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航空工业学校》图书阅览室

西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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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第10期封面，上海浦东夜晚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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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沟

QUOTE:

以下是引用马尾沟在2011-5-31 19:45:00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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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新武侠

      近几天，齐鲁晚报正连载长篇小说《橙红年代》。这本书描写了一个无敌小保安通过不断打拼，一步步走向飞黄腾达的故事，通过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展现了当下社会的众生百态。原作在网络上连载一年多来，已拥有5000多万读者。该书已被推荐参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是国内第一部参评该奖项的网络小说。

      我连续看了26期连载，总觉得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是什么呢？我认真的思考了一番，再思考一番。我终于想清楚了，是武侠。就这前26期而言，使我深深感到了武侠小说的风味。请大家也看一看，我的感觉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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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侠     客     行

                         《唐》          李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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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客缦红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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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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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

                     将灸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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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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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秋二壮士，煊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转录李白的《侠客行》，请与《橙色年代》比较一下，是否有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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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兄读武侠小说的隐真大！读书是愉快的也是耗费脑力的，读小说愉快的会成分多一些。注意身体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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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回首的1966年，文革的始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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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水车

 

毛泽东在“滴水洞”隔绝11天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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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祠

　　关于毛泽东在“滴水洞”与世隔绝11天时间的情况，在社会上曾一度众说纷纭，传得沸沸扬扬。的确，这11天，是毛主席思绪最复杂的11天，也是谜一般的11天。在这个“西方山洞”里，毛主席唯有的一次外出，不过走出洞口三百多米远。我把毛主席到滴水洞的前后情况记录如下。

传说中的“西方山洞”在韶山西面，有三座山峰，南面是龙头山，北面是黄峰山，西面是牛形山，滴水洞就环抱其间。它占地约五平方公里，只有一条公路蜿蜒而至。它的豁口是韶山水库，深幽清雅。三面树木挺立，杜鹃火红。有两山陡立，过去原有一桥，桥下是一小溪，桥头边有一个山洞，即使是天干大旱，洞中仍滴水不断，回声悠扬，其韵如琴，这就是滴水洞。只因毛主席由东而至，所以称它为“西方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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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祖祖辈辈都在这里辛勤劳作。当地人很迷信风水，毛主席的祖父也是很信这个东西的。有一次，毛主席讲：“我的老祖宗就住在滴水洞旁边的虎歇坪，为了选择这个地方，请风水先生卜了11天时间。”毛主席还讲：“为什么又搬到上屋场来呢（即现在毛泽东故居）？我父亲早年还是一个很勤奋的人，他没有看重风水，而是看重了这一片的土地好。”

毛主席给我们讲了一件趣事：他的祖父毛翼臣有一个哥哥叫毛德臣，他们在虎歇坪干活时，发现这个地方很干燥，任何时候寸水都淋不到。毛主席说：“他们活着就在考虑死后的归宿，二人都想埋在这里。还不仅仅因为这里干燥，因为他们请了一个风水先生看了的，说这里是一个风水宝地，正好在‘龙脉’上。于是两兄弟争吵不休。”毛主席笑着说：“我看这个风水先生既会挑拨离间，又能平息一些事情，他说：‘这块土地告诉我，你们二人谁先死谁就埋在这里，’奇了，风水先生还能与土地对话。”他还说：“只有在封建时代是这样，谁愿意早一点死呢？死是一种自然规律，谁又控制得了呢？”毛主席非常沉静地讲道：“不过老祖宗是不能忘记的，我至今还很怀念我的母亲，我母亲非常善良，非常慈祥，济困扶贫，爱老怜幼，我不能忘记她啊！”毛主席讲这一番话，两眼含着泪光。谁能理解主席的这一孝母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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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主席看韶山县志，他说：“蒋介石要挖我的祖坟，这是失民心嘛，失民心者失天下。”主席在讲这话时，是很得意的，因为中国最终胜利了，打败了蒋介石。同时，从另一个方面看，毛主席是很讲民心的，他有一颗慈祥的心。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截断了山沟，滴水洞不复存在了，但两山相夹，仍是一个大洞。毛主席对滴水洞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的很多亲人去世就埋在这一带山上。毛主席喜欢这个地方，夏日凉风习习，气候宜人，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1959年6月26日，毛主席回到了阔别23年的故乡。陪同主席一块去的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同志。那一次，我没有去。但后来得知主席对湖南省委有一个建议，他对周小舟说：“你们省委研究一下，在这个山沟里修几间茅房，省里开个会，其他领导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毛主席又讲：“我老了回来住一住。”毛主席讲修几间茅房，两年后变成了几间别墅。在滴水洞的万绿丛中，有一座青灰色的四屋脊的平房，那就是被称作1号楼的房舍，是毛主席的下榻处。1号楼背着毛家的祖坟地，由坟地延伸而至，面朝龙头山，似乎也有风水先生测定。房屋倚山而建。房内有会议厅，还有两套住房。一套是主席住的，另一套是江青住的。但江青从未来这里住过。两套住房包括办公室、卧室、卫生间。从1号楼通过2号楼的回廊，有数间偏房，为卫士、服务员所居住。1966年我随主席南巡，就住在2号楼，是跟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住在一起的。2号楼是两层楼的客房，共有24间。3号楼有数层，就在进洞不远的山脚下，距1号楼和2号楼约有6百米左右，是主席的警卫中队、省委接待处的同志留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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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60年代初，滴水洞一度成为禁区。修建它的时候，被称为“二0三”工程，对外是绝对保密的。修成后，除个别领导同志在此小住外，一般的人不得进入。由此，本来就神秘的滴水洞，越发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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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走进“西方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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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6日，我们随主席乘专列离开了风景秀丽的杭州，当日到南昌住了一晚。17日，列车直奔湖南长沙，在九所6号楼住了一个晚上。这是毛主席继1959年的第二次回故乡。那一次，他写下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一回他又要写下一些什么呢？我们揣摸不透，但是可以看出，主席是有心事的。当然，如果从表面上看，主席是要避一避这闹哄哄的世界。

