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本文系翁永曦先生在共识传媒举办的“新一轮改革进程观测”研讨会上的发言稿，现经他本人核校同意，在共识网推荐发布，以飨读者；会议完整记录也将于近期上网，敬请期待！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1.jpg 翁永曦（原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共识网出的这个题目太大，很难驾驭，而且时间有限，我只能粗粗地谈几点感受。 八十年代的改革，始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当时中国社会的上层和下层都觉得不能再照旧生活下去了，开始寻求新的方向和路径。那个时候，一是思想解放少禁区，批判“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使得那个年代，从官场到社会、学校，思想都空前解放；二是朝野上下多激情，都在思考该如何辞旧迎新，寻求变革，年轻人都有一种纵身入激浪、千里竞自由的感觉；三是体制内外有对流，这种对流从思想到组织、人才和信息都涵盖。四是不拘一格用人才，青年人受到信任，委以调研重任。 当时的国家总理看到新华社发的一份《国内动态清样》，内容是一个年轻人在内蒙古谈中国百年复兴的设想，就让秘书打电话，把这个人找到中南海，一谈就是半天，后来又把更多的年轻人约到国务院会议室，谈中国的经济改革。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鲜见，我认识的朋友中就有不下十几个人，多次到中南海跟国家领导人对话。领导人出差的时候，还特地叫上年轻人随行，也经常在家里、办公室约年轻人聊天，听听他们的想法和建议。领导人也不限于胡、赵，包括当时的几位副总理、国务院委员也是这样在做。 陈一谘当年曾把几十个年轻人组织起来，各行各业的都有，成立了农村发展组，最初是一个完全体制外的组织，却得到当时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领导同志的支持。他们到基层调研，回来以后直接向领导人汇报，当时的领导人很有气度，能听得进不同意见。有一次在中南海汇报粮食问题，到底是每年征购1200亿斤，还是1000亿斤？总书记说，干脆取1000亿斤，凑个整数，其它放开。这时候一个年轻人站起来说：“您胡说什么那？1200亿斤是我们反复研究、平衡计算出来的，您不能拍脑袋瞎说！”对着总书记就敢这么讲话。胡耀邦完全可以问 “这个人怎么混进来的” ？或者“去查查这个人什么背景”？但胡耀邦站起来，拍拍他的肩膀，说：“年轻人你慢慢说，我仔细听”。 现在跟八十年代相比大的方面有如下差异：从国内来讲，第一，没有元老院了，这个非常重要，过去，胡耀邦、赵紫阳都当不了家，元老院说了算；第二，今天，中国的开放尺度非常大了，而当时才刚刚起步；第三，人手一机，移动互联；第四，发生了整体性和制度性的腐败，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权贵利益集团；第五，产能过剩，中国成了世界工厂。 从国际背景来讲，一是社会主义经营没有了；二是美国成了世界老大，美联储成了世界各国的央行、全球印钞机；三是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到国际经济秩序中且成为受益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四是宪政民主和开放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五是互联网与移动通讯在催生国家与社会新的治理模式。 八十年代的那段实践有成功处，也有失败处，如果要说有什么启示的话，是否有这么几点： 第一，制度不改弊端难除，成就出在制度上，毛病出在制度上，受拖累也是制度。自辛亥革命以来，历代先驱都没能够创造一个解决政权脱离民众、官场贪污腐败、贫富两级分化的制度；已尝试过的各种制度都没有走出权力不受制约的范畴，换句话说，用不受制约的权力创建出的任何制度都具有走向失败的基因。一个领导一切，且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政党，它本身也会被不受约束的权力所绑架和腐蚀。领袖、执政集团随意使用权力给人民造成的痛苦，是全局性、灾难性的。 那么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要建立起具有什么特征的制度呢？首先，要创建一个敢讲真话的制度。举两个例子，中国与某国的关系恶化，大使被从国外紧急召回，他回来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听上头的态度，要循着上头的意思来汇报。这怎么行？！1958年《人民日报》报道粮食亩产10万斤。上过初中，学过几何的人都知道，一亩地666平方米，亩产十万斤相当于一平方米放一个150斤重的麻袋，可能吗？这么简单的常识，造假的人和报道的人真的不懂吗？ 其次，要创建一个鼓励创新的制度。现在的政治制度不允许有批评意见，不允许提出质疑，窒息思想、钳制舆论，学校培养的是服从性的工具。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批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在掌握政权之后却阉割其灵魂，主义成了说教，社会岂能前进，创新更无从谈起，国家怎么会有美好的未来？ 再次，要创建一个保障人权、限制公权的制度。保护当今宪法给予人民的基本权利，确保公权力不是一次性授予，而是被定期授予，并且受到监督。法有例外就无公信。现在的法律做不到法无例外，因为党在法上，所以司法独立不了，仅仅是个愿望。 第二，看书学习、了解真相、反思自己、自我清理尤为重要。我这代人从小就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听到的都是宣传和被整过容的历史，如果不清理头脑中的垃圾，就很难在今天客观地判断、分析问题，走出盲区。