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炮局胡同[含3P]

建工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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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工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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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柜

炮局胡同有个炮局监狱 
  

[资料]炮局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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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局监狱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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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的雍和宫，那是雍正皇帝当王子时候的宅邸。雍和宫东边不远的地方，有一条胡同叫炮局胡同。炮局胡同在元代属于居贤坊地界儿，明代将居贤坊分成南、北两块儿，炮局胡同属于北居贤坊。到了大清国，炮局胡同隶属镶黄旗所辖，在胡同内建了镶黄旗炮厂。

　　虽说那年月是冷兵器时代，大刀、长矛、弓箭是军队的基本装备，但也有大炮。当时的大炮没法儿和现如今的大炮相比，可也算是热兵器了。炮局胡同的炮厂，就是当时铸造大炮的工厂。到了近代，大清朝廷开始从国外进口洋炮，国产的大炮就没了用场，铸炮厂也就废弃了。到了清朝末年，炮局胡同的称呼就出现了。

　　因为铸炮厂的地界儿是“官地”，平头百姓不能随便占用。朝廷就在炮厂旧址上建了监狱。炮局监狱历史够长的，从清末、北洋政府、日伪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到解放初期，这儿一直都是监狱。北京不是有句俗话嘛，你小子再不老实，就送炮儿局，指的就是炮局监狱。直到现在，炮局胡同还有岗楼的历史遗迹。

　　炮局胡同因为有了炮局监狱，才有了那么多悲壮、痛苦的往事，才有了那么多振奋、痛快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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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30年代，炮局监狱的官方名称是“北平陆军监狱”，就在炮局胡同21号。炮局监狱成了国民党当局囚禁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魔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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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鸿昌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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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1月24日，天上飘起了雪花。爱国将领、中国共产党党员、人称“吉大胆”的吉鸿昌，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捡起一根树枝，在雪地上挥手写下了荡气回肠的就义诗：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写完之后，吉鸿昌对特务们说：“我为抗日而死，光明正大，不能跪下从背后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喝令特务：“给我把椅子搬来！”

　　椅子搬来了，吉鸿昌面对枪口坐下，厉声说道：“我要亲眼看到反动派怎样枪杀爱国者！”行刑的特务被他的凛然正气吓得发抖。最后，吉鸿昌用力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枪声响了，惊天动地的抗日民族英雄，仰在坐椅上，英勇就义！39岁的生命之花，融入漫天的雪花之中。

　　吉鸿昌是个非常传奇的抗日英雄。

　　18岁那年，吉鸿昌带着中国农民特有的朴实和敦厚，带着对古代民族英雄的仰慕之情，应募参加了冯玉祥的军队。在讨伐复辟和反对直奉联军的战场上，他经常袒胸露背、赤膊冲杀、屡建战功，故而军队呼之为“吉大胆”。

　　他没有忘记老父亲临终前的话语：“当官要清白廉政，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即不许发财。你只要做到这一点，为父才死而瞑目。不然，我在九泉之下也难安眠啊！”吉鸿昌强忍悲痛，含着热泪答道：“孩儿记下了，请父亲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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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病逝后，吉鸿昌把“做官即不许发财”７个字写在细瓷茶碗上，交给陶瓷厂仿照烧制。瓷碗烧好后，用卡车拉到部队，集合全体官兵，举行了严肃的发碗仪式，立下誓言：“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我绝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家父的教诲，做官不为发财，要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自此，“做官即不许发财”的细瓷茶碗，跟随他走南闯北，直到牺牲。

　　年轻的吉鸿昌，文官做到宁夏省政府主席，军职升到22路军总指挥，已经是个大官了。但他不愿意执行“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罪恶政策，不愿意打内战、进攻红军。结果被蒋介石解职，强令“出国考察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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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淞沪抗战爆发后，他怀着满腔义愤回国，却救国无路。他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1932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吉鸿昌就任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北路前敌总指挥，攻克多伦，声威大振。当抗日同盟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堵截，进入平北地区，陷入日军、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

　　在昌平小汤山的任辛庄，敌人密集的子弹雨点般地倾泻到同盟军战士身上，部队伤亡很大。吉鸿昌急红了眼，扯掉上衣，一手端枪，一手挥着大刀，猛虎一般直冲敌阵。战士们见总指挥如此英勇，也呐喊着挥刀向前，一鼓作气，击溃了进犯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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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盟军四面受敌，伤亡惨重，形势极为险恶。这时，国民党当局派北平商会会长冷家骥前来调停。吉鸿昌、方振武不忍心让抗日将士遭此无谓牺牲。为了保存抗日火种，另谋抗日出路，两人含着眼泪，离开了部队，随冷家骥一起来到顺义牛栏山与商震谈判。在谈判中，吉鸿昌要求国民党当局保证抗日官兵的生命安全，妥善医治负伤人员；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的条件是：吉、方二人必须离开部队。这样，吉鸿昌、方振武及其随行人员被商震扣押，同盟军在沙河一带被缴械遣散。轰轰烈烈战斗了半年多的抗日同盟军，就这样在日、蒋的勾结夹击下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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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鸿昌、方振武被扣押后，蒋介石复电：“吉放方办。”蒋介石当时还不知道吉鸿昌是共产党员，认为他失去了兵权也就不足为患了；但对一贯反蒋的方振武却恨之入骨，坚决要杀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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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10月16日黄昏，5辆汽车载着吉鸿昌、方振武和他们的随行人员从牛栏山向北平开去。方振武坐在第一辆汽车司机旁边，吉鸿昌在第二辆车上。为防不测，两人都换上了便服。汽车开到顺义马家营西边，方振武看见前边有一批军人持枪奔来，知道情况不妙，立即招呼司机停车。几个军人持枪冲到跟前喝问：“方振武在哪里？”方振武灵机一动，指着后面说：“在后边车上。”几个家伙就奔后边那辆车去了。方振武乘机跳下车，混进人群，趁天黑沿潮白河潜往天津。

