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航空工业学校》图书阅览室

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6-22 15: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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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6-22 23:56:00

1936年,中共领导层杀蒋与放蒋的秘密争斗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1936年12月12日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那一天，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是为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消息一传出，不仅震惊世界，更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当时，中共领导层及国内外各界人士，在如何对待蒋介石即是杀蒋还是放蒋的问题上，曾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争斗！

中共表明应严惩蒋介石

1936年12月12日早晨，张学良和杨虎城等人向中共中央发电报，电文如下：

东、来兄：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人士，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将红军全部集中环县，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指胡宗南）敌南进。

收到张学良发来的急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大为激动。据张国焘回忆，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

朱德最为激动，他一拳砸在桌上，愤慨地表示：“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

毛泽东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而周恩来却十分冷静，说：“这件事不能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

毛泽东赞许地喷出一口烟雾，接过周恩来的话题说：“这件事我赞成周恩来的看法，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接着他用征询的口吻说：“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么看，我们不妨先推测一下。”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都表示应去电莫斯科请示。

毛泽东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给张学良复电，尊推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赞扬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申明了惩办蒋介石的态度：“……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

西安事变爆发前，日军已经侵占了东三省。在国家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采取了“反蒋抗日”转向“逼蒋抗日”的方针。

可是，作为拥有强大的军事与政治实力的蒋介石，在国、共联合抗日的谈判桌上，却想利用抗日的机会吞并共产党。因此国共谈判时，蒋介石的代表陈立夫向中共代表提出了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红军必须解散或并入国民党军中、红军师长以上的领导一律解职等苛刻的条件，企图逼共产党就范。

如今，蒋介石被自己的部下囚禁，形势陡转，中共党内大部分人要求严惩蒋介石，表示不杀蒋介石，不足以平民愤。无疑，党的“逼蒋抗日”的方针受到了干扰。

当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二将军监禁的消息传到陕甘苏区后, 根据地军民喜出望外，纷纷要求杀蒋。许多军民自发地跑到街上，奔走相告，跳舞相庆，好像过节一样。就连邓颖超也“高兴地跑到院子里，和同志们一起，又唱又跳。她和许多同志一样，以为党中央一定主张杀掉蒋介石，替千千万万牺牲的烈士报仇，给中国革命搬掉最大一块绊脚石”。

定边军民获悉西安事变消息，欣喜若狂，马上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会议由高岗主持，与会群众高呼口号：“枪毙蒋介石!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会后，定边工委书记李维汉与高岗等人致电党中央反映群众杀蒋的愿望。

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王明，得知蒋介石被张、杨二将军囚禁后，兴奋异常，想致电中共中央，主张把蒋杀掉。但此电被斯大林扣发。

面对党内外多数人士主张杀蒋的形势，中共中央还迅速作出了策应西安的军事部署。西安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命令红军各部队准备随时南下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起抗击中央军的进攻。

14日，为了避免杀蒋而引起军事冲突，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鉴于东北军势孤力单，且内部不稳，极力主张红军主力南下与张、杨靠拢，以“壮其胆而振其气”。

12月15日，西安事变的第三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等15位红军将领联名致电国民党政府，呼吁南京当局“认清形势，自别于蒋氏，把蒋介石交付国人裁判”。这一电报大致上反映了1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初步方针，一直到12月18日以前，中共中央始终在坚持“罢免蒋介石，交付国人裁判”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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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6-22 23:58:00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从中斡旋

西安事变发生第二天，中共中央先后给斯大林发出三次电报。三封电报除了转述张学良给中共中央来电的内容和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还报告了西安事变的扣蒋情况，同时通报了中共中央准备采取的行动计划。

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还特别提出：“请你们支持我们的上述行动，特别是：1.在世界舆论方面援助我们；2.争取英、法、美三国赞助中国革命政府与革命的军队；3.请求苏联积极援助中国。”

考虑到蒋介石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誉，毛泽东含蓄地请莫斯科准他杀蒋，问可不可以“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审判”。同时说明，为了减少日本汉奸的造谣，中国共产党短期内不发表公开宣言。

1936年中国发生西安事变的时候，苏联面临的形势也十分严峻。在欧洲，德国希特勒正疯狂地扩军备战；在远东，日本对华加紧侵略，对苏联造成威胁。英美切盼把日本侵华的祸水引向苏联，苏联则期望在中国筑起阻挡这股祸水溢向苏联的高堤大坝。

在西安事变发生前不久，即1936年11月，德国和日本刚刚签订了《反共协定》，更使苏联腹背受敌。斯大林基于免遭德日法西斯侵略的考虑，决定组织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其策略是联合各国当权的政府和有实力的人物，在中国就是要拉拢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杀蒋态度是反对的。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复电中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

