论。

　　强调「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批判、要反抗，而不是简单地去批判和反抗，其中包含了一个延展性的视野，即对于我们从小所处革命传统的反思，是希望不要再重复前人所走过的弯路，不要重复他们的错误。某种既定的思维方式，比人们想象的还要顽固。即使在那样「极左」的历史结束之后，它还会存在很长时间，尤其是同样会存在于新一代批判和反抗的人们身上。

　　这个反思性的立场，开始于1980年代。更准确地说，来自1970年代末期。我是文革结束后考入大学的第一届77级学生，1978年春天进校。我们能够上大学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拨乱反正」的结果，在这之前中国大学十年没有正常招生。我本人在1974年高中毕业之后去农村插队三年，在江苏沿海的射阳县种棉花。

　　上大学最初几年，始终沉浸在一种思想解放的热烈气氛当中。1978年3月我们进校没几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科学大学，重新肯定了科学的权威和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是重新肯定了理性而不是迷信在民族生活中的位置。接着胡耀邦先生主持平反了一系列「冤假错案」，将一大批人从各种各样的污名状态中解救出来，他们在不同时期因为不同罪名从公共生活中消失。同时，大量被掩盖的历史真相从各个角落里走出来。

　　我与同学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王蒙、张贤亮等那批右派作家的归来之作，我的古汉语老师在教授先秦诸子百家的同时，不时插进安徽大饥荒饿死人的议论，好像那是一些必不可少的插曲。南京大学南园的报纸栏里，一连多日陈列着张志新烈士的美丽照片，她被塑造成坚持真理的新英雄，一种思想英雄。

　　1978年我22岁，正是思想成型的时期。每天与周围人们一道经历新的发现、新的真相、新的话题，经历「开禁」所带来的希望以及新的失望，就像从一条长长的黑暗隧道中走出，抬头感受到了刺目的阳光。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诗人王小妮（当时是吉林大学学生）在一首叫做〈我感到了阳光〉的诗中所描写的情况，很能代表包当时许多年轻人的心情：

　　我从长长的走廊走下去……
　　——啊，迎面是刺眼的窗子两边是反光的墙壁阳光，
　　我我和阳光站在一起！
　　——啊，阳光原来是这样强烈暖的人凝住脚步，亮的人憋住了呼吸。
　　全宇宙的阳光都在这里聚集。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存在只有我，
　　靠着阳光站了十秒钟十秒，
　　有时会长于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
　　终于，我冲下楼梯，
　　推开门，
　　奔走在春天的阳光里。

　　经历过那个年代，有两件东西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第一，真相是埋藏在地下的，真理并不流行，相反，它们需要有人坚持，这种坚持有时候需要顶着很大的压力，现实的未必就是合理的。第二，这个国家曾经走过的一段非常弯曲的道路，尤其是在思想上，很多从前被奉为圭臬的，只是一些十分荒谬的东西，它们或许已经深深进入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进入了我们的血液，需要不断反思才能加以清除。

　　我在一种混乱、晦涩的传统中成长起来。

　　1966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天气很热，祖母带着我们在树荫下吃饭。饭菜上桌时，飘来一股非常难闻的味道，象是什么东西烧焦了，闻着这种不祥的味道很难下咽。循着味道找过去，原来是有人将当地淮剧团五颜六色的演出服抬到大街上点起火来烧，那些色彩鲜艳的袍子、裙子、腰带，被伸着长长的火苗渐渐吞没。不时有一两个毛绒绣球滚到脚边，沾满了脏土。而那些美丽的头饰和绣鞋曾经寄托了我幼年时许多梦想。我母亲爱看戏，于是我们孩子有许多机会跟着她进剧场观看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古装戏，虽然并不懂什么意思。

　　从「破四旧」开始，这是我头脑中有关文革记忆最初的镜头。我所居住的是当地政府的机关院子，院子里有一个漂亮姐姐参加了这次燃烧的行动。她原先经常穿一件黑色灯芯绒上衣，扎两个小辫，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她有个妹妹叫小毛，与我年龄相仿，我们都叫她「小毛的姐姐」，应该是初三或者高一的学生。很快，她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走路的样子劲头十足。她也是全院子第一个去北京天安门，接受伟大舵手接见的人。

