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原居住在甘家口8号院的街坊邻居

谢芳华

大家好。我们一家原来就居住在甘家口8号院。我与后来成名的情圣李春平还见过面。

谢芳华

一位朋友从外地远道而来北京，他说，你们这个是什么大院啊，甲乙丙丁申地分，为什么不1号2号3号地分呢，特色。

谢芳华

每个人都有很多关于童年的记忆，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自然这座城市承载着我关于成长的记忆。浓浓的林荫下，听着蝉声，做着游戏。和煦晚风中，温柔的蒲扇下，津津有味地听着故事。一切都像发生在昨天。当现在我长大了，走过相同的街巷，看着不同的景物时，这些远去的童年记忆仍然会不时袭上心头，就像一首悠远绵长的夏日歌谣。

我的童年，是在自己家，奶奶家，姥姥家三个地方度过的。我的姥姥家在甘家口的一个机关大院里。是海淀和西城的交接处，马路对面，就是西城的百万庄。听姥姥说，五十年代这串楼群刚建成时他们就搬来了。再以前住在故宫脚下的银闸胡同。我的姥爷在位于月坛的船舶总公司工作。而姥姥家所在的这个院子里的居民住户，都来自船舶总公司或是这条街上的建筑部。所以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大家都格外亲切。那是一个不太规则的楼院，不能称之为小区。在它建成的时候，小区这种东西还没有在北京产生。那个院落被称为八号院。里面的楼群按甲楼，乙楼，丙楼，丁楼这麽排列。我想在现在的小区，已经没有这种叫法了。而这个地方，还承袭着历史的特色。虽是建立50年了，但是楼体仍然坚固，冬暖夏凉。窄窄的阳台上，放着花，向下望，能看到不远处的印刷厂，商店。我很久没有再登上那个阳台了，在姥姥去世后就没有，但依然记得从那向下看到的景物，记得姥姥用喷壶浇花的身影。现在的阳台，都是又宽大又敞亮，然而在我的记忆中，那个窄窄的放满花的阳台依然最美。关于养花，是姥姥在银闸胡同留下的习惯。她老人家经常跟我讲起以前那个充满花香的美丽院落。

我出生在1984年底，很小的时候就到姥姥家，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自99年姥姥去世后，那再没有亲人，老邻居又相继搬走，我就没再进过那个院，直到最近才去过一次。虽是10年没去，但那一点没变，仍然那麽熟悉。当我走进多少次从阳台上俯视的那个充满林荫的小院，我觉得所有记忆又活了起来。那里的景物好像也在和我呼应，迎接这我这位老住户。走过熟悉的道路，走过那个门口，多少往事一点点袭上心头。

小时候，曾经和这里的小朋友在院子里疯玩，整个炎热的下午都是在这里的林荫庇护下度过。那会年纪小，姥姥一般不让我自己出院，这个院子对于小孩来说很大，最远也只带我去一个十字路口，也就是通向阜外大街的那个出口。记得那会的夏天夜晚，几乎都是在北边的建设部门口度过的。那里门前有一个广场，无数的大人孩子在那里乘凉，大门给孩子摇着蒲扇，驱赶着蚊子。还记得我经常从那个滑梯，其实就是建筑部大门口的斜坡上滑下去。热了就喝瓶北冰洋汽水，这股清凉纯香仿佛还在嘴边荡漾。姥姥在和她的老同事扇着扇子聊着天，四周知了不停地叫着，我就在那和院里的孩子们玩着。多少快乐，多少美好，都记录在建设部大门口那高高的滑梯上。

