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航空工业学校》图书阅览室

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5-25 08:18:00

续：事件发生后，中国外交部照会越南外交部拒绝越南就坠机事件对中国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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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5-26 07:05:00

叛逃事件2：3213鱼雷艇事件

一九八八年韩城奥运会前夕，位于我北部沿海的我海军某鱼雷艇大队进行训练时，有两名士兵在台湾当局利诱煽动下，残暴杀害了6名官兵，劫持鱼雷艇向韩国方向逃窜，发生了举世震惊的3213鱼雷艇事件。
当时台湾国民党当局为了在国际上捞取政治资本，在事件突发的第一时间，派出了三百多人的顾问团，声言：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鱼雷艇搞到手，妄图索要我3213鱼雷艇及人员。由于我们当时与韩国没有外交关系，韩国依仗美国对我要求返还照会置若罔闻，无奈我中央军委命令我北海舰队水面战斗舰只进行拦截，韩方做梦也没有想到，我水面舰只全面出动，直逼我鱼雷艇停靠港海域，当时风云突变，韩方没有想到我方反映如此之快，毫无对策，急求驻韩美军相助，美军急令韩方其水面舰只拦截我方舰船，并出动大量作战飞机进行恐吓，妄图逼我就范，我中央军委果断命令我空军和潜艇部队出动，加入执行拦截任务，战争阴云笼罩中韩海域，韩方无法拦截我强大作战群，连民船也加入其中，妄图用民船组成密集拦截带，阻止我方前进。
韩国的战机在解放军舰上空盘旋，并发出无线电信号称：我方已进入韩方领海，要求我方撤出。我对空导弹与高射炮也已锁定对方目标，指挥舰无线电兵当即发出回电：这是公海!我有权进入。我空军大批战机带弹也到达我舰队上空。这下差点没把韩国和美军鼻子气歪。这时的“霉菌”就是再强大，远水解不了近渴，拿我战斗群没有办法，我先头舰只与潜艇已冲破韩方拦截带，眼看战斗就要展开。
韩方迫与无奈同意我国外交部派专机前来商讨还艇事宜。韩方在谈判桌上百般刁难，我外交人员寸步不让，韩方提出鱼雷艇为自行进入韩方水域，我方依据事实：由于当时我鱼雷艇已损坏是韩国民船拖入港的，并且进入韩方后其为了炫耀，新闻媒体大幅报道中显示，鱼雷艇仍悬挂我海军军旗及国旗，对方理屈词穷。进而提出种种借口，妄图把叛逃人员交由台湾方面处理。汉城奥运在即，这时我舰队再次挺进，迫于压力韩方答应归还一切人员与物资。我方也出于友好答应与韩国进行贸易往来，从此开辟中韩友好局面。
交接仪式在公海进行，国际各大通讯社全面报道，大家看见鱼雷艇交接顺利进行，牺牲人员尸体也被韩方吊装给我方，我方官兵也回到接应的舰船，惟独没有见肇事的两名罪犯，舆论纷纷猜测是韩方已交由台湾处理，其实韩国为了顾及颜面把肇事人员已装入棺材，吊装上我们的接应舰只，解放军委随即下令全部撤出韩方海域，并对妄图叛逃的两名肇事者经军事法庭给予严惩。

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5-26 07:08:00

韩国政府交还鱼雷快艇及艇上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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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5-27 07:42:00