当时，蒋介石和美国的关系维持得很好，这预示着英国和美国可能会逐渐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斯大林说：“只要蒋介石能够抗日，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

斯大林在召开的紧急高层军事会议上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时，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时避免两线作战。”权衡利弊，斯大林极力反对中共的杀蒋计划，要中共力促事变和平解决，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

1936年12月16日，斯大林代表苏联政府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电报，后来被称作“莫斯科回电”。电报说：

1.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在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的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2.既然这次行动已经发生，就应该考虑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要坚决主张以下述条件为基础和平解决事变：（1）通过吸收几名抗日运动的代表和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的办法改组政府；（2）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实行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实行合作抗击日本侵略；（4）与同情中国人民反击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国家实行合作。

莫斯科回电反对中共杀蒋，其实，这早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意料之中。后来，斯大林又亲自草拟了电报，劝告毛泽东说：“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在后来苏联解密的有关文件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当时的态度，斯大林曾私下与苏联高层领导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中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打倒蒋介石对苏联没有好处。”

释放蒋介石：为国、共二次合作奠定基础

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安排下奔赴西安，与张学良会谈, 进一步明确了事变只有和平解决, 才能对民族、对革命有利。与张会谈后, 周当晚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除报告到西安后了解的各方情况外，还对蒋的处置问题提出意见：“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 则蒋安全无望。”

此外，周恩来代表中共向南京国民党发表申明说：“如内战不可避免，西安遭到围攻之前，对蒋则实行‘最后手段’。”由此可见，此时中共对蒋的态度还是处于可杀可不杀之间。周的建议基本上被中共中央采纳。

18日，即西安事变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以第三者调解人的立场指出：“援救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武力的讨伐，反而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为了中华民族的大计出发，国民党中央必须立刻实行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主要是：1.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2.将讨伐张、杨和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3.停止一切内战, 一致抗日。”

在共产国际指示和国内外舆论的影响下，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等人最后改变了先前的“杀蒋”态度，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借此机会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至此，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着想，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接到共产国际释放蒋介石的明确指示后，从“杀蒋”支持者退至“第三者”，提出了释放蒋介石的种种条件。21日，毛泽东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内容转发给了张学良。
25日，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回了南京。蒋介石临行前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蒋介石宋子文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展全国全面抗日战争奠定了基础。

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6-23 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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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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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6-25 17: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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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6-29 22:12:00

两张芭蕾舞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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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6-30 15: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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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第10期封面，国庆50周年。

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7-1 11:25:00

庆七一校友鞠衍宁的两幅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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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家卫国-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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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灾区-温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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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7-3 08: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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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7-3 09: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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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7-3 13: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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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7-3 14: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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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7-3 18: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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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juzhang · 发表于 2011-7-3 19:56:00

误闯国际版，这么多国际友人挺好的！

Dujuzhang · 发表于 2011-7-3 20:00:00

楼主我在跟帖。不喜欢，可以慢慢删她。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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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7-3 21: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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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空军“雷鸟”特技飞行表演队在罗马尼亚献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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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7-4 11: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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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作品：北京胡同住宅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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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7-5 07:45:00

今日是美国独立日，源自网易微博标尺的鲁克：美国不是一片土地，不是一种文化，不是一个国籍，不是一套传统或习俗，不是一个政府，不是一种人，不是一本法律书，绝对不是一个种族。美国是一种理念。这种理念有什么特殊之处么？它主张：人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与财产权。它主张：人有自治的权利，有独立的权利，有拥有劳动成果的权利，有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利。它主张：在上帝和法律之下，人人受造平等，没有人可以拿走这些权利，政府唯一的职责就是保护这些权利。它主张：政府必须对人民负责，而不是人民对政府负责。它主张：我们是一个法治的国家，而不是人治的国家，没有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它主张：司法一视同仁。它主张：只有自由，才有贤德。它主张：人权来自造物主，不能被人废止。

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7-5 20: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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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7-6 07: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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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7-6 13:44:00

老鬼写母亲杨沫：一个真实的人活得更长久

说真话难，说父母的真话就更难。

红色经典《青春之歌》曾经影响了一代人，而作者杨沫上世纪80年代曾表示晚年想写一部卢梭式的回忆录。可是因为年迈体衰，杨沫的愿望没有实现。

儿子老鬼希望尽量客观地把母亲的一生记录下来，尽可能大胆地再现出一个真实的、并非完美的杨沫。他认为一个真实的杨沫，比虚假的杨沫能更久远地活在人们心中。

《母亲杨沫》头版发行后，受到了评论界及各方的好评，但也有人说这是借写母亲的隐私来吸引读者。对此，老鬼回应道：“作为孩子，最了解的是家里发生的事，所以本书有些家庭方面的内容。其次，既是名人、公众人物，民众就有权知道你的私生活。因此，为了写出一个尽可能真实的、不走样的母亲就必须要写母亲的家庭生活、情感生活，否则这个母亲就不完整、不真实。”

