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内蒙兵团生活(21)政治学习 常规学习。刚到兵团时的早请示,晚汇报,还有规定的学习时间,每人必须发言,班干部带头,团员带头,谈理想,谈如何扎根边疆。印象最深的是:狠斗私字一闪念,面对大家难以承受的劳动量,别说是干活偷懒,就连想一想都是不对的,在班务会上做深记得检查。虽说是本人不说,别人也不知道,但每人都必须要找出自己的缺点,曾经一闪而过的念头,进行自我批评。 雨雪天的学习。因为雨雪天不能干活而组织的临时性学习,也是读书或读报,讨论、记录、汇报等,夏天还不能错,屋里凉快些,体力也得到恢复。冬天干活苦,不干活冷。坐在冰凉的土炕上,手插在棉衣的袖子里,脚上穿着棉鞋依然是冷。脚趾冻僵了,干脆将狗皮帽子套在鞋外面,每个人都蜷缩在自己的被子旁。有一阵子,连里一个老职工被分配跟我们班学习,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林业治沙研究所的职工,四十来岁的男士,他的到来让我们感受到温暖。他会主动找来一个大沙枣树根(曾经挖出又扔在一边没有人要的,因为它很难点着火),再找些小树枝当柴,点火烧炕,他知道我们冷,知道女孩子不应该受凉。大大的树根很不能容易才能点着火,但它特别顶时候,能烧很长时间,热热的炕,让我们感觉暖暖的,享受。我们自己烧炕的时候并不多,一是不会烧,二是没有柴,一般都是到老职工家门口的柴垛去偷,每次少偷一点,够一次用就行了。老职工很少,每家都被我们偷了若干次,他们肯定是知道的,但也从没有怪罪于我们。 毛主席发表最高指示学习,下乡之前,每当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我们都要敲锣打鼓地游行庆祝,那时是到学校集合,走到天安门再走回家。刚到兵团时,还保留了这一习惯,从收音机听到最新指示的广播后,全连排队,到附近的沙漠中,围着连队转一圈,鼓声、锣声、口号声响成一片。后来大概是毛主席不发表最新指示了,游行自然就没有了。对于最新指示还要进行学习和讨论,人民日报的社论一般是学习和领会精神的依据,结合实际的讨论还是要人人发言。 林彪事件之后学习,北京的同学最早从家信中得知林彪出事的消息,一般只在小范围内传播,除了很要好的人,是不能让人知道的,都很害怕犯政治错误。很多人得知这一消息时都不敢相信,有人就说,在正式文件下达之前,我还是要称他为林副主席的。当上级正式传达相关文件时,还是有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听错了。这以后,学习很频繁,拉练也很多,风声很紧,大家都谨言慎行,不想给自己惹麻烦。 自学,学习毛主席语录外,买了共产宣言、反杜林论等理论性书籍,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自学,通读,思考,自觉性有,时间也用了不少,能读的书尽可能地看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也没有学懂多少,但也体现了自觉学习的精神吧。 六连的第一任指导员,能够将毛主席语录270页全部背诵下来,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本事。每当他带领全连学习毛主席语录时,总是不给大家留出翻书的时间。只要说出第几页的第几段,他就会喊开始,只有他一人在背,大家还不知道哪段,自然就跟不上。所以大家也有些烦他。不久,他就调走了。 我所经历的内蒙兵团生活(22)入团 团员必须是在各个方面能够起来带头作用的,家庭出身也很重要。我们二排六班十余人中,没有一名团员。班长是北京68届知青,当年分了工厂都没去,主动要求下乡。吃苦能干,人缘也不错,但因为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入团就要推后,我出身好又能干,还会主动帮助和关心别人,70年1月就成了班里第一个团员。