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德外》之九

安德路

仅仅过了三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突如其来地开始了。奶奶就是在这一年病逝的。草草给老人办了后事，连哭都不敢大放悲声，因为怕让红卫兵知道了，不让按回民的习俗土葬，给烧了。悄悄地打整完，用借来的一辆三轮车盖着被子，在傍晚送到马甸的坟地埋了，也没敢请阿訇念经。

说来也怪，在奶奶 “无常”的头一天，我说什么也不和奶奶一床睡觉了。为什么我也说不清，就是忽然冒出个念头不想和奶奶一块睡了，这之前我一直和奶奶同住，非常依赖这个最疼我的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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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疼爱我的原因是父亲是奶奶最小的儿子，我又是长孙。后来听别人说那会儿谁也不敢招惹欺负我，最怕那个穿着大襟袄的老太太领着自己的宝贝孙子找上门来没接没完不答应。奶奶对我的偏心曾让家族里其他孙男弟女的很妒忌。

奶奶“无常”后，不知为什么，我感到老是害怕。不敢在“行亡人”的那屋独自停留，我总想跑，想躲到外边去，感觉奶奶会来追我。次日上午，母亲要到外边上厕所，对我说你不能出屋啊，亡人不能没人陪着，我一会儿就回来。我只好无奈躲在两屋之间糊满花纸的隔扇的门口，偷偷地看着挂着的白布帐子，感觉它仿佛在动，屋子寂静无声，风刮响窗户纸的动静，也会让我惊恐不安。香炉里芭兰香的蓝烟袅袅上升，再慢慢散开。我忽然想到再也见不到奶奶了，眼睛不知不觉留下了眼泪，强忍着不敢哭出声，怕惊醒奶奶，从帐子后面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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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奶奶后，母亲对着变得空荡荡的屋子大哭了一场。我还记得母亲的哭诉，说奶奶一辈子老实仁义，不会刁难儿媳妇，娘俩好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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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逝去了，有人难过，有人痛哭，有人送葬是幸事。人嘛，活得就是人气儿。

后街一个人送外号“武大郎”的没儿没女的小孤老头，在家里被煤气熏死了。街道居委会出人给办的后事，一个哭的人都没有。真让人觉得更悲凉和凄惨。小老头孤零零住在大杂院一间面积很小光线很暗的小耳房里，和谁都很少来往。小老头只要在街上一出现，就会成为一群淘气孩子取乐的对象。这些孩子齐声高喊：“武大郎，武大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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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都会引得小老头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孩子们会嬉笑着躲进暗处，继续残忍地逗弄这个孤苦的人，除非有好心的街坊出面干涉。不然的话每次都会把小老头气得半死，喘着粗气回家。因为这些孩子都是谁家的，他一概不知，无法去告状申诉。

这个六十来岁的小老头是煤球炉子夺走生命的。街坊发现两天没见老头出门了，喊了半天屋里也没动静，于是就找来街道上的人撬开房门，才发现人死在了床上。做饭取暖都用的炉子长时间没清理烟道，煤灰把炉口堵了，二氧化碳排不出去，把人熏死了。

母亲听说后，感慨地说，为主的就是这么安排的啊！孤独一个人，没亲没故，要是病倒了，没人伺候，那就惨了。

从那时起，我开始意识到人会死。死了就是没气了，躺在那里在也没有反应了。然后埋了，再也看不见了。可是到哪儿去了呢？

一日，被抱在母亲怀里的小弟突然向着糊纸的顶棚笑了，并扭头追逐不确定的目标继续笑。母亲对我说，这是你奶奶在逗他玩儿。人“无常”了，“罗嘿儿”（灵魂）舍不得走，还要在家停留一段时间。你去看看香，再点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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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身上直起鸡皮疙瘩，没法儿解释我看到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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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似乎意味着革命色彩，中国被染成了红色。全国山河一片红嘛。红旗林立，红袖标随处可见，红色横幅到处张挂，红宝书人手一册，如果心能够随便掏出来的话，每个人都会让别人看看自己的心是红的，不红也想办法把它染成红色。人们被热烈的红色鼓动得热血沸腾，人心被搅得浮躁不安，再也难以恢复往日的平静。仿佛一夜之间生活都被打乱了，学校已经不能正常上课了。即使懵懂中的我也感觉到了“文革”的猛烈与强势。困惑、迷茫、兴奋、忧虑，内心五味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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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起笔，做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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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革命当闯将。

忠于革命忠于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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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是我的亲爹娘，