姥姥有时会在晚上拜访她的同事，自然也牵着我去。那会那偌大的院子，一座接一座的楼群着实让我觉得迷惑。我那时只有几岁，看不懂楼体上的“甲，乙，丙，丁”，一般又都是由姥姥带着。一天晚上，姥姥又带我去拜访她的一个同事。那时我大概三四岁，让姥姥牵着，来到了一个陌生的门前。姥姥敲敲门，姥姥的同事很热情地把我们让进屋里。然后姥姥就和她开始聊天。我在一边呆着，有点无聊。就在这时，门口出现了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小朋友，拉着我地让我和他一起玩。我非常高兴，正觉得没意思呢。我们就在屋里，一起玩他会下蛋的母子鸡，变形金刚，还有一桶桶的积木玩具。那个晚上，我们都玩得满头大汗，非常起劲，姥姥让我走的时候，我还赖着不走呢。现在我很想知道那是谁，那个可爱的小朋友叫什麽，反正他没有在我经常玩的那个院子出现过，以后也没再碰见。这些答案仿佛沉入了岁月的深处，无法得知了。

记得那会姥姥还经常带我去附近的粮店，副食店，甘家口商场，溜达着去不远处的动物园。现在这些地界，我还能熟悉地叫出名字，说出它们的具体位置。那会姥姥她也不放心我一个小孩独自留在家里，就带着我到处逛，她去哪我就去哪。我记得出了院有一个森隆饭庄，高门大院，装饰考究，门前有一块金字匾额。提供海鲜等饮食。听姥姥说，它50年代就建成了。记得那门口老有一个老头，不知他是厨师还是掌柜的。我们还曾到里面吃过饭，很可口。最近我再去的时候，屹立了50年的森隆饭庄没了。走过曾经的饭店门前，免不了有一丝淡淡的感伤。还记得附近粮店里的热心的阿姨，谁来了都打着招呼，走了都说慢走，走好；还有夜市那盏小灯下卖小儿书的大爷，从来都是笑眯眯的，对人特和气。随着城市的变迁，岁月的流逝，这些记忆中熟悉的面孔也都失去了音讯。

最让我挂念的，还有那些曾和我一起玩的小伙伴。我们曾一起度过无数个快乐下午，晚上，一起吃着冰棍儿，喝着北冰洋。那会什麽都不知道，根本没想到有一天我们会陆续离开这个院。当时，在院子里的石桌石凳上玩的时候，以为我们会永远住在这里，姥姥会永远陪着我们，带我们去玩。可是，当朋友一个一个搬走的时候，当我听到《送别》中“知交伴零落”的时候，当姥姥离开的时候，才发现，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哪怕你是个孩子，也会面临这些。

前一段再一次回到了这里，发现早已物是人非，基本没有一个曾经认识的住户了，望着四壁陌生的住家，望着门栋口新换的大门，不免觉得有些陌生。或许，这个五十年代的老楼群能经历住岁月的洗礼，依然坚固屹立，却难奈世事的变迁，楼还是那个楼，院还是那个院，却有什麽不再一样，到底是什麽，只有那颗曾在这里度过童年的心知道。

谢芳华

奇遇、巨富、名车、豪宅……多少人羡慕着李春平。

　　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他给人的印象，依然是俊美的、豪爽的、快乐的。

　　可透过他有时会突然暗淡下去的眼睛，或是不经意间流露在脸上的沉郁，我读出了他内心的孤独，和时时会笼罩他的心的郁郁寡欢。

　　他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

　　他有许多朋友，方方面面形形色色新新老老的朋友，至今，仍然不断有人千方百计找关系试图和他结识。可是能和他进行感情交流的朋友，心心相印的朋友，究竟有几个？财富给他带来上流社会的物质生活，带来羡慕、逢迎，带来地位、尊崇，带来做善事的能力，带来过许多快乐，却也给他带来过不少的烦恼甚至是痛苦。有时候他会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发脾气。那些跟随他多年的工作人员，并不因此而恨他，他们理解：他们的老板，也是个有七情六欲的人，也需要情绪的发泄啊。

　　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心才那么敏感，敏感到无法忍受对自己的些许误解。

　　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那样看重自己的名誉，名誉是他精神的一根支柱。

　　也许正因为此，他才会在2004年1月11日的“爱心与我同在”的大型义演活动现场流下眼泪。那次，他接过了北京市委副书记强卫颁发的慈善家证书，并且再次向北京慈善协会捐款500万元。鲜花、掌声、感激的泪花、恳切的祝福……那是一个让所有与会者都感动了的场面，这感动使李春平想起了他曾经得到过的那些来自普通老百姓的爱和恩惠。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李春平这一生唯一一次婚姻中的妻子，那位逝去已经14年的好莱坞女影星。我不知道她是谁。按照她的遗嘱，李春平不能透露她的姓名。但我觉得自己懂得她。

