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 武状元 名单 清代武科乡、会试的一般情况,已见于本书第一章第一节“清代科举制度概说”。武科会试之后,没有“进土题名碑”及“馆选录”之类传世,官私史籍对这方面的记载也极少。不过一代抡才大典,文武并重,也不应完全忽略。朱彭寿〈旧典备征》对清代武鼎甲姓氏作了汇考,现据他的记载,将清代武科状元的科分、姓氏、籍贯胪列于下: 顺治朝 (7人) 顺治三年丙戌科(1646年) 郭士衡 山东章邱。 顺治六年己丑科(1649年) 金抱一 顺治九年壬辰科(1652年) 王玉玺 浙江仁和。 顺治十二年乙未科(1655年) 于国柱 顺治十五年戊戌科(1658年) 刘 炎 浙江山阴。 顺治十七年庚子补行已亥科(1660年)林本直 江苏上元 顺治十八年辛丑科(1661年) 霍维鼐 山东济宁。 康熙朝 (21人) 康熙三年甲辰科(1664年) 吴三畏 康熙六年丁未科(1667年) 秦藩信 顺天宛平. 康熙九年庚戌科(1670年) 张英奇 直隶深州。 康熙十二年癸丑科(1673年) 郎天诈 浙江山阴。 康熙十五年丙辰科(1676年) 荀国梁 康熙十八年己未科(1679年) 罗 琪 浙江会稽。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科(1682年) 王继先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科(1685年) 徐宪武 直隶。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科(1688年) 王应统 康熙三十年辛未科(1691年) 张文焕 甘肃宁夏。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科(1694年) 曹日纬 京卫。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科(1679年) 缴煜章 京卫。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科(1700年) 马会伯 甘肃宁夏。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科(1703年) 曹维城 康熙四十五年丙戊科(1706年) 杨 谦 江苏仪征。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科(1709年) 田 唆 直隶献县。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科(1712年) 李显光 康熙五十三年癸巳科(1713年) 李如柏 甘肃宁夏。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科(1715年) 赛 都 汉军正红。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科(1718) 封荣九 康熙六十年辛丑科(1721年) 林德镛 雍正朝(5人) 雍正元年癸卯科(1723年) 李 埃 雍正二年甲辰科(1724年) 曹国琼 汉军镶白。 雍正五年丁未科(1727年) 王元浩 山东胶州。 雍正八年庚戌科(1730年) 齐大勇 直隶昌黎。 雍正十一年癸丑科(1733年) 孙宗夏 陕西镇安。 乾隆朝 (27人) 乾隆元年丙辰科(1736年) 马负书 汉军镶黄。 乾隆二年丁已科(1737年) 哈攀龙 直隶任邱。 乾隆四年己未科(1739年) 朱秋魁 浙江金华。 乾隆七年主戊科(1742年) 贾廷诏 乾隆十年乙丑科(1745年) 董 孟 汉军正黄。 乾隆十三年戊辰科(1748年) 张兆潘 江苏泰兴。 乾隆十六年辛未科(1751年) 张大经 山西风台。 乾隆十七年壬申科(1752年) 哈廷梁 直隶献县。 乾隆十九年甲戊科(1754年) 顾 麟 乾隆二十二年]‘丑科(1757年) 李国梁 直隶丰润。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科(1760年) 马 全 山西阳曲(壬中科时已取中探花,名马琼,此科更名再中)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1761年) 段飞龙 直隶永年。