随后,还发展过几名团员,虽然大多数人都很能干,也都要求上进,但发展速度很慢,三四年中,每个班也就发展了三四名团员。排长总是说,团组织的大门永远敞开的。大家就会开玩笑说,就是我们的腿短,总是迈不进去。直到返城,许多人仍然没有入团。当然,也有个别人入党,对于我,是根本就不想。 团组织活动并不多,与一般政治学习没有太多区别,强调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艰苦时刻冲在前。那时入团很难,大家的眼睛也盯着团员,其实我是真正遇事冲地前面,能干也肯干且从不觉得冤。我最不喜欢任任劳不任怨的人,不干吧,怕人说,干了吧,又觉得吃了亏。 那时抚恤金的标准很低,参照部队,如若有人牺牲,一个战士仅150元,班长是180元,排长230元。有时遇到危险些的时刻,大家时常会开玩笑,排长上,230呢。当然仅是玩笑,大家还会主动抢着上的。 我所经历的内蒙兵团生活(23)业余生活 看电影。到县城看过几次电影,由连队组织,大家排队到县城唯一的电影院,当地老乡很少看电影,竟然不知道对号入座,只强调自己是先来的,抢占座位。没有电视的年代,大家的业余生活太匮乏,团部的放映队也很少下到连队放映,于是,连长让大家讨论,只够买当时最小也最便宜的放映机(16毫米)的一点钱,是买放映机还是买农耕机器。干活能省些力,还是看电影。大家都选择了看电影,于是,买回了放映机,有了放映员。虽然是老三战:地道、地雷战、南征北战,放映前还会有大量的新闻简报,大家还是看得津津有味。后来的电影就丰富了,用当时的话讲,朝鲜电影是又哭又笑,阿尔巴尼亚是搂搂抱抱,越南是飞机大炮,中国是新闻简报。印象深刻的是,看了“宁死不屈”后,第二天排里有一女生说她梦到“宁屈不死”。回北京看电影,73年夏天我第二次探亲时,正赶上流行电影“卖花姑娘”,据说是很多人边看边哭,不知是感动还是难过,我也不能错过机会,见识了一次,没有那么伤心。 拔河比赛。连里组织了一次拔河比赛。分男生组和女生组。二排向来是最能干的,也就是说,事事都要走在前面,凡事都要争个高低。对于拔河来讲,二排从来没有想到过会输,也没有把对手放在眼里,不料事与愿违,输了。这下,排长脸上大概是挂不住了,全排女生都很紧张,开始了一系列的学习与自我批评,反对骄傲自满,口头的还不行,文字性的东西一篇接一篇,连队的广播中每天也大多是我们排的稿件。一时间,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输的不是成绩而丢不起的面子。最后,还是连长的一句话才算是结束了此事:“不就是一次拔河嘛”。 每天的自由活动时间非常之少,就是饭前饭后以及晚上关灯前的少许时间,说笑几句也就过去了,周末若是能够外出,可以到巴市下饭馆。若是不能外出,就是洗衣服、聊天,还有人对着沙漠想家。没有电视,听不到广播,看不到报纸,外国歌曲不让唱,中国歌曲也没有什么可唱的,因此少有人唱歌,单调的生活,也就是大家常开些玩笑,时常也会相互之间开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说是扎根边疆,因为年龄小,没有认真地想过其中含义,也就少一些愁闷,虽说各项工作积极主动,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也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成分。 两三年后,开始打牌,一般是玩升级或争上游,有些人就用扑克算命,我不信也不让别人给我算命,命是算不出来的,因为它与政策的变化息息相关。 我所经历的内蒙兵团生活(24)看病 按照部队编制,连里有医务室,团里有卫生队,师里有医院。我忘记六连的军医姓什么了,人很和善,态度也好,医术不错。后来,一名女生当了卫生员。我们从没有去过团部卫生所,因为距离太远。小病在连队解决,大病直接去师部医院。师部医院曾有一名据说医术很不错的外科大夫,在给一名知青做扁桃体手术时,发生大出血而死了人,一时间,知青都有点紧张。