　　在她遇到李春平之前，她一定也是孤独的。她曾经有过婚姻，但没有留下爱情，也没有留下子女。她一个人生活在一座有着一眼望不到边的花园、欧洲罗可可风格的森林别墅里（这便是李春平后来把自己长安街上的豪宅装修成罗可可风格的原因了）。众多的仆人侍奉着她，但主人和仆人之间永远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她有友人，友情却不能代替亲情。她仍然有无数的崇拜者，这些崇拜者崇拜的却只是她在银幕上留下的青春丽影。她有几辈子都使用不尽的财富，财富却只能满足她物质的需要。在等级森严的名人俱乐部，在充斥着繁文缛节的社交场，在名山、大川、海水、阳光和沙滩间，或是，在她的可以和众多王宫相媲美的别墅里，她都无法摆脱这种孤独。她可以随心所欲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去，她到处可以享受到殷勤的微笑，周到的服务，小心的服从，而她在精神上始终是孤独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孤独也在增长。

　　所以她才会到中国来找她的梦中情缘。

　　她下榻在北京饭店，在饭店大堂的咖啡厅，遇到了李春平。她一下认定了李春平就是她的梦中情人。相识的第三天，她就走进了李春平甘家口8号院的家，一间15平方米的小屋。

　　而当时的李春平，是一个因为打架、被判处3年劳动教养、因病保外就医的人。

　　渴望一份真爱的好莱坞女影星，丝毫不顾及李春平是什么身份，只管把自己火一般的感情，尽情抛洒给这个异国青年。有一天，她正在甘家口8号院的小屋教李春平读一篇英文，屋门被敲响了。李春平打开门，竟是来抽查保外就医人员表现的劳教农场的中队长。看到屋里有个外国女人，中队长一愣，接着啪地一个立正，对这位好莱坞影星行了一个军礼。

　　三天后，好莱坞女影星再到这间小屋找李春平时，只见到屋门上的一把锁。

　　第二天，她带了一位翻译，到8号院的街道服务站打听李春平的下落。街道主任开会去了，她在那间既狭小又杂乱的平房里等了很久。工人们正在做棉被套，满屋飘飞的棉絮落在好莱坞女影星的头上和衣服上，她似乎没有感觉。忽然她看见墙上的小黑板上写着李春平的名字。翻译告诉她，黑板上记的是李春平欠的电话费，一共两块多钱。

　　甘家口8号院的老居委会主任边英，至今还记得26年前，第一次见到这位好莱坞影星的情景：“我本来以为美国人都是人高马大的，没想到这个好莱坞女影星这样瘦小。她的眼睛是蓝色的，很大，一头弯曲的黑发，皮肤很白，很漂亮。但那天，她很忧伤。”边英回忆到。

　　边英告诉她李春平回劳教农场了。翻译用了很多话才让她明白了“回劳教农场”是怎么一回事。她显然很着急。她对边英说：“我们美国可以拿钱保释被羁押的人。我可不可以出一笔钱给中国的有关方面，把李保出来呢？”边英告诉她：“中国没有这样的法律。”她又要替李春平还电话费，边英没有收。

　　3个星期后，她和李春平重聚在8号院李春平的小屋里。

　　当年甘家口8号院的管片民警吴江明，也不止一次见过这位好莱坞女影星。“她和李春平一块儿走，李春平那样高，她那样矮。她仰着头和李春平说话，满脸都是笑。她的眼睛没有一刻离开李春平，眼睛里全是爱……”

　　李春平在1980年秋天去了美国，他们一起生活了10年。在这位好莱坞女影星生命的最后两年，因癌症晚期卧床不起的时候，李春平辞去了工作，在医院日夜陪伴着她。李春平为她喂水、喂药、盥洗，服侍她治疗，用轮椅推着她，到医院的花园去呼吸新鲜空气。为她接待客人，打理公司事务，还在她精神好的时候，为她读一段小说和诗歌，或是拉一段手风琴。