谁要敢说党不好，

马上叫他见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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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入学测试的院里，也是我入队的地方，变成了这个学校响应革命的舞台，扩音喇叭被高高的安在树枝上播放着革命歌曲，大块的横幅不时变换着批判的内容，批斗会一出出开始上演了。每个教职员工都在迅速地进入自己扮演的角色，充分暴露着人性中的丑与恶。我吃惊地发现，我心中尊敬的老师被一个个押上了台。他（她）们挂着名字被打上红色叉子的牌子，栓牌子的绳子深深地勒进肉里。牌子上的罪名五花八门，什么“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反革命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他们狼狈地被撅在台上，头发凌乱，苍白脸上流露出屈辱疲惫，眼里充满惊恐惶惑。特别让我震惊的是还有大队辅导员张国华老师，她被剃了阴阳头，瘦瘦的脸上红肿有伤痕，还沾着头发茬。她的罪名是“修正主义路线的走狗”。她绝望的闭着眼睛，神情像是在梦游……

同一地点，同一拨人，两种不同版本的剧情，让我有恍若隔世的晕眩。一时间冒出来这么多的阶级敌人，不能不让人陷入深思。我仿佛被越来越浓的迷雾包裹起来……

我的班主任闫老师，也走到台上发言念批判稿，只见她快速地走到麦克风前，马上低头拿着稿子念了起来。底下双脚却在不停的交替晃动。我无意间见年级组长马先生在抿嘴坏乐，我莫明其妙地继续看着马先生。台上的闫老师语调更加急促，匆忙结尾跑下台，径直朝东而去。我明白了！闫老师是内急。眼看就要轮到自己发言，没办法，只能憋着坚持。被马先生识破了，所以坏笑。散会后，听说闫老师还是尿湿了裤子，自己一人在厕所哭了一场。为什么要哭，原因可能只有她自己知道。

一个年级主任韩老师，被揪出的罪名是“国民党特务”。白天被批斗完，又被革委会的头头说是态度不好，负隅顽抗。授意一些激进的高年级学生留下拷问，连夜继续写交代材料。夜里，这个韩老师说要上厕所，进厕所后偷偷喝敌敌畏自杀了。死不瞑目，口吐白沫的韩老师又被加上一新的罪名：“自绝于人民、与人民为敌”。我印象里这个老师是一个非常和善的老师。白白胖胖的，眼睛总是充满笑意。

学校无休止的放假了。不能去上学的孩子成了放任的羊，四处疯跑。每天像赶场似的去观看抄家，批斗这些血腥刺激的新鲜事。有的也假装手拎着解下的腰带，加入其中。只有饿了，才想起回家找窝头填肚子。谁也没心思读书了，身上的野性像是杂草在这无拘束的非常环境中生长蔓延。

 

街上，同学白立的姥爷似乎对墙上贴着的花花绿绿标语饶有兴趣。常常走出家门，对着还散发着浆糊味的标语久久伫立。这个有些驼背高个子的老头拄着拐棍嘴里咕哝着，有时还念出声音。可能是文化不高，经常念错。这时孩子们就会故意逗他，拿他起哄。

“白立姥爷，老头儿，念念这条。”

老头眯缝着眼睛端详一会儿，张开没什么牙的嘴认真地念了起来：

“敬-祝-毛主席万寿——天—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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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小孩互相挤挤眼后，哄堂大笑。老头也裂开嘴憨憨地跟着笑，样子很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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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立小眼一瞪赶紧急着白脸纠正：“别胡念，那是万寿无疆，不是万寿天强。一会儿红卫兵听见了打你。你就是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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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拨一拨戴着红袖标的红卫兵，或是疾走或是骑着自行车不时的出现在德外大街上。男男女女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他（她）们都很年轻，高举着红旗，身着绿色的衣裤，衣袖都卷过肘部，头发都剪得很短。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会上演人间悲剧。让人费解的是这些十多岁的孩子哪来的那么大的仇恨，打起人怎么会那么狠。过去看见小毛毛虫可能都吓得叫唤，一脸稚气梳着羊角短辨的小女孩，抡起带铁扣子的武装皮带上下翻飞，明亮的眼睛充满杀气，打得那些花白头发的所谓“牛鬼蛇神”头破血流，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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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全的理发店门前，聚集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一个戴着圆圆白色眼镜框的男红卫兵正在教大伙唱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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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滚他妈的蛋。”大伙都在跟着唱，确切的说都在吼。仿佛谁吼的声音大，谁就最革命。我见大老黑嘟噜着方方的大脸，从理发店出来，灰溜溜地钻进了胡同。显然刚剃完头，头型变得短短的，看上去很别扭。脚上的“尖头迈”皮鞋也换成了黑布鞋。因为他总留着油亮的大背头，那绝对是红卫兵找麻烦的理由。他是我同学小驴子的哥哥。

这时小驴子就在我旁边，也在仰着细脖大脑袋在跟着唱歌。他学习可没这么用功，可能有唱歌的天赋，没被人发现吧。

说起小驴子，学名叫吴一光，脑子很笨，学习极差。已经蹲过两次班了，用老师的话讲他要小学毕业就成小老头了。一次考试回家，小驴子跟他妈说：“妈啊，人家考试得5分，我得8分。”他哥哥大老黑用手勺了他大脑袋一下说：“妈，您别听他胡嘞嘞，人家得5分和他考的8分不一样，他是100分才考8分。”

