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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城记》破解北京城市规划的历史,古都风貌被严重破坏,责任在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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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4-11 14:14: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们经常把城市喻为一本打开的书:石块和钢筋水泥凝固着几代人的抱负、理想、成败和恩怨。梁思成和北京城的命运就是这样一部很难让人平静,值得再三解读的大书。虽然这一主题已不再新鲜,但是,《城记》(王军著三联书店2003年10月版)仍然不同寻常,用谢泳的话说,是同一题材的书中最好的。
  如果说大多数人是从身边光怪陆离的城市走向反思和怀旧,那么有两个人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清醒地预见了这一切。“不幸而言中”这样的话,说明的是学者的光荣和社会的失败。今天,人们比以往更迫切地想知道事物的真相,破解城市的命运,同时也在寻找它的恩人。我和王军正是在这样的共同经历中相识,从而目睹了这本大书由起初的“梁思成传”转为“晚年梁思成”,最后聚焦为“梁陈方案”之争的全景实录。书名也由原来的“城祭”改为“城记”——一字之别,凝聚了十年心路之旅由悲恸到淬炼成钢的大升华。
  所谓“梁陈方案”,就是1950年由梁思成、陈占祥共同签署提交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他们建议为了整体保护北京古城,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建设新的中央行政区。相对梁思成而言,人们对陈占祥比较陌生。这位留英八年的翩翩才子查理·陈在二战期间的英国和今天的国际建筑与规划学界大名鼎鼎。他在中国建筑界暴得大名,是“反右”时所谓的“陈华联盟”。从法国归来、同样一片赤子之心的华揽洪,在建筑观点上其实是与陈占祥对立的,当时他支持拆城墙、在旧城建设行政区。这便是“陈华联盟”的冤中之“冤”。他俩真正的共同点,是对规划科学性的强调和重视,对自己学术观点的执著。他们一个英文好于中文,一个法文好于中文。唯一的一次“联盟”,是两人1954年联手设计的北京月坛南街,当时被称为“社会主义大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1957年,陈占祥被划为右派后几致销声匿迹。70年代,心灰意冷的华揽洪举家迁回法国。
  北京的悲剧在于,由于共产党人的远见,它在战火中奇迹般地保存下来;然后在和平建设时期却被逐渐毁掉。由于领悟了毁城背后民族的大命运,作者没有诉诸道德义愤,也超越了具体的人事臧否和恩怨,而以记者的冷静、客观忠实的记录,不厌其详地钩沉探微、采访众多当事人,用故纸和史实尽可能地逼近这桩众说纷纭的历史公案。正是这份冷静和客观,赋予《城记》坚实的现场感,强硬的历史质感,以及真实的巨大震撼力。最令人震惊的事实,莫过于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正式提出了改造故宫和在天安门建政府大楼的设想。“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要用阶级观点分析故宫和天安门的建筑艺术”!多么响亮、正当,多么熟悉的思维和语言,熟悉得令人不寒而栗!
  如同当年的许多巨变一样,那是一场同时代人共同参与的历史活剧。真正的悲剧性在于,各行各界的人是如此真诚而欢欣鼓舞地将它推向高潮。因而,认识城市变迁的动力结构是更为重要的。我们看到了来自苏联的经验和苏式教条主义,革命化和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必然性”对古城的“共谋”。梁思成曾赞誉苏联是“计划工作者的天堂”,认为土地私有制下的资产阶级城市难以避免杂乱无章;但苏联专家却以莫斯科改造的经验武断地裁定北京,给古城以致命的第一击。而除旧破新的动员是多么具有时代前进的蛊惑力啊——“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彻底清除旧物质文化”。于是,被拆毁的城墙“像姑娘们一样年轻了”,“一块块方砖,从泥土中站起来,阳光下露出笑脸”……管理者的决策更看重的是经济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当时否定“梁陈方案”的重要理由是另建新区费用昂贵,国家财力有限。然而,历史的真实是即便在当时,在旧城区拆旧建新的成本也远比在郊区征地新建昂贵得多。国家真正无力负担的是在旧城区大规模拆迁和安置
  居民问题,由于“麻烦”、“花钱”、“耽误时间”,许多部门“情愿去郊区建”。于是在西郊新建了大量机关建筑,当时的人反映说“不知道新房子都盖到哪里去了”。半个世纪之后,城市变化的动因与当年已大不相同。在近十年的房地产开发中,北京和大多数历史文化名城真正脱胎换骨,面目全非。然而,旧城已毁,新建凌乱,城市的命运仍让人忧叹,其中一脉相承的教训是什么呢?
  《城记》的另一大特点是图片丰富、精美、珍贵。书中多幅被拆毁的古城门与现址数字合成的照片,展示了原本可能的新旧并存、既古且新的北京城市图景,如我们今天在前门和天安门所看到的那样。当年被拆除的永定门,正在原址按原尺寸重建,但它将是个没有文化价值的“假古董”。而且,这并不妨碍有关部门在继续拆毁已经非常稀少的精美的四合院。这本大书仍在继续——在笔下,也在生活中。王军打算继续记录和揭示这一过程。
  与书中的沉潜缜密不同,在现实中,王军是一个极其热忱、强烈的行动者,而被一些人视为眼中钉。在某种程度上,我更看重身体力行的行动者,因为他们不是仅用笔和相机去记录,而是用巨大的时间、情感,用泣血之心甚至是身家性命与推土机作战,与一些人的短见和贪欲作战。粤东新馆、曹雪芹故居、蔡元培故居、美术馆后街22号、南池子改造、东岳庙风波……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都有王军不屈不挠的身影。命运是如此地纠缠和传奇:当年“陈华同盟”之一的华揽洪迁回法国;90年代,华揽洪的女儿华新民从巴黎回到北京,成为岌岌可危的胡同和四合院执著的保护者,展开了与前辈同样艰苦卓绝的古城保卫战。我认为王军和华新民将如同梁、陈一样,也成为北京的恩人——历史会记住他们,感谢他们。


