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看看宣南几座鲜为人知的会馆故居

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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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国人回家团聚的日子。在过去，交通不便的年代，身处异乡的游子就将会馆作为他们的另一个“家”。北京的会馆除了为科举考试服务外，年年的同乡聚会、团拜和祭祀，就成了它又一重任，而宣南地区也就随着这些逐渐繁荣起来，形成了享有盛名的宣南文化，成为今日新西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往，曾有些爱好者计划访问宣南十几座会馆故居，但走了一半儿就泄气了——实在没什么可看的，都是平淡无奇的大杂院。确实如此，但我面对这些大杂院却来了“犟劲儿”，非要弄它个水落石出不可。于是近年来，深入各大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查阅了成山的书籍笔记、档案资料、碑刻拓片，寻找蛛丝马迹，加上多年的实地考察，一段长期埋没的辉煌历史逐渐浮出水面，在平凡的会馆故居背后，隐藏着当时影响颇大，甚至显赫一时的人物、事件。

提起宣南，人们往往会想到湖广会馆大戏楼、纪晓岚故居，而今天则要带大家看看几座鲜为人知的会馆、故居。打开地图可知，西城南部的广内、陶然亭、天桥、大栅栏四个街道的胡同，都是会馆林立，故居众多的地方。现在，就让我们在每个街道选一个点，再去那里找找当年的感觉吧。

广内：北京城的“第三孔庙”

去年年初，电影《孔子》在全国上映，周润发让孔子“复活”起来，引发了新一轮“孔子热”，与之相关的文化遗产更加受到人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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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北京城里现存两座孔庙，即国子监孔庙和顺天府学孔庙，都在东城，难道西城还有堪称孔庙的地方么？

出了宣武门不远，向西一拐便可进入达智桥，著名的杨椒山祠南面就是校场头条17号——山左会馆，也就是山东会馆。传说这里是清朝乾隆年间“刘罗锅”所建。据记载，现存会馆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扩建而成的，咸丰以后定期在此举行隆重的祭孔仪式，不仅是一般的孔庙，甚至可与山东曲阜的孔子家庙相比。

会馆尚存东开的红漆蛮子门一间，没有雕饰的合瓦硬山过垄脊，十分朴素。屋顶杂草丛生，北侧的门墩早已失去，用一块带孔的大石头顶着门轴，看得出它确实是160多岁的“高龄老人”了。外墙倒还有些气势，占了近半条胡同。一般，北京的重要院落多是坐北朝南，而这座会馆却坐西朝东，是否有面向山东“朝圣”的意思，就不得而知了。

进入院门，新建的小厨房代替影壁堵在眼前，真能体会到名副其实的“大杂院”。老住户从这儿指到那说，这一片原来都是会馆，四进院儿，一百多间房，一千平方，横跨三条胡同，南侧本来应当向北延伸的校场二条到这儿就打住了。它的面积在京城现存会馆中名列第四，排在安徽、湖广、四川三座“省馆”之后。如此之大，得益于两位“帝师”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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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道光年间，山东潍县陈官俊是以后道光帝的老师，滨州杜受田则为后来咸丰帝的老师，并帮助咸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因此，山东在京官员的实力大增，怎能没有一个更加理想的聚会场所呢。于是，大家集资扩地，建成了当时规模可观的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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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院儿里并没有可称院子的地方，到处都是加盖小房形成的夹道，宽的并行两人，窄的仅容一人侧身通过，里面居然还有人家，想照全景都拉不开镜头。几株老槐树也只能看到树梢，树身都被淹没在小房子中了。解放前，只允许山东人在此居住，最多时四十几户，目前则住了近九十户，翻了一倍多，仍留有一些山东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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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中的一位大爷介绍，二进院的正殿最大，是原先讲学的地方，曾经挂着“状元、榜眼、探花”等很多匾额，后来都不知去向了。这里虽经后代修葺，但形制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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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前的台阶已被埋入地下，上面建满了小平房，大殿被遮个严严实实，殿内黑漆漆的，打着手电才能模糊看见里面的结构，残存的方格状直棱窗保留着古老的痕迹，只有高耸的屋顶露出了头。屋脊两侧的山墙上整齐地排列着铃铛般的花纹筒瓦，戗檐和地基都是大条石砌成，墙面磨砖对缝，通风孔砖雕细致，整座房屋有鹤立鸡群之感，正如书中记载：“厅事五楹，规模大备。”