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科(1763年) 德 灏 满洲正黄 乾隆三十—年丙戌科(1766年) 白成龙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科(1769年) 钱治平 顺天霸州。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科(1771年) 林大彪 浙江江山。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科(1772年) 李威光 广东长乐。 乾隆四十0年乙未科(1775年) 玉懋赏 山东福山。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科(1778年) 邢敦行 直隶定州。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科(1780年) 黄 瑞 浙江江山。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1781年) 刘 双 顺天大兴。 乾险四十九年甲辰科(1784年) 刘荣庆 江苏泰州。 乾险五十二年丁未科(1787年) 马兆瑞 山东临清。 乾险五十四年己酉科(1789年) 刘国庆 江苏泰州。 乾隆五十五年庚戊科(1790年) 玉 福 汉军镶黄。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科(1793年) 徐殿飙 山东掖县, 乾隆六十年乙卯科(1795年) 邸飞虎 嘉庆朝 (12人) 嘉庆元年丙辰科(1796年)黄仁勇 广东海阳. 嘉庆四年己未科(1799年)李云龙 直隶阜城。 嘉庆六年辛酉科(1801年)姚大宁 广东南海。 嘉庆七年壬成科(1802年)李白玉 直隶蔓城。 嘉庆十年乙丑科(1805年)张联元 直隶献县。 嘉庆十三年戊辰科(1808年) 徐华清 山承临润。 嘉庆十四年己已科(1809年) 汪道诚 江西乐平. 嘉庆十六年辛未科(18U年) 马殿甲 河南邓州。 嘉庆十九年甲戌科(1814年) 丁殿宁 山东益都。 嘉庆二十二年丁丑科(1817年) 武凤来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科(1819年) 徐开业 以传胪未到除名,以榜眼秦钟英推升状元,陕西神木。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科(1820年) 昌伊苏 满洲正黄。 道光朝 (15人) 道光二年壬午科(1822年) 张云亭 直隶清丰。 道光三年癸末科(1823年) 张从龙 山西临县。 道光六年丙戊科(1826年) 李相清 山西阳曲。 道光九年己丑科(1829年) 吴 钺 山东蓬莱。 道光十二年壬辰科(1832年) 李广金 山西灵邱。 道光十三年癸已科(1833年) 牛凤山 河南沿县。 道光十五年乙末科(1835年) 波启善 满洲正红。 道光十六年丙申科(1836年) 王 瑞 宜隶安肃。 道光十八年戊戌科(1838年) 郝光甲 宜隶任邱。 道光二十年庚子科(1840年) 赵云鹏 河南汝阳。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科(1841年)德庆 汉军镶白。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1844年)张殿华 直隶枣强。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科(1845年)吴德新 直隶东明。 道光二十七年丁末科(1847年)李信直 直隶晋州。 道光三十年庚戊科(1850年)彭阳春 四川华阳。 咸丰朝 (5人) 咸丰三年王子科(1852年) 田在田 山东锯野。 咸丰三年癸丑科(1853年) 温常勇 直隶天津。 咸丰六年丙辰科(1856年) 王世清 直隶南和. 咸丰九年己未科(1859年) 韩金甲 山东历城。 