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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殷夫人任兆凤大嫂2008年3月12日在北京东方医院病逝，3月15日在东郊平房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我和大嫂见了最后一面。去年冬天她患病住院前，说是康殷要出书画集，编辑要个年表，叫我给写，一连几天我到大嫂家去；前后改了三次，才定稿。她认为挺好，我以为不好；该列上的遮盖过去了；所以我注明任兆凤授意。
* Y5 u1 _; G4 p& V! { ?$ M& j! q 6月10日是康殷忌日，虽然已经9年，旧时音容常在脑际萦回，去年和大嫂一起编他的年表时，像天天和他在一起。他生平最大憾事，是画粮票，不仅造成三年缧绁之灾，而且累及后来的生活、亲属、家人，直至身后的今日，仍有议论。大嫂和别的亲属，对此也讳莫如深。我向大嫂说了我的看法；她说：你这么看，别人不会呀！年表里只好遮遮掩掩。而在他死后不久出版的《康殷传》里，涉及那几年的事，就简直是乱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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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2月2日，新华社记者杨建业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康殷应当被录用”的文章就披露过康殷的这段往事；大家为尊者讳，少有提及。
! C; ]( u* D( B, n3 D1 R6 F 对于此事倘换个角度看：一个艺术家，不去创作，却耗时间精力去画只能买米面的票证，一张伪造的粮票，和一件艺术品，哪个更有价值；只要不是智商过低，都会有正常的评估。高智商的康殷为什么竟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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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供应极为丰富的今天，人们很难想象当年匮乏的境况。50年代统购统销后，粮食计划供应，按户口、按月发粮票。北京的标准，坐办公室的一月32市斤，体力劳动的最高60市斤，家庭妇女28.5市斤。依年龄大小少年儿童分几个等级。有单位的，提出申请可另外补助粮票；没单位，则只能干啃28.5市斤了。1960年下半年以前，北京饭馆吃饭、购买食品，都不要粮票。粮食不够吃，可以买馒头、大饼，或是下顿馆子，不难解决。下半年开始要粮票，光有钱买不到吃的了。这一规定一直实行到改革开放。在北京自买吃食要粮票以后，供应越来越不好，所有不收粮票的吃食，市场上不见了。小酒馆儿，不喝酒不卖菜了；食油、肉类早就按票供应，也有时拿票白跑，没货！鸡蛋之类则要医生证明（产妇、重病号）才能买；家家除了粮食本，还有副食本，用以买麻酱、豆制品、粉丝，和凭本供应的其他东西。街上零食没了。糖豆、瓜子、花生一切入口物绝迹。街上有买东西的立刻就排长队，不问前边卖什么。大冬天的，白水、色素、糖精冻的冰糕也排队抢。商场的食品柜台，擦拭得一尘不染，光亮照人；售货员袖手而坐，没东西卖。粮食按人定量，各不相同；家庭中为吃多吃少有发生矛盾的，也有为照顾老弱假装吃饱的。填饱肚子是每天的头等大事。后来街上有了“伊拉克蜜枣”，几乎是唯一的入口物。1962年开始有“高级糖果”、“高级糕点”，饭馆也有“高级”的了。价钱当然也是“高级”了。一斤水果糖，升为高级，就要十几元钱。其时普通工人月薪四五十元。当年物质普遍短缺，入口物尤其缺。营养不良和肠胃得不到胀饱的快感，许多人饭前大量饮水，胃胀起来再吃食物，求得片刻舒服。不少人得浮肿病。上班时，车间主任站在门口，放一个小凳，进车间的工人，把一只脚踏在凳上，拉起裤脚，主任伸手用食指按一下脚面以上部位，一个坑儿下去，不是很快起来；一摆手：休息！不再需要医生证明；工资照发，每天还发一调羹熟黄豆粉的营养品。稍后则提出“劳逸结合”的口号，订出新的劳动时间：重体力，每天劳动四小时；轻体力五小时。八小时工作制不变，余下时间学习、开会、讨论。结合报纸社论，领会精神，认清大好形势。就我生活的北京来说，1961年最难，1962年下半年就好多了。那时人总感到胃里是空的，油水少、副食蔬菜缺、零食没有。就我本人说，现在一顿饭一个馒头一碗粥，加点菜，饱了！196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食堂改善伙食，打破定量，每人可买一斤肉包子，二两一个五个。过节还可买六两粮票的点心（一斤）。我坐在宿舍吃，竟然一顿全吃光了。现在想来都后怕，撑死怎办？人有生理上的营养需求，也有口腹快感的欲望：二者结合，“吃到口”，就成了难于抗拒的强烈的欲念。先贤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饮食在前。