评论家王干说：“杨沫有许多的象征性，是一个现代性符号。《我的母亲杨沫》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一刀切开了中国伦理和传统文化遮蔽起来的问题，这就是如何看待长辈。老鬼是以魔鬼的视角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性，用第三只眼看待母子亲情,非常有冲击力，揭开了父辈的伤痕，刺痛了父辈。

终结“不爱的遗传”

记者：看后记介绍这次的出版做了很大修改，包括订正了第一版的文图差错、增加了文字，除此之外您说您写作的心情也和那时不一样了，您能介绍一下您第一版写作是出于什么原因、事隔数年您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修改旧作？

老鬼：早在2003年，我就想在母亲去世10周年时干点什么。她生前曾表示希望把一个有关她的文章的评论结集出版。我为此找过北京出版社，母亲的好友在这里当领导，但被婉言谢绝。因为这种文学评论集除了专业人士看，广大读者不会买，没有市场。我不想再求人，决定自己给母亲写本书。把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介绍一二。我自然怀有私心，希望母亲晚一些被世人遗忘。因为任何伟大人物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随着时代的流逝，这些人物都会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何况母亲呢。她不是莎士比亚，作品和名字不可能千古流传。母亲才去世10年，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杨沫是谁了。我只能试图通过写这本书，让她晚一些被淡出社会。这就是我写母亲的最初目的。

2005年夏头版发行后，发现初版有很多编辑错误，与出版商不欢而散。因为合同为5年，就想等5年后再版时，把这些缺陷统统改正过来。2010年，母亲去世15周年前即开始着手再版的修改。其间，我数次去当年十分区所在地，找到了掩护过母亲的堡垒户后代，还找到了父亲为一位年轻烈士写的小传及许晴烈士、仓夷烈士和关露的照片。

这次再版，除了修正错误外，最主要的是增加了一些内容。自己写作的心情更加平和。写头版时，回想起过去一幕幕母子间的不愉快，心情沉重，经常含泪，把母亲负面的部分说得很充分，对晚年母亲帮我的那一面没顾上多说。其实母亲高兴时也是有母爱的，特别到了晚年，返璞归真，给了我很多支援和关爱。这次再版，增加这方面的介绍。此外还补充了于洋及崔嵬的女儿崔敏谈电影《青春之歌》的一些情况；补充了母亲与一些朋友如吕果、舒丽珍等多年的友谊；补充了对母亲捐献版权行为的更理性的分析和反思。

由于旧版本还在市面上大面积流行，原先答应2010年出的出版社变卦了，才拖到今年母亲去世16周年再版。对同心出版社的勇气魄力和远见深表感谢。

问：座谈会上，评论家们从文学、史学、社会学、美学的角度给以了高度评价，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心理学案例。您觉得呢？是不是感到写作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治疗内心创伤的过程？

老鬼：没有感觉写这本书是在治疗内心创伤。我写它只不过是把憋抑在胸的情绪发泄出来。当然我也曾请教过一些儿童心理学家，试图了解母亲不喜欢小孩的原因。我认为母性因人而异，有强有弱。每人因为遗传，因为生长环境，因为身体健康状况不同而不同。比如，一个危重病人终日在痛苦中挣扎，是无暇过问孩子的。

问：您在书中说“不爱是可以遗传的”，您在书中分析了母亲因为童年的失爱，对自己的孩子都显得很无情。您觉得要怎么终结这种“不爱的遗传”呢？冒昧地问一下，您和孩子的关系怎么样？

老鬼：在缺少亲情的家庭中生长出的孩子都比较自我，不会爱别人。因为他需要将主要精力放在自我照顾，自我保护，自我奋斗上，无暇其他。要终结这种遗传，关键是母亲养小孩一定要自己亲自带，不能交给别人抚养，哪怕是亲生父母也不行。不要因为工作繁忙、照看婴儿辛苦而放弃了喂养孩子的天职。只有亲自抚育孩子、照顾孩子才会对孩子有感情，有深厚的爱，否则母爱肯定欠缺，肯定要产生隔膜，或许是终生的隔膜。母亲杨沫的妈妈不管她，母亲等于是保姆带大的，她对她的妈妈自然没有感情。我有了儿子之后，自然不想让儿子遭受我小时候的对待，对他也算可以。淘气时打过屁股，但从舍不得打脸。与儿子的关系比那时父母跟我的关系要好。但我也有母亲的遗传，为写书不顾孩子，所以算不上好父亲。

