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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1 [/ m5 @' F 2004年4月10日，最亲爱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86岁。 虽然时间过去了近一年，但父亲慈祥的面容、和蔼的声音仍时时在我的脑海之中，令我无限思念与惆怅，悲痛之情久久不能释然。
. D- l+ s b8 T/ x8 @2 _6 f父亲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艰难，但是他始终怀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奉献出毕生的心血为自己钟爱的学术事业。为我国女真学、满学、蒙古学的发展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 E! v0 e% P; D5 E
父亲出生于1918年，为清乾隆帝第五子荣纯亲王永琪七世孙。“清代第一女词人”顾太清即父亲五世祖母。父金光平（恒煦）为女真文和满文的著名学者。父亲从小受家学熏陶，承袭满汉文学、史学、语言学及书画之才华，同时受到母系先人之蒙古语言、史学、文学的影响，因之满蒙汉兼通，擅长多科，更加之自己的刻苦努力，为一生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V. V- t' g) J# F" r; B1 g$ |
时代变迁，待父亲上学时，家境已十分困难，学费和吃饭都成了问题。父亲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凭借自己的拼命学习，每学期考试都是第一名，才得以免收学费继续学业。考上北京大学国文系以后,仍旧面临无法交学费的困境，这时候父亲还是凭借自己在全市会考中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得到了官费留学日本的资格。在日本的几年中，父亲学业之余在学校讲授《纳兰词》，参与先辈共同研究《诗经》，参加东大仓石先生主持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日译工作……用这些工作的报酬交了学费和生活费，而北京发放的官费都留在家中贴补了家用。
' R- F/ O r% f# A! w8 v% k+ v留日数年，为父亲拓宽研究视野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在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父亲师从著名金史专家山本达郎、三上次男先生；著名满洲史、清史专家和田清、夏一雄诸先生；深得各位先生的器重。就读东大期间便翻译了三上次男先生的《金代女真研究》一书。也是在那时父亲结识了当今享誉世界的著名日本学者神田信夫、崛敏一等同窗师友。九十年代神田信夫先生在为《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教授青年曾负笈东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之东洋史学科学习。而那时，我正在东大研究院，因此有同在一个研究室的机会。教授既为名门出身，品学兼优，入学以后，即与我相处亲切。当时我正在研究清朝史，以满洲八旗为研究课题，常共研讨，教学相长，获益实多，每恨相识之晚。因此，奠定了尔后半个世纪情谊的基础。” * W' b* m/ F- b( p7 R c5 h
父亲赴日前还曾得知，清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入京，我家大遭洗劫时，遗失的家传太清夫人《天游阁集》全帙在日本人内藤湖南手中，寻觅先人手泽成了父亲赴日留学的另一个很大动力。但是到了日本之后，辗转托人多方打听才知道《天游阁集》已不在内藤家中了，此后的数十年父亲为寻找《天游阁集》矢志不渝，历尽坎坷，终于在神田、羽田、仓石诸先生的帮助下将《天游阁集》从日本《杏雨书屋》寻回，终于物归原主。90年代父亲八旬高龄又为此事远赴东瀛与《杏雨书屋》洽谈。经过多方努力，《天游阁集》手稿交付少数民族古籍出版社，并配以家藏画像、墨迹等出版发行。体现了父亲对学术事业锲而不舍的执著精神，同时体现了中日两国学者在满学研究中互通有无，助人为乐之佳话。其中意义远不仅仅是家传著作问世，更是将旷世之宝寻回了祖国。
5 P6 u; e9 u8 k0 T父亲一生最大的志向就是做学问，最大的希望就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奉献给社会，留给后人。父亲执教计今已五十多年，在治学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年从日本回国后，父亲一直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北京解放前夕，父亲入华北大学学习，其间也饱尝了政治运动之劳，毕业后得以到育英中学任教。父亲曾形容当时的心情：“看到育英的每个学生都觉得十分可爱！”当年育英学生中的许多人以后都成为了各界的精英，但他们至今还牢记着当年父亲对他们的点滴教诲，因为这是父亲对学生发自内心的真爱。父亲对研究生的培养更是倾其所有，殚精竭智。直到离休回京之后，还有许多国内外的学者慕名前来拜师求教。 2 O3 C. C H0 W" z+ Z
父亲始终没有一个很好的研究环境。1958年反右后，文化复兴，时任北京市教育局长的翁独健先生，准备回本行研究蒙古史，他向教育局提出让父亲和他一起去历史二所，这时，中央民院也欲调父亲去，育英的齐世荣先生欲调父亲同去北京师院，正在这三处何去何从，委决不下之际，又来了内蒙古大学的商调。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哈丰阿亲自出马找北京市。据说翁局长曾表示：“困难啊!困难啊!”哈丰阿却说“三年如何?蒙古史研究室建成了，就回来!” 4 f* ]1 t( w5 x' Q
父亲就这样调来内蒙古大学，连亲自去呼市看一看都没有，就携全家来到刚刚建校，一切平地而起的内蒙古大学。父亲对内蒙古倒并不陌生，内蒙古东部的喀喇沁，西部的阿拉善，外蒙古的三音诺颜，都曾有过亲戚家。况我祖母家就是原巴约特部的人。所以父亲来到内蒙，有一种来到亲戚家的感觉。因此父亲没有计较三年、五年之说，有长期安家落户的准备。