连里常有人住院,七零年下半年,炊事班里一人得了肝炎,传染了不少人,先后都进了师部医院的传染科,我是七一年五一住的院,是六连的第十九名肝炎。住了一个月,排里的好友及同学也常去看我,连吃带喝,但她们都没有被传染。 得肝炎的症状类似感冒,五一前就不舒服,五一那天,早饭是炸油饼,吃了几口就更难受了,军医看了看我的眼睛,肯定地说,急性黄胆性肝炎,明天带着东西住院吧。第二天,赶着小驴车上了师部医院,果真,就住了进去。其实,师部医院也有知青,打杂、护理等。 印象中,连队是没有汽车的,一般都是步行,乘坐小驴车就很幸福了,那一般是病号才能享受的待遇。还有就是探亲假时,火车是夜里近十二点才路过我们这,小驴车将大家送去。连里有两三辆大马车,拉粮等大事就排满了,兵团也有个别男生因为赶马车时,马惊了而牺牲的。 我所经历的内蒙兵团生活(25)堵口子 根本不清楚是哪条河决了口,一个夏天的半夜,紧急集合号响了起来,大家迅速排好队,向五连方向赶了过去。我们五、六、七连是依次排列的,远离团部,在巴市附近。五连距六连大概是十里地吧,我们一路急行军,处于跑步状态,天黑并且没有月亮。只能是一个挨一个地跑,跑不动或体力弱的就拉着,先是土路,略宽一点,接着就是沿河堤跑,窄窄的堤,即要有速度还要防止掉下去,只有脚步声,气喘吁吁声。大约半个小时,终于到了五连。站在决了堤了河边。 河的一面很宽,好像是湖水一般,一面较窄,决的口子大概也有二三十米宽。大家站在一边,等候命令。等到的命令是全体下到水中,组成人墙。其实很多人都不会游泳,但没有人犹豫,大家手拉手、肩并肩地走进水中,二三道人墙就形成了,水齐胸深,流速尚可,但想尽办法,口子始终堵不上,虽然水没有将人墙冲断,也没有人被水卷走, 但很多人的鞋子都掉进了水中,不能松手更不能捞鞋,到听命令上岸时,大多数人都光着脚。 太阳出来了,总算是不冷了,口子还是堵不上。部队官兵也来了,他们打算先将长长的树干放到水中,再用沙袋堵。我们一字站在河边,会游泳的站在边上,不会游泳的站在里面,看着事态发展。几名战士拥着树干下了水,从宽的一面向口子运动过去,越接近决口处,水流越急,水也越深,几个人一下子就没有影,我们的心都提了上来,战士们大喊着:班长,班长。片刻之后,班长终于露出了水面,战士们的心放了下来,知青却都大笑,战士游的狗刨。 口子还没有堵上,领导没有办法,我们也不能离去,大家都站在河边,大概是受到狗刨的启发,水性好的男生干脆下水游泳,表演一般,蛙泳、侧泳、自由泳、蝶泳,各种漂亮的泳姿,岸上看的人非常多,水中的人更来劲,我们的心情放松了许多。 中午时分,部队官兵干脆撤了。从半夜到中午,十多个小时了。太阳晒着,沙子滚烫,光脚不敢站在地上,没有鞋的人都站在水里。口渴还好些,干脆喝河水,肚子饿了,只能忍着,大家都蔫头耷脑,没了精神。 口子是堵不上了,终于,接到了撤回的命令,没有人站队,抄近路从沙漠中朝着六连的方向,撒丫子就跑,没有鞋的人跑得飞快,因为脚心只要落在沙子上就是滚烫,赶快抬起,还得落下,循环反复,速度当然快了。也有人不敢光脚跑,五连的人也不含糊,让人们到宿舍,不是谁的鞋子,随便穿。 口子虽然没有堵上,有了一次难忘的经历。 我所经历的内蒙兵团生活(26)挑坯 刚到兵团的第一个劳动,就是挑坯。基建需要大量的坯和砖。砖是用坯烧制而成,每块砖的重量大概是四斤。相对来讲,成本高但重轻一点。每块坯的重量大概是五斤,由于便宜所以用量很大。女生排的任务是将坯运到所建的房子边。 一根绳子放地上,两横、两竖,交错地码上土坯,十二层就是二十四块土坯,一百多斤重的分量。再将绳子套在扁担中间。所谓扁担,其实就是杠子,一根近两米长的杨树杆,手掌粗细,即没有去掉皮,更没有去掉疤痕。两人一组,一前一后地挑起杠子,从土坯存放处到正建的房屋,一天往返若干次,只要不休息就必须不停地重复劳动,粗糙的杠子压在细嫩的肩膀上,痛,肿,接着压,日复一日,直到不痛。一个多月的挑坯,让我们这些刚从北京来的知青真正体验到了什么是劳动,什么是艰苦。以至于后来每当挑水时都不觉得累。 