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来，关了我约一个多月后，因查无实据，由单位给了我一个记过处分后，又把我放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开始想了，为什么我们要受到这些痛苦与磨难，这一次次的打击，这重重的苦难，这无尽的屈辱何时又是个头呢？难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吗？别人不费力气可以得到的，我们花上十倍百倍的努力也得不到，那时有地、富、反、坏、右等罪名，我们又算哪一类呢？我们比他们还要多一重苦难，那就是孤儿的苦。生活中所有的苦难与打击都只有自己默默地承受，而没有倾诉的地方，也没有得到安慰的地方，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无疑，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我们的父亲，那么父亲究竟是什么人？他干了些什么？他对这个党和国家究竟犯下了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行？以致于他自己死无葬身之地，过要殃及无辜的我们。这些疑问越来赵沉重地压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翻出抄家仅剩的两枚勋章和一块奖章，这是父亲留下的唯一遗物了，一块后面刻着“八一奖章”一个五角星，还有1927－1937的宇样；另一枚勋章后边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独立自由勋章”，正面是延安宝塔山的图样，在上面有一颗红色的五星。还有一枚勋章后边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解放勋章”，正面是天安门的图样，上方也有一颗红五星。这些东西都已很旧了，但是人们告诉我们，它的中间是纯金制成的，虽已年代久远了，但每次打开它，仍然熠熠生辉。这些勋章和奖章，都有各自的证书，其中还有一张父亲的照片，这是父亲的一张半身像，身着军礼服的父亲胸佩勋章，微笑着注视着远方，是那样英姿勃发。这也是我们手中仅有的一张父亲的照片了。 是三中全会的精神，是党对一系列重大案件的平反举措，使我们从懦弱走向勇敢，从秘害走向公开，走上了为父亲乎反昭雪的艰难路程 时间到了1978年，这年的9月，开始了给“右派”摘帽的工作。党中央批发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的实施方案》，指出，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耍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 11月，又正式为闻名中外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平反。 这年年底，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前的左倾错误，全会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 在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同志被确定为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秘书长。 年底的一天，一位多年来常在暗中关心我们的阿姨，悄悄地来告诉我们，一个和父亲同案被判无期徒刑的人已被提前释放回来了。这意味着什么呢？于是我们大着胆子，在一天晚上悄悄地找到了这个人的家里。他叫俞须涌，我们对他似乎还有些印象， 那还是小时候，他常来和父亲下围棋，令我们没想到的是门一打开，他一看到我们3个已经长大了的孩子时，竟然一把拉住我们放声痛哭：“孩子们，你们长大啦，10年啦！多好的爸爸啊，再也没有啦！那真是痛哭失声，声泪俱下，一个这么大年龄的人竟会这样痛哭，真令我们吃惊。然而就在那一刻，他的哭声像惊醒了我们的一个漫长的梦，已经被岁月的流逝在我们记忆里变得淡漠了的父亲的形象，就在这时又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俞须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虽然经过长期监禁，但没有一点懦弱与害怕，没有变得小心谨慎，他是那么坚定与坚决，丝毫不认为父亲和他自己有什么罪，后来我知道他狱中10年，从未停止过申诉。虽然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他早年是新四军中的老同志，后来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的。