咸丰十年庚申科(1860年) 马鸿图 直隶抚宁。 同治朝 (6人) 同治元年壬戌科(1862年) 史天样 直隶邯郸。 同治二年癸亥科(1863年) 黄大元 直隶怀安。 同治四年乙丑科(1865年) 张蜀锦 宜隶广平。 同治七年戊辰科(1868年) 陈桂芬 浙江天台。 同治十年辛末科(1871年) 丁锦堂 福建上杭。 同治十三年甲戌科(1874年) 张风鸣 河南西平。 光绪朝 (11人) 光绪二年丙子科(1876年) 宋鸿图 福建侯官。 光绪三年丁丑科(1877年) 佟在棠 直隶天津。 光绪六年庚辰科(1880年) 黄培松 福建龙泉。 光绪九年癸未科(1883年) 杨廷弼 河南祥符。 光绪十二年丙戌科(1886年) 宋占魁 山东昌邑。 光绪十五年己丑科(1889年) 李梦说 山东阳谷。 光绪十六年庚寅科(1890年) 张宪周 山东珲城。 光绪十八年壬辰科(1892年) 卞 赓 江苏海州。 光绪二十年甲午科(1894年) 张鸿翥 江西鄱阳。 光结二十一年乙未科(1895年) 武国栋 直隶天津。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1899年) 张三甲 直隶开州。 以上从顺治三年至光绪二十四年共取中武状元109人。 关于八旗成员及宗室子弟参加乡、会试的问题,清政府作过一些特殊的规定。 清制,八旗以骑射为本,右武左文,不大提倡八旗子弟参加科举考试。顺治八年(1651年)时,首次准许八旗应乡、会之试,是年满洲、蒙古、汉军生员参加顺天府乡试。以后,八旗考试,时举时停。始初,凡应乡、会试时,均是满洲、蒙古为一榜,汉军、汉人为一榜。所以顺治九年壬辰科及顺治十二年乙未科会殿试后,均是满、汉榜各有一名状元。考试的内容亦有区别,满、蒙生员乡试为满文或蒙文一篇,会试时增为两篇。汉军试《书》艺二篇, 《经》艺一篇,不通经者,增《书》艺一篇。二、三场试策、论各一篇。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起,改为八旗子弟与汉人一体应试,不再分榜。但在乡、会试前,要先试马步箭,骑射合格,方可应试。此遂成为定制。乡试中额,历科不一。顺治八年,取中满洲五十名, 蒙古二十名,汉军五十名。以后有所减少。乾隆九年定,满洲、蒙古共取二十七名,汉军取十二名。 清初,宗室子弟不参与乡、会试.康熙三十六年 (1697年),因宗室子孙日益繁衍,准许有能力学属文者,一体应试,编号取中,但很快又停止。乾隆年间,也只是偶尔允许宗室子弟参加乡、会试。直到嘉庆六年(1801年),宗室子弟应乡试、会试,始著为令。其办法是:“凡在官学读书及在家读书愿应乡试者,俱照宗人府奏准之例,交稽查宗学汉大臣核实考试,将文理通顺者,由宗人府造册,汇送兵部,考试马步箭,其合式之人,移咨礼部,札送顺天府乡试,矣三场完毕,将实在人数奏请钦定中额,永远遵行。”宗室子弟应乡、会试时,在试场号舍内专门拨号设坐,试卷注明宗字号。嘉庆九年(1804年)又定,宗室乡会试改在各士子乡、会试三场完毕之后,即十七日,单独举行。当日点名进场,当日完卷,只试一文一诗。乡试约八九人中一名,会试约取三、四名。会试后,要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复试,方可正式取中。至于殿试与朝考,则与汉人士子一体府试。 另外,八旗和宗室还专有翻译一科,有满洲翻译与蒙古翻译,应试者只限于八旗及宗室子弟,满州翻译是以满文译汉文或以满文作论,蒙古翻译以蒙文译满文,不译汉文。翻译科在清代时举时停,亦有童试、乡试、会试之程序,三年一举行,都是别立翻译场考试,录取翻译生员、翻译举人、翻译进士。进士考列一、二等者,授翰林院编修,三等授翰林院检讨等职。 清代 武举制度 述略 清代武举一依文榜程序,考试大致分四个等级进行。 一:童试,在县、府进行,考中者为武秀才。 二:乡试,在省城进行,考中者为武举人。 三:会试,在京城进行,考中者为武进士。 四:殿试,会试后已取得武进士资格者,再通过殿试(也称廷试)分出等次,共分三等,称为“三甲”。 一甲是前三名,头名是武状元;二名是武榜眼;三名是武探花。前三名世称为“鼎甲”,获“赐武堤及第”资格。二甲十多名,获“赐武进士出身”资格。二甲以下的都属三甲,获“赐同武进士出身”资格。 殿试的规格很高,一般由皇帝亲自主考。考试揭晓后,在太和殿唱名,西长安门外挂榜,并赐给武状元盔甲。