叛逃事件3：创造解放军职务最高机型最新双记录的叛逃
1983年8月7日，空军试飞团第二大队副大队长孙天勤借试验飞行之机，驾驶试飞团045号歼-7Ⅱ(改装英国马可尼公司雷达，为歼-7M的研制做试飞)战斗机从辽宁大连机场起飞，飞抵韩国汉城K16基地。此次叛逃创造驾机叛逃者中职务最高、机型最新的双记录。
孙天勤，陕西凤翔人，1937年出生，1950年小学毕业，1953年凤翔县中学毕业，1956年毕业于陕西省西安师范;同年8月作为空军第一批从地方学校选拔的飞行学员入伍(高佑宗也在这一批里)。经过第2航空预备学校、第6航空学校、高级航校(11航校)学习，先后在航空兵第6师、航空兵第46师服役，文革期间因父亲出身受牵连，遭停飞处理，送五七干校劳动，后至空军22厂工作，1975年恢复飞行，后被选入空军试飞团。总飞行时数1200小时(自称)。当时家中有母亲刘氏、爱人、18岁的儿子和13岁的女儿。
1983年5月初，孙天勤作为试飞小组成员，被派到大连周水子机场执行歼-7M试飞任务，孙期间一直在秘密地做具体的准备，精确地计算东飞航路，将大连到执行试飞任务的空中转弯点，以及转弯点到韩国的距离、方位详细背记。策划过程的各个细节，在心中反覆的演练。8月5日的试飞任务期间曾计划叛逃，但因油料不足无法实施，只得不动声色的按原定任务降落，等待下一次机会。
8月7日下午13点50分，孙天勤再次驾机执行任务，孙同僚机一起起飞，塔台通知可以直接进入转弯点时，孙观察油量表，认定油料足够飞到韩国，于是立即开始实施叛逃飞行。首先迅速关闭应答机，按住无线电通话系统发话按钮，让僚机无法与塔台通话(两机共用一信道与地面联络)，然后掉转机头，紧急下滑转弯，飞机高度从原来的8000米急剧降到1500米，同时故意急迫喊到：“座舱冒烟!座舱冒烟!”，以使航管人员以为飞机发生故障。当飞机继续下降到500米高度，又喊：“不行了!我要跳伞了!”，然后不再回答，随即贴海以高亚音速飞往韩国。飞过15分钟后，为节省油料，重新爬升到6000米高度。
韩国方面于下午14时13分发现高速驶来的45号歼-7Ⅱ，随即发放空袭警报，下午14点33分(汉城时间为15点33分)，孙天勤驾驶045号歼-7Ⅱ降落在汉城K16空军基地，随即解除警报。
由于孙天勤在空军试飞团担任副大队长、对中国大陆航空工业发展情况极为了解，为防止1967年吴文献事件重演，台湾空军部分作战部队，在孙天勤抵台前，即奉命一律停止休假，飞行员进入机场待命;同时，气象单位严密监视辽东半岛及大陆东部沿海气象，情报单位也密切搜集大陆沿海军机活动状况，假设多种可能发生的状况，并拟定各种防范战术。
8月24日上午11时25分，接运孙天勤的华航专机自汉城一起飞，台北桃园空军基地即奉命派出八架F-5E型战斗机升空待命，另8架F-5E型战斗机也在跑道进入战备，当专机飞过琉球时，战斗机群己分梯次以不同高度及角度接近专机，伴护航行，并严密监视附近空域。专机通过台湾北部上空时，台中清泉冈空军基地的四架F-104G型战斗机立刻接替护航任务，专机在12时42分降落在台中清泉冈空军基地，“参谋总长”郝柏村上将与“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许历农上将，到基地迎接。下午乘车抵达台北，在“行政院新闻局长”宋楚瑜和“国防部军事发言人”王淼少将的陪同下，孙天勤出席记者会。
9月1日上午，在“国军文艺活动中心”举行，由“参谋总长”郝柏村上将主持。举行“反共义士孙天勤宣布脱离中国*及颁授上校官阶、奖章与奖金典礼”，孙天勤则于8月24日抵达台湾，获黄金7000两，以当时的国际金价，折算新台币1.2亿(折算现在的人民币金价大约是3750万人民币)。并加入台湾空军，授予上校军衔。
孙天勤1984年8月21日在台湾与同是从大陆叛逃的音乐家李天慧结婚，退役后移民加拿大。
此外在叛逃的过程中，孙天勤肆无忌惮，居然还用无线电打了声“招呼”。更气人的是，孙天勤叛逃后留下了一份二万多字的《告全党公开信》，这个东西赫然摆在宿舍的桌面上!
孙天勤不仅飞走了一架当时解放军最先进的飞机，还“顺便”带走了一项重要的科研项目，这就不光是个政治影响问题，还涉及到军事的泄密!岂敢等闲视之，部队领导不得不火速上报，一名飞行员的叛逃，在上层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实为罕见!
孙天勤事件对新闻界秘而不宣，但在军内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孙天勤是空军的人，可是几个月前，他从空军抽调海军，协助延飞一种新式导弹。麻烦来了，事故算谁的?责任由谁负?孙天勤是为海军试飞，人由海军代管，在海军出的事，然而，孙天勤穿的是“篮裤子”，归根到底是空军的人，他在空军呆了几十年，到海军才几天。