6月18日，下午3时，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和接待处处长肖根如陪我们一道直奔滴水洞。主席坐在一辆吉普车上，我同高文礼坐在前卫车上，走在主席的前面，主席的一前一后均有轿车。一辆大客车尾随在后，那上面坐的是随行的警卫人员。到了洞口，8341部队一部分进了3号楼，我和高文礼、钱嗣杰及部分警卫部队住进了2号楼，毛主席住进了1号楼，都是我们事先安排好了的。毛主席下了车，沿着1号楼边走边看，抬首望望葱绿的群山，他高兴地说：“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当时，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跟我一起住在2号楼，一块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同时，也作了明确的分工，在滴水洞外围的高山要道，由当地的警卫部队负责，内卫警卫由8341部队负责。

时值仲夏，气温较高，滴水洞别墅没有冷气设备。肖根如处长亲自从长沙用卡车拉来几个大木桶和几块冰，分放在木桶里，用电风扇把冰块吹融变成冷气，使室内温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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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看见很高兴，他幽默地说：“这种‘土冷气’不错嘛。”主席在“滴水洞”思考什么？在滴水洞里，我没有看见他写下什么东西，其他工作人员也都没有见到。

毛主席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他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烦躁不安。按照主席的习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我们一般没有什么事，是不会去打扰主席的。那时主席对林彪既有看法，又有些宠爱。在每天听看到的材料中，都有林彪吹捧主席的话，主席看了非常不自在。特别是林彪讲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主席抱着疑惑的眼光自问道：“我的话真是那么管用吗？”他说：“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他的这些话，都写进了他给江青的那封信中。毛主席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想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他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经下了，他说“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焦了，烧焦了就不好吃了。”我认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其指导思想、需要发动的规模等就是在滴水洞中形成的。毛主席还说：“这样的运动时间不能太长久了，两三年足矣！”但那时，毛主席没有想到，这场运动竟然被林彪、陈伯达、康生及江青“四人帮”一伙野心家、阴谋家利用了去，做了大量的坏事，后来毛主席也控制不了他们了。唯一的一次外出，不过离洞口300米远主席在滴水洞也想到了游泳。1959年他去过韶山水库游泳，这次主席是不是还要去游呢？这天，主席叫我去了，他说：“耀祠你去看看青年湖能不能游泳？”我说：“好吧。”我没有带任何人就去了青年湖。说是湖，其实是一个大水库，把两山之间筑起一个大坝，这样储了很深的水，黑压压的，水面清澈，难以见底。我在这里碰到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拿了一把锄头，在水库旁边的地里干活。他见我在观看水库，便叹了一口气，说：“修这水库，把上面大片的土地给淹了，这些土地都是很好的土地，如果毛主席知道的话，他是绝不会同意的。”回到滴水洞，我对主席说：“青年湖是可以游的，水面很清。”我说：“我在那里碰到了一个农民。”于是我把这个农民所讲的话学了一遍，讲到毛主席“是绝不会同意的”时，主席笑了。