然后由巡捕营护送武状元归第,炫耀恩荣。 第二天,在兵部举行盛大的“会试宴”,又赏给武状元盔甲、腰刀等,赏给众进士银两等。清代科甲等级差别甚大,同样是武进士,一、二、三甲的等级和荣誉却大不相同。自然状元是出尽了风头的,登第后的三天内,可以披红挂彩,上街夸官,真所谓春风得意、风光十足了。 殿试以后,通常立即由兵部授予官职。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是清朝武举第一科,当时规定武状元授正三品的参将,武榜眼授从三品的游击,武探花授正四品的都司。二甲授正五品的守备,三甲授从五品的署守备。康熙年间又有变动,改为一半授营职,是直接带兵的官,另一半授卫职,是皇帝的宫廷侍卫。雍正五年(1727)规定,武状元授御前一等侍卫,武榜眼、探花授二等侍卫。再从二甲中选头十名,授三等侍卫。其余全在兵部注册授于守备等营职。雍正以后各朝武进士的授官情况还有一些变化,不过所授品阶基本上以康熙朝定制为准,没有太大的变更。 清朝武举各级考试,通常每三年举行一次,每科录取人数也有定额。但常科以外,还时常增设所谓“恩科”,常额以外,也增加一点“恩额”。 这类“恩科”、“恩额”都由皇帝直接掌握。无非笼络人心,吸收更多的武勇人士为统治者效命。考试办法差不多与明代一样,分一、二、三场进行。一、二场试了弓马技勇,称为“外场”;三场试策论武经,称“内场”。一场试马上箭法,驰马三趟,发箭九枝,三箭中靶为合格,达不到三箭者不准参加二场。乾隆年间,一场又增加了马射“地球”,俗称“拾帽子”,专为考察伏射能力。二场考步射、技勇。步射九发三中为合格。所谓“技勇”,实际上主要测膂力。一共三项。头项拉硬弓,弓分十二力、十力、八力三号,另备有十二力以上的出号弓。应试者弓号自选,限拉三次,每次以拉满为准。二项舞大刀,刀分一百二十斤、一百斤、八十斤三号,试刀者应先成左右闯刀过顶、前后胸舞花等动作。刀号自选,一次完成为准。第三项是拿石礩子,即专为考试而备的石块,长方型,两边各有可以用手指头抠住的地方,但并不深。也分为三号,头号三百斤,二号二百五十斤,三号二百斤。考场还备有三百斤以上的出号石礩。应试者石号自选,要求将石礩提至胸腹之间,再借助腹力将石礩底部左右各翻露一次,叫做“献印”,一次完成为合格。凡应试者,弓、刀、石三项必有两项为头号和二号成绩,三号成绩超过两项者为不合格,取消三场考试资格。⑤ 三场是考文,当时叫“程文”,也称“内场”,相当于文化课考试。内场考试对大多数武人来说,比外场考试更难应付,所以考试办法不得不屡有变动。最初是考策、论文章,“策”相当于问答题,“论”是按试题写一篇议论文。顺治时定为策二篇、论二篇,题目选自四书和兵书。康熙年间改为策一篇、论二篇。策题出自《孙子》、《吴子》、《司马法》三部兵书,论题只从《论语》、《孟子》中出,考试难度有所降低。乾隆时,又改为策一题,论一题,题目都选自《武经七书》。到嘉庆年间,考虑到武人多不能文,所考策、论多不合格,而不少外场成绩突出者又往往败于内场,于是干脆废除策、论,改为按要求默写《武经七书》中一段,通常只一百字左右。这样一味迁就,使内场考试的水平越来越低,最后差不多只是形式上的存在了。当时社会上歧视武人之风很盛,经此一改,武人更加被文士们看成纤纤武夫,武举的社会地位大不比清代前期了。著名学者赵翼有一段记述,最能反映武举内场考试的实情,也反映了当时文人对武人的轻蔑: “武闱但以弓马技艺为主,内场文策不论工拙也。余尝主顺天乙酉科武乡试,其策有极可笑者。如‘一旦’二字多作‘亘’字,‘丕’字又作‘不一’字,盖缘夹带小本字画甚密,不能分晰,故抄誊讹错耳。又如‘国家’字应抬高一字,则凡论古今地名处,如‘国家四郊多垒’、‘社稷危亡’之类,亦无不抬头。武生自称‘生’,则应于行内稍偏,乃又将‘生人’、‘生物’、‘生机杀机’之生字,一概偏在侧边。如此者不一而足。然外场已挑好‘双好’字号,则不得不取中。幸武闱无磨勘之例,可不深求耳。”⑥ 实际上康熙注意到了科举文武分途不利于造就兼备人材的问题,他曾要求打破考试中的传统界线,允许文武生员举人交叉考试,武科举人可以改考文科进士,文科举人可以改考武科进士。康熙认为:“如此则各得展其所学,文武两途,皆得真才矣。”⑦然而,整个清代,文武交叉考试者寥寥无几。文武各成畛域而壁垒森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文人不武,武人不文,文武兼长的人材也就越来越少。