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5-28 08:40:00

叛逃事件4
1983年11月14日上午10时许，台湾桃园。
自1979年动工兴建的蒋中正国际机场(也即人们今天所熟知的逃园机场)还没有全面启用。该机场是台湾当局为满足经济腾飞带来的空运需求而兴建的，主要不是作为军事用途，因此并不是台空军基地。彼时该机场正在建筑南机坪的备用跑道，很多机场建设工人忽然接到紧急疏散的通知，刚开工不久的他们看着许多空油罐车开上了主跑道，同时监工命令把临时能找到的一切阻挡物搬上了跑道：空油桶、施工架、工程车等等。许多穿军装和警服的人荷枪实弹闯入机场，那种如临大敌的氛围使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0时15分，已离开建设工地的工人们听到机场上空传来喷气式战机的声音。很快的，两架国民党空军的F-5E战机伴随着1架没见过的银色战机穿破云层，进入了降落航线。由于跑道已被各种阻碍物挡住，银色战机在很低的高度又拉起机头，在机场上多盘旋了数圈，最后，它朝那条尚未完工因此阻碍物较少的备用跑道对正机头，强行降了下来。
降落的神秘银色战机两翼减速板全部打开了，飞行员踩刹车造成的飞机轮与地面的摩擦声尖历的叫着，飞机边滑行边疯狂地躲避着备用跑道上的一些阻碍物--砰砰!飞机的两个主轮爆裂了，最后，飞机总算勉强停住在备用跑道的尽头。座舱盖打开，一位穿着陌生飞行服的驾驶员探出了头，在场的工人们终于明白，这是一位大陆空军叛逃而来的“义士”来了。
当晚，在台湾当局“行政院”会议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于是全球媒体都知道了叛逃者的名字：解放军海航某师XX团第2大队第X中队中队长、全天候飞行员王学成。他劫持到台湾的那架飞机是即将退役的国产歼-5型歼击机，编号：83065，起飞地点：浙江舟山，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某机场。
王学成叛逃投台后，台湾当局一如以往，还是以封官许愿那一套来“嘉奖”。他为了博得台湾当局的欢心，也不遗余力地表演“效忠”。1983年11月14日晚，在台“行政院”会议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手举随身佩带的制式自卫武器59式手枪和飞行图囊，以示“货真价实”。12月1日上午，在台“国军文艺活动中心”，他又秉承有关当局的要求，表演了所谓“宣布脱党”的闹剧。台“参谋总长”郝伯村上将授予他“空军少校”的军衔，并宣布奖励他黄金3000两，至此，他冒死背叛总算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加入了当时在台北被称为“超白金钻戒类王老五”的行列。
现在，许多年已经过去了，新闻界对他的身世尚非常模糊。经查证两岸可以找到的公开资料得知，王的出生地系河南开封市，出生年月为1955年。其祖父和父亲都是相当高级的国家干部，祖父据其逃台后称为资格相当老的“老革命”，曾被评为全国劳模;其父亲曾任某部委交通科学研究所的总工程师，并一度担任副所长职务。这里可以看出，王的家庭背景是比较好的。据说文革期间，其祖父和父亲都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冲击，其祖父在某种失意的状态中抑郁而死。
王年幼时其父长期在北京和武汉工作，因此，他在祖母的照顾下，在开封度过了童年。他曾就读于开封演武厅小学。16岁时，由于其父工作已正式调动到武汉，因此，他随父至武汉读高中。高中毕业后，他的家庭因怕其按当时的惯例上山下乡，因此设法让他进了军队。1974年3月，他进入保定一所空军某初级航校，成了同龄人中令人羡慕的“天之骄子”。
他在接受了初级航校的训练后，进入南方某空军飞行学校受训，毕业后分配至还航某部，并在服务几年后被任命为中队长。非常值得注意一点是，他在航校学习期间，他竟是后来于1982年10月叛逃台湾的吴荣根的同窗!吴荣根于他叛逃前四个月已先期驾机逃台。
王叛逃前已于1980年结婚，婚后分居两地，王因此对每年一个月的探亲假制度满腹牢骚，而类似的休假制度既大大超过当时一般国家公职人员的休假标准，更是各国军人的通例，但王把这种制度看成所谓“压抑人性”。
回顾王的简历，笔者觉得值得注意的是两条：其一是从他的简单学习经历看，国家和军队在他身上无疑注入了更多的心血，而与同龄人相比，他之能参加军队，也反映了那时很多干部子弟的某种优越地位;其二，其祖父及父亲在文革中都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冲击，也可以看出文革对军队的潜在和长期影响。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5-28 8:47:16编辑过]

