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旧京图说-镜头里最早的北京[含1P]

黄加佳

黄加佳

镜头里最早的北京

▲图为1860年比托站在正阳门城楼上向北拍摄的北京皇城。图中所摄就是今天天安门广场的位置，可以看出当时天安门前是一个封闭的环境。天安门前是大清门（今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天安门与正阳门之间由千步廊连接，左右两旁有很多衙门。这张照片后来多次刊载于西方刊物上，成为最早的北京城影像。（由于版面有限，所刊图片只是原片长度的三分之一。） 　　▲北京街头传统的店铺门脸。可以看到极为精美和繁复的装饰，几乎每一座店铺都堪称艺术品，相较之下现在的店铺门脸装饰乏味很多。（比托摄） 　　▲在安定门瓮城上向东看。原本安置在城墙上的清军大炮，在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都被调转方向，炮口朝向城内。远处可见外城东北角楼和雍和宫。（杜宾摄） 　　▲清漪园（今颐和园）内花承阁琉璃塔。花承阁是清漪园万寿山北麓的一座寺院，院内曾有一座精美的多宝琉璃塔。因为琉璃不怕火烧，因此在1860年的大火中幸免。这是清漪园被毁之前仅有的四张照片之一。（比托摄） 　　在安定门瓮城上向南拍摄，安定门内大街非常宽阔，看热闹的京城百姓聚在路障之后。（杜宾摄） 　　▲远眺北海白塔。摄影师站在景山上向西拍摄，左边是北海琼岛上的永安寺白塔，右边是太液池。绿树、红墙、白塔、碧波，组成了旧时北京最美的一景。（比托摄） 　　▲摄影师在安定门西、中轴线偏东的位置向北远眺北京城，视野内最高的建筑是钟楼和鼓楼，远处隐约可见景山。（杜宾摄）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现代科技也作为附产品被带入中国。1842年《南京条约》签署后，西方摄影师开始在香港、厦门、上海等通商口岸开设照相馆。至今可考的中国最早的照片是1844年法国摄影师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1802-1877），在澳门所拍摄的清朝官员耆英的肖像照。此时西方人的脚步仍停留在长江以南，中国皇帝不准许西方外交官和商人长驻北京，直至1860年另一场战争爆发，外国人才真正进入北京。   最早在北京拍摄的照片，免不了带着时代的悲剧色彩。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以征服者的姿态踏进北京城，英军摄影部主任费利斯·比托（Felix Beato,1832-1909）和法军测绘部主任查尔斯·杜宾（Charles Dupin,1814-1868）拍摄的照片，是北京最早的影像。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时，比托拍摄了一系列清军惨败、尸横遍地的照片。这些照片后来被制成版画，反复刊载在书刊上，成为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罪证。由于咸丰皇帝率后妃和亲信大臣逃到承德，英法联军未遭遇任何抵抗就由安定门进入北京城。在相对平静的状态中，比托拍摄了大量皇家园林的照片，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清漪园（今颐和园）。1862年比托的作品集结成册，出版了《中国影集》，其中六幅标识为圆明园被毁之前的建筑。不过经考证实际上是清漪园内的琉璃塔、智慧海、万寿山、昙花阁、文昌阁以及德胜门外的偏融法师塔。比托的误植，误导了西方研究者，也使许多中国学者跟着混淆多年。   至于杜宾，他不似比托那般出名，却以另一种方式留下了戏剧化的事迹。他将拍摄的作品制成了30张玻璃立体照片，所谓立体照片就是借着两张同样的照片和简单的观赏装置，运用视觉原理，使得照片呈现立体3D效果。杜宾的玻璃立体照片易碎，存世量极少，主要内容是在安定门城楼上架炮的法军、北京城墙以及雍和宫等。此外，杜宾还参与了对圆明园的劫掠，并将劫掠品拿去拍卖，因此恶名昭彰。   然而，对于火烧圆明园这场悲剧，无论比托还是杜宾都没有留下任何影像，他们本人从未对外解释原因，后世史学家也因缺乏证据而难于给出合理的答案，从而成为中国摄影史之谜。在比托和杜宾拍摄北京10年之后，出现了另一批重要的外国摄影家，如德国人恩斯特·奥尔末（Ernst Ohlmer,1847-1927）、英国人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1841-1898）、泰奥菲勒·皮瑞（A Theophile Prry,1851-1918）、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1837-1921）以及日本人山本赞七郎。他们拍摄的北京影像，具有更多的客观性，显得更平和，也使得这座伟大的城市能以具体的形象，传播到全世界。   图文/秦风老照片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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