与稍后兴起的湘军、淮军官员乐于营造大戏楼不同，山东人似乎比较“规矩”，不尚娱乐，得势后更加注重礼教，在会馆中专门修建五间正厅用来祭祀孔子，以期作为北京众多会馆的表率。但眼前的景象很难让人想到，这里曾是容纳上百人，衣冠楚楚，顶礼膜拜，年年“祭孔”的地方。

咸丰元年（1851年）八月二十七日，仪式达到了鼎盛，不仅所用祭器、孔子圣像来自孔子七十四代孙、衍圣公孔繁灏的捐助，而且参与的多是山东同乡、孔氏后代。

当时，这里的祭孔活动几乎被孔家“包圆”了。在17项祭祀工作中，10项都由孔家人负责。大家公推在京孔子后裔中辈份最高的儒林郎、内阁中书孔宪彝（孔子七十二代孙）主持，孔庆鍸（孔宪彝从子）辅助。孔宪彝、孔繁洙（孔宪彝从孙）恭奉圣像；孔宪彝赞唱；孔宪阶（孔宪彝同辈）司尊；孔庆鉽（孔宪彝子辈）司爵；孔庆第（孔宪彝之子）司巾；孔宪恭（孔宪彝从弟）、孔庆鉽设彻；孔庆锳（孔宪彝子辈）掌瘗燎；孔宪恭、孔繁洙奉福胙；孔宪钰（孔宪彝同辈）司钟鼓；孔宪彝酬宾。

祭礼后，便将悬挂正厅的孔子像移至专用的三间北房供奉，大厅内外的54件青铜、竹木祭器必须由会馆管理人亲自检点封存，决不准仆从动手。

这些礼仪和曲阜相同，为此孔宪彝专门写了一本书，藏于会馆，流传后世。可见孔子后裔对这里的祭祀十分重视，表现出一种对“家”的感情，是其它会馆和非“家庙”的孔庙没有的。山左会馆堪称“孔氏家庙”。

清末以来，历经八国联军的破坏，科举制的废除，祭孔不兴，没有办学堂，也没有大戏楼的山左会馆，自然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逐渐沦为大杂院，珍贵的祭器也下落不明，索性这些房子还留了下来。

如今，太仆寺街的衍圣公府已经消失，昔日辉煌一时的会馆“孔庙”风光不再，面对窘境，不知孔子后人当做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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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亭：“督办”与“君子”并称的会馆

著名学府天津大学，旅游胜地北戴河，“戊戌六君子”，大家耳熟能详，都与要去的地方有关么？看看就知道了。

出了山左会馆，沿着宣外大街前行到菜市口，顺着骡马市大街向东，快看见湖广会馆的时候，路南便是粉房琉璃街。它是依金中都护城河形成的一条古老的胡同，北口路西的29号便是我们寻访的第二站。

院门是破旧的金柱大门，雕刻精美的鼓形门墩一存一失，门联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后遗留的宋体大字，依稀可辨：“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引自毛主席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很有气势，能看出此中居民的情怀。

登上门口的四层青石台阶，里面并排两个坐西朝东的二进院，没有四合院常见的影壁，原来还有四扇屏门、两扇侧门，门上挂“官街牌”一架。四个院子贯通起来，是“开放型”活动场所，一看便知，不是普通民居。房屋皆为合瓦硬山顶过垄脊，一株高耸的老槐树依然呵护着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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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它大杂院一样，这里到处堆放着各种杂物，搭建的小房拥挤不堪，把老房子挡起来或夹在当中，狭窄的过道仅容一二人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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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四川龙绵会馆，别看它不知名，却与“北洋大学督办”李岷琛及“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有着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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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绵会馆是清代四川龙安府（今平武）和绵州（今绵阳）人合办的会馆。比起很多上百年的老馆，龙绵是个“小字辈”。光绪十六年（1890年）九月十五日，詹事府右赞善、安县人李岷琛集龙安、绵州两地在京官员的1900两银子，购买了黄宇璋家所有的粉房琉璃街北头路西门牌第十一号房屋，开启了会馆的历史。李岷琛在京期间也经常生活于此，并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个人捐银1200两给会馆。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众人公推龙、绵京官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时任内阁中书的绵竹人杨锐管理会馆，直到三年后杨锐血染菜市口，才又归李岷琛负责。