一向有游泳爱好的毛泽东，却没有去游泳。叫我去看了青年湖，我说可以游，但他也没有去。我知道主席的脾气，我要是说不能游，主席很可能非去游不可了。当然，这次来滴水洞也许有着别的思想情绪上的因素，主席也没有去韶山水库游泳。主席没有离开过滴水洞，要说离开也只不过有300米远。22日上午，主席看见大门口旁摆着一个轮椅，感到很有趣，想坐一坐，出去转一转。从1号楼出来，我和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中办警卫局处长曲琪玉、新华社摄影记者钱嗣杰四人陪同，由曲、高二人推着轮椅。毛主席坐在上面，有一种天真的童趣。马路左侧紧靠大山，上不去。马路右侧是一条20米宽的深沟，一条小溪流过，水很小。再往右，仍是大山，大雨滂沱时，山洪直泻而下，汇入这条小溪，轰轰作响，直往韶山奔去。毛主席坐在轮椅上，左看看，右瞧瞧，都是青山和溪水。群山依旧，溪水如常，他没有多少兴味了，说：“哎，我们还是往回走吧！”这样，我们推着主席从原路回来了，最多不过300米远。这期间，毛主席同我们照了一张像，这张像，我至今还珍藏着。“又要到白云黄鹤的地方了”毛主席住在滴水洞、湖南省委有意把工作会议安排在离滴水洞较近的韶山宾馆召开。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得知毛主席28号走，便请主席跟他们开会的同志照个像，毛主席欣然同意了。26日下午，毛主席在滴水洞1号楼前，接见了湖南省委开会的全体同志，并一块合了影。工作人员向我提出“我们大家都想和毛主席照个像。”我对他们讲：“你们等着，我向主席说说。”当我向主席提出大家的愿望时，主席说：“好嘛！”28日下午，毛主席同省委接待处的工作人员照了像。这时，他对大家讲道：“你们走吧！”说着又进了1号楼，坐下来，点上烟。服务员见主席又折了回来，便忙给端上茶。主席呷了几口，把烟灭掉，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滴水洞。在长沙大托铺铁路支线上了专列，主席自言自语地说：“又要到白云黄鹤的地方了。”他显得很沉闷的样子。6月28日，到了武汉。直到7月16日，主席才正式公开露面。他在武汉接见了几批外国客人。在武汉期间，主席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的思想显然是主席在滴水洞思考的结果。说是给江青写的，但主席还是给王任重同志看了。当时周恩来不在武汉，没有先给周恩来看。为什么主席把政治问题，采用家书的形式写给江青，我认为里面主要阐明左、中、右的现实和这种政治现象的未来归宿，而这时的林彪正在成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同时林彪大吹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这两个问题毛主席都不便于公开讲。江青那时是“文革”小组领导成员之一，给她写信是让她对政治问题敏感一些，做到心中有数，也提醒江青注意自身的缺陷。毛主席的信写毕，叫秘书徐业夫抄了一份备存、原信寄给了江青。然而，江青不但没有帮上毛主席的忙，反而所作所为与毛主席背道而驰。她接到毛主席的信后，感觉自己不得了啦，变得猖狂起来了，成了一位“复仇女神”，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毛主席这封信，已不失为一部“预言书”。林彪出逃后，中央把这封信作为批林整风的会议文件下发。于是，毛主席这封信便显得“高瞻远瞩”了，人们说，毛主席对林彪看得太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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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19日历史上的今天: 1966年7月19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陈伯达提出撤销工作组，“工作组不会比学生高明，工作组都自称是党中央、毛主席派去的。有的工作组整学生。” 4 s7 ~$ ?$ J' v2 e0 P9 b 邓小平当即反驳说：“对工作组要正确估计。我们对这样的运动没有经验，他们也没有经验。坏的工作组可以先撤，好的工作组可以保留，代理党委工作。” ; M# o4 l6 r1 F1 X. D 刘少奇说：“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他们在第一线，有他们的辛苦，要求不能过高。现在是如何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总结工作经验。学生中间认识不一致，行动不一致，可以再辩论一个时候，取得经验再向黑帮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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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画报2003年第10期封面。不知道是那个明星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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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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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同志们！

  我同意邓小平同志、×××同志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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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在党中央工作的人员之一。党中央(包括我在内)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学校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我们党中央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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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主要的靠你们各个学校广大的师生员工在革命的实际中间来学会革命。我们当年参加革命的时候也是这样，也是青年，学了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比你们现在所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少得多。比你们更加幼稚，更不晓得怎么革命，只晓得要革命。怎么办？就在革命斗争中去实践。在革命中间经过各种曲折，犯了一些错误又改正，再犯错误再改正，慢慢地学会了一些。各种情况都遇到了。我们过去所遇到的一些事情大概你们也会遇到，因为今后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是在一种新的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的革命，要重新学习。不仅你们要重新学习，我们也要重新学习，都是在革命中间来学会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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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革命，现在只能讲一句话，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的群众，依靠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团结广大的群众，放手发动他们进行革命。更具体的方法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现在，北京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有两个月，你们知道的比我们多，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现在有饭吃，吃饱了又不上课，党中央决定半年不上课。半年不上课于什么？干革命，专门干革命。在这半年中间你们可能取得很大的进步。我们也可以跟着你们学习一些。我相信广大革命的师生员工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一定能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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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运动中间会遇到很多具体问题，就要向毛主席著作请教，革命中间老老实实学习毛主席著作，运用毛泽东思想，使你们在这次运动中间能够更多地学习、更多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使之成为你们斗争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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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目标是什么，刚才×××同志、邓小平同志已经讲了，一是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这只是一小撮。第二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第三进行教育改革，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教学方针、教学方法。这三件事我们都不熟悉，我们都不能做，完全依靠各学校革命的师生员工，团结广大的群众来作，才能搞好。

  过去曾经派工作组，刚才××同志、小平同志、××同志都讲了，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发现，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退工作组。如果多数同学让他们走，就走，如果多数同学不让他们走，还有意见，要提意见，要批评，你们就批评，批评够了，他们向你们作检讨，多数同学觉得他们可以走了，再走。有些人要抽出来工作，文化革命委员会根据多数同学的要求，要他回去，就回去。工作队员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是在你们学校里面作的，他们犯了错误或者作了好事，是在你们学校里面作的，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了，你们都清楚。当然，各学校工作组的工作，不会是一样的，或不完全一样的，正如邓小平同志刚才说的，工作组有好的，比较好的，或犯有严重错误的。各工作组组员的工作，更不会完全一样。他们在运动中间的错误、缺点或成绩，由你们多数同学作结论。至于讲某个人的历史情况及其他情况，你们就不大清楚，总的结论你们也不能作，由其他机关去作。