我所经历的内蒙兵团生活(27)探亲 兵团规定三年才有探亲假,对于十六七岁的知青来讲,想家是肯定的,干活太累、吃不饱饭、节假日、遇到不顺心时都可能是最想家之时。父母长辈更想我们,于是就有了提前探亲,但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批准。电报开始多了起来,父母有病、爷爷奶奶病危等,老人去世一般能够批假,但病重就要酌情处理了。印象较深的一件事:排里有一个女生收到老人病重的电报,哭了起来。有人说,出身不好,应该划清界线。记不清她是否被批了假。 七一年春节前夕,我的奶奶病重(父母唯一的老人,在北京随我们一同生活),连队批了假(12于探亲假,3天路程,共15天),我踏上回家的火车,过路的火车,车厢里人满为患,站了很久,回到北京。爸爸还在华北局五七干校,大年初一早晨,我又坐上火车,车厢依旧很拥挤,三毛钱的盒饭换成了饺子,我买了一份。2个小时后,天津站到了,人下了大半,车厢里空荡荡的,躺在长椅上干脆睡觉。再醒来后,芦台站快到了。父亲早在站台等候,骑自行车带我走了七八里路,回到干校(注:前几年弟弟曾去过一次干校,2010年的十一,我们兄弟姐妹想去看看,到处修路,路况很差,最终车子还是没有开到,遗憾)。食堂买回的馅和面,父女俩一起包饺子,在取暖的煤炉上煮。我和父亲相聚了两天,初三早晨就踏上返京的火车。家人都见到了,假期也到了,回到连队不久,奶奶就离世了。 由于肝炎过后身体一直得不到很好的恢复,父母希望我回京治病。七二年的五一后,我申请提前探亲(有团部卫生队、师部医院的证明),得到批准。回家后,父亲领我到各大医院,就诊于一些知名大夫,还托人联系到广安门中医院的老中医,坚持服用中药。听说服用酸奶对身体有好处,父亲陪我每天到白塔寺副食商店买酸奶喝(小商店没有)。为了我,父亲忙前跑后,让我感动。 当时老干部陆续被解放了,虽说不一定分配了工作,但自由多了。很多军队干部将下乡子女送去当兵,地方干部也让子女先回京再说。父亲从别人嘴里得知兵团情况,就不想让我再回内蒙,于是我一直在北京治病。七二年的秋天,大学开始恢复招生,名额非常少,单位推荐,但让人看到希望,父亲决定让我返回兵团,那年,我在北京住了五个月。 大拨的探亲,都是一批人一起走,十几天后一起回,易于管理,驴车接送也方便些,每批二三十人或十几人。十六岁下乡,一晃就是近三年时间,每人都对回家充满渴望。人们站在站台边上,伸着脖子向火车来的方向张望,火车的灯光就是希望。有一次,火车终于来了,远处的灯光越来越亮,人们也开始向前拥挤,突然,一个女生掉下了站台,动静也不算小,但人们都关注着火车,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时,连里一名男生毫不犹豫地跳下站台,将那女生抱了起来,又迅速地蹿上站台,火车从他的身后过去了,想着都后怕。我不在现场,听连里知青讲的。也许并没有人们说的那么惊险,这名男生好像也没有受到奖励,我还是很佩服他,毕竟在那关键时刻,只有他一个人跳了下去,并且抱着一个人再上那半米高的站台也是有相当难度的。 我所经历的内蒙兵团生活(28)调动 七二年的十一后,我回到了兵团。由于我确实有病,在北京治病期间一直续假,回连队后没有受到不公的待遇。恢复了以往的生活,虽然很苦,我觉得很踏实,毕竟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如何,重要的是要做好当前的事,为自己今后的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父亲联系到解放前在内蒙工作时的老战友,通过他们再联系到内蒙兵团的人,最后落实到六团当时的赵团长。决定将我调到六团,有个照应,也方便今后对我的安排。七三年十二月,我收到调令,从距离巴市12里地的六连,到180里地外的六团。在师部的转运站,我找到六团的卡车。十多人坐着拉满粮食的卡车上面,箱子和行李也放在边沿上,卡车向沙漠深处开去。刀割一样的西北风,高低不平的路,车颠簸得很厉害,人和行李仿佛随时会掉下去,我没有办法,举目无亲,三四个小时后,终于到了六团的团部。