　　在《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部纪录片里，有位当年北京101中学学生、现在美国某大学教书的杨瑞教授，她这样谈到当年的情况：此前作为小孩子，说话没有人在意，但是成为伟大领袖指引的革命小将之后，在家里的地位突然提高了，父母开始对你刮目相看，自己也觉得神气起来了（大意）。杨瑞所说的，与我们院子里「小毛的姐姐」情况十分吻合。此前这个姐姐在院子里众多孩子中并不突出，但是很快她成了全院子人瞩目的「明星」。与我们住得更近的还有一位哥哥，我们知道他在学校成绩不好，但是成了学校红卫兵领袖之后，也是突然神气起来了，有人有一些事情需要求他。

　　当时我的眼里，这些哥哥姐姐们，就象是一群「天兵天将」。他们突然从天而降，来到人们中间，彷彿在某个神秘的时刻，接受了某些神秘的指令，并拥有一些神秘的特殊使命。他们还掌握着一些特殊的语言，这种语言中有一些特殊的规则和逻辑，这些逻辑有一种无可辩驳的力量，「敌人不投降，我们就叫它灭亡」、「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干谁干？」诸如此类。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有点像我们课本中的孙悟空和哪咤，在天庭中翻滚打斗，俯瞰人间一切。当然远非「俯瞰」，而且是「怒目」和「蔑视」。

　　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是，被他们称之为「敌情」的，就在我们身边的角落，「敌人」原来都是一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面孔。「叛徒」、「特务」、「走资派」就是同学或者自己的父母，还有一些陌生的难以理解的专用名词，比如「阶级异己分子」。我们听人说，大前门香烟的包装纸里面，藏着一条「蒋介石万岁」的标语，长我一岁的哥哥带着我，在昏暗的路灯下试图找出它来，心里紧张得不得了——想要发现一桩秘密，又怕自己若是真的看到了怎么办。

　　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大街上。五颜六色的大标语，那上面将人的名字倒过来写，再划上叉叉；沿街的大字报栏上面，还会有一些「少儿不宜」的内容，比如我们院子里的某位叔叔有几任妻子之类；有将这些走资派的头像放到一起，冠之以「狗头集」，我的小伙伴喊我去看「你的爸爸在上面呢」，我赶去之后很快发现：「你的爸爸也在上头」，我们一同羞愧地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大街上搭台演出，台下人山人海的，白天和晚上都在演出，那些歌舞所表达的感情不仅是愤怒，还有一种悲愤、悲怆、被遗弃的感情在内，比如那首著名的歌「远飞的大雁」，听上去是红卫兵本身被围困了，他们正处于无助当中，非常Kitch。

　　夜晚人们突然涌上街头，因为要庆祝新下达的毛主席指示。所有的喇叭都在大声播送，一遍一遍，还有记录速度的播报，很慢，很庄严，就象是天庭里传来的声音，那种时候就会觉得作为一个人不仅渺小，而且需要为自己感到羞惭。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在全国各地播出，在纪录片中充当解说的女红卫兵的音量尖锐、急促，声调要多高有多高，几乎是声嘶力竭，表达一种不要命的忠诚与牺牲。

　　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这种东西的诱惑。虽然不能理解那些大字报的内容，自己也没有赶得上写一张大字报，但是我学会了当时流行的几乎所有革命歌曲，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红歌」。这些东西强而有力地塑造了我们的思想感情，尤其是那种毋庸置疑、无可辩驳的口吻和气势，流进了我们的血液。后来我们都清晰地记得80年代初听台湾歌手邓丽君的那种震撼，原来还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别的东西可以唱啊，尤其是可以唱得不一样啊。

　　当然生活中也有一些裂缝。我们半夜起床大街上排在长长的队尾，不只是购买毛主席像章，还要购买紧缺的煤炭。实际上，当父母在「监管室」里，家里的保姆、祖母被驱逐，我们还要承担所有的家务：白天买菜做饭，晚上熄灭煤炉关好门窗，秋天给父母送棉衣等。我们是日常生活的承担者。有一年多的时间，13岁的哥哥带着我过日子，家中没有大人，我们所在的地方，被父母称之为「家」。

