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丧礼中的满族习俗》

南郊农夫

《老北京丧礼中的满族习俗》作者：□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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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i9 g# p5 O$ J% i7 J1 I/ ^北京丧礼是满、汉习俗互相影响、融合而成的。更确切地说，它是在明代辽东汉族丧俗的基础上加入满族习俗特点而形成的；这个融合体的主要成分是汉俗，满俗特点较少。当然，在融合中仍有各存特点之处。

+ Q0 T0 M) S/ Q0 ?满族自其远祖肃慎氏始即以渔猎为世守之业，原不似农业民族那样重视“厚葬”。满族将祖先纳入萨玛信仰体系中，视祖与神为一体，不同于汉族“慎终追远”的观念。因此自古肃慎氏以降，靺鞨、女真等皆行风葬、火葬，直到明末，女真人仍行火葬。清入关第一帝顺治死后仍是火葬。近四十余年北京市大规模基本建设中在四郊满族墓地掘出大量骨灰坛子，那都是清初满人进关后将祖坟迁至北京的。《大宋宣和遗事》所述宋徽宗死后的葬法，完全真实地刻画出女真人火化遗体的实况，当然使钦宗痛不欲生，因为他的脑子里是棺椁厚葬才称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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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3 F! B% u* N3 K自清初满人大量入关后，读了《四书》、《五经》，学习了汉族传统文化，从而改火葬为土葬。在丧礼方面，自皇室至民间，尽量模仿汉俗，举凡汉族丧礼中所行者，满族几无不效之。当然，也有满俗影响汉俗之处，例如为死者烧衣服和什物，后改为烧纸糊之物，原本是满俗，后来进入汉俗。满俗从汉俗者多得不胜枚举。例如为死者超度而请僧道诵经，这原与满族毫不相干，但后来满人亦效汉人而行之。此外，仍有保存满俗之处，例如满族用“葫芦材”，与汉式棺材不同。满族丧事立幡和“曲利”，卤薄中有鹰、狗、骆驼和松活。满族孝服较汉族轻得多，没有“披麻带孝”之举，不穿白鞋不戴白孝帽。供饽饽桌子，设奠池以奠酒等等，则都是保持满俗特色之处。

1 }3 s, s1 p3 j% ~1 _" |6 n* b, H北京汉族办丧事出殡时所用卤薄(俗称打执事)为金瓜、钺斧、朝天镫、镏金棍，还有灯、柳(雪柳)等物。满族人办丧事出殡时所用卤薄则有鹰、狗、骆驼，还有松鹤、松鹿、松亭。另外在队前必有十对至四十对披甲戴盔的武士携弓箭骑乘而行。臂鹰(俗称架鹰，鹰栖止于架鹰者的左臂上)分步、骑二种，即步行架鹰和骑马架鹰。人数少者四至六人，多者数十甚至上百人；二人并列而行。牵狗者只有徒步而无骑马的。牵着细狗，二人并列成对而行；人数少者四至六人，多者数十人。随后是拉骆驼者，少则四至六人，多者数十人。一人牵一骆驼，二人并列而行。人数少者为四至六人，多者二十人。接着是松枝编成的鹤、鹿、亭子，由人抬着随队伍前进。北京人称此松鹤、松鹿等物为“松活”。这是个浩浩荡荡十分可观的队伍，最后才是罩着绣花棺罩的棺材，在“响尺”声的指挥下，抬杠人迈着整齐的步伐缓缓而行。

0 N8 \* [/ \% Q7 @纵观满族先世，上自肃慎下至女真的历史，是一部渔猎史，也是一部征战史。人们终日猎于山林，斗于战场，数千年来几无一日不如此。人们不死于猎，即丧于战，很少像农业社会那样，人们大多“善终”、“寿终正寝”，肃慎之裔几千年来不是丧于猛兽的牙爪，就是死于强敌的锋镝。因此而形成丧俗的这个队伍，它即是狩猎队伍，也是战争队伍。直至清代，满族仍是兵猎合一，以围猎练习战斗。再者，满族先世部落时代常发生“劫丧”的事，多出自血族复仇而于仇人出殡时发动突然袭击。这个送葬的战斗队伍的形成也与此有关系。

《红楼梦》里描写尤二姐死后贾琏悲痛异常，找出尤二姐素日穿的衣服包了一包拿出去烧了。这纯系满族旧俗。此俗由来久远，上溯之可直追古肃慎氏之俗。女真旧俗于人死后将其所用弓矢和诸般用品及衣服尽皆烧掉，并杀其生前所乘马，剥下马皮同烧，称为“杀马楦皮焚祭”(koyorholombi)。满族部落时代仍如此。进关以后，满族在生产和生活等方面发生极大的变化，模仿汉俗处不少，但烧死人生前衣物之俗则未改变，正如《红楼梦》描写的那样。直到清末同、光时代，皇家和王公家办丧事仍烧衣服和用品。后因烧衣服价昂，从而创出用纸糊衣物焚烧以代真物，于是兴出了“烧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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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称北京的手艺有“三绝”，其中的一绝就是糊烧活，用纸糊衣服、物品、箱柜、桌椅、车辆以及一切大小物件无不惟肖惟妙，大可乱真。那时北京大小街巷“冥衣铺”很多，除平日为人裱糊房屋外，主要的生意就是糊烧活。丧事必用的烧活有纸糊的各种盆栽花卉、金童玉女、家俱类、牲畜类(马、驴、牛等)、车辆类(清代糊轿车、大鞍车，后来连汽车也会糊)、使用物品类(麻将牌和留声机都能糊)，所糊的“楼库”可达二层楼高。办丧事的人家为了“摆阔”，大多把钱用在烧活上，那时人们常说丧事的四大项:材(棺材)、棚(搭棚)、经(请僧道诵经)、杠(出殡)以外，最费钱也最显脸面的就是烧活。因此冥衣铺大多生意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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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衣铺除糊烧活外，为人家裱糊房屋是一项重要业务。北京城内尽是用碎砖头盖成的房子，室内四壁必须糊纸，屋顶也是高粱杆搭架子糊纸。北京人称赞新糊的屋子为“四白落地”。这种高明的裱糊手艺在北京以外诸地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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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3 i( t" T! E# i0 a; r走进一家办丧事的人家，向灵堂一望，只要在灵前供着饽饽桌子，毫无疑义地即可断定这是满族人家。满族人家早年除在灵前供饽饽桌子以外，还在饽饽桌子前面地毯上摆设“奠池”，旁置“奠壶”以盛酒。后来限于经济条件，大多免去奠酒三杯之礼，吊祭者只在灵前三叩首而已。