& i+ r; q( N) f |3 @' X, e9 X 当年情况如此。而康殷，关东大汉，食量、酒量皆可称豪；偏偏又没有单位，只能吃28.5斤的标准，还无处请求补助粮票。于是，黔驴技穷，以自己所长觅当时的所短，招致横祸，而直接持之使用的大嫂任兆凤，得到的是三年管制。先是画了一张100斤的，得手；粮食定点供应，只能在同一处使用。第一次误收后，岂能不报案？不留意？第二次还是100斤，“伸手必被抓”！现行犯任兆凤束手就擒，供认不讳；康殷判刑四年。本来他是被安排到黑龙江兴凯湖劳改的，行前家属接见，入狱前和出版社订有印行他的作品“文姬归汉”图，此时出版了。妻子带着刚印好的画来了。一旁监视的警察就问：“接见你带画儿干什么？”任兆凤答：“他的作品出版了；叫他看看。”此举，却使他留在北京。“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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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当年的情形，虽然饥饿是根本，但康殷犯下过错，必要惩处；言出法随，才能保证政策的实行。对他的处分是正确的。不然，默许乱来，社会秩序无法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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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殷只是要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不是想制造混乱，不是要套购大量粮食，囤积居奇，但没有按政府的规定做，没有安分；用了不当手段多买口粮，领刑，不冤。可毕竟与其他刑事犯罪不同，在人品、道德、为人处事上无关宏旨。本毋庸有何讳忌，有人以此鄙薄康殷，窃以为失当，欠公允。
$ v( \, p& l2 J% P& X, s 特殊年代，特殊处境，特殊案例，世人也当特殊待之。
6 T8 K; y' ]1 X/ z% { 在“康殷年表”里没能列出，是康夫人忌讳提及；我曾以上述想法劝说，不通，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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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殷在北京第一监狱服刑，期间参加些美术设计的工作，在监狱京剧团做过编剧，和同在服刑的、原光明日报社编辑杨重野合写过京剧剧本。1968年他曾向我说过他编过《清风寨》和《紫金锤》两部戏。（《紫金锤》收入“忆大康”一书）据我所知，当年监狱里曾安排有所长的知识分子服刑人员从事文化产业，我接触过一位姓策的蒙古族人，白种人长相，肤白、高大、黄发、碧眼、隆鼻。一口老北京话。他是蒙古王公的后人，世居京城。曾是广播电台的法语播音员，在第一监狱服刑时在翻译组。据他说各语种什么人才都有，文史哲、理工，什么书都译。以“安波”的名字出版刊行。他说版权页印着：译者安波，就是监狱出的。
8 a* X' x+ A( f+ O- v$ t6 I# m 康殷刑满，按其时的政策必须留厂就业，他到了北京北郊的北苑（农场）美工组，组长是何燕明，成员还有江荧、今鸣、金道明等十几人。对外承揽美工设计，“文革”前美工组撤销，人员调到德胜门外的新都暖气机械厂，康殷在技术股描图。“文革”后先被禁闭，后送“小院”。（名叫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是劳改队里的严管队；关押小院，不劳动，学习、反省、坦白交代）出小院后，到铸工车间磨砂轮；直到1969年冬战备疏散，被送到河北邢台平乡东尹村插队务农，开始古文字研究。70年代初期，潜回北京，寄食姚家井父母家中；改革开放后回香山自己家。在“迎春早待中兴年”的期盼中，开始了他“向老逢辰”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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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17 21:13:00
发表于 2011-2-18 10: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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