　　我母亲（1925年生）年轻的时候，也见过「天兵天将」，那是真正的、带枪的「天兵天将」。她当时16岁，比我在文革中大一些。

　　1941年1月发生了著名的「皖南事变」，本来联合抗日的国民党，对安徽南部共产党的军队新四军发动突然袭击，扣押了军长叶挺，军队的其他主要将领被杀害，随后这支军队残存的余部来到了江苏苏北。这年的夏天，重整之后的新四军军部来到了我母亲所在的村庄，新军长陈毅也住在这里。新四军是共产党在长江沿岸的抗日部队，如同总部在延安的北方的八路军。

　　「一个叫停翅港的地方，多么美丽的名字」，随军部同行的电台女记者戈扬在日记里写道。她本人正好住在我母亲的家里。在日记中她记载了入住我母亲家的情况：堂屋里住着一对四十几岁的中年夫妇，应该是我的外公外婆了，他们的脸上显出不欢迎的表情，但是从门背后闪出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两只大眼睛扑闪扑闪的，她也不说话，拿起笤帚就开始扫地，意思是说「我把地扫好了，你可以来铺草打地铺了。」

　　这位新四军的女记者比我母亲大十岁，她是我母亲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为了打掩护，这位女记者也称呼我的外公外婆为「爸爸、妈妈」。新四军在这里进行抗日动员，发动群众依赖文艺演出，我母亲加入为其中的一员，她背着二胡在附近四乡八邻奔走。她还是村里的妇救会长，布置做军鞋、送军粮等。前几年我回家过年她回忆说，当时她的父母对说她：「你现在跟共产党走，国民党回来你要被杀头的」。在一次胜仗之后，我母亲在乡间万人大会上作为抗日积极分子代表发言，她至今记得「场面盛大」。

　　在这篇有关我母亲的日记的结尾，戈/扬特地写道，后来这个女孩「也出来了」，她指的是我母亲最终离开家乡出来干革命了。戈/扬是共产党报界凤毛麟角的女强人之一，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恢复工作之后在北京主编一个叫做《新观察》的刊物，提倡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初春天她所举办的改革派会议被看作是

的根源之一，因此在64岁高龄流亡，后来病逝于美国。在那部叫做《天安门》纪录片的开头，她回忆道：战争期间，革命者能够住在老百姓家，得到老百姓的保护，但是后来进城了，老百姓却无法住进他们家了（大意）。1980年代初我从南京大学分配到北京工作，一度因没有住房而住进作家协会一家杂志社的办公室，与她在同一栋楼上，我经常去看望她。

　　至少在当时，共产党的部队是受到当地群众欢迎的，是能够在人民当中生根的。我父亲的家乡很快也来了新四军。父亲的家庭是地主，按说算是「剥削阶级」，但是父亲他们弟兄四个连同我姑母全都参加了共产党。应该是1972年春天，父亲作为下放干部重新调回城里工作，临别时与家里三个稍大的孩子做了一次谈话。他认真地向我们谈了当年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对于一个地主的儿子来说，这是经过观察和深思熟虑的结果：当时国民党十分腐败，贪图自己的利益，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而共产党的新四军处处为老百姓着想，尽量少打搅老百姓，人来了先打扫庭院，临走时收好睡觉用的门板。父亲用「看不惯」来形容他心中对于国民党的态度，这是他的个人用语。其中的「老百姓」是他的工作术语，这放在稍后谈。

　　父亲的家庭属于典型的中国乡绅阶层。这个阶层处于皇帝与普通人民之间，实际上是乡村秩序的维护者和道德担当者。族谱里记载着比如我祖父如何办起了村里的第一所小学等。他们虽然是秩序爱好者，但是信奉儒家「君轻民贵」的思想，由于距离底层百姓比较近，因此他们的同情和立场放在了普通人民一边。1922年出生的父亲，是受过20世纪初新文化影响的一代，父亲的父亲早逝，但是他的两个叔叔在北京学法律，一个叔叔学数学，他们假期从京城带回来国民政府的律法小册子以及鲁迅、朱自清的著作。父亲本人还是一个科学爱好者。