  现在，你们高等、中等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你们作主，你们是主人，如果工作组留在你们那里听取你们的意见，听取你们的批评。同时，学校的某些工作你们如果暂时不能接收，他们可以暂时维持一下，等选出你们多数同学相信的人，能够接收的时候接收。你们的选举完全由你们办，怎么选了当然要经过大家酝酿讨论，多次反复地酝酿成熟了，再选举出来。以后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由你们作主来进行。党中央的同志如果能够帮助你们的话，尽量帮助你们，支援你们。但是，我现在要讲一句老实话，包括我在内，我们现在只能向你们学习，只能听取你们的意见，不能提出什么意见来帮助你们，我们不了解情况。首先要向你们学习，学习一个时候，然后看出一些什么问题，有点什么经验，我们可以提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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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们的责任更重了，也只有你们能够把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如果把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了，对于全国有重大意义，对于将来有重大意义，对于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有重大意义。我愿意到你们哪一个学校或者哪几个学校去向你们学习，刚才×××同志要求你们给我们自由，我也有这个要求。如果你们给我这个自由，我愿意到学校里跟你们一道，听取你们的意见。但是，我不能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没有那个可能，因为我不了解你们学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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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7-28 14:48:40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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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可以向你们提一点建议，请你们考虑、斟酌，由你们决定。根据最近运动中的经验，我只是提一点建议。就是你们在运动中间要保护少数，保护那些意见不同、而占少数的人。因为相互间有各种问题要讨论，有的时候要辩论。对牛鬼蛇神用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办法解决问题。有的时候在同学中间有不同的意见，也要贴大字报，也要放手发表意见，对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也要发表意见，也要讨论。讨论起来就有辩论，刚才×××同志讲了，辩论会和斗争会很难分，不要把辩论会变成斗争会。同时，辩论中间发生不同的意见，发生各种事件也是完全可能的。你今天是多数，经过辩论之后，明天可能变成少数。你在这个问题上是多数，在另外的问题上你又是少数。不只是错误的意见是少数，有的时候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是少数。我自己有这个亲身经验，有些意见我提得并不错，讲得并不错，结果是少数。毛主席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也有过这种情形。所以，保护少数这个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不然，运动不能很正常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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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保护少数？就是说对少数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或者做了错事的人，讲了错话的人，不要限制他们的自由。不要打他们，因为是多数，大家一打就不好了。不要轮流跟他辩论，使他不能休息，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他可以放弃自己的观点，也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即使是错误的也可以保留，正确的当然可以保留。不要强迫他改变自己的观点。他可以参加辩论会，可以不参加，可以退出会场，要让他走。因为他是少数，大家骂他，各种帽子都来了，讲话中间没有分寸的多了，有的站在桌子上讲，举起拳头讲，青年人嘛，这些事情我们都做过。这个时候他要溜，准许他走。暂时不愿意讲他的意见可以不讲。辩论会，不过是大会辩论、小会辩论，会内辩论、会外辩论；或者大会讨论，小会讨论，会内讨论，会外讨论。对学生和教员中的一般问题，尽可能开讨论会，不开辩论会。各种不同意见的产生是经常有的，有了不同意见就要进行讨论或辩论。所谓保护少数，主要是这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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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要保护少数人？保护少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好人，当然也可能保护少数坏人。少数的坏人贴反动的大字报，贴反动标语，发表反动言论，大家可以跟他辩论，也要保护一下。因为他是少数。他只写了几张大字报，只贴了几句标语，只讲了几句话，定他为反革命分子，定右派、定假左派，材料还不够，证据还不够，保护一下，保护一个时候，让他多讲一点，最后就可以作结论，不然，结论不好作嘛。清华大学有一个学生写了这么一个口号，叫做“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同学们就揍他。这是反动的标语，一揍他，那么多人揍，公安机关只好暂时拘留，这是一种保护性的拘留。如果你们暂时保护他的自由，让他活动，就放回来。让他多活动一点，多写一点反动标语，多发表一些反动言论，让大家都看一看，不妨大局嘛。可能保护少数的坏人，例如，保护几个月，以后再作结论。这个时候就有充足的证据，作结论就不会错，不会冤枉人。如果妨碍、影响全局，那就要大家讨论或辩论，不影响全局的就暂时放任一下，但要提高警惕，让他去活动，在这中间发现他的反革命线索，有好处嘛。保护少数，主要是为了保护好人，同时也可能保护少数坏人，保护一下，保护一个短时候不要紧，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不会垮的，多数人不会听他的，能够识别的，能够知道什么是反革命，什么不是反革命。我到清华大学看过一次大字报，是晚上去的，看了三个钟头。有一张大字报写了前校党委保护一个学生薛×，那个人的思想很反动，大概还在学校，让他活动嘛，让他讲话，让他贴大宇报。在运动中间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假革命分子，写反动标语，进行反革命活动。总的来讲，不是坏事是好事，让他进行活动，暴露出来，只有杀人的、放火的、在食物和饮水里面下毒的人要抓起来，对群众有威胁的抓起来。除此以外不抓，让他活动，活动一个时候，当然不一定是几个月，不是一茬齐，最后作结论，最后定案。定了案以后，是反革命分子就向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许他乱说乱动。没有定案就不许他乱说乱动，最后作结论的时候，材料就不够，就不能定案。怎么样定案，要经过你们大家讨论，还应该有一定的手续。一般应该在运动后期来作结论，不论是对于黑帮、对于牛鬼蛇神，对于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假革命、假左派等等，一般都要到后期来作结论。在作结论以前，暂时保护一下，让他活动一个时候，我看没有坏处。我只提这么个建议，这个建议是否对，你们是否同意，请你们考虑，请你们去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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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7月29日，这个讲话是在45周年前的今天讲的。同时讲话的还有邓小平、李雪峰等人，他们都做了检讨。那一天据说全场的红卫兵异常兴奋。有参加那天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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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照片中的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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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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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人民画报第10期封面，邓小平之后，继往开来的领导人新旧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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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出现了众多的风云人物，朱成昭是一个不应忘却的人物，在那黑暗的年代他有勇气从“造反”转变到一个坚持真理的普通人。一个正直的人。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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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红卫兵三司司令朱成昭