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5-28 08:53:00

续:下面我们可根据各方材料较准确地描画一下王学成驾机叛逃的整个过程。
1983年11月14日，浙江舟山，解放军海航某基地。
7时30分，浙江定海岱山机场的海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王学成吃过早餐，带着飞行图囊走向机场停机坪。当时随着军队正规化建设步上轨道，海航规定各飞行团要进行超过100小时的训练，每日飞行训练的起落架次大大多余以前。今天飞行训练的科目是单机仪表飞行，对于处心积虑想要叛逃的王学成来说，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7时55分，王学成驾驶着一架歼-5起飞，他刚起飞就想往南，但机场南面正有两架兄弟团队的教练机在进行飞行训练，做贼心虚的王学成担心被教练机发现，决定等下一个飞行科目时再说，他借机检查了一下飞机各项性能。
8时30分，第一个科目结束，王学成着陆加油。
9时15分，经过短时间休息的王学成再次起飞，但机场南面两架教练机还在空中盘旋，孤注一掷的王学成心一横，不顾一切压下机头，将高度降到10米，几乎是贴着海面高速飞行。
他颇费心计地先绕了个大圈子，避开那两架教练机的视线，然后再转回来，向南飞去。一直心惊胆战的叛逃者非常留心耳机里信号，但王学成没有听到任何异常，他估计没有被发现，因此暗自窃喜。
9时40分，他超低空飞行了18分钟，他计算着应该逃出了我方空军的雷达网的监测范围。这时副油箱的警告红灯亮了，显然，长时间的超低空飞行耗去了大量的燃料。仪表显示主油箱只有700公升燃油。他扔掉副油箱，决定孤注一掷冒险爬高。
9时45分，他爬升到10000米高度，保持着1000公里时速。为了减轻重量，他把机上三门机炮的炮弹打掉了140发左右。
9时55分，2架涂着国民党空军机徽的F-5E战斗机迎面飞来，由于无线电频率不同，无法进行联系，王学成害怕对方把自己当作是来犯者，赶紧摇摆机翼，一阵手忙脚乱之后，总算这2架飞机没有开火射击，但是却紧紧盯住，严密监视。王学成低头一看，油量表显示只剩下最后的备用油量了，位置，须快找机场降落。那两架怎么一直飞在我后面，无线电叫不应，只好打手势要他们来后面，带他降落。
10时05分，监视伴随的台空军战斗机驾驶员徐维翰和陈世英总算弄懂了王学成的手势。3架飞机穿越云层降低高度到2440米左右高度。
10时10分，被劫持战机上的油量已快指零，再不降落就要跳伞了!这时他看到在淡水河西方有个机场很醒目，他不敢延误，赶紧放下起落架准备着陆。
10时12分，跑道上都是障碍物，本想顺风着陆，但发动机的声音已变调了，他只好逆风降落……
然后，就是本人开头的那一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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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著名歌手与两名"反共义士"合影.

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5-29 07:51:00

叛逃事件5：新中国最后一起驾机叛逃事件
      1990年8月25日下午,空军政治部值班室突然接到一个通报,黒龙江某航空兵团飞行一大队的一架歼-6飞机,在中午12时左右起飞后不久失踪,飞行员是该大队的王宝玉,经空中搜寻未发现任何踪迹,无论是飞机还是飞行员都下落不明,当时值班员估计最大的可能是发生了飞行故障.
   然而不可能的事情偏偏发生了,当天晚上,苏联塔斯社播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一架中国军用飞机于当天下午12时45分在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克涅雏契军用机场降落,飞行员要求到美国政治避难.
   1990年8月25日中午12时09分,空军航空兵某团一大队飞行员王宝玉,驾歼-6飞机正常起飞进行训练,科目是低空特技,到达预定空域后,他便右转弯,以100米左右的高度超低空飞行,不久僦飞过边境.12时45分,飞机降落在克涅维契军用机场,当他将飞机滑出跑道,再转到一个停机坪关车停稳后,仍沒有引起苏军的注意,只好打开座舱盖通风透气,大约过去了10多分钟后,才引起一名苏联士兵的注意,那名士兵旋即离去,不一会儿一辆汽车开了过来,从车上下来一名军官和几名士兵,当他们确认这的确是一架中国飞机时,不由得大吃一惊,当他们得知王宝玉的意图后,感到事情重大,立即向上级报告.
   王宝玉平时少言寡语,但很有思想,而且个性很强,疑心较大,不善交际,他航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空军某师航空兵团一大队任飞行员,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他同批分配到部队的飞行员,很多被提拨到了领导岗位,而他对自已期望值很髙,每次提升时却没有自己的份,这使他的白尊心受到很大挫伤,并且心理日渐失衡,与此同时其夫妻关系紧张,更使其心灰意冷.
   后来王宝王把精力用在学习上,这一时期,他看了很多西方哲学著作和一些宣扬西方民主.自由的学说,开始向往西方,甚至发展到违反有关规定经常偷听反动广播.
   由于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入,飞行员待遇不断提高,家庭矛盾有所缓觧,王宝王在工作上有了新的变化,表现积板,群众关系日渐融洽,其实,这期间王宝玉在积极进步表现的掩盖下,正在做看叛逃的准备.8月25日,王宝玉终于找到机会,借飞行训练之机驾机叛逃.
   此时,由于中苏己恢复正常关系,所以事件发生后,马上启动外交程序,以期通过外交途径使这一问题尽快妥善解决,王宝玉被引渡回国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5-30 15: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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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叛逃往大陆飞行员名单