“……滚他妈的蛋，滚他妈的蛋。”歌声变成了狂吼。

 “郑卫东，永革让你快过去看看，那家的黑五类不老实。”跑过来一个小个子的红卫兵对气喘吁吁地正在教唱歌的眼镜说。这名字鲜明的让人过耳不忘。

眼镜指着边上的一个女红卫兵说：“你接着教，我过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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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便跟着那两红卫兵向北而去。我们几个孩子也尾随其后。走进了澡堂子胡同，从刘绍全理发店到澡堂子胡同也就5分钟路程。进胡同没多远就见西侧的一个整齐的门楼下聚集着许多人。

我挤进院门，院内地上跪着满身是土一男一女两个人，像是两口子。衣着凌乱，都光着脚，鞋袜被胡乱的扔在地上。显然，刚被施了打脚板的刑。男的喘着粗气已经伤痕累累，女的嘴角淌着血在低头啜泣……

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酸败的人体汗臭，掺杂着被翻箱倒柜折腾出的樟木味、卫生球味，还有“六六粉”的味道（那是药老鼠和臭虫的）。这些刺鼻的味道难以抗拒撞入我的鼻腔。再进入我的大脑，大脑皮层里某处嗅觉记忆点，便永久记录了这一幕灾难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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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内一溜明亮的三间大北房，种着的花草，浓绿的树阴将小院装点得雅致静谧。从叶片的缝隙向天空望去，亮晶晶的天空不断变幻着颜色。如果不是这场运动，难得有机缘进入这一处的院落。这是北城少有的小四合院，青砖灰瓦，如果栽种上一架葡萄树，养两缸金鱼，肯定是读书思考、修身养性的理想居所。

而今这里正经历着一场被横扫的浩劫。大敞扬开的屋门及窗上的玻璃都被打碎了，各种东西丢得到处都是，被摔坏的瓷器依旧可以从花纹上看出物件的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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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卫东，这两个地主的狗崽子，不老实。拒不交代家里藏着的金佛。”有个红卫兵向刚走进来的眼镜报告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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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沉思了一下，阴沉着脸，走到跪着的那男的面前说：“抬起头，老实交代，金佛藏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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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金佛。根本没有啊！”男的颤声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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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啪、啪。”两个清脆的耳光，现场所有人又都为之一震。眼镜目露凶光从腰上解下武装带。我用双手把眼睛蒙了起来，耳边传来沉重的抽打声和哀嚎。

“别打了。别…打…”是那个女的在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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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也可以，你交代。革命群众举报说了，你们家就有金佛。”眼镜拿武装带的手指向那个女的咆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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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没…有，没有什么金佛，肯定是有人对我们家不满，捏造的啊。”女的哆嗦着申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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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喘着气，拿着皮带轻轻打着另一只手，在这跪着的两个人前面踱着步，好像又在沉思。回过头对其他红卫兵说“继续翻，我就不信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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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又是一阵翻箱倒柜。床也被掀翻了，被窝、褥子连同各种衣物，掉在地上。过来过去用脚踩着。门槛上丢着一条绿地小白花的连衣裙，很好看。一个红卫兵拉开一个桌子的抽屉，见有一只手表，金属表带，看了一眼，就顺手戴在自己的右手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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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打人了。可以讲道理。”人群中有个工人模样的人在对眼镜说。我真佩服这个中年男人，觉得他正气凛然，同时也为他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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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怒道：“你什么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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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工人，三代贫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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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他们地主过去也打我们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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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不能选择，革不革命可以选择。共产党连罪大恶极的战犯都改造好了，还给出路。别说这出身不好的小老百姓了。别打了。再打要出人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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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的人群，有着形形色色的表情和心态，有人面色凝重嘴角不时发出轻微的叹息；有人不忍再目睹扭头离去；有人兴趣盎然地看着热闹，仿佛在看杂耍；有人脸上甚至浮现“看别人倒霉，比自己发财都高兴”的幸灾乐祸笑意……

那个接替教唱歌的女红卫兵急匆匆从外边挤了进来，上前和眼镜耳语了几句。眼镜扎上了武装带，挥了一下手道：“同志们，集合。我们撤，有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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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人便鱼贯走出了院，有人衣服口袋里鼓鼓囊囊的，手里拿着翻到的香烟和酒。有个红卫兵手里甚至举着一把那时少见的旱伞，浩浩荡荡地离去了。

扔下了被损害了的家庭，被侮辱了的人，满地的狼藉以及留在人们心中的阴影，久久挥之不去。

太阳在天上高高地照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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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嚣过后的小院里变得消停了。一个很大的青花花盆也被打碎，黑色的土溢了出来，暴露出团团湿润的根系。倒在地上的石榴树虽被无情的践踏过，依旧开着点点耀眼夺目的红色石榴花。

人群在陆续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