% M. b  R$ Q! i3 A1 O: p这种饽饽是用白面混白糖在烧炉上烤成的，色白，质硬。乍一看好像北京的“缸炉”和“硬面饽饽”，其实较二者皆硬。这是纯满洲式的饽饽，与“光头儿”、“奶油棋子”的作法大体相同，只是质硬过之。桌上成盘摆列，一盘十一至十五个，叠成塔状，塔顶置“八仙人”、“唐僧取经”等面制人物(与饽饽质同)。满族人家办丧事，亲友多送饽饽桌子，故常数桌相重。出殡后，撤饽饽桌子，将饽饽分赠亲友。

北京满族丧礼中与汉俗不同之处不少，幡和曲利就是满族特有的。北京人都知道，只要看办丧事的人家是否立幡和有无曲利，即知满汉。

这个幡不是汉族人出殡时孝子打着的幡，那是“招魂幡”。满族人丧事所立的幡高达一二丈，顶圆形似伞，红缎绣金花。满族有一项文娱体育活动“耍幡”，其幡杆就与此相类。人死立即立幡，丧事办完撤幡。王府丧事立幡高达数丈。

/ Y, U6 P8 i" s% r( z+ D9 [; n# I“曲利”是一面小旗，依死者所属旗份而定旗色，如镶红、正蓝等等。多年来人们不解“曲利”一词的来源，而作了种种猜测。其实这是满语词Kiru的音译，意为“小旗”。满语京话口语将ki读作kiui，故音近“曲”；ru音轻读，故音近“利”。于是说成“曲利”。这是满族民间办丧事时为了表明死者的旗份而创出的。

丧葬最后一幕是出“殃”。这个“殃”字是“灾殃”、“祸殃”之意，而出殃并不是出灾、出祸的意思。这个“殃”字来自满语音译。满语有fayanɡɡa一词，意思是“灵魂”。fayanɡɡa一词，fa是轻音，ɡa是轻音，只突出一个yanɡ是重音，就以这个重读音节进入汉语北京土话。它本是灵魂之意，说成yɑnɡ，无适当汉字可写，不得已而用了个殃字。说出殃本不如说出魂合适，只因这是满族习俗，所以用满语音译，成了汉语北京话中一个外来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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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Z  E$ A8 T4 [4 g女真人(后来的满族人)是崇信萨玛的，根据萨玛的教义，人死，灵魂不灭，而从旧躯中脱出而去，所以人死，其fɑyanɡɡɑ(魂)必出。这个萨玛信仰被满族人从关外带到关内，行于北京，成为老北京满汉人共同的信仰，相信死者葬埋之后，过几天其魂魄必出，这就叫出殃。

老北京城里，隔十几条胡同就会有一家街门外大门框上挂一不大的牌匾，上写“某某堂某”，例如“文明堂陈”、“吉祥堂李”，这个“堂”主人陈某、李某称为“阴阳生”，其职业是断定死者出殃日、时，另外还看“风水”。死者埋葬后，其家属必须请来阴阳生，断定何日何时出殃，阴阳生收取酬金而去。到了该日，死者家属将死者生前居室打帚干净，收拾整洁，将窗户纸打破一处，相信灵魂就从窗户纸的破孔飞走，家属众人在另室等候。到了阴阳生推算决定的时间，过半小时左右，打开死者住室，查看动静，相信其灵魂已经飘然而去。为什么要出殃呢？萨玛认为死人不出殃将成家祟，给家里人带来疾病灾祸。其实是给阴阳生带来生财之道，所以老北京人说阴阳生职业者吃人还吃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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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北京街头出殡送葬。
美国《LIFE》杂志的摄影师德米特里·凯瑟尔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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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8.399999618530273px]人死立即立幡，丧事办完撤幡。王府丧事立幡高达数丈。

2 S5 ~% i$ o8 @' X; ~) t: s3 `  J  很多丧葬习俗一直沿续到现在，汉族人死后的第一件事是先挂出挑檐纸（尤其在农村还很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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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郊老土 发表于 2012-9-13 13:08
人死立即立幡，丧事办完撤幡。王府丧事立幡高达数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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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丧葬习俗一直沿续到现在，汉族人死后的第一 ...

" J# ^9 ~4 Z$ ]5 }8 [2 |1 s您比我岁数大，这方面的礼数比我知道的多。87年家父去世时，是我们这生产队队长帮忙给指导的，随着时光的流逝，只有农村还保留着一些老的丧葬习俗，在城里寸土寸金，没地方大办丧事，加上懂这方面礼数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在城里丧事办得就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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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这样啊，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