1949年4月17日，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上尉飞行员杜道时，在第20大队机工长郝子仪的协助下，驾驶第20大队的1架美制C-46运输机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杜道时原是B-24轰炸机的飞行员，从未驾驶过C-46，竟能以2人驾驶需要5人机组的C-46安全起飞，确实不易。飞机飞临徐州机场时，解放军误为敌机来袭，组织对空射击，C-46就在防空火力弹雨中降落，降落时机翼中弹，幸好2人未受伤。这是国民党空军首次从台湾驾机回归大陆。
1949年6月15日，国民党空军第11大队上尉作战参谋毛履武（中共地下党员）在从汉中南郑机场驾驶美制P-47战斗机起飞侦察西安途中，见僚机因故障返航，正是起义的大好机会，便果断改变航向，直飞河南安阳，安全降落。
1949年8月25日，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副驾驶李福遇（原国民党空军轰炸机中队长，蒋介石专机的副机机长，是重庆谈判后送毛泽东回延安的专机机长），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开始进行驾机起义准备。当天原是只准备去广州白云机场观察飞机警卫情况，见央航1架C-47型客机刚加满油，又没有警卫，便抓住机会，强行驾机起飞，经5个多小时飞行，在南京安全降落。
1949年10月16日，国民党空军第10大队上尉飞行员江富考、机工长周震南、机械兵石建儒、陈尚明从台湾嘉义机场驾驶1架C-47运输机起飞，以超低空飞行摆脱国民党空军战斗机的追杀，安全降落在南京。次日凌晨为防止国民党空军报复轰炸，连夜转场济南。从嘉义机场起飞时，正好蒋介石结束了对菲律宾的访问，乘专机回到嘉义，亲眼目睹了江富考强行起飞的一幕，他走下专机舷梯，没有和迎接他的任何一名官员握手交谈，便匆匆驱车离去。
1949年10月17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魏昌蜀利用中午休息时间警戒松懈的机会，潜入台湾冈山机场驾驶1架AT-6教练机强行起飞，在福州机场降落，飞机落地不久就遭到国民党空军追击而来的P-51战斗机扫射，机身3处中弹，但无大碍。
1949年10月27日，国民党央航副驾驶吕辑人、机械员领班苏文焕、机械员杨兆藩、谢超群（均为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在中/共地/下/党的测定组织下以试车为名登上1架DC-3客机，从香港起飞，在已遭到破坏的广州白云机场上短距离紧急降落。为防止国民党空军的报复，连夜从广州起飞经汉口飞抵北京。
1949年11月9日，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在香港的2000余员工和80架飞机通电起义，当天就有12架飞机（1架CV-240，3架C-46和8架C-47）在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和中航总经理刘敬宜率领下飞往北京、天津。史称两航起义。
1949年12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1大队第3中队中尉军械员岳哲安（他曾在美国接受过飞行训练）从台湾台中机场乘警卫不备偷上1架美制PT-17教练机强行起飞，安全降落在福州机场。
1950年1月3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28期飞行学员李纯，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策划下利用第一个放单飞的机会，驾驶1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漳浦东湖乡海滩上迫降。
1950年1月9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28期飞行学院黄永华，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策划下，利用单飞训练之机，驾驶1架AT-6教练机从台湾台南机场起飞，在广东潮安降落。
1951年3月27日，国民党空军第10大队专机组少校飞行员戴自谨、机械师史殿文，在台北上空劫持1架B-25轰炸机，安全降落在上海江湾机场。
1951年9月12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刘希尚驾驶1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漳州机场安全降落。
1953年6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1大队少校领航员叶刚、第4大队少尉飞行员孙志强驾驶1架AT-6教练机从金门起飞，飞往大陆，因燃料耗尽在浙江上虞迫降。
1953年10月18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陶开府、监察总队测向台见习机务士秦保尊驾驶1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漳州机场安全降落。
1954年1月26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胡弘一驾驶1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同安迫降。
1954年2月19日，国民党空军第1大队上尉参谋黄铁骏、射击军械士刘铭三驾驶1架B-25轰炸机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因燃料耗尽在浙江三门迫降。
1955年1月12日，国民党空军少校联络官郝隆年、第20大队少校参谋王钟达、机械师唐镜驾驶1架C-46运输机从台湾台中机场起飞，在福建福州机场安全降落。
1955年2月23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刘若龙、朱宝荣驾驶1架PT-17教练机从台湾虎尾机场起飞，在福建平漳海滩上迫降，两人各获奖金1000元。
1955年5月18日，国民党空军第3大队中尉参谋何伟钦驾驶1架P-47战斗机从台湾屏东机场起飞，在广东海丰迫降。
1956年8月15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少校教官黄纲存驾驶1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仙游迫降，获得奖金8000元。
1962年7月25日，解放军发布通告，宣布对驾驶飞机、舰艇起义归来人员的奖励和联络方法。1964年3月15日，再次发布通告，重申了对驾驶飞机起义归来人员的奖励方法，并公布了广东汕头、福建青田和浙江路桥3个机场的航向、电台呼号和波长。
1963年6月1日，国民党空军第2联队第11大队43中队上尉飞行员徐廷泽驾驶1架美制F-86战斗机从台湾新竹起飞，在福建龙田机场安全降落。徐廷泽被授予少校军衔，并获得2500两黄金的奖金。而这架F-86则被送到军事博物馆作为展品供人参观。
1969年5月26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上尉教官黄天明和飞行学员朱京蓉驾驶1架美制T-33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惠阳迫降。
1981年8月8日，国民党空军第5联队少校考核官黄植诚驾驶1架美制F-5E战斗教练机借考核新飞行员之机，驾机起义。当他飞到福建龙田上空时，后座的飞行学员许秋麟坚决要求回台湾，黄植诚便掉头飞到东引岛以西让许跳伞，随后再次飞往大陆，在福建福州机场安全降落。黄植诚获得奖金65万元，1988年被授予上校军衔。而台湾国防部长高魁元则因此事引咎辞职。
1983年4月22日，国民党陆军航空兵第1支队第1分队少校分队长李大维驾驶1架U-6A侦察机从台湾花莲起飞，飞往大陆，因当时天气恶劣，他无法找到机场，在福建宁德三都港盘旋时被港内军舰误会，遭到高炮射击，便在海滩上迫降。李大维获得奖金15万元，他出身于台湾的军人世家，两次获得过国民党“国军英雄”称号，因此他的起义引发了台湾军界的巨大震动。
1986年5月3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1架波音474货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这次事件促成了中国大陆和台湾37年来首次通过直接谈判解决问题。
5月3日，台湾“华航”B198号货机，由曼谷经香港飞返台湾。途中该机长王锡爵要求在大陆定居，和家人团聚。同机的副驾驶员董光兴、邱明志则要求回台湾。中国民航局立即致电“华航”请其派人到北京商谈飞机、货物及２位机组人员的处理问题。13日，“华航”派遣该公司驻香港分公司代表在香港开始与中国民航洽谈。双方经4次会商达成交接协议。23日，B198号货机载着２名机组人员及货物经香港返台北。
1989年2月11日，国民党空军第737联队第5大队中校辅导员林贤顺驾驶1架F-5E战斗机借空中考察之机，飞往大陆，因低空大雾，未能找到汕头机场，燃料耗尽后在广东丰顺县上空弃机跳伞，左臂受伤。伤愈后被授予中校军衔。
1988年9月11日，解放军鉴于两岸关系的缓和，宣布停止执行1962年颁布的对驾机起义的奖励方法。
1988年9月15日，作为9月11日解放军宣布停止执行1962年颁布的对驾机起义的奖励方法的回应，台湾也宣布大幅度降低对驾机、驾艇来归人员的奖金。