父亲当年那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里，绝大多数是这些转业退伍军人。 经过商量，我们决定找有关单位试着打听一下，父亲的案子属不属于当时正在开展的对过去一些案件的复查范围。当然这是十分危险的举动，这显然是有“翻案”企图的行动。但是我们经过考虑，以我们自己的处境，也似乎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了，还能再坏到哪里去呢？至多就是把我们再关起来罢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去问问试试呢？父亲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反革命”？那就是我们要求的答复。 我们先找到父亲的原单位机械局，被告之：他们不清楚，可以去问问原来的老局长。费了许多周折，我们找到了当年的局长苗海波，当他听明白我们是谁和来意后，显得惊恐万状，连连摇手，又说什么都不知道。还是他妻子比他镇定，埋怨道：“你看你怕什么，孩子只是问问。”苗这才说，案子是公安局槁的，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于是我们下决心到市落实政策办公室去问一下，这个落实政策办公室就在当年那个看守所的后面。我们大着胆子进去说明了来意后．一个工作人员疑虑地盯了我们很久．非常谨慎地表示，他只是听听我们的要求．向领导汇报以后再说。他在淡话中几次跑到隔壁房间去，从他的紧张的态度，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根本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经过和俞须涌等人的商量，他们认为只有上北京才能弄明白，这时很多受父亲一案牵连的同志也悄悄地来找我们，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上北京去。大家凑了一些钱以做我们的路费。俞须涌给我们一封信，是写给北京一个叫刘懦增的部队干部的。俞告诉我们，刘儒增因为反对江青的什么罪名被判刑和俞监禁在一起的。俞在狱中常常向他谈起父亲及此案，刘深为所动，相约将来有可能，他一定会帮助打这个官司的。此时．他已先获得平反回到北京去了。后来的事实表明，刘儒增老人在此案平反中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的。 1978 年年底的一天．阴风阵阵，冬天的寒冷使得街道上行人稀少，我和弟弟急急地走在通向火车站的路上，送我们的只有妹妹和我的一个好朋友小宋。我们边走边警惕观察着四周，尽可能不被相识的人发现，因为在那个城市里，认识我们的人太多了，一旦被发现，很可能会把我们抓回去关起来。我们随身携带的就是能证明父亲过去的那两枚勋章和奖章．还有俞须涌的那封信及父亲的一张照片。直到剪票进站，我们的心情始终没有放松过，生怕会听到一声：“晦，蔡铁根的儿子！”那就麻烦了。上了站台，我们就盼着火车赶紧进站，只有上了车，似乎才会安全一些。 随着汽笛的长鸣，一列深绿色的快车呼啸着进站了，车轮辗压着闪亮的钢轨发出沉重的声响，脚下的站台为之震颤。慕然，我们几乎同时看见了那时还不多见的内燃机车车头上悬挂着一个铜像：“周恩来号”；车头从眼前一闪而过，列车很快减速停稳了，小宋兴奋地对我们喊道：“看见没有，周恩来号，看来你们这次一定顺利！”他兴奋的情绪也感染了我们，忐忑不安的心清似乎也踏实了一些，但愿这真是一种吉兆吧：“周恩来号”似乎预示着一个重大的机会，而我们恰恰赶上了 冬天的北京，笼罩在灰蒙蒙的雾气之中，清晨，穿着厚实的人们或骑车、或步行急匆匆地穿过街道，无轨电车轻快地滑行在宽阔的马路上，女售票员以好听的京腔不时催促乘客买票，飞快地报着站名。我和弟弟按着俞须涌信上的地址，在东城内务部街找到了刘儒增的家。这是一个很大的旧式院落，里面曲曲折折，一个院子连着一个院子，虽然里边已经有后来的住户各自建起的小屋，因而显得杂乱，但从那些精致的雕花回廊，残存的太湖石来看，过去曾是相当的一个大户人家的宅院。 刘家住在最后的一进院落里，他不在家，他的老伴告诉我们他去大连休养了，我们只好带着一丝失望离开了。 我和弟弟决定先住在生母那里，她知道我们的来意后，颇不以为然，但也并未反对。 我们先到位于厂桥的一个胡同里的总政上访接待站去，排了很长的队，等轮到我们时，一个满脸不耐烦的工作人员接过我们写的要求复查的申诉材料后，叫我们回去等，留下地址电话后，我们只好回来了。 几天以后，忽听楼下有人喊我们，一个年轻的军人找我们，他说他牲穆，是总政信访处的。他似乎有些兴奋，说：“已经查到了，有这个人，还是个大校呢！”他是骑车跑来告诉我们这个消息的。 当我们第二次去刘儒增家时，老人已回来了，他头发全白了，但很健康。