　　祖母说，父亲曾经带着弟妹，爬到自家的房屋上，看看有没有藏起来的「浮财」（金银首饰之类），需要交出来。他们对自家财产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因为他们相信一个更好的世界就在眼前不远，这需要他们放弃个人的一切。这种自我牺牲的想法应该在儒家的思想里也能够找到源头：「士弘毅而道远」。父亲性格温和，偶尔也会突然严厉起来。

　　我时常提醒自己，我们没有第二个出身。对于这样一种传统，不是简单丢弃的问题。很有可能在你想要把它们丢弃的时候，已经在重复它的错误。革命传统曾经用「封资修」来称呼所有过去的人类文明成果，认为它们是「大毒草」，弃之不顾。因此，我们所需要的是时时记起自己的出身，承担起其中的错误和黑暗，乃至运用其错误来培育新的开端。

　　我甚至不认为在目标上我的追求与我父母亲的追求有很大的区别，我们都接受平等、自由、公正，都在促使那样一个前景的出现，但是很可能他们采取的路径错了，他们抵达目标的方法有问题。我认识一位十几岁在太行山参加革命的老先生、老共产党员，他在去世不久之前对我说：「我到现在也还说不清楚我们这个时代人是怎样变异的。为什么人追求的东西最后转而反对他自己。人的智慧不足以应付他们造成的问题。」他叫何家栋。我希望他奋斗一生的终点以及他所思考的终点，是我的起点。我愿意负担起他——也是我父母一代人——的全部困惑，担负起他们的失败、他们的理想，包括他们的宿命。我愿意将他们的道路，看做我自己的原罪和我的起点。

　　今天的我已经不像当年那样，始终需要为自己感到羞惭，甚至为自己的存在感到羞耻，觉得自己是如此空洞、苍白和无力，而是感到需要某些自我肯定，意识到自己身上也有某些值得肯定的东西。因此，我们也需要在某种意义上肯定这样的传统和背景，肯定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也学到了某些东西，它并非像有人所讲的那样一无是处，年轻人仅仅在狼群中喝狼奶长大。实际上我们并没有长成两颗头、六条胳膊、八条腿的怪物。我们能够理解世界，世界也能够理解我们。当然，我这样说的时候，不应该忘记，不管是改革开放之前还是在这之后，我本人都是这个社会的受益者，是社会资源的享受者，而肯定有人感受会不同。如果有人表示非常不同意我的这个看法，我也能够理解。

　　这个传统中包含了很多难以理解的自相矛盾，它不仅与共产主义有关，也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有关。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在中国儒家文化的基础之上被理解、接受，从中又发展出了别样东西。这种文化既有对于平民的体恤，对于百姓受苦的同情，有那种将心比心的悲悯，但是这种态度中，很可能包含了一种看待风景一样看待他人的心情，穷人被看做构成眼前环境的一部分，而不是与自己分享共处的一部分。汉语中「人民」这个词，意味着不能沟通的两个部分「人」与「民」：前者是受过教育的、主动的、应该受到尊敬的；后者是缺乏教育的、被动的、供驱使的及不能自己做主的。我父亲经常用的那个词汇「老百姓」，其中既有对于底层人民的同情理解，又将自己与这些人划分开来。这之间的不同在于——许多事情不在老百姓掌握之中，老百姓也不知道。

　　那么就是说，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人们会将同情的眼光落在老百姓身上，需要的时候也可以以老百姓自居，与老百姓同甘苦，学习老百姓的语言，穿上老百姓的衣服，但是他们归根到底不属于「老百姓」。他们还有一套自己的语言、思想，身处另一个不同的秩序，这个秩序属于一些特殊的、先知先觉的人们，「老百姓」并不在其中，他们不与老百姓分享同样的权利以及信息。因此，出现在「老百姓」当中的他们，总有一种「扮演」的味道，彷彿质地不同的两个物种。

　　而一旦有可能，他们又会过一种有保障的或受庇护的生活，享受在等级秩序之内的种种好处。所有等级秩序中的「特权」被看作是对于他们的回报，不同的特权位置体现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价值，让他们感到找到归宿。这之后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很少能够向自己这个圈子之外的这个世界再看上一眼，有意无意认为那里都是不值得信任的，是藏垢纳污的，是危险和需要警惕的。在很长时间之内，「社会」这个词代表了「体制之内」对立面的存在，因而拥有了许多负面含义：「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社会闲杂人员」、「社会盲流」、「社会渣滓」。