马尾沟 · 发表于 2011-5-31 19:45:00

新时代，新武侠

近几天，齐鲁晚报正连载长篇小说《橙红年代》。这本书描写了一个无敌小保安通过不断打拼，一步步走向飞黄腾达的故事，通过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展现了当下社会的众生百态。原作在网络上连载一年多来，已拥有5000多万读者。该书已被推荐参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是国内第一部参评该奖项的网络小说。

我连续看了26期连载，总觉得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是什么呢？我认真的思考了一番，再思考一番。我终于想清楚了，是武侠。就这前26期而言，使我深深感到了武侠小说的风味。请大家也看一看，我的感觉对不对？

主人公所代表的贫弱阶层，要想得到社会公益，要想得到较好的生活条件，要想得到必要的尊重，特别是要想得到出人投地，就要能挨打，能打人，能打有名有力有武艺特别横的人。要打的狠，打的凶，打得惊人胆魄。当然，要打坏人，打别人害怕的人，同时还要帮助和解救受害之人。这样，这个小保安就成了新时代的武侠。不但受人尊敬，还受某些人支持。法律和执法人员的漏洞也得到了补充。这和武侠小说的性质不是很相似吗？我有点想不通。我喜欢读以前的武侠小说，但对描写当代的武侠文学还说不准。总之，有人喜欢就是存在的理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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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6-4 08:20:00

《北京航空工业学校》图书阅览室

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6-6 19:17:00

《北京航空工业学校》图书阅览室

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6-7 14:41:00

《北京航空工业学校》图书阅览室

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6-7 15: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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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6-8 11:16:00

《北京航空工业学校》图书阅览室

1994年第十期封面，江，泽，民与邓小平亲切握手，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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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6-9 12:45:00