地质东方红的发起人是朱成昭，首都三司是发起人是朱成昭。他反对血统论，他是当时名气最大红卫兵领袖。在那最疯狂的年代，他认识到“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他在三万人大会上公开向中央文革宣战。他是文革一代人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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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文革，就会说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几十年来，谣传“三司司令”是王大宾或者蒯大富，三司真正的司令是朱成昭。

朱成昭，安徽人。1942年生人。其父在文革前是上海建工局一个副局级老干部。他1960年毕业于上海市上海中学，当时是整个上海乃至全中国最好的中学之一。在上中，他是品学兼优的团干部，好学生。以至一毕业，中国科学院因一个在计算机方面尽快赶上西方的秘密计划，直接把他抽到上海的计算机研究所工作，作为未来的专家培养。朱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已经担任了课题组组长。然而在工作中他感到了自己在科学基础知识的贫乏，决定再去读大学。受到当时在上中最为流行的《勘探队员之歌》的影响，他报考了北京地质学院。因为他是从工作岗位上再来读大学，就变成了“调干生”。1962年入校后，正值阶级斗争之风盛行，朱和不少同学一起被两次派出参加“四清”。 
1966年6月文革爆发，朱成昭是地质学院水文系四年级学生。他和一些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同学一起给以邹家尤为首的地院工作队提了一些意见。被划为“第三类学生”，在工作组整的黑材料中已经定下“送去劳改”。当时的工作队付队长边固在一次对“第三类学生”的训话中竟骂他们：“共产党养你们比养一群狗还不值！”朱成昭和蒋良朴、田春林、梅建明等同学一起被逼上梁山，7月份揭竿而起“造反，”8月8日成立了地院“东方红公社”。因为朱和他的伙伴们在组织路线上不搞“血统论”，东方红公社受到绝大多数师生的拥护，很快成为地院的绝大多数派。

当时，北京有50多所大学，100多所中学。各个学校都成立了只准“红五类”参加的红卫兵。这些“红五类”专横跋扈，专整出身不好的同学。当时流行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学生们都是土改以后出生的，他们没有见过地主、富农什么样，于是就拿地主、富农的子女、孙子女开刀。到处抄家、打人、破四旧。这批老红卫兵的所作所为极不得人心。听说地质东方红不搞出身论，纷纷前来取经，回校后也成立了自己的战斗组织，和“老红卫兵”对着干。这些组织要求联合起来，成立全北京市的造反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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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6日，由朱成昭牵头，在北京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 当时，“首都三司”是北京近50所高校的约60多个红卫兵组织的联合体，总部设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太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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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三司一成立，就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原来的“一司”、“二司”说话再也没有人听了。不仅全北京市各学校都有“三司”的支持者。首都三司在全国44个城市都设立了联络站。“首都三司”声音远远高过各地政府和党委。

“首都三司”不仅受到群众的拥护，而且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支持。毛泽东原来是支持老红卫兵的，这些老红卫兵只知道破四旧、斗出生不好的老师、同学，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斗到他的政敌。毛泽东多次接见朱成昭。有了“三司”毛泽东就在不支持那些“老红卫兵”了。周恩来办事很稳重，那些“老红卫兵”年轻、幼稚、乱打乱砸，太让总理操心了，不如“三司”听话。中央文革也支持“三司”，许多他们想做又不方便做的事情就鼓动“三司”的人去做。

文革初期，毛泽东的女儿李纳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李纳同时又是毛泽东的联络员，在各大学造反派之间穿梭，行踪不定，中央文革的人总也不知道李纳整天去哪儿。那时没有手机，每当毛泽东或者江青要李纳回家，电话打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人就找朱成昭。找到朱成昭就找到李纳了。

首都三司从来没有设立过“司令”一职，朱成昭只是三司的发起人、总负责人。中央戏剧学院的造反组织“毛泽东主义战斗兵团”的头头叶向真是朱成昭的追求者。叶向真是文艺界的学生领袖，三司的发起人之一，中国戏剧学院、电影学院、音乐学院都听她的。叶向真的另一个身份是叶剑英的女儿。一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朱成昭和叶剑英同坐一辆车。朱成昭叫了声“叶元帅”，叶剑英说：“你才是三司司令呀。”这才有了三司司令一说。

当时蒯大富仍然在清华大学受压，藏在地质学院。李纳找到蒯大富要他回清华成立组织，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多次要朱成昭设法支持蒯大富，以“减轻中央压力”，朱成昭派过一支地院东方红的战斗队去清华帮助蒯组织队伍。为了树立蒯大富的威信，朱成昭又请蒯担任三司的副手，这便是蒯大富是三司“蒯司令”的流言的由来。

地质东方红成立后第一个战役就是到地质部绝食静坐。跟北航“红旗战斗队”到国防科工委“请愿”相类似，而且一去就是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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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8月23日，去了一千多人，逼得邹大尤（原地质学院工作队长）不得不在第二天到地院接受批判。但随后他们就觉得对邹“太客气”了，而且认定走修正主义路线的是整个地质部领导层，于是又有了9月5日的第二次。然而，这第二次却跟另一起也想独占地质部“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在9月7日就发生了武斗，在地质部呆了15天后不得不主动撤走。10月8日，他们又三进地质部。为防止“西纠”抢夺胜利果实，把主管地质部工作的党委书记兼副部长何长工也绑架回学校秘密关押。10月24日，他们又四进地质部，这次去了三千多人，而且联合地质部内部的造反派，把地质部的领导干部全部打倒了。