问：网络上有一个很火的小组叫做“父母皆祸害”，数千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控诉父母对自己的精神、肉体的摧残，而大部分人的父母就是您这个年纪。做儿女的认为父母祸害他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疏离、冷漠、暴力，一种是控制，对儿女的经济、婚姻、工作都过于密切的干涉。有趣的是另一个针锋相对的小组叫做“反父母皆祸害”，说下一代一边啃老一边骂娘，简直是白眼儿狼。看您的书的时候，我不停地联想到网络上的这个现象，虽然只是一部分人，但是很能反映社会问题。我也感到您的这本书对有心的读者来说，能从阅读中观照自身，增进对我们的父辈的理解、对我们的文化基因的理解，也是和自己的历史和解的过程。您觉得呢？您会对那些控诉“父母皆祸害”的年轻人说什么？

老鬼：父母不是一贯正确，事事正确。他们也有错误的时候。应该允许不听他们错误的话。比如我写《血色黄昏》，父母就坚决反对，为此不惜跟我断绝来往。但实践证明，如果听了他们的话，世界上就永远不会有这本书了。所以对父母的话应该分析，不能盲目听从。父道尊严，家长至上的观念在我们的文化中根深蒂固，实在不好。父母与孩子是平等关系，不应该居高临下，一切唯父母的话是从。现在父母对孩子过分溺爱，无事不管，无事不操办，把孩子牢牢控制在自己爱的手心里很普遍，这与对孩子冷漠、粗暴、撒手不管同样令人受不了。恐怕也是导致年轻人控诉父母的主要原因。人的天性都喜欢自由，不喜欢被控制、被管制、被限制。做父母的应该明白要给孩子一定自由做主的空间，不要把自己的爱变成限制孩子自由的铁笼，那会引起孩子逆反。（李峥嵘）源自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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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7-7 00:07:00

一辈子不知道撒娇是什么滋味

老鬼

母亲作为一个作家是杰出的，但作为一个母亲，却有严重的欠缺。

孩子生下后，她嫌带孩子麻烦，影响工作，5个孩子有4个是找别人带的。据母亲自己说，她跟张中行同居后，18岁时在小汤山一个农民家生了第一个孩子。产后12天，因农村闹霍乱，不敢多呆，就把婴儿留在农村，自己返回北京。结果这个幼小生命长到1岁半时，生病夭折。她第二个孩子徐然，只奶了8个月，也送回了河北农村老家。第三个孩子青柯1938年冬生于河北深泽农村，刚过满月母亲就出去追赶贺龙的部队，将孩子放在农村。以后不闻不问，直到8 岁哥哥眼睛被人扎伤，才把他接到身边。到生第四个孩子时，母亲还想送给奶妈养。因为当时地委领导提倡女同志自己喂养孩子，她才被迫改变了主意。到要生我时，她决定打胎，却因手续问题没有打成，只好在阜平生下来。又很快地把刚生下的我送回老家，找人喂奶。其实当时环境改善，很多同志都把孩子留在身边或附近。

我成年后，妻子曾说我连擦屁股都不会，怎么搞的？因为母亲就从没教过我怎么擦，怎么系皮带，怎么剪指甲……母亲嫌麻烦，把我往托儿所一送了事。

母亲说她小时候，她的母亲从没抱过她，亲过她，给她过生日。她也继承了这个特点。我4岁从农村来到北京，记忆中就没有被母亲抱过，亲过，过过生日。更没尝过坐在母亲膝盖上的滋味，哥哥也如此。

上世纪50年代，大多数人都不像现在的父母那样关爱孩子，那时人们都埋头工作，把工作当做生活中第一重要的事，孩子的事是私事，常常排在后面。但像我母亲这样冷淡孩子，孩子病了也不在乎的却依旧是少数，并不多见。

我小时候曾患肠粘连，疼得满地打滚，吃什么吐什么。保姆看我痛得难受，吃药也不管用，一再去北屋向她报告，她都无动于衷，继续任我疼得呻吟，也不过来看看我。几天过去，我已奄奄一息，保姆向她通报再不看可能要出事，她才让哥哥带我去医院看病。医生检查之后马上动手术，后来对家人说，我的肠子都黑了，涨得快要破，再晚就没救了……母亲童年时得了病，父母一点不管。她拉肚子、冻伤脚、发烧感冒都没人理。所以自己的孩子得了病，她也没有去医院看的意识。她小时候得病后，都不治而痊愈。所以孩子得病，她并不着急。