　　在民族生活中，拥有一个「先锋队」是十分可怕的。它更像一支「别动队」，凌驾于整个民族生活之上，把整个民族的目标替换成它自己的目标，将民族数亿人的生活变成它的途径和工具，甚至不惜人的生命。它变得不受约束，像一头野兽横冲直撞滑进民族的生活，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加以限制，没有有效的法律来加以制止。所有那些不合理的事情不能够得到及时调整，「老百姓」有理没处讲，有怨没处申。国家部门本来是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他们如今成了这个国家最成问题的那部分。普遍道德感和责任感的丧失，成了我们民族精神面貌的特征。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维护少数人的权力和特权。

　　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从理想主义开始，最终走向彻底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从拯救开始，最终将民众再次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从拥有无限远景开始，最终落入毫无目标无所适从；从追求自由开始，最终变成专制的维护者和专制本身。所有这些当事人不是魔鬼，也曾经有一个热血的开始。这是怎么回事？

　　这条道路不应该被重复。我们的任务远非只是批评当下的专制，在这种批判中，应该始终包含一个命题，如何不让那样的悲剧再度上演。的确，我经常看到一些激烈的批判者，在思维方式上只是在重复他们批判对象的错误。他们与其批判对象之间，存在拉康所说的那样一种「镜像关系」。那么熟悉的一种东西，也许太容易上手了。

　　哪里是我们的起点？从这个起点开始，我们才能够发展出新的生长空间，拥有一个可能性的未来，让未来从现在开始取得雏形和加以培育，不要等到所谓「天翻地覆」的某个戏剧性的日子之后，在很大程度上，那个日子并不是最重要的，甚至一点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每天每时的变化。而实际上每天都令人眼花缭乱，问题是往何处去变。

　　前面提到关于余杰的文章里，我指出他喜欢使用「必须」、「只有」这样不容商量的句式。比如他理解哈威尔认为「必须签名」，「他觉得只有承担了历史的苦难，才能拥有对祖国的发言权」。实际上哈威尔是将昆德拉所强调的个人自由作为一个前提，包含在自己的言行当中。而且哈威尔反复强调，他与朋友们选择这条道路，并不是因为知道必定取得成功，不是为了获得某个发言权（支配权），而是出于自己的良知，感到需要这样去做。余杰的说法，让我想起曾经流行的那种高音及个人道德制高点的意味。

　　最初的这篇文章，也表明了我的工作起点：比较起来，我对于人们的思维方式更为敏感，对于人们在言论和行为背后所蕴含的思维定势更为敏感，尤其是当我看到某些做法，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强烈反对的声音，但其背后，却拖着一条浓重的过去的阴影，是在复制对方的思维方式，这种时刻我就会感到特别不安。比如2006年余杰与王怡见美国总统布什时，临时抛开本来说好一起见面的郭飞雄，理由是他不是基督徒，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在我看来，作为「民主的反对派」工作的唯一理由，是反对当权者容不得异己的做法，那么为什么在我们自己身上，还要重复同样的错误呢？

　　事情需要在两个方面同时进行。一方面，所谓「后极权主义社会」，允许人们有吃有喝，用哈威尔的话来说，即仅仅拥有选择电冰箱与电视机牌子的自由，而不能自由地在公共事务上发言，并不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生活，某些政治性的话题被禁止公开谈论，在网络上也不少，还有许多被监禁的人们，他们的名字随同他们的身影一同消失在公共光线之下。人们也不能就这个国家的去向、就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提出不同的方案，以供讨论和参考，比如【08张宪】。谁要是想「突破禁区」，罚单很快就会到来，遭到严厉处置。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能量便越是选择阻力较小的地方去释放。因此，知识分子参与公共生活、扩展公共话题，尤其是不去回避那些不能回避的公共话题包括政治话题，是十分需要的。

