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old81 于 2013-7-9 17:30 编辑 7 n0 l. O8 s4 j+ k) D! N8 Q
0 C6 J$ f$ a) g4 E忆 铭 新(续) 在学校里和他最后一次相处,是在1968年初吧,那是他从贵州回到北京之后的一天。本来应于1966年毕业,却拖延一年后才分配,又因为所谓的家庭问题,到了贵阳等待很久被退了回来,真的让人郁闷之极,也是人生中经受的又一次不小的打击。可是他根本就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依旧谈笑风生,等待着再次安排,等待着命运的转机,后来才又被分配到德州齿轮厂。那天晚上,我和数名同学聚在31楼的一间寝室里,不知是不是他的宿舍,听他摆谈贵州之行的所见所闻。一屋子的人,就听他一人在那里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其他人都听得津津有味,不时发出阵阵笑声。而我因为即将面临毕业分配,也做好了到贵州的思想准备,所以对他所说的内容十分有兴趣,因而记忆也十分深刻。应该说,我对贵州的一点初步认识,就来自于铭新的那次聊天。这里不妨扯远了多说几句。 他说了三线(011即贵州航空工业系统)建设之初的一件趣事。一位负责人要用民工,向当地村寨干部提出要求:必须政治可靠,起码没有当过土匪。那位村寨干部两眼一瞪:“当过土匪怎么啦?”一拍胸脯:“老子就当过!”听众大笑。笑过之后我还在纳闷,怎么土匪都成了干部了?原来贵州那里太穷,“穷生盗”么!至今贵阳市抢盗案件多发,治安放心程度位列全国数十个城市之末,绝对是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 他说那里因为气候潮湿,几乎人人都喜欢喝酒,有的干脆把酒壶带在身上,走到哪儿喝到哪儿。此言不虚,如今还不时看到媒体爆料,常有挣了几个小钱就喝得醉醺醺的进城务工的“背篼”,在街上闹事肇事、阻塞交通甚至醉死路边。还有,说这里的男人很懒惰,许多事情包括种庄稼这样的累活大多是女人在干。我们后来见到的情况也基本如此,也是有着悠久传统的,不过眼下已有较大的改观。 他说了“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这几句描写贵州特色的“歌谣”。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后两句应该是“人无三分勤,家无三分银”,说的是这里的人懒、家贫。这话明显有损贵州人的形象,才把它删改了。至于他说的贵州的几大怪,更是历史的总结,像“三个蚊子一盘菜”、“火车没有汽车快”、“拐棍当烟袋”等更是恰如其分,只不过有的内容和云南的“怪”混淆共用了。 他说到贵阳有一座朝阳桥,到了傍晚桥两边的水泥栏杆上坐满了乘凉的市民,而那些人嗑瓜子的技术,说起来让人惊叹。他说他只看见他们一只手不停地一颗接一颗的把瓜子往嘴里扔,随着上下嘴唇与牙齿舌头的联动,瓜子在口腔内被剥开,瓜子仁与外壳分离,瓜子仁被嚼烂咽下而瓜子壳则陆续不断地从嘴角被吐了出来。双手与口腔、上下嘴唇与牙齿舌头之间的配合联动,一气呵成,动作之娴熟,速度之快捷令人叫绝,整个过程犹如一部自动化机械。后来我到了贵阳,看到了朝阳桥,桥栏杆却确如他所说的比较低矮。那时贵阳市道路上的车辆极少,连公交车都停了,1968年我们到那里的时候还是那样,白天走在车道上是很正常的事情,绝不会发生危险,所以晚上在桥头乘凉毫不奇怪。不过他说的嗑瓜子的场面我没有亲见,但是相信那是他见过的场景,这里盛产葵花籽,这里的人们确有嗑瓜子的习惯。 他还说了许多关于少数民族的习俗,比如每年的“四月八”,苗族人聚集在市中心对歌(现已改到花溪举行),布依族的跳花,给尊贵的家庭来客“灌”酒,很多我都有所见闻。还有,他说如果捡到一只新绣花鞋就必须和他家里的姑娘成亲,这也是某个民族的习俗,必须遵守。以至我们天天经过紧邻厂区村寨的时候,很怕看见可是也一直没有看见绣花鞋。他还说在少数民族的家里做客时,会吃到他们搓制的面条。因为我们没有到人家里去的机会,也没能得到证实。我猜测,有些内容他也是道听途说,未见得就是事实,或许由于社会进步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已经发生了改变也未可知。他当笑话说,我们当笑话听就是了。 我还依稀记得他说他们住在花溪那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当时011办事处就设在那里(后来搬到安顺,再后来又回到贵阳小河)。他好像被分到修文的某个工厂,还有个信箱号,而那正是我后来工作过的地方。如果正常的话,我和他很可能成为相距最近,甚至可能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的同学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