文武分途的考试制度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材,却很难造就出云文云武的博通人材,应该说这是科举制度的弊端之一,也是清朝中后期政坛上出将入相人材日见匮乏的原因之一。 上面所讲考试办法,是会试一级的,乡试、童试的考试办法与会试大致相同,只二场弓、刀、石的份量相应降低,马步射降为九发二中为合格。 清朝对武科乡试、会试的录取额有具体规定。康熙二十六年(1687)规定,武乡试录取名额约为文乡试的一半,全国共八百四十名左右。其中河北省(直隶),一百零八名,其他各省六十名以下不等。会试录取名额康熙初年以前,大致在每次录取二百名到一百名之间。康熙十八年定额一百名,后来又规定不拘定额,特别是不拘各省分配的定额,只按考试成绩,奏报皇帝,由皇帝和主考大臣临时酌定录取人数。酌定时也要考虑到各省都有名额,但一甲、二甲只依据成绩圈定,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每科参加会试的武举人,一般在千人左右,有时多到两千人左右,进士录取额如果平均以一百二十人计,那么录取比例差不多是在十人或十几人中取一名,显然,考取武进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落第的武举人,雍正年间曾规定按路程远近发给回家路费,多则十两,少则四、五两。而大部分武举人,按规定可到兵部注册,由兵部依据个人成绩分三等授予武职,也可以到本省军营中效力。总之,只要有一个武举人资格,就算有了进身之机,同样也有逐步升迁的机会。 清代武举制度与大清帝国相始终。鸦片战争以后,频繁的御侮战争中,早就显露出武举人材不能适应新的战争,除了长矛大刀与坚船利炮之间的差距外,更重要的还是基本素质和军事思想上的差距。然而朝野上下株守陈规,玩岁愒日,武举考试竟一直被延续下去。光绪二十一年,荣禄首先提出废止武举考试,他说:“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习非所用,与八比试帖之弊略同。积弱之端,未始不由于此。”⑧他主张各省创设武备学堂,以西洋军事课程培养新式军人。然而荣禄的倡议并没有得到大多数朝臣的响应。一拖便是几年,光绪二十四年照例举行武举会试——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武会试。不久,要求改革的呼声又一次响起来,“内外臣工请变更武科旧制,废弓、矢、刀、石,试枪炮。”然而依旧未能实行改革。⑨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武举制度才终于被宣布废止。可惜这已经太晚了,仅仅十年后,大清帝国便宣告灭亡了。 二、 清朝以铁骑劲弓得天下,所以前期几个皇帝都很重视讲习武艺,时时强调“文武并重”,力图保持满族劲悍尚武的传统。然而,由于受到汉文化的不断浸润和持续执行“右文”政策,使朝野上下重文轻武之风日益浓烈。于是,不但在观念上,就是实际待遇上,武科地位也比文科低得多。文科殿试揭晓后,新科进士的姓名、籍贯及名次都要郑重其事地刻在“进士题名碑”上,这些碑至今还完整无损的保存在北京国子监旧址。此外,官私刊印的《馆选录》、《鼎甲录》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一类书籍很多,差不多随处可见,因此清代文科进士的情况非常清楚。武科就大不相同了,既没有“题名碑”制度,也很少有专载其事的书籍,对整个清代武科概况,包括武科鼎甲情况,不要说后代,就是当时人也往往不能言其详。 幸好近人朱彭寿曾做过一番统计,留给我们一份珍贵材料。⑩加上还有其它方面的材料,使我们对清代武举鼎甲情况大致有所了解。 清代的武会试,自顺治三年(丙戌)开科,到光楮二十四年(戊戌)截止,一共进行了一百一十二次。也就是说一共产生了一百一十二个武状元,还有一百一十二名榜眼和探花,总计武科前三名(鼎甲)是三百三十六名。一百一十二年武状元的姓名都有记载,但目前能确知其籍贯者只九十二人,其余二十一人还有待于考求。这九十二个武状元,河北省出的最多,共三十二名。以下山东十三名,浙江八名,江苏六名,河南、山西各五名,广东四名,甘肃、福建各三名,江西二名,四川、陕西各一名。