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个非常痛快的人，说话快，走路快，动作也快，一看就是个豪爽的人。他看过俞须涌的信，问了一下现在的情况，很快写了个条子，叫我们去找总政一个姓高的人。 总政这位姓高的是个大个子，戴着副眼镜，他看过刘儒增的条后，进去了一会，同另一个年岁较大的军人一同出来了，看样子是个负责的，姓赵。高说这是赵部长，赵对我们说：“这个事情，好像1975年邓副主席就有过批示。但因为你父亲后来到地方那一段问题没有处理，所以也就无法处理，地方那一段不解决，部队这一段也不好办。因为他是经过公检法判决的，所以还要通过地方司法机关，你们必须首先想办法解决地方这一段的问题。” 总政给我们开了封介绍信，是给“人定湖接济站”的，说在那里可以免费吃住。我和弟弟决定去看看。 这个接济站位于永定门外护城河边上，是当时为了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人员设立的，必须是相当一级部门认可后开具的的介绍信，才能在指定时间内到那里去获得食宿，听说吃的是几毛钱最低的标准，虽然心理有准备，但当我们找到这个接济站一看，还是不禁吃了一惊，这只是一座空楼，里面什么都没有，一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人们就在肮脏的水泥地上席地而卧，男女老少，真像似地狱里的景象，我们只能放弃了想离开生母居所，以少添麻烦的念头。 既然案子要通过司法部门，于是我们开始寻找最高法院的所在，费了很大劲才在东交民巷附近找到，门卫以一种见多不怪的神情一句话没说递过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印着去高法接待站的路线。那时节，北京的各大国家机关，大都印制有这种指示路线的小纸条，以应付越来越多的各地各部门来的上访者。明白简单。可许多初次来京上访的人们都把这小纸条当成了某种通行证，他们拿着这种印有黑色印刷体文字的小纸条，往往在问路时和在乘坐公共汽车时，小心且不无得意地向人们出示。可往往招来的是京城人傲慢和鄙视的嘲笑. 最高法院的上访接待站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历史博物馆南面的一个胡同里。在一个不大的院落里，有一排临时搭起的平房，按接待地区分成华东、华北、东北等组。初到这里，门前的景象令我们吃了一惊，那紧紧关闭着的门口人头攒动，黑压压一片。整个胡同里到处都是人。男女老少，各种口音，他们大都衣衫槛楼，面容肮脏，或坐或卧，脸上都挂着同样的憔悴，紧张，沉重。眼神里又都闪着希望的光亮。“文革”10年和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不知造成了多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惨剧，如果不是身受迫害，申告无门谁又会忍饥挨饿，千里迢迢来这里受这份罪呢？他们大多都是带着满腔悲愤和冤苦，经过多年在当地的申告而无人问津才下决心背井离乡来到北京的。他们中间，每个人都有一个痛苦的经历，一段凄惨的冤情。 一般人心目中想象的国家最高司法机关的接待处，似乎应该是高大、宽敞、明亮的地方，因而才是严肃的地方。那里的秩序也应该是最好的。那儿的工作人员因为代表着国家也应该是和蔼可亲，当然也应该是严肃认真的。可是眼前的这番景象，就像是马上要向难民施粥的地方，一进入这个环境，会使你心里陡然增加了一层沉重。我看到一个满脸污黑的缺了一条腿的老人，穿着一件快分辩不出颜色的旧军装，坐在地下，胸前挂着也不知什么时候的什么内容的奖章，嘴里不知在唠叨什么。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一大一小两个孩子，跪在路旁，面前放着一张白纸，上面用红笔写着个触目惊心的大“冤”字，两个又脏又瘦的孩子，冻得直流鼻涕，呆呆地站在一边。一个盲人则在一边拉着一把二胡，细听原来他把他的冤情编成了曲子在唱给人听。还有一群人正围着一个中年人在听他说着什么，那中年人的衣服很脏，但是领子上的风纪扣却系得端端正正，他的表情很激动，不知在说些什么。而更多的人则是用期待的目光望着那紧闭的接待处的大铁门。他们面无表情任凭冬日呼啸的寒风卷起的阵阵尘土从他们的头上、身上刮过。眼前的景象使我们不安的心情变得更为压抑和沉重，也平添了难以言喻的焦急与烦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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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7 21:59:13
楼主
发表于 2014-6-16 18:1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