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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信这样被破除 $ I) {1 o. \/ i
北京晨报：许多老一代知识分子都经历过一段从独立到迷信再到反思的过程，您当年是如何觉醒的呢？
# F1 W8 @) t8 R# }! d( \# \资中筠：这分三个阶段，我们当初受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延续着“五四”精神，东西方内容都有，当时并没觉得冲突，也没有西化不西化之说。解放后，随着一次次被改造，加之“二战”后，欧洲知识分子集体向“左”转，让人们相信这代表了未来，是全人类的潮流。这本身并无大错。只是这种理想为掌权者所歪曲利用，实施包括思想领域的全面专政，加之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特点和弱点导致自我迷失，产生了迷信，所谓迷信，就是强迫加自愿，上交了独立思考的权利，一切靠别人的脑子来判断。有人觉悟早一点，“文革”前期就明白了，有人晚一点，改革开放后才转过弯来。至于我个人，是在“文革”中期才明白的，当时正在“批林批孔”，逻辑越来越荒唐，于是想到领导人年纪大了，糊涂了，这就打开了一扇窗：过去遇到想不通的问题，认为领导总是对的，便努力说服自己，在知道他也可能犯错之后，便可以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了，这扇窗一打开，就不再能关上，从此心中逐渐亮堂，也就是自我启蒙。
! ~( p, q5 A& `# y- c为什么集体缄默
; e2 q# o& x" O" s北京晨报：那一代知识分子受“五四精神”的熏陶，为什么却很少有人提出质疑呢？ , K$ c& F- ]5 L3 q
资中筠：有害怕的因素，但也有主动接受的因素。特别是开始，拥抱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觉得自己也应该改变旧思想、旧观念。当时没有用“启蒙”这个词，但是似乎也是在接受一种新的“主义”的启蒙。没有想到实际上陷入了蒙昧。后来，一次次的运动，渐渐挤压着空间。这些运动不是一直都在搞，而是紧几天松几天，松的时候好过一点，这样一拨一拨，人们不断在自我检讨中，就像温水煮青蛙那样，刚开始并不剧烈，自我批评一下就能过关，到后来越来越难，“反右”时幸亏我在国外，回来一看吓一跳，因为那些想法我也有，如果在国内，可能就成右派了。几次运动下来，心里甚至都感觉不到恐惧了，完全变成了一种自律，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全都牢牢地记住了。“文革”时，遇罗克写了《出身论》，我内心很赞同，但不敢说，等判决结果下来后，真是很害怕，幸亏当时没说出来，不然的话，我不也可能被枪毙了？“文革”时最害怕，因为谁都可以揪你出来，大家争取留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到后来，对于极左也就接受了。
; g( D6 ~3 k7 x, v e我们这样改造自己 1 ~# y$ v6 c% y
北京晨报：所以大家都去了“五七干校”？
* d7 E# r8 }1 J; C" r资中筠：是的，当时提出的目标是消灭“三大差别”，而消除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差别，不是让农民变成知识分子，而是让知识分子变成农民。当时我最担心的是自己养不活自己，真下去了，发现只要不怕脏不怕累，也没想象的那么难。对我来说，不怕脏确实是一关，突破起来不容易。 ) e0 ~1 R* W* d) L# z8 }
北京晨报：当时没想过回来？
3 ~ D6 P1 z9 t# V资中筠：真不想，因为觉得不可能回来。当时想的是赶快把脑袋中的知识忘掉，刚开始干校在京郊，每两周能回一次家，后来“一号战备”下来，各单位自己去找地方，我们集体迁到河南，在一个空出来的劳改农场办干校，整整两年，全家人都下去了。我们非常努力认真，加上科学种田，所以我们麦子的亩产量比当地老乡要多一倍。 . U% o$ `2 `0 w) R1 B# m
过去不应神话
9 b. v4 L) v( v2 c9 D北京晨报：今天很多年轻人认为，那个时代更平等，是这样吗？ 3 }& ]: C1 S* r
资中筠：表面上看平等，因为大家都穷。实际上并不平等，首先身份上就不平等，如果你出身不好，随时可能被处理，就算没受冲击，也要服服帖帖。第二，特权依然存在，只是大家在乡下，远离权力中心，所以看不到上面的事。第三，那时干部和国营工厂的工人有免费医疗，可农民没有，我们下去的人中有的学了针灸，老乡排队来看病，称他为“神医”。那时各大医院的名医都被打下去劳动，让护士开药方，可首长有病，哪怕是再小的病，也从来不找赤脚医生，他们会直接到“牛棚”中去找名医，其实他们每个人的周围本来已配备了小医院。 2 `/ ]5 Z# f2 k( ^# B3 B
北京晨报：可那时的人不是很朴素吗？
9 S" Z7 N4 m8 l5 n- l资中筠：大家确实很朴素，高级干部穿着也很朴素，衣服破了打补丁，有的还坐飞机到上海找专门的裁缝打补丁。 4 J% s. M5 b% h$ y+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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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4 21: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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