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此碑:从碑额题字“圆寂僧录左街讲经兼赐弘仁开山掌秘密教禅牒大禅师塔铭”(注:那个权威的解释拉掉一个“赐”字)文字就可说明,此人是国家“僧禄司”公务员,官职是“左街讲经”;皇上赐于兼职是“弘仁开山,掌秘密教禅牒大禅师”。 说白了就是现在佛协负责讲经、印经并且对“秘密教”造诣较深的官员,同时兼着弘仁寺的掌门和印制佛教经典的出家人。
大师简历:法号“忍吉祥”(在京外籍出家人不少都有汉姓,在后加上吉祥两字,这在《敕建西竺寺重修记》中有记载,而且此碑中没有墓主人的俗名),“禅师系交南国(笔者注:越南古称南国)望族XX室哩XX,....忍吉祥其父母居北京,X申年七月初七,自幼非凡,甫七岁遂入能仁寺出家.....”,在任时“...西天字大般若经两部共该一千二百....装饰...”,其圆寂在“成化八年(1472年)X月初七XX坐化,寿五十有七”,葬于“癸巳(1473年)仲春”(智光大师生于至正八年(1348年),如是他那可是120多岁啊,碑文说其只有57岁)。其圆寂后的封号为“国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X范术教历顶西天佛子广善大国师”(根据碑文此处不一定准确)。
其圆寂后“上嗟悼,赐白金X两,遣中官X而荼毗日火X五色舍利”。
碑文撰文:“讲经兼宝藏开山圆融显密宗师播扬 道深撰文”
书 丹:“帝敕旨赐习读书南吴 孙添济书丹”
篆 盖:“资善大夫正治上卿礼部尚书兼侍经筵古杭 邹幹篆盖”
后有赞文:金天梵教 秘密正X 祖板的达 昔彼弘隆 亲得实受 大通法王 XXXX 曰忍吉祥 方期在世 遂尔示X 寿享春秋 五十有七 旸台山下 西竺之原 XXXX 立塔祗垣......
落款:大明成化九年(1473年)四月初八日 都刚哑而耶室哩衣钵阿难荅发得啰等立石
碑文中赞词中虽有“大通法王”的称呼,但是并不是大觉寺的“大通法王智光”,智光时代还没有西竺寺,但是有塔,也有塔铭,但是塔铭是建安杨公和南阳李公所撰,而并非“道深”所撰。另外《敕建西竺寺重修记》碑记载“大通法王智光”是宣德十年(1435年)圆寂,而“忍吉祥”这位“大通法王”是1472年圆寂,早于“忍吉祥”37年圆寂。“智光”圆寂后为纪念他才敕建了西竺寺。所以此塔铭碑不会是“大通法王智光”的。
为何说其是“甘肃张掖弘仁寺开山”?张掖大佛寺建于晋,明代重修建时改名“弘仁寺”,很可能“忍吉祥”被任命为弘仁寺开山。据张掖大佛寺记载:“明代张掖大佛寺在佛教经籍入藏方面,尤其展示出它日臻辉煌的景象。早在永乐年间大佛寺重建之后,便有珍贵的官版佛曲及少许姑苏坊刻本佛经入藏,明英宗正统五年 (公元1440年),专供颁赐各名山大寺之用的《大明三藏圣教北藏》刻版印刷于北京告成。随之,钦差讲经兼赐宝藏开山圆融显密宗师道深即至张掖,负责陆续运来佛经的移交、讲授及管理事宜,这部收经1621部、6361卷,分作636函的三藏圣典从正统六年陆续驮运至正统十年才全部运至张掖”。这里提到了道深开山宗师,并且负责《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的运送移交事物,应该和弘仁寺开山“忍吉祥”交往较深,所以“忍吉祥”圆寂后“讲经兼宝藏开山圆融显密宗师播扬 道深撰文”纪念之。
最后是“忍吉祥”为何葬此?笔者认为:此处是西竺寺塔院,西竺寺本来就是外籍出家人为主的寺庙,“忍吉祥”本是南国人,又在北京供职,所以葬此也就顺理成章了。
此碑的价值:一是此碑是明代为一位外籍出家大师而立的塔铭碑;二是墓主人对中国秘密教贡献不小得到皇上宠幸;三是三位朝廷大员为其撰文、书丹和篆盖;四是进一步确定北京金山宝藏寺是西域人道深创建;五是说明西竺寺是以为外籍僧人为主的寺院;六是证明此处乃西竺寺塔院(大通法王 曰忍吉祥 西竺之原 立塔祗垣)。
只是独家之言,而且否定了原来通常的说法。还望有识之人探讨。
下回再说西竺寺遗址和《敕建西竺寺重修记》。
“圆寂僧录左街讲经兼赐弘仁开山掌秘密教禅牒大禅师塔铭”之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