没有人帮助我拿行李,况且也不知道行李搬哪里,我找到团长家,团长外出开会了,别人不知情,我只有先住到团部招待所。几天后,团长回来了,我被安排在工副业连,从粮站取回来行李,到一条马路之隔的连队报到,只有一个男生排和一个女生排的连队,记不清分到几班,一切从头开始。 我所经历的内蒙兵团生活(29)装窑出窑 所谓的工副业,其实就是烧砖。当时兵团各个单位的基建任务较多,对砖的需求量很大。砖有两种,一种是红砖,一种是青砖,青砖比红砖的质量好,工艺也复杂(砖烧到一定程度时,在极热的温度下让砖过水,再继续烧,砖冷却后就能变成青色),价钱相对也贵。当时的砖是几分钱或一毛多钱一块,青砖比红砖贵几分钱。 第一道程序是脱坯,几乎都是男生负责,晒干的土坯每块大约是五斤重,烧出的砖大概是四斤。湿的土坯就更重了。模具是三个为一联,即每次脱土坯是一次三块,至少二十来斤,一天下来,女生根本干不动。选择粘度合适的土运回来,或者就近脱坯。和成软硬适中的泥,再用铁锨将泥铲到模具内,填满填实,再刮去多余的泥,搬起带泥的模具走到相应的位置,快速将模具翻过来,泥块就整齐地排列在地上。晒干后就是成品坯,地上大片的坯很占地方,还要将土坯高高地堆起来,码放整齐。下雨时还要盖上,否则就会淋湿。 第二道工序是装窑,这也是重体力劳动,但也只能由女生完成了。砖窑可大可小,我们用的一般为圆形,直径就有近十米,高三四米,想象一下,多少块土坯才能填满它,可是它一次就能烧出很多砖。 存放土坯的地方距离砖窑也不一定很近,若是较远,就用小车将土坯直接运进窑内,这样就需要先将砖码放在小车上,再运进窑内,卸下来,这项工作一般是两三人一组。窑内还有人顺窑边向上码放,码砖也是有一定规律的,从地下开始,由下向上,每排的排列多米诺骨牌似的,以保证每块砖之间有一定的空间,上一排必须与下面的有一定角度,保证砖的稳定性。土坯越码越高,要有人向上递,再高时就向上扔。 土坯存放处若是距离窑口较近,或者是窑内土坯码放的较满,小车不能进入砖窑时每,就必须是用人来背土坯。每层两块坯,横竖交叉放,十至十二层,双手背后并且在最低处抓牢,土坯也一直到来脖子,五六十斤重,背着走进去,两三个小时休息一次,不停地背砖,比民工还辛苦。从窑口进去来码土坯,至少是两米多高,全部码放满了,就封住窑口。我们还要背土坯上到窑顶,从上面继续码,总共三四米高,接近窑顶时,砖窑算是全部装完了。用土封顶,不能漏水漏烟。装窑的人不能太多,女生排二三十人,每天老鼠搬家似的,不停地干,大概也要持续一个多星期。 第三道工序是烧窑。技术活,雇人来干,红砖大约一个星期,煤窑结束,停火,降温。青砖还要上水,大概多烧两三天。 最后一道工序是出窑。先是上到窑顶,铲去顶上所盖的土,余温还在,半热的砖,一块块地取出,背到砖场,堆放整齐。随着窑内砖的减少,在适当时候,打开窑门,开始从窑门处取砖,接着便可进入窑内,取砖的速度也随之加快,当清理出较大的地方后,就可以用小推车向外推砖了,背砖的日子就暂时结束了。 记不清连里有一个,还是两个砖窑了,只记得那超重的体力劳动,一身的汗水,满是砖末的衣服,夏天还好,太阳晒热的水可以擦洗身上,春秋或者是冬天就很难受了,这样的劳动比种田累,比挖大渠还脏,确实很不易。 如今都是机器制砖,装窑和出窑的程序不知如何变化,机械化程度提高了很多,估计不会再背砖了吧。 我所经历的内蒙兵团生活(30)吃水 机井。我调到六团时,团部已经打好了一口机井,我们水可以用桶挑、用水车拉。下属各个连队每天都来水车拉水,所谓水车,就是小驴车上固定一个大水箱。机井旁水管总是开的,不停地放水,每个水车若是灌满也是需要一定时间,所以机井旁总是排着很长的队伍。机井的水谈不上甘甜,绝没有异味,喝起来就算是可口。一旦机井出现问题,全团职工及家属的喝水就成了大问题。 泥汤般井水。团部旁有一个小村庄,村里有一口井,平日只有村民用水,当机井坏了时,这口井就成了团部人员的救命之水。团部人员较多,还有几排家属宿舍,住着团领导及参谋干事等的家属。加之工副业连、团卫生所、粮库等单位,对水的需要量很大。村里的井就会被打干了。