“四进地质部”，令“地院东方红”声名大噪，朱成昭、王大宾等受到了毛、林、周、康及中央文革成员的接见。其实，朱成昭在地质部静坐时李纳就在场，毛泽东对朱成昭四进地质部的情况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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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东方红的最大“功绩”是从成都把彭德怀揪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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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流传的说法是，1966年12月，江青到北京地院时曾说：“你们这也能，那也能，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头养精神，将来好回来反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于是，朱成昭马上派人前往成都。不久，消息传到了北航，郭爱晶也派人前往成都。

据当时亲身经历者回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在人大会堂一楼南部的一个小型会议室里。中央领导人召见首都红卫兵领袖。出席会议的中央领导人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多人，阵容与往常的重大接见没有什么两样。被召见的红卫兵头头只有聂元梓、朱成昭、韩爱晶、蒯大富、谭厚兰、叶向贞、聂树人七人。这次会上江青说：“你们不是很能吗？你们为什么不去抓海瑞？听说他在四川经常上街看大字报，与人谈话，很消遥自在么！应该把他抓回来，要他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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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的人都知道，这“海瑞”指的是彭德怀。 也都知道，江青在这场合说这话是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会后，朱成昭接到周恩来的秘密命令，派人把彭德怀从四川抓回北京。

朱成昭曾派了三批人去成都。第一批王大来、钱信等人在12月15日进入成都彭德怀的住处，与彭就文革以及党史上的一些问题有过长谈，结果被彭感化，认为彭讲的都是“真话、实话”。最后对彭同情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可能现在不了解彭现在的情况，他们有责任把彭目前的情况和他们的看法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和中央文革汇报”的地步。王大来回京向朱成昭汇报，决定阻止抓彭。

第二批是当时东方红公社的第三把手王大宾，于12月18日到达成都。王大宾也见到了彭德怀，他和第一批抓彭成员一起回京与朱成昭商量，决定阻止抓彭。因为朱成昭的安徽老家 “三年自然灾害”中也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朱成昭对彭德怀一直持同情态度。朱成昭他们把在四川时与彭的谈话记录交给了中央文革，被训斥为“严重政治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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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又给韩爱晶打电话，让韩爱晶马上派北航红旗的人赴川抓彭。在这种情况下，朱成昭派出第三批胡乐成等100余人去成都，结果彭德怀被韩爱晶派来的人抓走了。幸亏首都三司在成都的势力很大，在四川三司势力的配合下，胡乐成硬是从北航红旗手里抢回了彭德怀。这是地派和天派的一次大交火。

朱成昭请示了周恩来，周恩来安排了一节软卧包车，12月27日，王大宾、胡乐成把彭德怀押解到北京，成都军区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派了六名解放军一路护送。到达地院后，朱成昭怕天派的韩爱晶来抢人，把彭德怀安排住在自己的房间过了一夜。有人说朱成昭和彭德怀彻夜长谈，有人说朱成昭看了彭德怀随身携带的小箱子里“机密材料”，那是是他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逐条反驳，以及对大跃进的保留看法等等。朱成昭仔细地看了这些材料，受到震动。这对他和他的伙伴们转变对文革的看法无疑有极大影响。他们一致认为：彭说的都是“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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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朱成昭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把彭德怀送到北京卫戍区保护起来。

1966年底到1967年初，朱成昭召集叶向真、蒋良朴、王大宾等三司头目在梅建明家连续开“黑会”，谈出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准备公开炮打中央文革。王大宾在会上持反对意见。不料有人偷偷向中央文革告密，67年1月23日，陈伯达写批示给朱成昭，警告他：“不要掉到茅厕里去，成为茅厕里的石头”。朱成昭、叶向真一直怀疑是王大宾告的密，王大宾一直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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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革让朱成昭做检查。朱成昭决定以“检查”为名公开自己的政治观点。2月4日，朱成昭在地院作公开检查，因为这是首都三司“司令”的检查，共有3万人参加。（当时，能召集三万人开会的恐怕只有首都三司。）朱成昭在会上谈了他的“八大观点”：1〕大串联搞乱了全国；2〕整风军训实无必要；3〕中央文革运动群众；4〕中央文革抓人太多；5〕中央文革对老干部打击面太大；6〕中央文革太左；7〕在军委和中央文革之间，站在军委一边；8〕大联合大夺权早了。   

在中央文革不可一世的年代，朱成昭能旗帜鲜明的反对中央文革，特别是能看清林彪和中央文革的矛盾，借中央军委名义反对中央文革。朱成昭的远见卓识令人佩服。

由于朱成昭借“检查”为名系统“放毒”，这反而影响了很多对文革有怀疑的群众。2月8日，中央文革阎长贵到地院宣布这是“炮打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 朱成昭被勒令“闭门思过”。从此，王大宾取代了朱成昭在地质东方红和首都三司的位置。

1967年7月，朱成昭和叶向真南下广州，被戚本禹诬蔑为：“偷了地质部国家机密，企图偷越国境”。当时，从广州偷渡到香港的有十几万人。有偷渡成功的，像著名音乐家马思聪就是那时从香港去美国的。有被抓回来的，定反革命叛国罪，判刑15年到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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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成昭叛逃惊动了中央。一来朱成昭是全国最大的威望最高的红卫兵组织的总司令，全国各地都认为首都三司代表中央，朱成昭叛逃无法向世人交代。二是朱成昭带走了叶向真，叶向真不仅是首都三司的红卫兵领袖，还是叶剑英的女儿。

