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以“上书”闻名的胡同：粉房琉璃街

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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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公车上书”，人们可能会想到米市胡同南海会馆的康有为故居，或是宣武门外的杨椒山祠，这些都是举人们经常集会的地方。今天，我们关注的则是“公车上书”中的另外两位干将——上书最早的官员文廷式和上书最多的举人梁启超所住的粉房琉璃街。2009年5月出版的《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中有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反对中日《马关条约》、“反割台斗争”中的“公车上书”档案，记载了他们的义举。

而粉房琉璃街则成为当时上书活动的中心之一。该街位于宣武区菜市口以东，南北走向，北起骡马市大街，南至南横西街，全长685米，平均4米宽。它位于金中都东城墙护城河的外侧。明朝初年成为街巷，当时叫粉房刘家街。粉房就是制作粉条的作坊，作坊是一姓刘的人家开设的。清末，改称粉房琉璃街，是粉房刘家街的转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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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街比较平直，房屋整齐，大院多，会馆更多。据1906年调查资料显示，街中有8座会馆，仅次于有11座会馆的宣武门外大街。解放后，街道两侧种植了成行的国槐，夏天浓荫蔽日，古巷显得生机勃勃，堪称北京最美的胡同之一。如今，街北口是个市场，每天清晨人声鼎沸，甚为热闹。但在100多年前，这里却发生了很多惊心动魄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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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会馆多为“试馆”，本是各地在京官员集资建造，为来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提供住宿、学习的地方。同时，也为各种政治活动提供了土壤。会馆越集中，这种氛围越强烈，粉房琉璃街就是如此。

文廷式与萍乡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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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房琉璃街85号是江西萍乡会馆，此地是在京萍乡人的聚居之处，文廷式从老家回来后就住在这里。它坐西朝东，是个二进小四合院，院内四围的房屋都是三间，如今也像其它杂院一样，建满小房，拥挤不堪。而街门仅是一间合瓦清水脊如意门，连门墩都没有，实在不起眼，但曾在这里居住过的文廷式确是当年颇具影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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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廷式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后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光绪甲午、乙未年间，因“能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成为上书官员中的领军者。甲午战争期间，他力主抗击，上疏请罢慈禧生日“庆典”。1894年秋，在法源寺后的谢枋得祠，与翰林院同仁集议，提出了“抗战、联英、反割”的38人上书。其中，联名的还有当时同住粉房琉璃街的翰林院编修鹿瀛理（要求抗战的陕西巡抚鹿传霖之侄）和徐世昌（后来的民国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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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1895年4月19日），文廷式上《倭人要挟过甚请饬使臣展缓商议折》，发出了拒和的第一声呐喊：“今日台湾之事，尤为存亡所关。”在谈到台湾的重要性时他指出：“台湾关系江、浙、闽、广之得失，可谓之散地乎？”之后，京官紧随他都纷纷呈递奏折，反对签约。

在文廷式的促动下，开启了举人上书之门，这是他的重要贡献。因举人地位低，不能直接上奏皇帝，须由都察院代奏。一开始都察院不愿代呈奏折，上书成了废纸。四月初三（4月27日）文廷式等人又上《合词纠参都察院迟延代奏京官联衔及各省举人公呈片》，才促进了都察院代奏，也使我们今天能在清代档案中看到这些充满了“爱国保台”激情的文字。对此，文廷式自己也十分得意，还将此事写入《闻尘偶记》一书，加以纪念。

梁启超与新会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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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乡会馆向南不远，粉房琉璃街115号是广东新会会馆，变法干将新会人梁启超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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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车上书”运动中，梁启超是上书次数最多的举人之一。1895年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举国上下一片哗然。在京会试的梁启超奔走于各个会馆，很快联合广东、湖南两省100多名举人，率先上书都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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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等人认识到台湾军事、经济地位的重要性“力言台湾之不可割”。福建、四川、江西等省的举人紧随其后，上书请愿。康有为见到“士气可用”，随即写下1.8万字的《上皇帝书》，要求清廷拒和、迁都、抗战、变法。梁启超和同仁用了36个小时誊写了老师的这份上书，送到宣武门外达智桥的杨椒山祠，在十几个省上千名举人中传阅讨论。5月2日，他们又发动了声势更加浩大的请愿活动。请愿队伍长达数里，都察院门前被车马堵得水泄不通。此次上书，明确了“保台湾”与“保国家”的关系，把反对割台与变法维新结合起来，将反割台斗争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上书时，梁启超住在新会会馆，会馆里有一称为“饮冰室”的房间，后来梁启超的很多著作都以此命名。这里可以说是梁启超早年在京的“家”，有些资料还说他是在此成的亲。1929年，梁启超病逝后，康有为最后一次进京，曾到粉房琉璃街新会会馆中，凭吊自己的这位学生和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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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会馆仍在，被列为区级文物，但不知为何看不到文物保护单位的标牌。大门向东，很高大，近年因改建成红砖墙失去了古意。院子坐西朝东，由东、中、西院和一座跨院组成，有50多间房子。梁启超当年住在中院的3间北房，即“饮冰室”。“饮冰室”如今变化很大，加上院中新建的小房，挤得几乎看不出原貌了。只有房前那棵粗壮的大杨树，依旧抚慰着老屋。会馆中原有清咸丰三年（1853年）翰林院编修、武英殿协修、顺德李文田所写的“新会邑馆记”刻石。据说，有很多专家学者经常到此搜寻史料、参观凭吊。可如果没人指点，普通人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代“变法干将”、“国学大师”的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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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锐与龙绵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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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新会会馆，沿着粉房琉璃街一直向北，接近北口的时候，可见路西有座破旧的金柱大门，上面的标牌为29号。门墩石刻已经斑驳不清，门联有“四海、五洲”的四字，其它字迹脱落难辨。大门仍能看出当年住在这里士人的气质。