想喝那水,必须早晨天即将大亮便早早地去,打上的是泥汤,沉淀后喝着有点土味。若是到的晚了,想要这泥汤,明天早上再说了。 盐碱井水,团部有一口井,水又咸又苦,若是做汤,不必再放盐,若是做粥,还是那苦咸味,无论什么样,都只能是勉强喝几口。这是大家最难以接受的水。 河水,也就是大渠的水,夏日会有人在上面较宽处游泳,我也游过几次。河从连里不远处流过,我们在河边洗衣服、刷鞋子。机井坏了之后,没有人愿意喝盐碱味道的水,炊事班就到河边挑水,做饭、洗菜、淘米,一切都解决了,虽然也脏,终究是没有怪味,退而求其次,能喝下去。 沙漠里是不常下雨的,有水喝就不错了,四十年后,从网上得知,六团的机井早已闲置,人们喝上了泉水。 我所经历的内蒙兵团生活(31)工副业连生活 打牌。近四年的兵团生活,早已没有了早请求、晚汇报,也没有了狠斗私字一闪念,没有从前那么极左,也没有那么激情了,日子平淡了许多,不知是连队没有活了,还是大家干脆不想干活了,73年秋天,我们进入了无所事事的状态。打牌,就成了每天的必修课。除了吃饭,就是打牌,六人一组,一日复一日,直到十月份我离开兵团。以至于我后来极少打牌,浪费时间。 偷菜。闲得难受,找点刺激。每连都有菜地,自给但不能自足。丢菜的情况时常有,大多是男生,因此一般都是男生看菜地,若是抓住男生,可能会挨打。不知谁出的主意,我们女生也打算偷菜。偷本连的不合适,就去偷外连的,白天不合适,夜里再去。几个人背着书包,走进沙漠,抄小路至少也是近十里地。其实菜地也真没有什么,韭菜有几垄,偷了也没有用;香菜少得可怜,也不能多吃;圆白菜或菜花是季节性的,不一定有;西红柿和黄瓜种得不多但吃得多,晚上去了也很少能偷到,好偷的就是瞥了(这两个字我不会写,与圆白菜、菜花是同种类似的菜,若是种得太近,就会窜秧,一般是去了皮,切成丝或片,拌着吃)。在北京,这种东西长得很小,比拳头大些,但在内蒙,这东西长得小西瓜那么大,偷一个就够。背着它再走回连队,很有满足感。其实不在乎偷什么,只是出去走走,有个目标,完成任务,寻求的是刺激。 交朋友。近四年了,大多都二十岁左右了,有人开始交朋友。有男朋友的好处很多,比如,干活时有人帮助,可以睡床板(男生偷的木板),平日有人给买好吃的。班里有一名女生,每当天黑后若有手电照在后窗上,她就出去约会。还有一名男知青找了一个女家属,两人偷跑到北京玩了几天,胆小怕事的男生又回了兵团。比较麻烦的是,不想交朋友又被别人看上了,连里一个内蒙女知青,看上一个北京男生,这男生每天想的都是如何躲避她,我们开玩笑说,她想到天安门前留个影(歌名)。更麻烦的是让现役军人看上了,团里有一名女知青,据说是参谋长看上后从连队调到电话班的,这女生多次拒绝,最后闹得其母亲也来了,大概是领走了女儿。 连长和指导员内讧。连长和指导员都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兵,但指导员是解放兵(国民党兵俘虏后留在部队),文革初期支左时,又娶了一位二十多岁的知青,所以威信不高,站在他那边的知青人数也不多。连长威信尚可,大多数人都听他的,但连长家属参与到其中,就热闹了许多。例如,半夜有人向指导员窗户里扔砖头。连长和团部的几个参谋、干事是老战友,有的女知青也趁机套近乎,甚至搞得他们家庭不和。当然,知青探亲回来后一般都要给连长家属带些东西。 我在六团正好进入到兵团后第四个年头,也是改成工资制的前后,兵团管理比较混乱,人心惶惶,幸好那时有了上学的希望。 我所经历的内蒙兵团生活(32)上学 备考复习。我们统一的名字是知青,其实充其量也就是小学文化水平,68年1月才进入初中的我们,由于老师还在搞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运动,班主任形同虚设,日常管理我们的先是高三学生辅导员,当他们分配工作以后由高一学生接替辅导员,高一学生分配之后,就轮到我们下乡了。辅导员教会我们的英文有26个字母及毛主席万岁,对于数学,我们仅学了正负数,还没有学过一元一次方程。已经是73年的五一之后,考学的信念支持着我。底子薄,没有书,困难重重,有的只是离开兵团的决心。