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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年久失修,九顶塔维修前已破败不堪。塔基和半截塔身被山上所冲淤土和乱石所埋。塔身和八角多处残缺。塔檐坍塌。塔顶除中心塔和一小塔尚存塔身,其余多已坍塌不全。1962年,经过精心维修,博得了各方面的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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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国后不久,政府即酝酿维修柳埠诸文物古迹,并由省、市和历城县文化部门,首先对当地之四门塔和千佛崖进行了初步加固和保护。1961年,国务院准备公布国家级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市文化部文物局的领导带罗哲文等古建筑学家来济考察,初步确定四门塔列入国家级首批重点保护单位,并充分肯定了九顶塔、龙虎塔和千佛崖等的重要价值,积极支持省、市准备维修九顶塔的计划,敦促尽快动工。这样,维修很快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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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由山东省文化局副局长徐眉生、济南市副市长许衍梁、市文化局副局长臧家伦和历城县分管文化的副县长等开会商定,以市文化局为主组织力量进行维修,并确定由我任办公室主任。工作人员由市、县文化局和市博物馆等抽调。同时从省、市城建局借调了范征一和郑兴昌两位工程技术人员。从市建筑公司和房管局借调了十几位富有经验的老工人,以及几名退休工。省文化和财政部门拨上万元维修经费即着手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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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前,先精心清理出被埋塔身和塔基。随后,通过认真测量与计算,取得了旧塔的各项数据。同时,对维修前塔的总体与各细部进行了拍照。在此基础上,由范、郑两人根据旧塔情况,参照新旧资料和相近之塔的构造,绘制了九顶塔维修图纸,使工程有了初步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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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珍宝,对它的任何损坏和歪曲都将造成永难挽回的损失。我们维修九顶塔的准备工作是认真和慎重的,所绘图纸大都有实际依据,惟有9个小塔的塔刹已无实物可查,故不能最后确定。经领导研究,由我和范、郑3人去北京向专家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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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到文化部文物局,通过他们与著名古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先生联系,请他帮助审定。在“七七”事变前,梁先生曾亲自到济南对四门塔、九顶塔进行过实地考察研究。这次,他于百忙之中,同刘敦祯教授等一起,在北京西郊建筑科学院接待了我们。他听取我们汇报后,又看了带去的照片、图纸等资料,对我们的维修准备工作很满意。接着,便于刘敦祯教授等专家同我们边商量边修改图纸,并讲了各种塔刹的结构。同时,还结合九顶塔的维修,具体阐述了他对整修古建筑一向认为应坚持“整旧如旧”的著名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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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非常之忙,我们去访那天,还有新疆等地的人带资料等待接见。在身边的工作人员事先告诉我们怕只能谈20分钟。谁知,梁先生连讲加画,一口气同我们谈了近两个小时,令我们深受感动和启发,从中学到了不少古建筑学方面的知识。我们回到济南向省、市领导汇报后,很快就开始维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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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62年,济南至柳埠的交通还很不方便。运建筑材料,要先雇汽车爬山涉水运到灵鹫山下,再雇民工从山下挑到工地上。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尚未过去,想吃饱饭很困难。当年又遇多年未有的特大暴雨,我们为数不多的人在深山荒郊搞古建筑维修,困难很多。但我们没被困难吓倒,大家一心一意为保护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而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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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旧砖等建筑材料运到工地,因塔身系六面八角、每面呈内弧形,特别是腰线以上都是细磨对缝古砖相砌,塔顶用砖更加特殊。小塔下环以用砖刻成的莲花瓣。所以,每个砖必须根据实际需要先砍后磨,逐个加工,在工地上摆好,再一个个修补到塔上。这样,在深山峡谷之中,老工人一天到晚锤刀丁叮当,挥汗不止。脚手架上只有少数工人在修补和垒砌。所以,维修进度难以加快,历经半年多时间才基本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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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的维修过程中,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李子超、济南市委第一书记段毅、省文化局副局长徐眉生、副市长徐衍梁、周英和历城县委书记李发荣等领导同志,都曾先后亲赴工地视察指导。市委副书记李又屯也很关心,曾病中听取汇报。梁思成先生还派刘敦祯教授带领助手来济南,到工地具体指导。所有这些,都给参加维修的干部、职工以很大帮助和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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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九顶塔的维修工作虽然困难重重,但由于领导重视,专家指导和当地群众支持,以及工地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同工人一道吃住和劳动在工地,有问题随时解决,保证了工程质量和当年封冻前的竣工,并为古建筑坚持“整旧如旧”积累了经验,受到省、市领导表扬和各方面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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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顶塔维修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学习与尊重历史,广泛收集资料,虚心听取意见,精心组织施工,取得了维修的成功。山东的报纸和全国的《文物》杂志等都作了较详的报导。1963年,国家文物局在西安召开全国文物工作会议,还让济南介绍了维修九顶塔的经验。特别是梁思成教授,看过九顶塔维修前后的资料,并两次听取汇报,对维修工程十分满意。他在《文物》杂志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九顶塔的维修成功,认为这是在古建筑维修中“作了第一等工作”、“向山东的同志致敬!”这无疑是对我们的很大鼓励与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