　　另一方面——它十分容易被忽视——那就是除了建设我们的公共生活，还要同时建设我们的「个人」，这里指的是有责任感的个人，而不仅仅是消费的个人。我们国家从前很长一个时期之内，「个人」被视为危险的和罪大恶极的一个词汇，任何个人的要求、利益、想法，都被认为是腐朽的西方思想，是需要铲除的。这种情况不仅造成个人利益、个人自由的缺失，同时造成一种不负责任的习惯，那就是将一切都向外推，碰到任何不顺心都是国家不好、社会不好。在食堂饭菜里吃出一条虫子来，都是国家的问题。有些事情比如生产安全，是同时需要当事人本身也要警觉和负起责任来的，而人们会习惯性地认为这是别人应该做的事情。

　　1990年代初期，当我读到哈威尔以个人良心作为立足点，感到这既是一个道德的立场，也是一个个人的立场——通过个人内部的觉醒，将个人从一种麻痹、瘫痪状态下解放出来，恢复个人的身份、个人的起点、个人的独立性和个人的责任感。在我们这样有着长期屏蔽「个人」的地方，提倡一种「个人的特立独行」，永远都是有意义的。有「个人」在先，才会有「平等地尊重每个个人」在后。当个人意识到自身的不同意见，他才有可能慢慢去学会倾听别人的不同意见，认为它们也同样重要。

　　比较起来，捷克的反对派运动，带有更多知识分子的色彩；而波兰的反对派运动，则扎进广大社会之中，与工人阶级的要求齐头并进。波兰反对派知识分子库隆（J.Kuron）、米奇尼克（AdamMichnik）所提出的「重建社会」，同样切中了这种制度的要害。在这里，「社会主义」分成两个互不相干且互相对立的词汇：「社会」与「主义」。结果是要「主义」不要「社会」，尽可能切断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平行联系，将这种联系当做一种挑衅，不管是行业的还是宗教的或者是大学联盟，都被视为有潜在危险，从而把人们陷入彻头彻尾的原子化状态。前面说过，这种体制从根本上就不信任社会。最近最高当局正在试图用「社会治理」一词代替被诟病的「维稳」，然而在其表述中，「社会」仍然是一个被「管理」的对象，而不是需要尊重、学习、听取的主体。在他们看来，政府是老师，社会是学生。甚至「公民社会」一词，从2010年10月份也开始从报纸上消失。

　　在种种箝制之下，不管是社会还是个人，都有一个自我发育、自我建设的过程。个人自主性与社会自主性一样重要。尤其是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得由自己动手，来解除加在自己身上的那些看不见的符咒。如果不是曾经举行过这么一个类似的「手续」或者「仪式」，哪怕到了美国、英国、瑞典、墨西哥，这个人仍有可能保留很多那样的东西，比如恐惧、冷漠症、抢夺道德制高点、患了关节炎的病态自尊心，以及不善于与那些不同意见的人们相处共事等。因此，在今天关注民主、人权的人们，包括那些被官方视为敏感的人们，他们实际上与这个社会中的其他人们一样，并不拥有某种天生的免疫力，并不拥有任何特权，称自己不需要警惕和剔除自身专制的阴影。他们并不会因为走在民主的道路上，受到官方压制，就免除了学习民主以及向他人学习的过程，免除了听取不同意见和自我修正的过程。

　　我在那篇〈我为什么要在张宪上签名〉的文章中写道：「我们也是可能犯错误的，也有可能在这件事情并非恰当，所发表的看法、宪章中的表述也许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因此，我们是愿意随时倾听批评的，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包括来自官方的，来自我们社会方方面面的，所有不同意见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从而可以调整自己的立场，知错就改。对于将自己所做的事情说成多么了不起，想方设法为自己唱赞歌，那样一种做法人们并不陌生，也不是我们所认可的。」我们不能是一批新的「天兵天将」，不能再来一次——怀揣着自己认为正确的真理，从而强加于整个社会。相反，我们需要回到社会和公众中去。在接受种种限制的条件之下，拓展思路和开辟工作。