　　在她逝世前一个多月，她提出要和李春平结婚。

　　在她逝世前两个多星期，他们在医院举行了婚礼。

　　而李春平，直到她逝世后，从律师手里接过她的遗嘱和财产清单，才知道她留给自己的财富是多么巨大。

　　这是这位好莱坞女影星，对自己所得到的爱的回报。因为，她的财富，只是在她找到了情感和生活的另一半后，才给她带来了完全的快乐和幸福。

　　今天的李春平，物质的富有和精神的寂寞，和这位好莱坞女影星的当年，是多么相像啊！

　　他也想过，找一位红颜知己，来陪伴自己的后半生。在自己的晚年，尤其是当疾病降临之后，能不离不弃、真心实意地照顾自己。

　　有许多女子走进过他的生活，一个个都那么年轻，那么美丽，那么风情万种。他也曾试图去爱她们中的一些人，但他却始终不敢相信她们，因为他不能判断，她们究竟是出于对他的感情，还是为了他的财富。

　　有时候，他会怀念起自己年轻时经历过的爱情：在廉价的粗糙的信纸上用毛主席语录表达的爱情，在劳教农场隔着铁栏杆两双手紧握在一起的爱情，在拮据的生活中分食一碗饭一盘菜的爱情……那爱情中也有眼泪也有争吵也有苦涩，却是一段段多么纯洁的爱情啊！

　　最渴求的爱，只是人的理解

　　2004年圣诞节前的一天，李春平突然接到一个久不联系的熟人的电话：“你还记得……”熟人说出了一个名字：“她得了癌症，想和你见一面！”

　　一个有着一张鹅蛋脸和一副高挑身材女孩的面容，伴着27年前的往事，一下全涌到了李春平的脑海里。

　　就是这个女孩，改变了革命军人家庭出身的李春平后半生的人生轨迹，后半生的命运。

　　那是1977年，28岁的李春平从昆明军区空军空指文工团复员，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保卫科。半年后，调入了北影演员剧团。

　　北影厂要拍一部影片，分配李春平演一个美国中校。他高高的个子，天生的曲卷头发，带棱角的脸盘，白皙的皮肤，凹陷的眼睛，都活脱一个美国人的形象，只是鼻子还不够高。于是他住进了北京一家大医院给鼻子整形。

　　这个女孩，是负责护理他的护士，那年19岁。

　　短短的几天相处，他们竟相爱了。

　　这个女孩，原来有一个男朋友。女孩和他已经断了恋爱关系，可他对女孩的感情依然难以割舍。有一天，他到病房来找这个女孩，刚好看见女孩坐在李春平的病床上为李春平削苹果。他一下急了，伸手给了女孩一个耳光……

　　今天，李春平已经记不清那天的冲突是如何结束的了。他只记得，几天后，这位男青年，又趁他不在病房的时候，从他的病床枕下，翻出了女孩给他的信。

　　他一发现这件事，为了避祸，当天就出院了。

　　几天后，李春平接到了这位男青年的电话，约他当晚10点到动物园见面。

　　李春平一听就明白了。他马上让人把情况告诉跟他最“铁”的一个发小，也是他的崇拜者，叫高纬林。高纬林召集了约10个小哥们儿，护送李春平到了动物园的正门前。对方开着一辆“吉姆”来的，也来了七八个人。李春平想不到，女孩也被那男青年带来了。

　　这是1978年的大年三十夜，家家户户都在欢宴和笑声中送旧迎新，除岁的爆竹响彻了整个北京城。而李春平，却带着一帮弟兄，为了一个女孩，准备投入一场格斗。

　　他其实不想打。事先他已和弟兄们说好了：对方不动手，他们绝不动手。可男青年走过来，一句话没说，就给了李春平的脸一拳。一场乱架就这么打开了。李春平这拨把那位男青年打伤了，也被对方打伤了两个人。