《北京航空工业学校》图书阅览室

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6-10 07:35:00

《北京航空工业学校》图书阅览室

第三届飞行器设计大赛的背包式个人飞行器作品说明：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口的增长及私有车保有量的大幅增加，城市交通将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压力。在此情况下，对于具备在都市里面小块场地上垂直起降能力、便于携带、易于存放的个人飞行器需求将会增加起来，为此，特设计此型背包式个人飞行器。

　　此型个人飞行器的主要特点是体积紧凑，便于携带。主要得益于采用了共轴式双旋翼的方案，使得结构上较为紧凑。同时全机完全采用复合材料制造，重量减到最轻，考虑到目前部分直升机的复合材料应用水平达到80%了，因此这一点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两台小型轻质的涡轴发动机置于人体两肩处，功率输出不采用一般涡轴发动机所采用的由前端输出的方式，而改从后端输出，这样可以使得整机重心接近于人体重心，便于背负。而燃料箱则置于背部，传动及操纵机构置于燃料箱上方的部分。同时，因为它属于轻型飞行器，完全可以采用目前已经较为成熟的无轴承旋翼，这样也可以大为简化飞行器结构。飞行器的起落架采用雪橇式，就穿着在飞行员的两脚上。而且，旋翼可拆卸，当不飞行时，可以把起落架和旋翼取下，别在燃料箱两侧，更加方便了携带，并且也减少了存放时占用的空间。控制系统采用

　　语音控制，考虑到噪声问题，语音传感器应该安放于飞行员喉部。采取上述措施，并且考虑到材料水平的进步，尽量保证全机重量(不含燃料)在20千克内，最好达到15千克左右。

　　对于旋翼式飞行器，主要缺点是振动及噪声较大，为克服这些缺点，采用如下措施：旋翼上采用BERP桨尖，可以较为显著地改善桨叶的气动载荷分布，降低旋翼的振动和噪声，同时也提高了旋翼的气动效率。并在飞行员的背部、肩部和鞋底等处大量敷设高性能减振阻尼材料，将机体的振动与飞行员隔断。传动舱及发动机舱内壁上也要敷设吸波隔音材料，使这些主要噪声源的噪声不传播出来。而且飞行员所戴的头盔上要戴上防噪音护耳。同时为保证飞行安全，在发动机舱及传动装置舱内要安置阻尼材料，以防止发动机故障时产生的碎片击中人体，而且此种阻尼材料只须装置在发动机靠近人体一侧，使得其碎片会弹向远离人体的一方。

　　对于旋翼式飞行器飞行速度不高的缺点，目前多数复合式直升机的解决办法是增加一到两台涡扇发动机来提供额外的推力的办法，但这样不可避免的使结构较为复杂，重量也会增加。考虑到涡轴发动机与涡扇发动机基本原理上的相似性，可以作如下设想：涡轴发动机中燃料燃烧后产生的燃气，一部分推动涡轮作功，带动压气机和推动旋翼旋转，这一部分燃气实现涡轴发动机的作用，另一部分则与上方旋翼的部分下洗流混合，从发动机尾部排气口排出，以推动飞行器前进，增加飞行速度，这一部分实现涡扇发动机的作用。之所以要与旋翼的部分下洗流混合后排出是为了进一步降低排气速度，从而降低噪声，并且降低排气温度，增加其压强，从而增加推力，这样的话在获得高速度的同时又不致引起结构复杂性的大幅增加。同时，又可以在喷口处加上几个燃气挡板，从而可以改变燃气喷出方向，实现推力矢量控制，通过它，可以实现偏航、转弯控制，而主旋翼系统则只进行垂直上升和下降飞行的控制，这样可以大为减化旋翼系统的操纵系统和传动机构，考虑到共轴式直升机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其操纵系统和传动机构复杂，这样做的好处是相当重大的。

　　想像一下，如果具备了一架这样的飞行器，在城市里交通拥挤的时候，不用理会马路上长长的车队，径直从自家的阳台顶上起飞，直飞公司的情景将是多么的惬意！而且，由于其优良的飞行性能和便于携带的特点，它也可以进行纵深渗透、敌后侦察等作战行动，在特种作战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另外，此次四川地震中，直升机由于其能进行垂直起降的优点而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此型个人飞行器也能进行垂直起降，因而也能用于灾情侦察、运送急用物资、转运伤病员等行动上，而且因为其造价低廉、便于携带的特点将能得到普遍装备，弥补大型直升机数量上的不足，在今后各种救灾行动中将能大显身手。

