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沫沙（1907—1990），杂文家，原名廖家权，笔名有埜容、野容、达伍、熊飞、闻璧、繁星等几十个，湖南长沙人。
廖沫沙在学生时代就投身学生运动，曾在湖南学生联合会当秘书干事。1927年到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当旁听生，1928年到武汉任《革命军日报》副刊编辑，1930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团沪中区书业支部书记、团沪中区委宣传部长。1932年，党组织调廖沫沙到《远东日报》任编辑，并开始杂文创作。从1930年到1934年，廖沫沙曾三次被捕，始终坚贞不屈，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革命气节。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廖沫沙随同田汉、阳翰笙、袁牧之等到武汉编辑期刊——《抗战戏剧》，1938年参加田汉在湖南创办的《抗战日报》编辑工作，1939年参加郭沫若、夏衍在桂林主办的《救亡日报》编辑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廖沫沙到香港任《华商报》晚刊编辑部主任，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华商报》停刊；1942年到重庆任《新华日报》编辑部主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廖沫沙奉调到香港，复刊《华商报》，任副总编辑兼主笔，曾兼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委员、报委书记；1948年任香港新民主出版社总编辑。
1949年6月，廖沫沙奉调来北平（北京），先后任过市委委员、宣传部长、教育部长、统战部长、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廖沫沙长期从事文字工作，成为领导干部后也笔耕不辍，有《廖沫沙全集》五卷存世。
廖沫沙从学生时代起就爱好文学，一生创作了大量生动活泼、文采飞扬的杂文，并因此而招祸；但他痴情不改，就连在“文革”被囚禁时写的《交待材料》也幽默风趣、亦庄亦谐，使专案组的人员哭笑不得。请看《交待材料》的开篇：“专案组：发生‘通货膨胀’，原定写五页，写了二十多页。而且还删去几大段，没有抄上。怎么办呢？请你们裁度。不过我希望保住全文，以便暴露我的思想情况，让领导看得清楚。”请再欣赏“对运动的看法”：“像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得以作为批判（点火）的对象，躬逢这一伟大的历史盛举，虽然吃苦不小，却也足以引为‘荣幸’而自得其乐。”
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廖沫沙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挺了过来，是“三家村”冤案的惟一幸存者。劫后余生的廖沫沙作《哭邓拓、吴晗同志》七律一首：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
巫咸遍地逢冤狱，上帝遥天不忍闻。
海瑞丢官成惨剧，燕山吐凤化悲音。
毛锥三管遭横祸，我欲招魂何处寻。
所谓“三家村”本来是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在1961年开辟的一个杂文专栏，叫《三家村札记》，由吴晗、邓拓、廖沫沙轮流撰稿，统一署“吴南星”的笔名。吴指吴晗，南指邓拓，因为邓拓有一个笔名“马南邨”，星指廖沫沙，因为廖沫沙有一个笔名“繁星”。《三家村札记》一共发表了60篇文章，受到读者普遍的好评。
就是这样一个杂文专栏，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就惨遭摧残。姚文元首先发难，在1965年12月15日的《文汇报》发表署名“伍丁”的文章——《欢迎“破门而出”》。所谓“破门而出”是廖沫沙在《“史”和“戏”——贺吴晗的〈海瑞罢官〉演出》中的一句话，原话是“而你却开始‘破门而出了’，历史家，却来写‘戏’。所以我说：这真是难能可贵。”姚文元抓住“破门而出”一语大做文章，并叫嚣说：“我们欢迎有这样的反面教员。它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很多问题。”之后，批判文章接踵而来，形成口诛笔伐的狂潮。《三家村札记》变成了“三家村反党集团”，而且，在全国各地揪出了难以数计的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分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拓以死抗争，宁为玉碎；吴晗与廖沫沙惨遭批斗，吴晗被迫害致死，廖沫沙被囚禁八年后又经历三年林场的劳动改造。
1979年，“三家村”冤案得到昭雪平反。
令人称奇的是，廖沫沙先生在惨遭批斗时还有心思作诗自娱。
其一：
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如今爱折腰。
扭臂裁头喷气舞，满场争秀斗风骚。
其二：
云淡风轻近午天，弯腰曲背舞台前。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拜年。
乐观豁达至此，真乃幽默大师也。
幽默者，决非让人一笑而止。王蒙先生有言：“幽默的灵魂是诚挚和庄严，我要说的是：请原谅我那幽默的大罪吧，也许你们能够看到幽默后面那颗从未冷却的心。”(王之鸿)
发表于 2010-7-6 08:4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