家里寄来能够借到的几本初中数学和几何,每天晚上钻在蚊帐中看书(蚊子太多,但蚊帐中太热),一页页地看,一个题、一个题的抠,没有人可以问,持之以恒。 连队选拔。名额太少,男生有两人想考,水平都比较高,女生想考学的人有好几个,我是团长的关系,排长是政委的外甥女,不好办,连长就让我们考试,选其中一个。排长是天津70届知青,底子更薄,她知难而退,其实我俩关系不错,正好包头电厂有几个名额,她就走了,团长让我也去,我坚持上学,成绩是女生当中的第一,选拔通过。 冲刺。团部一名老职工,文革前的大学生,连里的文书就是他教了十个月,他主动提出教我,每天晚上无论多忙他都会先给我讲课,我回来再慢慢消化。距考试一周多时间,初中数学算是粗粗地讲了一遍。 考试。73年夏的一天,全团近百名各部门或连队推荐的知青走入考场,不记得考了几门和考了几天。紧张是因为关系到命运,不因为自己的底子确实太薄。认真对待每一道题,只记得有一道几何道,大概是证明一个角度,不太会,苦思冥想,最后用一个比较笨的方法,终于证明出来了,不知给分否。 等待。这是一段最难熬的日子,于是加入天天打牌的队伍中,得过且过地打发日子。 录取。很多人都以为,张铁生交白卷的那年,分数是没有用的,在六团其实不然,很多学校都是愿意要成绩好的。我们连文书是北京四中68届的,系统学了十个月,考了团里第一名,上了清华。连里别一名男生,考了团里第三名,本来前途光明,但眼睛有点问题,只去了内蒙农牧学院。我的分数肯定不高,难办。能上学的人走了不少,我还是天天打牌。快十一了,团部通知我上学,但不知是什么学校。 告别六团。在六团只呆了十个月,凡是对我有过帮助的老职工和现役军人,,买了东西送到家中。记忆深刻的是,教了我一周的老职工,诚肯地对我说,今年不要走了,我都你一年,保证你明天考一所理想的大学。遗憾的是当时我不懂,根本不明白大学、大专、中专的区别,更不知自己上的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只知道今年若是不走,明天不知会是什么样,所以,义无反顾地走了。 办手续。团里办了相应的手续,中午坐上了每天一班开往师部的班车,四个小时后,到达巴市。第二天到师部询问,也不知道什么学校,只能是办了相关手续,到兵团司令部再说。 告别六连。干脆回到六连,那是我生活了三年的地方,大家十分羡慕我能离开兵团,晚上,两辆小驴车,坐了十来个人,到火车站送我,相互都是依依不舍。十一点多的火车,她们还要再回到十五里地外的连队。 踏上火车。没有座位,站了很久,终于也坐了一会儿。到了呼市,找到父亲的老战友,再找到兵团所熟识的领导,得知是吉林冶金电气化学校,当时也不知是中专,高兴地办了手续,可以回北京过十一了,行李是从巴市托运到呼市的,再托运到吉林。分别时,兵团的人说了一句当时我不理解但印象极深的话:本来应该去西安医专的,他们考虑到学医没有意思,还是学电好,就让我去了吉林。后来我明白了,原本我应该是大专,一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我上了中专。现在想起来,也很平淡,命运不是自己能够掌握的,有学上总比那些大返城才回来的人强的多,知足吧。 回北京过的十一,结束了我四年的内蒙兵团生活,到学校报到,新的生活开始了。 我所经历的内蒙兵团生活(33)后记 2012年7月7日开始动笔,8月4日结束,近一个月时间,三万多字,回忆了许多往事。写出的只是其中一些片断。当年的激情早已化为平淡,当时做梦都想离开的沙漠,竟然变成了魂牵梦绕的地方。9 9年即下乡30年,有人回去,我母亲住院。04年即下乡35年,又有人回去,我已经订好的火车票,但公公住院了,只能放弃。09年是下乡40年,没有人通知我,错过了。11年夏天,我们开车打算去格尔木,回来时走内蒙到兵团故地重游,但车坏在了石家庄,罢了。我总在盘算,哪一年的秋天,我要去额济纳看胡杨林,路过兵团时,一定到一团六连和六团看一看,圆了自己这个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