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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城市怎样变化,我也始终无法忘记北京的老胡同。
, Y, ]# S5 ]) h& L2 J6 {. R 几度梦中依稀又回到了学生时代,回到了那终日游走其间的上学路。
: x4 A+ P+ w# G0 E* }' v/ V1 y+ k! q 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初识人事,唤醒了懵懂中的自我意识,稍稍脱离了家庭的束缚,便俨然似拥有了自主的权力。上学、回家的路有许多条,可以由着性儿的编排行程,拣着最开心适意的路走,尽管安步当车却也完全乐在其中。现如今回忆起来,仿佛有了更清晰更深刻的感触:能在北京的老胡同间游走,真是人生最珍贵的记忆。
9 v- ], [& O; Q) j6 v; b0 y 中学距我家有三四站车的路程,虽然很便捷,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孩子,都清楚:这么近的路,要乘车上下学只是个奢望,家里有限的钱还要用在更重要的地方。聊以自慰的是我可以为来回的路途设计出多种方案。
& ]3 P3 I, P4 D1 G 在所有上学路中最直接的就是沿7路汽车线,出石驸马大街西口儿,经佟麟阁路,过长安街,行经太平桥大街,向北拐,不多远就到了按院胡同。哦,忘记告诉朋友们了,我家住在新文化街,老名字叫石驸马大街,我就读于北京八中,当年的校址在按院胡同内。
) g4 ~/ V4 G. G. |0 P: e9 N 这条路上,有两个由街道切分出的岛状居民平房区。
' ^. A0 W9 X E- `! V 长安街路南的“岛”正对着民族饭店,是由复兴门内大街、佟麟阁路和民族宫南街围绕而成,总共不过七八个门、十几座院落,几十户人家。“岛”临长安街一面是条与长安街平行的小马路,高大林立的杨树形成大小马路间的屏障,高高的院墙更是让街市的喧嚣难以渗透进院内人家。那时候,街上车辆很少,小马路上连自行车也难得一见,只是偶尔有闲来无事玩耍的孩子们在这儿跑跑跳跳,或推铁环、或抽“汉奸”,小姑娘们则会在这儿“拽包儿”、跳“房子”、跳皮筋,也有孩子们在树阴下摆上一张小桌几个小板凳,看书做作业。其实这条小马路是从复兴门内一直延伸到西单路口,杨树林带也是过了马连良先生的宅门东才变窄后消失。“岛”的南面通常也很安静,印象中这条百多米的街道只有三四个门牌,由于是个胳膊肘弯儿,除了7路公共汽车,很少有其他汽车经过。便道上的槐树与院内人家的枣树隔墙相望,一路洒下斑驳树影,让偶尔经过的行人感受它们的慷慨,春夏之交,槐花、枣花的香气更是醉人,特别是还会有人家院内长疯了的石榴不耐寂寞,将火一般红的花朵探出墙外。“岛”的顶西头路南有条短短的细胡同,大约十来米长,将察院胡同与佟麟阁路连接在一起,胡同口的公厕和不远处斜置的一面交通用的大镜子让它显得更为隐蔽。这条路的特殊性使它长时间处在一种宁静的氛围里,直到多年后由经济大潮所赐,许多人家的后山墙被掏开,与新建的商铺连接成片,人为地打造成了“水饺儿一条街”,才很商业化地繁盛了一阵子,可不久,它便随城市改造销声匿迹以至荡然无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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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街路北的“岛”则大一些,它是由复兴门内大街、北闹市口、太平桥大街围绕而成,大、小沙果胡同呈偏十字型卧在“岛”内,居民自然更多一些,只不过行经大、小沙果的路人很少,恬静是这里的主旋律,我也只是偶尔放学时才会穿行其间。大、小沙果的交叉使得“岛”上共有五个出口,东西南各一,北边则因有条斜岔变成两个出口。另外,在“岛”东还有条很窄很短的出口,是由两旁院落的后檐墙挤出的小夹道,大约不该叫做胡同口了。那时,无论上下学我都要经常行走于“岛”四周的路,我想是因为四面的马路都比较宽阔,走起来很畅快,包括上学稍晚时可以小跑着赶路吧。
& Y1 H' V+ p u8 ^ “岛”的东面与民族饭店相望,学生时代北京城内的高楼不多,于是感觉民族饭店的大楼特高,秋冬季节这里又是个大风口,经常会看到骑自行车的人到这儿被风刮得东倒西歪,只好推车艰难前行,再向北些是民委的办公大院,门前行人稀少,显得宽阔庄严,值守的警卫也总是很尽责地直立在院门前。或许是为了维护这种氛围,或许是少年时的敬畏,背着书包的我路过这里时通常会走马路对面。