' T: j) Z: l; L0 p2 L但父亲来内蒙的时机却不好，来时正值大炼钢铁，极左思潮猖獗，接着三年困难时期，然后就是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父亲在内蒙古二十五年间，真正坐下来投入业务的时间，几乎连十年也没有。但父亲仍为蒙古史的学科发展、人材培养、科研建设倾尽心血。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亲自为中文系蒙语专业和历史系讲《蒙古古代史》，为历史系讲《明代蒙古史》、《清代蒙古史》、《厄鲁特蒙古史》、《蒙古史科学》等专题课。在内大招收培养了国内首批女真文硕士研究生和进修教师。如今，父亲学生的学生，仍然在教学中使用着父亲当年的讲义，这不仅是集中几十年研究之精华，更是父亲学术思想之延续。 % D3 m. g4 E# N$ K! X- P
就在极端困难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下，1964年凝聚着父亲和祖父两代人心血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出版了，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女真文字的专著。剑桥大学《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一书中这样评价：“现在对存世女真碑文的最好的研究成果是金光平和金启孮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父亲既而又历时十载编著《女真文辞典》收录了当时传世的全部女真文字进行了解读及音译。正是由于这两本书的出版，奠定了我国女真语言文字的研究在国际上居于领先地位，父亲是当之无愧的奠基人。“吃得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这就是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典范。
7 b* e3 m7 B: s4 \. ]1 }' F1962年，父亲克服重重困难深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以北满族聚居屯落进行满学调查，挽救了被学术界认为早已不复存在的“活的满语”这一文化遗产。父亲以一位满族史学家的独特观点，对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作出了全新的评价。撰写出《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满族屯调查报告》一书。在世界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著名满学家，意大利威尼斯大学教授乔万尼.斯达里在该书的德译本序言中曾这样评价：“金启孮不仅把满洲尚存的满族村落公诸于世，而且抢救了不可避免地即将走向消亡的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个功劳属于金启孮。他的著作是一部具有重大价值的时代文献”。这之后，国内外许许多多专家学者纷纷涌向三家子屯进行考察，使满学和满语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
8 ?3 v I3 [. j. ]八十年代初先生在60多岁高龄时，又毅然应邀赴沈阳，主持筹建辽宁省民族研究所，任所长，创办并主编《满族研究》及《满族研究参考资料》两种刊物，达6年之久。目光远大的父亲建所伊始就筹划拓展以满学为中心的研究领域。，并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同时着手几个方面的工作：培育青年研究力量，努力建立一支有效的科研队伍；大力推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大力开展档案资料开发和整理工作，并利用自己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声誉和关系使新建的民研所，很快打开了局面。但遗憾的是，当时由于体制的制约和左的思潮影响，使父亲许多设想和努力没有完全实现。即使这样，日后父亲离休在京的十余年间，还常常将自己对民研所发展的建议和想法写给民研所领导。
4 r# x7 [% J7 R9 m治学严谨，求真务实，父亲作为老一辈史学家，有着深厚的史学研究功底，他十分重视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并做到去伪存真。他对女真满学研究更是如此，在还没有电脑和复印机的情况下，手工汇集的几十本数百万字的笔记资料，是父亲留下来的最宝贵财富,《北京郊区的满族》、《京旗的满族》（出版时被易名为《北京城区的满族》），《府邸世家的满族》、《荣府史》都是父亲据亲闻亲见之事，据实直书而成，是尊重史实、不存偏见、秉笔直书不同凡响的精湛观点、是研究和继承满学和清史的重要著作。“不问收获，但问耕耘”，父亲所以能取得很大成就，正是在于他终身力行了这句至理铭言。如果父亲一生少些坎坷与压抑，多些做学问的条件与时间，他的满腹经纶和才华定会留给后人更多的精神财富。如今我自己指导研究生时，也每每以父亲的学术追求和治学精神来教导和激励学生。每逢此时，我仿佛又见到了父亲雍容自若、精神矍铄的神态和慈祥可亲的笑容。
) T- I; ?4 [3 r9 Z. f$ W" N父亲走了，带着对亲人无尽的关爱，带着对一生所钟爱事业的无限眷恋，走向天国，但是父亲的学术贡献是永存的。正如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大家周有光先生写道：“女真学和满学的流传不息，也就是启孮先生学术精神的流传不息。这是真正的永垂不朽！”
7 @/ I6 m, m5 ?6 O/ z父亲逝世周年纪念，谨以此篇表达我对慈父恩师的无限怀念之情。 | 
发表于 2011-3-12 18:36:00
楼主
发表于 2011-3-12 21:2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