此外,汉军旗六名,满军旗三名。 这个统计不完备,也不是很准确的,不过大略可见各省武举基础的差别。所谓武举基础,可从两个方面认识,一是尚武风气,二是文教水平。 河北省武状元最多,武榜眼、探花也比别的省多,这与河北省武风素盛分不开。正因为河北省武风基础好,所以清朝对河北省特别重视,乡试名额总比他省给得多。陕、甘二省古多名将,尤其是甘肃,虽然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但自来“人材健壮,强勇者多,骑射娴熟,胜于他省。”⑾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中的名将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都出在陇右,所以清朝对陕、甘二省总是另眼相待。武乡试名额,顺治朝规定陕、甘各二十名,后经康、雍、乾三朝追加,两省都增至五十名,这比许多大省的名额都多。 有清一代,甘肃出了三名武状元,一名榜眼,四名探花,以甘肃的经济文化和人口而言,这个数字不能算小了。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甘肃包括宁夏,三名武状元张文焕、马会伯、李如柏都出在宁夏,五名榜眼、探花中,也有三人出在宁夏。人口不及江南一个大县的宁夏,居然出了六名武科鼎甲进士,这不能不是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 我们把清代文武两科状元的籍贯对照一下,能发现一些有趣的方化差异。 清朝文科会试也是一百一十二科,状元一百一十二名。其中江苏四十九名,浙江二十人,安徽九名,山东六名,河北、广西各四名,江西、福建、湖北、广东各三名,湖南二名,江南、四川、陕西各一名,山西、甘肃、云南没有。显而易见,从整个比例来看,武状元是北方多,文状元则南方领先。河北省武状元三十二,文状元仅四名,与此相对,江苏省是文状元四十九,武状元六名,南北文武各有偏长,至少在清代科举考试中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应该说山东、浙江两省发展相对平衡,这两省文武基础都比较好,两科状元的比例显得合理一些。 从武鼎甲的民族比例上看,无疑汉族占了绝大多数,而少数民族中回族显得突出一些。回族是以尚武勇健著称的民族,乾隆曾说:“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姓,每出将种。”⑿所以清朝历来注意从回族中选拔武备人材。武状元中目前能确知是回族的是:江都杨谦,先获康壬午武乡试第一名(解元),又获康熙丙戌科武状元;乾隆丁巳科状元河北任邱哈攀龙;壬申科状元河北献县哈廷梁;丙戌科状元河北河间白成龙;丁未科状元山东临清马兆瑞;嘉庆丙辰科状元河南邓县马殿甲;甲戌科状元山东益都丁殿宁;咸丰壬子科状元河北抚宁马鸣图;同治甲戍科状元河南西平张凤呜等,至少是九个,或者还要多一些,尚待继续考索。榜眼、探花也有一批。如雍正丁未科榜眼安徽怀宁马大用;嘉靖已丑科控花河南杞县张万清,丁丑科武榜眼甘肃固原马维衍;光绪丙子科榜眼河南西平张忠祥等。杨谦家族是南方回族中的望族,其弟杨凯也是武进士出身,官至湖广提督。哈攀龙之父哈元生,其子哈国兴,都是武进士出身,哈廷梁则是哈攀龙的族弟,诸哈都做到提督职务,是善战的将领,“三世拥旄,时人荣之。”⒀乾隆所谓“哈其大姓,每多将种”就是在夸奖哈国兴时所言。 清朝武科出现过不少著名人物和轶闻,有些是值得介绍一下的。 古代科场的最高荣誉是“独占三元”,即一个人得了三个第一名:乡试第一解元,会试第一会元,殿试第一状元。清朝二百多年中,文科得三元者仅两人,一个是乾隆时代江苏常州的钱棨;另一个是嘉庆时代广西临桂的陈继昌。武科得三元者只有一位,此人是清初浙江仁和的王玉。说来王玉不止是三元,而是独占“四元”。他本来是明朝崇祯十二年(1639)浙江武乡试的解元。入清以后,又参加新王朝的武举,获顺治八年(1651武乡试解元,接着顺治九年武会试会元,殿试又得状元,是名符其实的“连捷三元”。王玉体貌伟岸,武力绝伦,甚得顺治赏识,曾任天津镇总兵等职。 武状元马全,本名马瑔,山西阳曲人,是一位性格耿直,武勇超群的英雄人物。