　　第三届飞行器设计大赛

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6-10 08:12:00

《北京航空工业学校》图书阅览室

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6-10 19:17:00

《北京航空工业学校》图书阅览室

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6-11 19:45:00

《北京航空工业学校》图书阅览室

韩国首尔景福宫一景

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6-11 23:18:00

《北京航空工业学校》图书阅览室

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6-12 16:51:00

我国历史上第一张大学毕业证，北洋大学堂（现在天津大学）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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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6-13 12:53:00

邓小平睡前爱看武侠小说

邓小平习惯利用中午和晚上睡前的半小时看武侠小说。即使是出差到外地，他也会带上武侠小说。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说：“父亲睡前爱看武侠小说，是贪它不用动脑筋，看得轻松、不累，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实际上，书中的人物、情节、结局，他一个都没有记住。为了试探他，我们有时把上个月他刚看完的武侠小说又放在他的枕边。结果，上床后，父亲照样拿来看，而且看得津津有味，一点也没有察觉到是上个月刚看完的‘旧书’。”一次，邓楠见到金庸，告诉他说：“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几页。”

邓小平的护士郭勤英说：邓小平喜欢看的武侠小说，都是港台作家写的，像古龙、金庸和梁羽生的，邓小平都看过，看得较多的是《射雕英雄传》。

1970年代，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在内地尚未公开发行。邓小平从江西返回北京后恢复工作不久，就托人从境外买了一套金庸小说，爱不释手。邓小平是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在中国内地最早的读者之一。

1978年，邓小平在广州接见了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1981年，邓小平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武侠小说作家金庸。

邓小平读武侠小说并非完全是为催眠和消遣，他能够将自己的命运联系书中人物的命运思考人生，获取人生的精神力量。1981年，他会见金庸时说：“欢迎查先生。我们已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经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

1981年，金庸先生被邓小平接见回到香港后，立即给邓小平专寄了一套《金庸小说全集》。也就是在邓小平会见金庸后不久，金庸小说在内地“开禁”，并很快成为畅销书。被邓小平接见后，金庸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祖国统一的事业中。他说：“访问大陆回来，我心里很乐观，对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

转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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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水车 · 发表于 2011-6-13 13:58:00

毛泽东“圈阅”的真正含义（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圈阅”是毛泽东生前阅文经常使用的方法。在中国共产党内，首创“圈阅”的是叶子龙。叶是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关于“圈阅”的由来，叶子龙回忆道：

　　1948年2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随即发往全国。中央要求各地认真讨论并将意见迅速汇报中央。此后，毛泽东就等着关注各地的反映。3月的一天，毛泽东突然问起东北方面调查土改和讨论规定的材料来了没有。担任秘书的胡乔木回答说早就来了。毛泽东追问道：“来了为什么不及时送给我看？”

　　叶子龙连忙去找，结果从文件堆里翻了出来。他见电文上画了许多钩，因为当时领导人阅看电报、文件后，就在头一页上画上钩，所以叶子龙说：“这份电文您已经看过了。”毛泽东听了有些不悦，说：“我根本就没有看过！”

　　由于上面只有钩钩，从钩钩上的确看不出究竟是谁画的，所以到底谁看过了谁没看过，难以分辨。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叶子龙想了个办法：送传电报、文件前，先在上面署好各位领导的名字，哪位领导看过了，就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一个圈。这样一来，谁看了谁没看就一目了然了。

　　从此，中共领导人的“圈阅”制度就开始实施，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毛泽东生前“圈阅”的文件不计其数。但是“圈阅”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曾是“中央文革”成员的王力说：“依我跟主席多年的经验，感到凡是主席只在文件上画了一个圈的（即所谓‘圈阅’），并不表示完全同意，只是大家赞成，他才同意的。如他觉得写得好，往往批：很好，照发。至少还批一个‘同意’。如果明确反对，他就压住不发了，或者批上不同意见。我跟总理议论过，总理也有这个经验。他说：凡是主席只是画圈的，说明他是在考虑之中，还值得我们思考。”

　　此种说法有事例为证：1970年7月23日和2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纪念“八一”建军节社论草稿时，发生了争论。当时，越来越接近林彪的陈伯达主张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解放军”一句中的“毛主席和”几个字去掉。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最后表示，这事“要请示主席”。毛泽东当时在杭州，正患白内障，视力模糊。汪东兴将信念给毛泽东听，他听后没有表态，说：“你画个圈退回去！”汪东兴考虑此事他不好画圈，就搁下了。随后，毛泽东问汪东兴：“怎么搞的？不是让你画圈吗？”汪东兴回答说：“这样大的事，我不敢圈。”并问：“两种意见，您到底赞成哪一种？”毛泽东正点燃一支香烟，抽了几口，然后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听了这番话，汪东兴仍然按照毛泽东讲的“画个圈退回去”的意思，画了个圈，把稿子交给周恩来。

　　由此可见，毛泽东“圈阅”并不意味着同意，而是表示“看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