周恩来亲自出马派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抓到广州把朱成昭和叶向真抓回北京。朱成昭、叶向真和许多三司领袖被隔离审查。有的三司头头被逼跳楼自杀。朱成昭没有害怕，在他8月15日所写的《我的检查与交代》中，提出担心全国武斗以及两派分裂将会在文革后造成经济和人心两方面的“极大后遗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当时难得的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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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8月20日，朱成昭和叶向真被公安部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名正式逮捕，受株连者多人。“地院东方红”第四把手杨雨中被审查时跳楼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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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成昭被关押了8年以后，1975年被送到湖北某劳改农场作为反革命分子劳动改造。在长达10多年的牢狱和劳改岁月中，他一直把叶向真当作自己心中至死不渝的恋人，还写了许多动人的情诗。“何处觅向真，北京监牢中。坐牢不要紧，真理有认同。咫尺天涯远，相见在梦中。醒来望明月，牵手越秀丛。”

朱成昭没有想到的是1972年林彪事件后叶剑英主管军委工作，周恩来说服毛泽东释放了叶向真，条件是叶向真承诺和朱成昭断绝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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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朱成昭在1980年6月正式平反。

当时据说中组部（由胡耀邦负责）准备树两个反文革的典型。一是死去的张志新，二是活着的朱成昭。但是最后被叶剑英一笔勾去，理由是活着的树典型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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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朱成昭被分配到苏州江苏省第四地质水文大队工作。90年代初他在上海下海，组织过私人的建筑公司，负责地基打桩。据他说：“一开始事业做得比当年地院东方红公社还大”。但是最后被“三角债”活活拖垮。

最后，朱成昭退出商界潜心研究文革了。

1998年9月，饱受磨难的朱成昭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时年5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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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工业学校》图书阅览室

2005年人民画报第10期封面。忘记当年非洲发生了什么事了。可能是有粮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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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工业学校》图书阅览室

大可不必

你知道的真多！那老鬼是原创吧？

西水车

以前只知道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寻找毛泽东的儿子,结果发生车祸身亡。下面这段叙述你知道吗？我是不知道的。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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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珍寻找毛泽东与贺子珍儿子毛毛的波折之谜

2011年08月09日 09:07:56 　来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编者按：1932 年11 月，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儿子毛毛在福建长汀出生。1934 年9 月底，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毛毛被寄养在江西瑞金的一户农家。关于毛毛后来的下落，迷雾重重，史学界也众说纷纭，特别是一些细节有颇多出入。刘晓农先生多年来一直从事井冈山地区党史研究工作，本文是他采访当事人及其后人和查阅相关资料以及利用研究成果写成。本文有关毛毛的下落虽是一家之言，但或许可为毛毛的下落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同时也欢迎读者提供有关此事的线索，进一步揭开历史的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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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珍受命寻找毛毛

1953 年3 月，江西省省长邵式平，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从北京拍来的加急电报，电文的意思是：1934 年10 月长征前夕，有一些负责干部和红军将士将他们的子女寄养在瑞金等地的群众家里，中央委托江西帮助寻找这些红军留下的孩子们。这里面特别注意找到毛泽东主席的孩子毛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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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省长阅完电报，马上想起另外一件相关的事情：不久之前，居于上海的贺子珍也给他写来亲笔信，说她在瑞金生下一个男孩，由毛泽东取名叫毛毛，长征之前通过毛泽覃、贺怡夫妇把毛毛寄养在群众家。那是毛泽东最为疼爱的孩子，现在拜托邵省长千万千万帮助找到毛毛……邵式平决定亲自布置这件事。他要秘书通知省民政厅厅长朱开铨到办公室来，朱厅长来到了邵省长的办公室，邵式平起身对这位瑞金籍的老红军招手：“来，这边坐，交给你一个大的任务……”

朱开铨从邵式平办公室回到省民政厅，拿起电话通知优抚处的干部王家珍来见他。 当听了朱厅长用赣南话说了找他来的情由时，王家珍立时感受到这是组织上交给自己的一项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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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是井冈山斗争时期与毛泽东结缘的夫妻，后来在中央苏区共同生活、战斗了6 年，与毛泽东生育了3 个孩子。极为恶劣的战争环境，不允许贺子珍把小孩带在身边，第一个女儿送给了龙岩的老乡，第二个毛毛长征前夕留在瑞金，第三个孩子产后夭折。对于这位从井冈山起就历经了战火考验，长征路上为了救护红军战士身上多处负伤的革命老大姐，王家珍怀着一种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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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找到革命后代的收养人

