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宗教凸显人文精神———
你会用什么词来形容佛教?神秘、清苦、迷信、淡定、超脱、愚昧……在我国,缺乏正确系统的关于宗教常识性教育,人们对于宗教的认识和感受多半得之于各种书籍的介绍、影视剧和口耳相传。在2005年11月15日的讲座中,北京大学的楼宇烈教授用理性、智慧、人文来形容佛教。他要用他多年的研究,为我们揭开佛教神秘的面纱。
佛教中所谓的因果报应,并不是让人屈服于前世的安排,而是主张今生的命运要由自己掌握。
明代一位文学家叫袁黄,字了凡。他出身贫寒,幼年丧父,身体很差,母亲建议他放弃仕途,学些医术,这样既可以养家,又能为人治病,于是他努力学习当上了医生。一天,了凡在路上遇到一个道士,告诉他你有做官的命,应当好好读书参加科举考试,同时还告诉他,你何时会中举,何时会当官,一辈子都不会有子嗣,在53岁那年必死。袁了凡听后信以为真,便回家苦读,果然中了举又当了官。
一次他去庙中探望云谷禅师,与他一起坐禅。云谷见他定力很好,便夸奖他心境平和。他说因为自己的命运早已注定,再如何努力也无用,所以心境反而平和。大师说:“原本以为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现在看来你再平凡不过。命怎么能让人算住了呢?”于是便向他讲述了佛教的因果教义是“命由己造”,如果是不平凡的人,就一定会突破束缚,创造更好的命运。袁黄听后改掉了自己的坏习惯,做了很多善事,最后不仅生了两个儿子,还活到了74岁,突破了所谓命运的安排。
说起命运,很多人都会有疑问,佛教宣扬的因果理论不就是告诉我们前世种因、今世得果吗?一切好像都是“业”和“报”,既然今生都是前世注定,那我们还需要努力吗?这不正是一种宿命论吗?
其实佛教是告诉我们要超越自我,要学会在今生造新的善因、结新的善果。这正是改变人命运的好方法。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自己努力付出,就一定会有丰硕的回报。佛教中常讲“自作自受”和“自性自度”,就是说因和果都是自己造成的,出现了恶果也必须由自己去解决,所以必须要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毅力来解决问题。这么看来,佛教宣扬的正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文精神。
很多文化人信了佛教,反倒没文化起来,相信宿命,其实佛教并不强调笃信神灵,而是强调自强自立。
有个人苦恼极了,走到一个地方喝茶,想清静一会儿。茶开始很热不能喝,过一会儿就慢慢凉下来了。看到茶不管怎么热,最后必会凉的现象,他从中悟到了佛教万法无常的道理,悟到了一切执着其实都是自寻烦恼。真所谓求不得也苦,舍不得也苦。
一次我和一位电视台主持人聊天,他告诉我:“现在有很多人,本来是很有文化的人,怎么信了佛教以后反而变得没有文化了?”
这是个奇怪的现象,我觉得一个人信了佛教以后应该变得更加有文化、有品位、有智慧,可的确有一部分人,信了佛教反而陷入了某种误区,变得迷信起来。也许,他们只看到了人生的痛苦,因此把希望寄托在虚无飘渺的神灵身上。
很多宗教的人文关怀都是通过神灵的方式来体现的,而佛教倡导的是自立,强调人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智慧和毅力来超越生死、超越自我。佛教是一种理性的、充满智慧的宗教,这并不是我在美化佛教,我们回顾一下佛教的历史,就能看到这一点。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当时在印度占统治地位的是婆罗门教,此外还有很多其它的宗教和哲学学派存在着。这些学说,释迦牟尼把它们归结为两类:“邪因说”和“无因说”。前者认为一切事情的原因都是神灵决定的,后者则认为任何事情的产生都是毫无原因的。而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目的就是为了纠正这两种观点,并非宣扬神灵主宰一切。而现在很多人却以为膜拜佛像,就能够带来好运,这是不符合佛教根本教义和精神的。
针对上述两种观点,释迦牟尼提出了事情都是有因有果的。因果的关系不是外在的,是每一个生命体自己的行为言论思想所种下的因所结出的果,这就是“业”和“报”的关系。它并不强调神的力量,而认为完全是生命体自身的。从这个角度,佛教认为人是可以掌握和改变自己命运的。
佛教认为,如果抱着苦不放,人生也必将非常痛苦。中国的禅宗把这方面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认为人要把握当下,这样人才是充实的,用禅宗的话来说就会“日日是好日”,如果把握不住,那么日日是烦恼。 针对上述两种观点,释迦牟尼提出了事情都是有因有果的。因果的关系不是外在的,是每一个生命体自己的行为言论思想所种下的因所结出的果,这就是“业”和“报”的关系。它并不强调神的力量,而认为完全是生命体自身的。从这个角度,佛教认为人是可以掌握和改变自己命运的。
佛教认为,如果抱着苦不放,人生也必将非常痛苦。中国的禅宗把这方面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认为人要把握当下,这样人才是充实的,用禅宗的话来说就会“日日是好日”,如果把握不住,那么日日是烦恼。
如果我们对佛教没有正确的认识,不是依靠自己的毅力和智慧去求得解脱,而想依靠外在力量,这样就会变成没有文化。佛教提倡“求人
主讲人:楼宇烈
楼宇烈,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博士研究生班导师、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京昆古琴研究所所长等。
楼宇烈教授长期从事于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发表的主要论著有:《王弼集校释》、《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论文集)、《温故知新》(论文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