$ }3 R$ g7 e& m 路口向西拐是银行宿舍院,有座二层小楼长且临街,夏季这儿很凉爽,特别是那条深深的门道,因传达室在内侧,遇到下雨天雨特别大时,途中行人通常会选择这儿避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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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的南侧面临长安街,由于北闹市口高于长安街,路口处形成大上坡,沿坡度环绕,有条高出人行道一人多高的宽阔平台,院门都建在平台之上,而行人既可以在平台上行走也可走下面的人行道。记得我中学的班主任就住在这儿,那是个独立肃静的小四合院,偶尔受到老师的邀请,我们会到他家做客。班主任老师教生物,当时刚刚参加工作,我们班是他教师生涯里带的第一个班,由于年龄关系,他与同学们都很亲近,这种亲密的师生关系直到文革开始后才化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老师与学生们人为地疏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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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北闹市口,街道骤然热闹了许多,人来人往,商铺林立,还能够记起的有饭馆、日杂商店、药铺、副食店、冷饮店、粮店和烧饼铺子等等,我之所以能记住那儿有家烧饼铺子,还因为文革后我们院搬来的新街坊,他家曾是那烧饼铺的主人,后来公私合营,铺子归了公,因孩子多,生活很困难,而铺子的股息又少得可怜,有意无意间发牢骚时,便会如祥林嫂般反复絮叨起这烧饼铺子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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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闹市口与成方街交汇处街道又宽出一些,这儿就更显热闹。成方街名大约是来自城隍街的转音,早在元朝的至正四年(1267年)这条街中部就建有庙宇,后经改造成为都城隍庙,都城隍大致相当于一大片儿城隍爷的大总管吧,估计至少也是省部级。后经明清两朝的经营,庙宇更辉煌,都城隍也被封了王,庙会庙市自是盛极京师。但可惜物极必反,随着大清国的衰败,水神爷出身的城隍最终还是没干过火神爷。到了光绪末年,只剩了三间正殿。清末民初,城隍爷愈为沦落,不仅庙宇颓败不堪,更由政府界定不得届时“出巡”,只是那会儿的政府似乎管不得老百姓,庙前的买卖依然生意红火。直到我上学的年代,城隍爷才被完全彻底打倒,庙会也销声匿迹,唯余破庙尚存,成为了某印刷厂的一个大车间,城隍爷、城隍奶奶被迫相携离家出走,金身泥胎自是不知去向矣。解放前,附近的老百姓有句俗谚,叫做:闹市口常闹事,太平湖不太平。不知是否与城隍爷的搬迁有关?好在如今的金融街区里,不知托谁的福,城隍爷的家又重建起来,金碧辉煌,粉饰一新,不过,陷落在林林总总、财大气粗的金融巨贾们的楼群中,稍显寒酸了一点儿孤零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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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细说老北京的城隍庙,还有许多故事,不妨放在以后再聊。
8 D" t! L/ E7 J# Q; r2 { 如果上下学的时间宽裕或心血来潮,我还会选择另外一些路,沿南、北闹市口插到太平桥大街,从我家穿到闹市口中街有四条平行线可供挑选,西石驸马大街最宽,人多热闹,南闹市口的十字路口儿也有些商店、饭铺、副食店,可供买早点或买些临时急用的东西。另外三条胡同则分别是文华(石驸马后宅)胡同、文昌胡同和察院胡同,相比较文华胡同入口窄些曲折一些。据说李大钊先生曾经在这条胡同住过一段时间,不过在我上学的那个年代,只是听大家都这么说,也有位姓杨的同学就住这儿,那是个位于胡同南不大而且很不起眼的破院子。前不久又经过时,看到文华胡同的西半截儿还在,只是我们革命先驱曾住过的房子似乎是向西移过且修葺一新,做为故居,售票展览。可怜李先生活着时并没住过如此好的房子,权称为死后哀荣吧。文华胡同西口对面曾经是个高档次的大院子,通常门户紧闭,偶尔小汽车出入时才能惊鸿一瞥,看到荷枪的警卫,这儿曾经是阿沛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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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胡同与察院胡同在那个年代可以算作整洁宽敞的胡同了,自然也少不得住了些高干首长、政府官员及社会名流,包括前中共华北局的书记、前北京市的市长,可以凭感觉及房子上的电网认知,他们都集中在胡同中段的几座好宅子里,胡同两头则基本是平常百姓家。