三年中，杨锐虽然常住绳匠胡同（菜市口胡同）的伏魔寺，但他经常活动于龙绵等各个四川籍会馆，从“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处处留下了他的身影，会馆也就成了他聚集同乡人士，宣传、推动变法维新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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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李岷琛，字少东，同治十年（1871年）进士，清末累官至天津海关道、湖北布政使、护理湖广总督。他自幼敏而勤学，善属文，书法接近董、赵，著有《益州书画录续编》。他一生办了最具影响的两件事：一是从1896到1903年当了八年的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第二任督办（校长），为天津大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二是在1898年受清政府委派，勘测开辟了现今为国家级旅游景区的北戴河避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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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会馆留下文字记载中，对杨锐和李岷琛的描述都不多，倒是写了很多玻璃的事情。该馆共有4个院落27间房，几乎每间都安了玻璃。今天，玻璃窗再普通不过，但在窗户纸盛行的年代，实在不多见。

“西上房三间，大玻璃四块；北厢房一间，玻璃二块；中厅三间，大玻璃四块，西窗小玻璃一块；东房三间，大玻璃二块；北院厅房三间，大玻璃八块；南房一间，玻璃二块；门房二间，小玻璃二块……” 还有西房、南厢房、南北厨房、南北游廊等。所有房内的纱窗、隔扇、砖炕、火炉、栏架、桌椅等一应俱全，俨然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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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有朝廷二品大员的超前意识和经济实力，会馆住宿者的生活质量可说是相当不错。而眼前的破败景象和早就“现代化”的会馆，真有天壤之别。

前些年，伏魔寺的杨锐故居已淹没在菜市口大街的滚滚车流之下，但愿龙绵会馆还能长久地留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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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大学士故居变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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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天桥，大家多以为是从前江湖艺人生活的地域，其实不然。离开粉房琉璃街，顺着大街往东，不久便能看到路南夹杂着几座二层木楼的平房区，清初理学名臣、文渊阁大学士、福建安溪人李光地就住在这里。

转进板章路的第一条胡同，路北仿佛一面大墙，仅在一角开个小门。堂堂的大学士难道就住在这儿？怎么会如此寒酸呢？

原来，清代京城实行满汉分内外城居住，即便李光地这样的朝廷大员也能不例外。他在京生活近四十年，久居外城，今板章胡同9号院，并在此著书立说。

李光地一生业绩颇多，平三藩，治水患，除弊政，深得康熙帝的信任。而今，最为人称道的则是他与宝岛台湾的不解之缘。

康熙初年，郑成功后人孤悬海岛，据险而守，清廷想要统一实属不易。身为闽南人的李光地熟知那里情况，在众多朝廷大臣的反对中，通过几次谈话上奏，终于坚定了康熙帝进军台湾的决心，并以全家性命担保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战前还亲赴前线，鼓励将士，对清朝统一台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康熙回忆此事赞叹说：“台湾之役，众人皆谓不可取，独李光地以为必可取，此其所长。”统一后李光地仍然关注台湾，选用良才治理，为“台人思之”。

现存建筑是李宅的一部分，为普通的坐北朝南两进四合院。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李光地以“母丧未葬”请假两年，回家时将房屋让给同乡，做来京聚会之所，于是这里便成了安溪会馆。“舍宅为馆”是当时外地京官赢得声誉的一种常见做法。

会馆多次重修，近代也随潮流而变，将大门改成流行的拱形“西洋楼”，门头及墙沿雕塑着对称的连续卷草纹，有波浪般的动感，门上仍镶嵌传统的“安溪会馆”四字石匾，体现出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墙角处还立有安溪会馆界石，可惜现在这些都没了。

一进院正房、东西厢房各三间，二进院有一座二层三间后罩楼，为乡贤祠，供奉会馆创始人李文贞（光地）及詹咫亭、石溪先生三人牌位。当时，前后院都种着几棵大树，浓荫蔽日，加之院中有楼，风景颇佳。馆后两间宽敞的房屋，面临珠市口西大街，一度改为安溪考亭书院。

民国初年，李光地裔孙李垂绅曾来此凭吊，向会馆管理人行弟子礼，并说：“先德有赐宅在京，数世未获一见，今愿将所有产，悉充安溪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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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在京会馆均移交北京市。九十年代，两广大街扩建，后房拆除。目前，安溪会馆前部尚存，先为宣武区饮食行业协会、服务行业协会等单位使用，西洋式装修就没有了。后改做员工宿舍，正门被封堵，变成门房，仅残留门口台阶的痕迹，自然显得不起眼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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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光地老家至今保存着他的祖居——五进院上千平米的世家大厝。院门贴着：“树国威一统收台岛，坚帝心阖族保施琅”的对联，堂屋悬挂施琅裔孙赠送的“万机佐理”和台湾安溪同乡会赠送的“华夏栋梁”两块匾额。