“最好的”和“最坏的”
  ——听王军讲“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
  
  当王军引用“一个英国学者”的这句话时,我不禁心头一惊——那英国人说:“我要来看北京城,是因为全世界只有这一座古城,既有最好的城市规划,又有最坏的城市规则。”——这个“最好”,指的是十三世纪元大都的营建规划,而这个“最坏”,是指今天。
  我有些怀疑,向王军提问:“这仅仅是一个英国人的感慨呢,还是业界公论?”对此,王军作了不容置疑的回答。为阐述这个结论的权威性,他又引经据典了好几分钟,我却一个字都没听进去,脑子里乱哄哄的,只有一个揪心的疑问反复跳出来:“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元大都营造于十三世纪六十年代,是在被摧毁的金中都都城边另起炉灶的。它坐山临水,负阴抱阳:西北边是迤逦绵延的燕山山脉,地面从西北向东南缓缓倾斜,潮白河、温榆河、永定河等数条大河自西北向东南蜿蜒而过,奠定了"前挹九河,后拱万山”的地形条件。时任“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的刘秉忠,是一个“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精通”的饱学之士(元史·列传第四十四),由他主持,当时的许多著*名*学*者如郭守敬等参与了大都营造规划,北京这座“八百年古都”,由此底定规模。虽经明、清、民国,历经瓦刺入侵之难、大顺兵燹之灾、英法联军劫掠、日本侵略者蹂躏,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仍大体保持着七百年来的格局。沿永定门——正阳门——地安门——安定门,它从一条“城市规划史上最伟大的中轴线”展开,数条与中轴线平行的大道,将市区和重点建筑均匀分布,疏密有度。在南北向畅通的大街之间,大约每隔79米,就是一条东西向的胡同。街上车水马龙,胡同内则是民居,好象现在所称的“生活小区”。胡同里没有商业设施,只为小区居民提供通道;但有一些很小的寺庙,既可供居民们祈敬神祗,又以恰如其分的空旷,成为街坊聚*会交流的场所,好似胡同生活的“穴位”,活络了一片人气。这些胡同都不长,两头出去就是商家,使胡同里的住户采买便利。直到抗日战争时期美国“飞虎队” 航拍北京市区图时,纵向的长街通衢和横向的大小胡同,仍象经线和纬线一样清晰可见,偶有例外,不是公仓、机关,就是潭和湖。这些有活水流注的湖潭,和皇城护城河、京城护城河一道,既调节着一片片居民区的温度和湿度,又展现着诗情画意,灵秀了一代代市民和他们的生活;绿树成荫的水边开阔地,不知孕育过多少城市爱情。不仅水边有树,民居旁也有树,与皇家园林的树连成一片,使整个北京城几乎掩映在一片城市森林之中。这些树大多是阔叶乔木,春夏枝叶蔽天,为城市遮挡酷暑;秋冬的凋零又刚好为民居让出了寒冷季节里珍贵的阳光,俨然起着“天然空调”的作用。同时发挥这种作用的,还有按宋代的“营造法式”型制的大屋顶:檐线将墙体屏蔽,在阳光直射、温度偏高时,墙体是在阴影中;早晚阳光斜照,温度宜人,又可以直接登堂入室。——所有这一切,无论是宏观布局还是细部安排,无不体现着精巧和协调,使城市和市民融为一体,使生活的变化和自然的节奏融为一体。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北京城屡遭劫难。梁思成、张开济的“保留旧城、另建新区”的规划被粗暴否定,党*政*军机关麇集于皇城附近,生活区不得不吊得老远,这样一来,不仅平空加剧了交通流量,北京城的工作区和生活区也成了阴阳隔界的两张皮:白天,办公区人流如过江之鲫,生活区却空旷冷清;晚上,上班的人们离去,繁华的中心区就被留在黑暗和寂静之中。随着各级各类机关的扩张,上班和办事的人口越来越多,城中心早就安插不下了,环城蜿蜒、曾被梁思成憧憬为“全世界最大的城市空中花园”的古城墙,已被拆毁殆尽,除了残留的几处箭楼外,青砖被大批拆去砌了下水道;垣土被挖去填坑补墙;城垣早已夷为大道,两旁栽满了钢筋混凝土的塔楼,还是装不下,只好开始逐步往外扩张:二环,三环,四环,五环……这样的城市布局,被讥为“摊大饼”,虽然占地越来越多,但中心区的拥挤日盛一日。虽然建了“望京新城”、“回龙观新区”等好几个“卫星城”,但因为那里的人们白天必须进城中心上班,一到上下班,仍然是车流如潮、车行如蚁,而能容纳数十万人口的地方近乎一座座“死城”,到了晚上才来“听取酣声一片”。今天的北京,上下班高峰期车速之慢,有黑色幽默谓之曰:“早晚的北京城,是全世界最大的停车场”。五十年代,梁思成批评苏联专家的规划时就说过:“将来交通出问题,这就是祸根”,不幸而言中!