4 F: _: V: ^6 { r9 y 初中二年级时,父亲的单位从广外莲花池迁到了石景山,由于身体原因,他只好坐车上班,于是将那辆很老的匈牙利产倒轮闸自行车传给了我。那种车骑起来怪怪的,双腿只能随着车轮上下飞舞,刹车时也要将全身重量压在脚蹬子上。尽管如此,也让我着实得意了一阵子。我们年级的学生,每到夏天,午休时间长,都会三五成群地去八一湖游泳。有车后就不用再坐“二等”了,同时也能为同学们稍尽点儿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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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车上下学快捷了许多,但并没有泯灭我的胡同情结,反之倒显得更为方便。最有趣的是骑行在小口袋胡同里。那条胡同比较窄也很长,至今我也没弄清楚口袋胡同的哪一边是口袋口儿,如说两头儿都细窄做为口袋口儿,那岂不成为漏口袋了?南面导入口袋口儿的是上岗、下岗胡同,高大直立的西城公安局大礼堂的后墙和太平桥中学的院墙把住口袋口儿,衬托得胡同更深更窄,不过进到里面却相对宽松许多,直至过了三十五中校门,胡同向北拐时,才又一下子收紧了口袋,那段路有十多米二十米的距离,仅能容两人错身通过,又是土路坑洼不平,骑车经此纯是技术活儿,自然也平添了许多少年乐趣。如果实在“堵车”时,向南拐进入东兴盛,贴着三十五中的操场院墙,胡同宽敞许多,然后就能拐入太平桥大街了。
% c2 [7 ?3 R% U 我们学校座落在按院胡同路南,胡同宽敞整洁,略显安静肃穆,大约是因为路北有几座高门楼大宅院的缘故,当时只知道因南汉宸、薄一波等几位领导住在这儿,故而人行稀少,惟有当学生们上下学时段才会突然热闹起来。学校正门向西有两条南向的小胡同,分别是花园宫东巷和花园宫。学校的存车棚靠近校西门,骑车的学生们大多从这儿进出学校。校西门就开在花园宫里,正对着学校的大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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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宫的名称很别致,易于引发联想,据说它也是与都城隍庙有关,不过我既没能有幸见过花园,也没见过花园里的宫。它北接按院胡同,南通成方街,胡同中另有两个出口,分别通向复兴门北顺城街和百子胡同。花园宫的南口会越走越窄,还有家食品加工厂,便更显局促难行,但拐进成方街则化为一片开阔,向东不远就是都城隍庙遗址。那两条可穿到顺城街的路却有些荒僻苍凉,加之胡同内有个很大的废旧物资回收站,胡同口还有个规模较大的高压变电站,愿意从此过的路人少之又少,只有当学生们上体育课,开运动会,或不小心将足球踢出墙外,四处乱找时,才会让胡同里平添了些嘻嘻哈哈的吵闹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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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方街路南有两条可通往复兴门内大街的胡同,一条是藤牌营,一条是大门巷,都很曲折也少有人家,我想大概是在当时扩展长安街,将居民搬迁后,还未建设的原因,一些院门和院子还在,院内则变成了大空场,少有居民。据说原来京城最有名的鹫峰禅寺(唐时称淤泥寺清时称卧佛寺)就在其中,可我却从未进去过,或许是当年我对此无心关注也或许是寺庙已然拆净,不过骑车穿行其中倒是方便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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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长安街上车不多,没有挖过街通道,没有隔离护栏,通行很方便。要是愿意绕点儿路,过马路后还可以从嘉祥里或库资胡同穿行,经笔管,过宗帽,转到鲍家街,直对西石驸马;或经保安寺、西铁匠、文昌、东铁匠,经参政胡同转入石驸马大街。
# X9 _- H; x" e" M/ w2 i: u/ I& t 回想中学时光,虽然短暂,却留下了那么多的回忆,而且多是美好的回忆,如今北京的建设已经天翻地覆,道路越建越宽,大楼越盖越高;小胡同、四合院已经所遗不多了。我家的老宅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拆建成楼房,从十几层高楼向远处俯视,到处都是高楼大厦、玻璃幕墙、汽车和人流,如果你偶尔看到一团团、一块块被绿树掩映中的小“盆地”,那一定是尚未消失且让人魂牵梦萦的老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