　　从这场架一开始，女孩就用自己的身子死死护着李春平，一边拼命地喊：“别打了！别打了！”她被吓坏了，直到打架的人都跑了，还紧紧拽着李春平不松手。高纬林急得一脚把她踢开，和另一个小哥们儿架起李春平就跑，可还是被闻讯赶来的民兵联防队员抓住了，送进了局子。他们被捆在院子里的一棵树上。从半昏迷中清醒过来，李春平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女孩的安危。他强张开流血的嘴，问高纬林：“她怎么样了？”

　　但他从女孩的心中消失了。

　　在他为她接受劳教，被开除了党籍和厂籍的日子里，她没有去看过他。从劳教农场回到北京，他给她打过电话，她已经不认识他了。

　　他曾经怨恨过她，像怨恨所有那些在他穷途末路，最需要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时候远离他、抛弃他的人一样，虽然他理解在那个“文革”结束未久，中国还被“极左”思想和种种清规戒律禁锢的年代，远离和抛弃他的人们“不得已而为之”的客观原因。后来他为改变自己命运所做的种种努力，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这种远离和抛弃。但是，当今天，当这一切都成为遥远的往事，怨恨消散了，留下的仅仅是忆念。

　　他告诉熟人，他愿意见她。

　　她是在一位女友的陪同下，来到李春平的办公室的。岁月似乎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太多痕迹，她还像当年那样苗条，那样白皙，却不再像当年那样热情和快乐。她坐在李春平的对面，似乎有一点拘谨，有一点不安。

　　李春平问起分手后她27年来的生活。让李春平没有想到的是，她至今还是独身。是为了青春时代那场短暂却是热烈的爱情所付出的代价吗？

　　李春平对当年的护士女孩讲了这样一番话：不要认为他容不得别人的伤害。今天他最渴求的，只是人的理解。对她，他早就不再有半点怨恨。在她需要他帮助的时候，她随时可以来找他。为了那段短暂的恋情，他感谢她，像感谢当他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时候，所有那些爱过他、给了他生活的欢乐和希望的女孩一样。

　　他祝福她早日恢复健康。

　　他的残疾朋友还像当年一样，亲昵而随意地直呼着他的名字

　　当年的护士女孩的到来，把李春平的心，又一次带回到多蹇的青春时代。他滋生出了一个强烈的欲望：去看望一回当年的老朋友们。2005年3月的一天，他回到了甘家口8号院。

　　那些用红砖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砌起来的楼房，更加暗淡了。楼下那些20多年前没有的店铺，用它们五颜六色的标牌，给这个大院带来些许时代的色彩。院子里的老槐树，还光裸着枝桠，在初春的寒风中微微抖颤着。就在这些树下，当年的李春平，常常用三块砖头支起一个锅，用捡来的干树枝当燃料，熬给自己治肝炎的中药。

　　那时候，他，一个“保外就医”的人，没有户口，没有经济来源。他用别人家扔掉的没烧透的蜂窝煤做饭，用菜市场没人要的菜帮佐餐。在粮、油、副食等绝大多数生活用品都凭票证定量供应的计划经济年代，大院里好心的街坊邻居，从自己的牙缝里省出来，这家给他一碗米，那家给他二两油，帮助他捱过贫病交困的日子。

　　他对自己当年居住的小屋送去一个注目礼。1991年，当他安葬完妻子，从美国回到北京定居，他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这间小屋。一个人，静静地在沙发上从下午坐到黄昏。这一个下午他想到了许多往事，酸楚，感奋，失落，慰藉，种种滋味堆聚在心头，不知为什么，他感到了悲伤。

　　他在这间屋子里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岁月，也在这间小屋里开始他传奇的异国婚恋。他从这间小屋走出国门，开始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这间15平方米的房子里，有他太多的回忆———太多的人情冷暖，太多的爱和怨，太多的幻想，太多的痛苦和欢乐。

　　他穿过错落的房屋走向老居委会主任边英住的楼。“边姨！边姨！”还在屋外，他就大声地叫起来，一如当年他还是个一无所有的小青年的时候。

　　从老居委会主任家出来，他推开了院里誊印社的门。这个誊印社，原来叫描图社，是当年甘家口居委会为了解决街道残疾青年的就业问题，办起来的，一直坚持到今天。当年，李春平常常来到这里，和这些残疾青年，以及管理他们的居委会叔叔阿姨聊天。在寒冷的冬天，这所小小的简易房里，有可以让李春平取暖的炉火，还有温暖的人情———这里没有人歧视他。