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他考中一甲第三名进士,即武探花,授官福建游击。他与同僚某人语言失欢,发生斗殴。某人敌不住马全,由衙门逃到城门外,马全骑马追到城濠的桥上,两人再次奋拳搏斗,后来竟一起落入城濠。因为这件事,他被参劾罢官,只好流落北京。过了几年,他改名马全,重新参加乾隆二十四年的武乡试,取得武举人资格。第二年(庚辰科)参加武会试、殿试,居然以优异成绩获取一甲一名武状元。殿试外场的时候,乾隆认出了这位技勇出众新科状元马全,其实就是几年前的武探花马瑔。马全不胜惶恐,乾隆爱才心切,居然不咎既往,使马全重新获得为国效力的机会。后来,他参加了平定金川叛乱的战争,在木果木之役中,率部殿后,英勇殉职。马全的经历成为清代武科脍炙人口的佳话。⒁ 江苏泰州人刘荣庆,是乾隆四十九年甲辰科(1784)武状元。只隔了三年,他的弟弟刘国庆又获乾隆五十二年丁未科武状元。兄弟两人都是武状元,这在清朝是唯一一例。 清代的天津武风很盛,武科出人亦多。武状元出了三位,但都在晚清,即咸丰三年癸丑科(1853)温常涌;光绪三年丁丑科(1877)佟在棠;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1895)武国栋。另外还出了两位名声显赫的武榜眼:韩琦,“猿臂善射,射无虚发。”武乡试第一,武会试又第一,后中乾隆丙辰科武榜眼。李经世字槐圃,“任侠尚义,孔武多力。”也是乡试、会试均为第一,后中乾隆乙丑科榜眼。二人事迹如出一辄,是过去天津的老人们喜欢讲述的人文掌故。⒂ 清代文科考生不拘年龄,老于场屋而终身无尺寸进取者大有人在,八十以上还下考场的事情并不罕见。清政府对这种人通常都要给予褒奖,无非吸引更多的士人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但武科是有年龄限制的,规定武生、武举年龄超过六十,地方不许发给参加乡试和会试的手续。道光二十六年(1846),安徽有个叫符成梅的武童生,以八十四岁高龄参加武乡试,居然三场都应付下来。主持乡试的官员奏请皇帝授予职衔,道光以“违例妄请”的罪名将报请官员革职,并下令将送考、收考的学政、巡抚等一律“严加议处”。从保证武举的质量来看,道光的处理不无道理。 上面谈到,武科鼎甲统计为三百三十六名,而实际上状元是足额的,榜眼、探花有缺额者,大抵在遇到确实不得其人的时候,便留下空缺。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多,主要发生在道光朝。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1847)只取状元河北晋州李信、榜眼四川越隽姜国仲,探花虚缺。道光三十年庚戌科(1850)只取状元四川华阳彭阳春、榜眼河北静海岳汝忠,探花虚缺。因特殊原因而丢失了鼎甲荣誉的只有一例。清代制度,殿试后由皇帝亲自宣布登第进士名次,称为“传胪”,嘉庆二十四年己卯科(1819)状元徐开业、探花梅万青均以传胪未到而被除名,榜眼陕西神木秦钟英被推补为状元。 注释: ①:《新唐书》卷45《选举志》。 ②:《明史》卷70《选举二》。 ③:《明史》卷267《王来聘传》。 ④:清王应奎《柳南随笔》卷1。 ⑤: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五章。本文参考《述录》处较多,恕不一一注明。 ⑥:清赵翼《簷曝杂记》卷2《武闱》。另据《清史稿?选举三》,雍正二年从侍郎史贻直言,各省武乡试外场一律编出“好”字号,后又将好字号分成“双好”和“单好”等次,以供内场考官参考,一般先取双好,次取单好。 ⑦:清平步青《霞外攈屑》卷9《文武解元》:“康熙五十二年十一月十日上谕”条。 ⑧:《清史列传》卷57《荣禄传》。 ⑨:《清史稿》卷108《选举三》。 ⑩:朱彭寿《旧典备徵》卷4《武鼎甲考》。 ⑾:同注⑤,第五章第一节。 ⑿:清魏源《圣武记》卷7。 ⒀:清昭槤《啸亭续录》卷2。 ⒁:《清史稿》卷334《马全传》。 ⒂:参见戴愚庵《沽水旧闻》之“杨世经韩琦同科名同官阶”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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