  车行不畅了,不从布局上找原因,却以为是路不够宽,于是在老城区搞野蛮拆建,用王军的话说,“那简直就是对北京城拆胳膊卸腿啊!”长安街已拓宽到了100多米,“百米健将都要十几秒才能过街”,然后又是这条大道那条大道,把规整有序的城市布局捅得稀烂。不仅搞坏了地面,而且糟踏着天空—— “金顶红墙、绿树青瓦”的城市基调,只能残存在记忆中,而五花八门杂乱无章的“标志性建筑”,把北京城原本异常美丽的天际线撕得支离破碎,好象无数醉汉和匪类在四下拦劫我们的目光。
  现在,最新的一轮劫难是“危房改造”:“文物保护区”成片沦丧,残存的四合院尸横遍野,开发商的利欲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横行无忌,将北京城的美丽肆意践踏。一边承认中心区和市郊的人口比例失调,一边却在拆毁人居密度较小的平房四合院,而付出了较高的拆迁费用的开发商,只可能通过提高容积率来获取开发利润,这又必然更加提高中心区的人口密度,加剧失调的比例,陷入恶性循环。王军痛心地说:“每一个四合院向大杂院的转化,都是一个悲惨的故事,而现在是把悲惨的故事向死亡的尽头演绎了……这样的‘危*改’和‘城建’,不仅是在杀死古老的旧北京城,同时也是在把新建的北京城引向绝路。”他引用了几个数据——城中心区的人口密度,已超过每平方公里14000人,是纽约市区的1。7倍;中心区土壤汞含量超标无数倍,变成了“带毒的土壤”;地下水位急剧下降,且污染程度严重超标……这一切,当然不仅仅是城市规划失误的结果,但肯定与此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还在梁思城的方案被正式否定之时,梁就对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说过;“过五十年以后,你就知道真理在我这边!”目睹如今之北京城,斯言如雷贯耳!梁、彭二君,幸好俱已作古,否则他们看到今天这个“最坏的城市规划”下的北京,情何以堪?当初拆除城墙时,梁思成就说:“每拆一段城墙,都是在剜我的心头肉啊!”要是眼看着这个美丽的古都如今被推向死亡,这个享誉世界的建筑大师、城市规划大师,会发出怎样的悲呼呢?我不敢想象。
  在讲座中,王军引述了这样一个插曲,就让我作为这篇难以结尾的帖子的尾声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著名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随美国访华团来京,他站在景山上,指着眼前的北京城,骄傲地对同行的朋友们说:“看,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古都!”去年,王军在美国采访贝聿铭时,问:“八十年代初,你怎么把宾馆修到离城市那么远的香山去了?”贝答:“那个时候,北京城还好好的,我不敢在市区乱动啊。”王再问:“那就是说,你认为现在的北京城已经被搞坏了,是吗?”贝答:“我是外国人,中国的事情我搞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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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4-11 14:19:00 | 显示全部楼层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北京城屡遭劫难。

梁思成、张开济的“保留旧城、另建新区”的规划被粗暴否定,党*政*军机关麇集于皇城附近,

生活区不得不吊得老远,这样一来,不仅平空加剧了交通流量,

北京城的工作区和生活区也成了阴阳隔界的两张皮:白天,办公区人流如过江之鲫,生活区却空旷冷清;晚上,上班的人们离去,繁华的中心区就被留在黑暗和寂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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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提及这个话题,追溯那个时候

真想怒骂啊!!!光是那时开始流失的北京城吗??

中华民族人文的缺损啊

发表于 2006-4-11 16:20:00 | 显示全部楼层
5000年了,历朝历代从来没有认真总结过我们这个民族的劣根性.
发表于 2012-2-12 21:26:00 | 显示全部楼层
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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