　　在汽车上，吉鸿昌向押解他的国民党士兵宣讲抗日救国道理。那些士兵得知他就是战功卓著、威震敌胆的吉鸿昌将军，十分钦佩、敬仰。当汽车离开孙河五六里地之后，士兵闭目装睡，故意给吉鸿昌留个逃走的机会。趁这功夫，吉鸿昌捅了捅随从牛建忠，二人迅速跳下汽车，借着夜幕的掩护也潜往天津。

　　抗日同盟军虽然失败了，但吉鸿昌没有停止战斗。1934年11月，国民党特务勾结天津法租界工部局将吉鸿昌逮捕。后来又将他引渡到北平陆军监狱。蒋介石对坚持抗日的吉鸿昌狠之入骨，下达了“立时处决”的命令。于是，上文介绍的悲壮一幕，就出现在炮局胡同。

　　七七事变后，炮局胡同挂起了膏药旗，炮局监狱又成了日军华北最高军法机关多田部队军法部的监狱。最多时关押3000多人，许多抗日志士在这里惨遭杀害。

　　“犯人”被抓进炮局监狱后，狱方要先画像，也就是将“犯人”的衣服扒光，在一张人形的纸上，将人身上的疤痕、痣点，一一对应地画下来。

　　当时监狱的牢房宽4米、长9米、高5米。一个牢房要关押50多人。白天“犯人”必须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面向墙，不许活动，更不许躺下。只有早晨才允许在自己的位置上踏踏步，活动一下。牢房四周各有一盏灯，昼夜开着。但监筒子里不安灯，牢房内的情况，完全暴露在看守的眼皮子底下。

　　监狱的伙食特别坏，一天只给两次饭和水。吃饭时，“犯人”要先靠墙坐好，由门口的“犯人”将盛着两个窝头、一碗熬土豆皮的盘子、小碗传进来，然后赶紧将空盘传出。吃饭还统一号令，不给筷子用手抓着吃。

　　凡是犯了抗日罪的犯人，一进来就得带上3斤、5斤重的脚镣，即使睡觉是也得带着。镣是卯死在腿上的，这样，穿裤子就成了问题。单裤、夹裤还可以从镣圈里面掏过去，毛裤、棉裤就成了问题。没有办法，“犯人”们只好把棉裤的裤裆拆开，在两边订上扣子。穿的时候，将裤子套进双腿，然后再将扣子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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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监狱，只有一个“医官”，根本谈不上什么医疗条件，结核病和其它传染病流行。家里有钱的，还可以从外边请医生来监狱治疗；一般的“犯人”得了病，就只好挨着、挺着，病死人的事情经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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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局监狱，浸透了抗日志士和北平老百姓的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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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是公正的。经过十四年浴血抗战，抗战胜利了。那些过去在北平耀武扬威的侵略者、认贼作父的汉奸卖国贼，进了炮局监狱。这回，他们成了被审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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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借李宗仁北平行营指挥所的名义，在东城北兵马司1号举行盛大宴会，向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王揖唐、王荫泰、齐燮元、汪时璟、殷汝耕等大汉奸发出了“敬备菲酌，恭请光临”的请柬。晚上8时，正当50余名大汉奸推杯换盏玗时，逮捕令出现在他们的眼前，被关进炮局监狱。20天后，大汉奸王克敏就畏罪服毒自杀，死于炮局监狱中。

　　接到请柬的，还有一位文化人，他就是鲁迅的弟弟、新文化运动干将、著名作家周作人。周作人在北平沦陷后，只知道有自己的小家，不知道有国家。为了1200圆的薪俸，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给日伪当局服务。他的矮小身影出现在炮局监狱，恐怕就是历史对他的一种嘲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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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局监狱关押过的汉奸中，还有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

　　川岛芳子本名是爱新觉罗-显玗，曾用名东珍、川岛良辅、金诚之、金壁辉，是清王室肃亲王善耆的第14个女儿。关于金壁辉这个名字，还有一段来历。据北京市东城区史志办主任王之鸿研究，因为爱新觉罗-显玗崇拜其兄金壁东（取“地方一壁，抗拒民国”之意），才改名金壁辉。所以，应该写用“壁”字，而不能写成“璧”字。

　　民国初年，肃亲王善耆以“匡复清室”为志愿，将爱新觉罗-显玗送给好友、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做养女，起了个东洋名字--川岛芳子。后来，川岛芳子接受了政治、军事、情报等多方面的专门训练，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被日本人称为“帝国谍报之花”。

　　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关东军授予川岛芳子陆军少佐军衔。后来她在热河（承德）组建安国军骑兵团，化名金壁辉，自封为安国军总司令。

　　日本投降后，1945年10月10日，川岛芳子作为第一号女汉奸，在北京九条胡同34号公寓被捕。先关押在孙连仲11战区司令长官部仓库内（迎宾馆），后转到炮局监狱，不久又转到宣武门外第一监狱女监三号。在监狱中，她奴性不改，经常唱《君之代》等日本歌曲以自慰。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被处决，遗体交给住在北京的日本长老古川大航，运往朝阳门外日本人墓地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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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的炮局胡同，在高楼栉比的北京城，显得渺小、破旧。匆匆的行人，很少注意这个普通的胡同。但是，炮局监狱风化班驳的围墙，却不愿就这样被人们淡忘，它似乎还在述说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