伪造历史、整容历史、遮蔽历史的行为都属于历史虚无主义。不纠正自己的偏见，就无法理性地看待自己，也无法走向未来。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远没有结束，还在进行中。 这个世界上谁有资格决定人们应该知道什么，或者决定人们不能知道什么？谁有资格决定人们应该怎样思考，或者决定人们不能怎样思考？谁有资格充任宇宙真理的代言人，要求人们必须与其保持思想一致？健康的社会就不存在思想警察！从小学习马克思主义，没有绝对真理是常识。“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这是烈士在监狱里面坚持革命信仰、维护革命节操的一种表达，这种表达不能被引入到学术上，不能引入到另外的场合中，那就成了荒谬。有人居然以此话为题目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打压不同意见，这种人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第三，顶层设计很重要。今天再摸着石头过河已经不行了。八十年代的改革是有失误的，在政策研究和战略分析上大致有以下几条经验和教训： 自以为懂得，实际上并不真懂。 不在于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不在于想要怎么干，而在于只能怎么干。 反方向推敲是克服局限性、片面性的一个好方法。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概率也没有发言权，局部的单个的事例说明不了多大问题）。 要重视合力线的研究，力是矢量，具有方向性，不同力代表不同方向，合力线的方向就是中国未来的走向； 反常即妖。什么是常识？就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做事的基本规则，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对那些对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持否定态度的人，一定要高度警惕。所谓敌对势力，绝大部分是我们自己的错误政策制造出来的，我们的敌人往往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 第四，高度重视和发挥年轻人的作用。从戊戌变法到孙中山北伐，到共产党兴起，再到八十年代改革，乃至今天的振兴中华，都离不开年轻人。要给年轻人机会，给年轻人支持，我这把年纪的人，现在就该给年轻人当垫脚石。建议共识网常找些80后的年轻人，以他们为主体，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和见识。前两天我看了一本书，一个70后、三个80后写的，书名叫《大目标》，副标题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这个气魄不得了，当然，内容和观点可以讨论。 我和老朋友们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共识，中国的未来不取决于你我，也不取决于中南海的人想怎么干，而是取决于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将决定未来中国的走向。所以常听取他们的意见，和他们讨论，逐步让他们丰满结实起来特别重要。 第五，国民启蒙还在进行中，任重道远。 无论怎么样，我觉得在体制外维持一种寻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压力、维持一种对国民启蒙和对公权力监督的压力非常必要，包括让人们了解真实的历史非常必要，所以我觉得组织这些研讨会都有极其进步的意义。 第六，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可击鼓传花。从历史的大跨度看，中国国民成长为公民的道路还很漫长，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现代化的道路还很漫长，苦头远没有吃够；个人的生命周期和国家的演进过程并不同步，一定要在自己活着的时候看到某种期盼中的愿景，很可能就会在主观上去急剧压缩国家和社会的演进过程，这会出大问题。因循固然误国，但操切更足以偾事。 现在的改革不是改别人，而是要求共产党对自己动刀。给自己动手术的一个成功范例就是前苏联西伯利亚有个医生，在暴风雪的天气得了阑尾炎，直升飞机来不了，只能让护士拿一面镜子对着他，在局部麻醉的情况下用反方向动作给自己做了阑尾切除。 现在党和政府的病是阑尾炎吗？显然不是局部的小毛小病，而是整个脏器出了问题，腐败是本源性、制度性、整体性的，真动大手术，非死在手术台上不可。但不治还不行，不治就彻底烂了。这显然难度不小，矛盾重重。你能想出一万条理由来指责批评，这是最容易的事情，看人挑担不吃力，问题是你得告诉我只能怎么办而不是应该怎么办。 中国和前苏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人家是城市暴动取得政权，风卷残云；中国是28年武装斗争打下江山，根基深厚。所以不能简单比较中苏。想不清楚的事别贸然讲话、行事。中国还是要讲大道治国，谋定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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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21 20:5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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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31 11:13: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