　　“春平！”一个坐在桌后穿红衣服的架拐的中年妇女，一下认出了他，高兴地大叫。

　　几位当年的残疾朋友，听到李春平来的消息，陆续聚拢到了车间里。

　　一张木板搭的印刷台占据了这个小车间的大部分地方。两只已经开始摇晃的旧方凳，靠墙立着。屋里充满了呛鼻的氨水味。为了通风，窗户敞开着。3月的风吹进屋里，还带着深深的寒意。

　　李春平，穿着从秀水街买来的深蓝色的休闲裤，一件薄薄的深灰色外套，一双黑色的老头棉鞋，坐在一个木箱上，和坐在自己豪宅里宽大柔软的沙发里一样惬意。他不在意氨水的气味，也不在意冷风的吹袭，一坐，就坐了一个多小时。

　　还像当年一样，他的残疾朋友，一边干活一边和他聊着天。当今天，沙龙里他的新朋友，都恭敬地称呼他“李先生”的时候，他的这些残疾朋友，还像当年一样，亲昵而随意地直呼着他的名字。他们谈起了许多往事：当中国人刚从中山装和“一字领”的蓝灰色解放出来，李春平和他们一起讨论：牛仔裤的裤腿，究竟是直筒还是小喇叭更加时尚？当他们中的小李，第一个走进婚姻的殿堂，李春平骑着自行车，车把上插一面红纸做的小旗，带着描图社的一干兄弟姐妹去参加婚礼，放光了好几十挂爆竹，喝光了好几箱啤酒……

　　李春平只是含笑听着。他的心里，荡漾着感动的涟漪。当年，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些人在他身边。而现在他富有了，这些人没有一个给他打过电话，要求帮助。

　　告别了甘家口8号院，坐在新买的奔驰旅行车里，李春平觉得自己的心，轻快了。

　　甘家口8号院是他的一场生命，美国是他的又一场生命。美国给予了他帮助社会的财力，甘家口8号院让他懂得了善待他人和知恩图报。为了今天那些还像他当年一样生活在艰难中的善良的人民，他也要把慈善事业进行下去。

　　车载CD机，又一次放出了他最喜欢的一首老歌：“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三芋

 我姥姥家在八号院附近。。。  也经常横穿8号院。楼主请收站内短信！

namdul

请问认识有位叫李振声的老者吗？原六机部工作，住过8号院，老家丰台郑常庄。

阳光之客

现船舶公司（原 六机部?有位离休干部是李振声。

阳光之客

李振声所在单位 船舶离退休干部局，月坛北街五号院

阳光之客

本人自八号院成立即住乙楼，至1969年离开去了内蒙兵团。

西水车

M在8号院住。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9-1 7:48:20编辑过]

阳光之客1

原六机部、后船舶总公司的正处级离休干部李振声同志，已于2012年3月20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0岁。

骆海婴

佳节寻亲启事
8 r: e. @) U2 {- z6 E
    吾父骆小海，又名杨海平，HARRY YOUNG,1947年1月生于南京，1957年入住甘家口8号院戊楼,1957年-1961年就学于北京一机部子弟小学，1961-1966年就学于清华附中初中部高中部，1966年为海淀区著名红卫兵。现归化美籍,行踪不定。
    宿命波折，父子失散多年，生死不相知。今逢佳节，户户张灯，思吾父孤零，涕泪交集。愚子骆海婴在此拜求，若有故友知骆小海踪影，切请转告之珍重玉体，迷途知归。
                                                                                                                    京北 骆海婴 谨启    2013.2.1

阳光之客1

请点击-老街坊-寻住在甘家口8号院的街坊（骆小海），该贴写道：我家住在甘家口8号院戊号楼，我叫骆小海，生于1948年，我父亲骆政委，想必有不少旧街坊还相互认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