从门口的高台阶进去，是并排两个坐西朝东的二进四合院，在这里会看到和其他大杂院同样的情景：到处堆放着各种杂物，搭建的小房拥挤不堪，把老房子挡了起来或夹在当中，狭窄的过道仅容一二人通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处所就是四川龙绵会馆。

    龙绵会馆是当年四川龙安府（今平武）和绵州（今绵阳）人合办的会馆。各种书籍史料几乎对它没什么记载，一直不清楚它的起源与变迁。近年发现的一本民国年间的会馆刊物，才为我们揭开了历史之谜，知道这里原来和“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有着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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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四川省地大人多，有28个府州厅，但在京仅有成都、夔州、泸州、潼川、叙府、重庆6个府州级会馆，龙绵为数量不多的四川省籍会馆增添了新的一员。比起很多上百年的会馆，龙绵是个“小字辈”。光绪十六年（1890年）九月十五日，安县人、詹事府右赞善李岷琛（字少东，后累官至湖北布政使、湖广总督）集龙安、绵州两地在京官员的1900两银子，购买了黄家所有的粉房琉璃街北头路西门牌第十一号的房屋，开启了会馆的历史。会馆共4个院落27间房，每间房屋都已安装了玻璃，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李少东自然成了“值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众人公推龙、绵在京官员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时任内阁中书的绵竹人杨锐管理会馆，直至3年后杨锐血染菜市口，这里才又由李岷琛继续负责。

    在这3年中，杨锐虽然常住绳匠胡同（今菜市口胡同）的伏魔寺，但他经常活动于龙绵等各个四川省籍会馆，从“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处处留下了他的身影，会馆也就成了他聚集同乡人士，宣传、推动变法维新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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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上书”期间，杨锐积极参加《内阁侍读奎华等条陈》（内阁侍读、中书155人）和康有为的上书（603人），这两次分别是官员和举人上书人数最多的。奎华、杨锐等人提出：“赔款、割地、屯兵各款……此诚五大洲未有之奇闻，三千年所无之变局也。”可谓振聋发聩。1895年他参与发起强学会，创办官书局。1898年春，在四川新馆创立蜀学会、蜀学堂。4月列名保国会。“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帝召见，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直至9月21日“戊戌政变”和其他5人一同牺牲在菜市口，年仅4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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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菜市口胡同及伏魔寺的杨锐故居已经在打通菜市口大街时拆除了，龙绵会馆作为杨锐及其同乡的重要活动场所，就显得更加可贵。

    上述会馆建筑平凡普通，类似民居，可能说不上有多少科学、艺术价值。但它们在历史上却有着重要的地位。通过“反割台、拒和约”的“公车上书”运动，就将小小的粉房琉璃街与万里之外的台湾紧紧地联系了起来，由此粉房琉璃街也就成了当年政治活动最积极、最有影响力的地方之一。

    随着城市改造的不断推进，如今萍乡会馆已难寻踪迹，龙绵会馆面临拆迁岌岌可危，新会会馆虽然是区级文物，却仍是个大杂院，粉房琉璃街的前途命运更是不可预知。这些历史人物已经逝去，但他们的精神仍然熠熠生辉，有关他们的文献保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机构。在建设高潮到来的时候，更希望他们曾经活动过的胡同、会馆也能永远保存下去，整修一新，成为屹立在大地上的史书。

 

发表于《中国文化报》2010年3月5日

 

长征

但愿“龙绵会馆”能够保存下去！！！

北京时间

QUOTE:

以下是引用长征在2011-2-12 16:34:00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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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龙绵会馆”能够保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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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千万别拆,文章写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