哥哥上初中时，有一段时间肚子总疼，去医院检查也查不出什么毛病，可就是左侧肚子疼。以后查了多次，也弄不清楚什么原因。母亲和父亲就认为哥哥是故意装病，以索取关爱和照顾。哥哥疼得无心上课，含着泪说：我不是装病，是真的难受，真的疼呀！母亲依旧严词批评他：一个大小伙子，不要那么资产阶级贪生怕死，娇滴滴，无病呻吟——其实哥哥是一种神经性腹疼，源于母亲遗传。

困难时期，我正上初一，平时住校，饿得要命，整天就想着吃，回家也吃不饱，每顿饭就一碗米饭。我只有到姑姑家，才能敞开肚皮吃饱。姑姑家很穷，没有高干补助，可从来不管我要粮票。而我家的保姆却严格执行父母的命令：不交粮票不给吃饭。

父亲浮肿了，他们买了不少高级糖、高级点心、高价营养品，但这些吃的都放在他们的屋，他们出门就锁门，不容孩子染指。他们认为他们是老干部，比孩子重要，先顾他们要紧。

我曾用报纸上的宣传，衡量过自己父母：不关爱自己孩子的人能关爱人民群众吗？对自己孩子冷酷的人，能对人民群众热情吗？

但随着阅历的增加，我渐渐发现，对自己孩子不好，对外人好的父母大有人在。这种父母对亲人冷酷，一毛不拔，对外人热情备至，有求必应。因为在那个时代，对外人热情，对亲人严厉，会被认为政治觉悟高，有阶级感情，先人后己，会受到媒体、单位和周围人的肯定和赞美。而对自己家人好，再好也不会得到官方的首肯和奖励。反倒会被认为儿女情长，觉悟低。儿女情长在那个时代是贬义词，表示你境界不高。

“文革”中，父母怕抄家，曾把一千块钱放在罐子里，埋在地下。等他们处境好些后，让哥哥去把罐子挖出来，却发现钱不翼而飞。父母马上怀疑是哥哥把钱贪污了。哥哥没有偷，当然不承认。一次，哥哥与母亲争执起来，母亲大骂哥哥是“愚而诈”。平时温顺的哥哥气愤至极，不知怎么迸出一句：“杨沫同志，你别这样冤枉好人！”

母亲哪能允许孩子当面顶撞她？立即与哥哥断绝一切来往。但哥哥还没成家，没有去处，只能住在家里。从此，父母与哥哥一句话不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一天，哥哥发高烧，连续几顿没吃饭，躺在吃饭屋的床上，盖着厚厚棉被。父母围坐在一旁的饭桌吃饭，视而不见，一句关心话没有。

5年，父母不跟哥哥说一句话。最后，还是经过徐然姐姐做工作，洗清了哥哥身上的疑点，母亲才与哥哥恢复来往……

晚年终于母子一场

我对母亲的感情难以用几句话说清楚，非常复杂。我病危时她拯救过我，我被打成“反革命”后，她又帮助过我，我没有工作，她还曾一口气帮我写了五封信……令我爱她。可她不关心我，不把我当回事，还动不动跟我断绝关系，让有人认为我的妈不是亲妈，深深地伤害了我，令我又恨她。

到了晚年，她又回归了正常的母性，我亦难忘，亦心酸。这种复杂的感觉一言难尽。如同芥末、葱头、蜂蜜、蚁酸、辣椒、臭豆腐混合在一起，无法形容。

但不管母亲有多少毛病，怎么缺少母爱，理智告诉我，她还是值得尊敬的。在民族危亡时刻，她没有窝在大城市北京过舒适安稳的小市民生活，却来到抗日战争的第一线。这是她生命中第一个亮点。母亲战胜病魔，苦熬数年，写出了《青春之歌》，真实客观，独树一帜，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全国的轰动，这是她生命中第二个亮点。走出极“左”桎梏，她自己虽然年迈体衰，风烛残年，却挺身而出为那些弱者拔刀相助，是她生命中最后的亮点。

何况，晚年她又给了我那么多的关爱，那么多的信任，那么多的提携。我缺钱，她给我找钱；我缺住处，她给我提供住处；我缺关系，她给我介绍关系……临终前还多次呼唤我的小名，足足弥补了过去的欠缺。

从75岁之后返璞归真，还原为一个完整正常的慈母，与我终于母子一场。而我已42岁，胡子拉碴。

《我的母亲杨沫》同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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