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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领导的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去年完成了《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七成半的受访人感到幸福。而在分析被调查者的所属行业和职业后发现,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 2月18日人民网)
% F. w y% d# v幸福感调查只是一个感觉调查,或者说是一个约数调查,不是每一项都有具体的指标。但“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却是个实指的人群。以吴晓灵央行前副行长的职业背景,注重数据分析当是必然。加之他牵头的课题组又是相对独立的调查机构,因此,他们有关“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幸福感的调查结果,大体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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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论颇合叙事一般技巧: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中工作者属公职人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民公仆。印象中他们是压力最大的一群人,所承担的事务和责任要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公务员,但丝毫不影响“非常幸福”感的强烈到来。当然,按照趋利避害的社群生活原则,每年“国考”的前赴后继、浩浩荡荡早就将这个人群的“幸福感”定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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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X- q9 o, f0 @) u% B3 e' C 公务人员感到幸福本无可厚非。公务人员感到幸福乃全民之福。从“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追求和价值取向看,公仆是为人民托底的人,换上我们熟悉的口号,则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人,如果这说法目前还成立的话,公务人员的“非常幸福感”则来得“太积极”了。因为在调查中,回答“非常幸福”比例最低的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和农林牧渔水产生产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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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和农林牧渔水产生产人员”呢?就是我们熟悉的“工农”,革命年代叫“劳苦大众”。这个庞大的群体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公务人员的衣食父母,是主人。试问:这世上哪有“主人”不幸福,而“仆人”感到“非常幸福”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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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人员当然应该有幸福感,但公务人员的幸福感首先应来自履职是否令人民满意。温家宝总理曾多次强调:“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应该为人民谋利益并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政府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而现在,工农感到“非常不幸” ,怎么可能满意?高兴?答应呢?如此,公务人员的“非常幸福”则未免唐突、令工农诧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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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人员感到“非常幸福”的原因大家心知肚明。工资虽不高,但也绝不会有欠薪的事发生;房价虽很贵,但“有关部门”总能让你住上一般人住不上的房子;权力虽受“监督和制约”,但如果小心谨慎、操作得当,总有数不尽的“边际效应”(也有人称此为“寻租”,官方的说法是:毕竟是少数)。这当然不奇怪,先哲有云:“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有滥用权力为自己谋求私利的倾向”。问题是我们能否正视这“权为民所赋”的乖张孽变。能否从制度层面为“主仆”再定位,勿使其颠倒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