比起安溪的宽房大院，李光地在京住所要逊色许多，但这里是决策统一台湾的大学士故居和祠堂，小小会馆却与万里之遥的台湾有着密切关联，真应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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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听说，这里可能要征集文物，重新布置，希望能早点恢复本来面貌，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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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栅栏：爱国的北京会馆“老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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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多是外地人在京建馆，实则北京人也有自己的会馆。走出安溪会馆，沿着中轴“天街”一直向北，前门箭楼近在眼前，西边就是著名的大栅栏。在繁华的商业街背后，有一个形似耳朵的小巷——大耳胡同。我们的最后一站，就去“北京会馆老管家”朱梁济那儿坐坐。

一百多年来，胡同新老门牌虽有变化，但这里始终是1号院，从太爷爷那辈起，朱家就“世居”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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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朱梁济名不见经传，只有同乡恽毓鼎在自己的日记中对他的事儿有所记述。和许多北京人一样，朱氏先辈也是从外地迁来的。他祖籍江苏上元，后属直隶顺天府大兴县，也就是京城人。光绪初年，他和哥哥朱材济先后考上举人，后为四品衔兵部职方司候补主事，但他一辈子始终没能考中进士。

与掌管人事大权的兵部武选司相比，朱梁济所在的职方司是承担军事成败责任，而“油水”较少的部门，主事类似今天的参谋，可他还是个候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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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一个候补主事，当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真正激怒了他。做为一个没有奏事权的四品官，他很快找到六部、内阁、翰林院、詹事府的50名同乡官员和6位举人生员，共56人联名，请督办军务处上奏皇帝，提出“其失人心与割台辽等而害尤大”，爱国之情，跃然纸上。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初九的16件“反割拒和，爱国保台”奏章中占据一席之地，推动了“公车上书”高潮的到来。

虽然，这份上书被朝廷放进军机处的柜子睡了大觉，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它却永远留在了清代档案中，并被编入今人所著《中国甲午战争全史》里，使朱梁济和他的“战友们”成为永载史册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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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院门是简单的如意门，门头砖雕若彩云舒卷，方箱形门墩一整一残，红色门扇上的包钉花纹，显示出古老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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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要下坡，一看便知是个清末遗留的老宅子。进门后与其说是院子，不如叫夹道儿。两进院的正房略显高大，进屋要上两层台阶，但和东西厢房一样，被新建的小屋挡了个严实，完全看不出本来面目，令人难以置信，这里曾经出过两位举人。只见屋顶平齐的合瓦，才知道原来是个规整的院子。一株繁茂的大杨树将小院遮盖起来，倒有些清凉之意。

一位搬来二十多年的住户说，解放后院子被新华书店接收，分配给大家住。原先院里可宽敞了，后院正房是书库，他们曾经测量过将近4米高，院外都能看见屋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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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朱梁济一直是大宛会馆的管理人。该馆是顺天府大兴、宛平两县的会馆，真正是北京人的会馆，位于前门西河沿街东头路南的一个极窄的断头小巷内，有三个院，后成为民宅。大、宛两县官员众多，人才济济，为京城首善之区，连后来在此设立的小学都以“首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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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会馆除了定期团拜、祭祀外，为了生存也经营餐饮等副业。馆中的羊肉做得不错，享誉京城，难怪食客们吃完都感到“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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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大宛会馆已消失在“改造”的尘埃中，朱梁济的住处居然默默无闻地幸存下来，真是令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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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围着宣南走了一圈，认识了上至帝师、大学士，下到中书、主事的众多官员，可能领略到那时士人文化的繁盛，再看会馆故居，你还会觉得它们是普普通通的大杂院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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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像这样的地方何止几个，以后，我们将会继续寻访下去，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能看到这些，更期望它们有朝一日能够重现辉煌！

《北京青年报》2011年2月11日C2版

光明

　报纸上有图和照片：■今日的安溪会馆正门处 ■山左会馆外墙 ■安溪会馆大门旧照 ■原朱梁济故居正房 ■原龙绵会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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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刘征就是专门研究会馆的，呵呵

飞哥

长征，还记得飞哥吧?这么好的文章，再配几张图就更好了！

北京时间

看了今天的报纸,报纸上有图和照片,但是电子版没有图.

食烟火斋

作者是刘征，会不会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的刘征啊？

长征

 

但愿这些会馆能够保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