　　在这篇奉命作文的题目是「我们到底要什么？」的文章中，我最后想说的是，当然我们认同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但是面临自己所处的社会和公众，我不想回答「我自己要什么」，我自己是如何「非要什么不可」，或者我（与我的朋友们）设想中国未来一定是个什么样子，那么就得按照这个方向去做。不是这样的。我最希望的是能够有一个畅所欲言的制度平台和公共言说的平台，在这些平台上，不同的意见和观点能够得到平等的对待和充分的讨论，不同的利益尤其是弱势人们的利益能够得到平等的尊重和体现。至于中国往何处去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社会矛盾的问题，以及各种具体的政策，则需要允许不同立场、意见冲突的人们来讨论，让大家来选择，而不会因为有人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而遭遇牢狱之灾。言辞是行动的引导，没有身处其中人们的充分讨论，谁能够知道事情应该怎么办？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我非常赞同台湾学者钱永祥先生的这个表达，钱先生本人经历了台湾民主转型，有着许多切身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汉语世界的知识分子极具警醒意义。他说：「如果社会还不允许差异存在、不容许非权威的方式形成共识，知识分子该怎么办？我想，除了协助差异的论述出现、协助非权威的说理方式之外，并没有什么事是一定需要知识分子做的。」（〈略谈「公共型」知识分子〉）

　　本文原载于《思想》第19期《香港：解殖与回归》。

草长鹰飞 · 发表于 2012-11-22 16:24:26

本帖最后由草长鹰飞于 2012-11-22 16:27 编辑

习惯是个顽固的东西，箍死了很多通道。这种箍死是双向的，既有自己对这个世界了解的一个方面，也有这个世界向我注射的那束光。

今儿改给老哥哥所写的一篇扑扑啦啦的破字，搜到这篇文章，一口气读下来。

同样的汉字兵，用在不同笔下，就有不同的战力，李渔说的没错。

大伙儿有时间读读。

问候大家。

安德路 · 发表于 2012-11-22 17:53:01

本帖最后由安德路于 2012-11-23 08:17 编辑

深了！这篇文。看得很累。来点轻松的。哥即兴“吟诗”{:soso_e113:}一首：

湖面如镜，我遛屌如狗
装了拉锁的脑袋里
塞满了沉重的文字
像没有分类的垃圾
杂乱无章

我悠然自得，装模作样
不知道我和它谁在领路
忽然传来例行的屁响
我掩鼻而过无动于衷
管它谁在鼓掌

走到一棵枯树旁
我抬腿做着标记
对面来了个遛干爹的
我恶毒地笑着
我的狗也突然变得很猖狂

草长鹰飞 · 发表于 2012-11-23 09:02:18

安德路发表于 2012-11-22 17:53 1 M+ x4 S: Y/ ]! N. S. B& @; K1 D
深了！这篇文。看得很累。来点轻松的。哥即兴“吟诗”一首：7 ?4 X- \" P, c! j7 l5 s% i5 S

$ c7 C1 Q Z9 z X湖面如镜，我遛屌如狗

您这是恶意解构啊，瞧得我直皱眉头。

这字这么写，是不是非要这么写呀，老哥哥？？

安德路 · 发表于 2012-11-23 10:10:13

草长鹰飞发表于 2012-11-23 09:02 7 x" R# s& n$ h8 r4 y( Q' M7 o
您这是恶意解构啊，瞧得我直皱眉头。
% X1 p9 w% Q2 p1 B: P5 G1 P
4 }" }5 n9 {2 S, R: T3 k6 C; F: N这字这么写，是不是非要这么写呀，老哥哥？？

说破了还有什么意思？
丑闻扑面，惟发恶声。{:soso_e151:}

pangong · 发表于 2012-11-23 10:58:42

如果社会还不允许差异存在、不容许非权威的方式形成共识，知识分子该怎么办？我想，除了协助差异的论述出现、协助非权威的说理方式之外，并没有什么事是一定需要知识分子做的。协助，只能是协助。让不一样的出现。翻出以前的文字，协助。

刘文彩 · 发表于 2012-11-26 14:09:12

这个挺好的。我觉得可信。**中也还是有好人、或者说开始是好人的。

草长鹰飞 · 发表于 2012-11-26 14:20:39

刘文彩发表于 2012-11-26 14:09
& c3 H& s f3 L( ~) G; @. h( n这个挺好的。我觉得可信。**中也还是有好人、或者说开始是好人的。

这事儿是应当两分着看。我呢，跟您不是一个分法。您是把他们分成好坏，我不这样，我分成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

这篇文字给我的启示在于那些知识分子及其子女的心理感受质变路程。由火热--到冰凉--到苦痛挣扎---到竭诚反思---到呼吁找寻---到……

问候您，问候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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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思想即处理自身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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