王家珍来到了赣南腹地瑞金。他首先找到了瑞金县县长刘辉山和副县长、红军女战士黄长娇，将自己的工作任务向他们汇报。两位领导满口答应，将尽力支持、协助这项工作。第三天，由刘县长主持的老红军、老苏干座谈会，在县政府召开，在县城工作的老红军来了十六七个。他们纷纷打开记忆的匣子，说红军长征之前，某某人把孩子寄养在某某老乡的家里，但是对于毛毛留在什么地方却是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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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珍独自开始了一村又一村的调查了解。然而一个半月过去，走过的村庄七八十个，仍然找不到一点这方面的音信。心头终日盘旋这件事的王家珍，有一天萌生了去档案馆查找历史资料的想法。果然，他在县档案馆收藏的1934 年《瑞金县志》里看到了这样的记事：“共党魁首毛贼泽东，生有一子寄留瑞邑 。”王家珍坚信毛毛确实被寄养在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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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傍晚，住在叶坪乡政府的王家珍，在村口遇上两个收工回来的农民，同他们聊谈起来。一个年过六旬的老农忽然想起来了，告诉王家珍：听说朱坊村有个叫朱盛苔的农民，当年收养过一个红军的孩子。无形中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王家珍大喜过望，决计明天一早就去朱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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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坊村王家珍找到了朱盛苔及其妻子黄月英。这对50 岁出头的夫妇听了王家珍的发问后，几乎同时点头作答：“我们是收养过一个红军孩子，叫朱道来。”“ 哦，道来他人呢？”王家珍惊喜得睁大了眼睛，心里升腾起巨大的喜悦。可是，农民夫妇的回话又让他不由自主地愣了一下，朱盛苔神情有些悽然地回告王家珍： “道来他，被人领到南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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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珍从惊愕中回过神来，对朱盛苔夫妇说道：“大叔、大婶，你们坐下慢慢说吧。”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8-9 15:34:4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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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农历9 月底的一天清晨，朱盛苔一家人正在吃着红薯煮粥，忽然门外狗吠。只见一个姓朱的乡苏维埃干部与两个红军直接进到他家。其中一个红军干部手中抱着一个裙布包着的孩子。另一个红军则提着一个包袱。听了村干部的介绍后，红军干部对朱盛苔夫妇说道：“朱老乡，这是红军的一个孩子，大部队走了，我们也要去打游击，请你们帮助抚养，给你们添大麻烦了！”

朱盛苔夫妇感到太突然，一件这么大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地发生了。然而，在这种时候拒绝得了吗？黄月英有些慌张地望了望丈夫，又不禁把目光投向那个孩子。小家伙的脸型有些方正，额头很高，皮肤偏白，又红嫩得可爱。身上那件用灰布军装改做的薄袄衫，让人看得心里亲切生热。一种母爱的天性，驱使黄月英不等丈夫点头，忽然从红军干部手中接过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还用手为孩子揩去眼角的泪水。红军干部见对方的神情，脸上露出笑容，再次道谢：“大嫂，这孩子就托付给你们了，由你们把他养大成人。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你们千万千万要保护好他，将来我们会报答你们的。”这时，那位村干部对朱盛苔夫妇补充说： “盛苔，把孩子交到你家，是经过考虑的，难为你们了，我代表孩子的父母感谢你们呐！”红军干部再次郑重地说了一句“太感激你们了”。说完他们离开了。

让朱盛苔夫妇抚养这个红军的孩子，的确是区、乡苏维埃政府会同毛泽覃夫妻多次考虑作出的选择。这对夫妇在方圆一带向以忠实、厚道而著称。朱盛苔夫妇接受了这个红军孩子后，思量着白军很快就要打到瑞金来，为防不测，合计给孩子取名“道来”，意思为半道上捡来的。尽管日子过得那么艰辛，尤其在红色区域沦为敌占区后的险恶环境下，朱盛苔夫妇就像红军干部托付的那样，对比自己孩子还要真情、尽心地抚养小道来。让夫妇俩为之担忧愁虑的，是小道来的人身安全。苏区处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要保护好一个红军的后代，是多么不容易！整整十九年来，朱盛苔夫妇为小道来的成长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为带他所吃的苦比自己 5 个孩子加起来的苦还要多！道来在朱家成了父母的“宠儿”，上完了小学后又读了中学……

就在王家珍来到瑞金的前两个月，一件朱盛苔夫妇无法意想的事发生了。一个从南京而来、名叫朱月倩的中年妇女，持了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介绍信，找上他们家的家门，说是前来接儿子的。这个中年妇女的丈夫，就是当年曾任中央苏区巡视员的霍步青，后于1933 年2 月在福建宁化病逝。他们的一个小男孩当时也留在瑞金。她说这次来就是找儿子的，瑞金县民政部门派人把她带到朱盛苔家，她见到朱道来后一口认定那是她的儿子，在朱盛苔夫妇面前又是哭又是求，硬是要把道来带到南京去。朱盛苔和黄月英再三考虑，觉得还是让她带走，因为孩子是为红军抚养的，自己只是尽到了这份责任，既然现在有人认领，就应该交回给人家。再说让道来到南京去，肯定比在瑞金乡下要好得多了。为了孩子今后的前途，夫妇俩怀着与道来十九年来一天也没有离开过的血肉深情，一步一把泪水地送着告别了兄妹们的道来，离开了朱坊，离开了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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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确认被收养的革命后代就是毛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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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珍很精细。他问朱盛苔夫妇有没有道来的照片？黄月英一听马上高兴地点首：“有哇，是道来不久前从南京寄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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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珍从接过照片的一刹那起，心头就涌上难以抑制的惊喜。照片上的朱道来，其宽阔的前额、脸庞的形状以及颧骨特征，多么像年轻时的毛泽东啊！惊叹之后的王家珍又问道来有信给你们吗？得到提醒的朱盛苔夫妇又赶忙拿来两封朱道来的亲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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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道来在信中思念父母、阿奶以及兄妹们的深情，化成文字跃然纸上，信中写到“我恨不得这就回到家里，与你们在一起”。朱道来为何这么急切想回家？原来信中叙述到了他在南京的烦恼：他们并不真正喜欢我，对我不是真正的好，我是看得出来的。她喜欢的是妹妹，什么都顺着她。妹妹也不是那么看得起我，有些嫌我是乡下来的，土里土气。我在这儿并不愉快，过些日子我要回来的，与妈妈、阿奶在一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