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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律师云:“……本律师昔在英伦,曾闻道于当代法学家戴塞,谓国家与政府并非一物!国家者,土地、主权、人民之总和也。政府者,政党执行政策,与政令之组合也。定义即殊,权责有分;是故危害国家、主权、人民者,叛国罪也!而反对政府者,政见有异耳!若视为叛国罪,则大谬也!…… ! a! [" {1 Y! P" v
英伦为君主立宪国家,国王允许有王之反对党……我国为民主共和国,奈何不能容忍任何政党之存在耶!?…… 9 t0 T! S3 `. F4 u. Q/ G
本法庭高悬孙总理遗像,国人奉为国父,所著三民主义,党人奉为宝典。孙总理有云: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为何孙总理宣传共产,奉为国父,而陈独秀宣传共产主义,即为危害民国!?于法于理,能服人乎?……
, e4 E& K K; d T. f ……今侦骑四出,必欲使有志之士瘐死狱中,何苦乃尔?……为保存读书种子,不但不应治罪,且宜深入学术研究。国家民族,实利赖之!……” 5 G+ r8 ]! u% }( h
但陈独秀就是陈独秀,他不为名动,不为利往,三次被捕入狱,未尝屈膝变节。作为忠直耿介之士,他不会改变初衷,随波逐流,朝秦暮楚,翻云覆雨。所以,他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为国共两党所不容,孤高狷介,漂泊流浪,于贫病交加中,客死于四川江津,身边只有一个景仰他的人品,终身追随的女工。 ) n- u0 j8 P) g.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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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李大钊,作为北方党的领袖,预言了“将来的寰球,必定是赤旗的世界”。检验他的预言,还有待时日。至少,在现代资本主义良性循环的自我修复机制下,帝国主义并没有垂死。而十月革命的故乡,倒是赤旗落地,重回民主。他于1927年为军阀张作霖绞死,其实也是一个悲剧人物。 1 Y# _, y$ ?5 M: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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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的学生,“五四”的中坚高君宇、邓仲夏、张国焘也是悲剧人物。高君宇作为李大钊的秘书,天不假寿,奔波操劳,英年早殇。邓仲夏作为工人运动的领袖,革命的旗手,大革命中,以身殉了自己的理想。张国焘贵为中共一路诸侯,在权利角逐失败后,背弃了自己的信念,避祸自保,不惜断了脊梁,最终客死于异域。他们没有善终者,这就是冥冥中,上帝为之安排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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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是北京大学。而五四运动的中坚无不出自北京大学,因为他们有一个出身翰林,学贯中西,洞察时事,兼容包蓄,海纳百川的校长。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擘,一个睿智的哲人。他就是蔡元培。作为同盟会元老,前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他主张西学中用,“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包办”的教育方针,使北大整体睁眼看到真实的世界,向往自由、人权和民主,崇尚科学和进步,因而才有了“五四”时,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高举“赛先生”、“德先生”旗帜的振臂一呼。蔡元培不崇尚暴力,却能利用他为国民党元老的身份保障人权,主张学术思想自由,直到1940年去世,实质一直不受南京政府〔后迁重庆)欢迎。但国人尊重他,崇仰他,他是巍巍乎高山,令人仰之,景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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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实质担负启蒙和振聋发聩的使命。当然,他和倡议“打倒孔家店”的吴虞,认识源出一脉,都以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和礼教为“吃人”,失之偏执,主张矫枉过正。这正合了毛泽东的胃口,因而后来被誉为“文化革命的旗手。他是一个正道直行、嫉恶如仇,敢于鞭辟时弊,大声疾呼,廓清道路的文化斗士,但不是一个暴力革命者。参与《新青年》教化后来者,甚至办杂志、写专栏,在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里活动,却终身不离开上海公共租界。因为他即不能见容于国府,虽然标榜听将令,却不愿委身事人,丢弃尊严和自由,最后死于1936年。假若他活到1957年和文化大革命,因仗义执言,不避厉害,按周海婴的说法,按神的意思,不听君命,自行其道,免不了同类共同的悲剧命运。 `, P2 W$ y* C& k! D/ ?6 _;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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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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