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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建国大业》，看到北平和解放时开始想，张东荪会出现么？张东荪是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人，不过在电影里，这个重要的角色却落在了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身上？ q6 L1 E. w. p. g1 c
$ N6 Z6 s; I/ ?0 i& m; @" p张东荪投了反对票之后
1949年9月30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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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中共党内党外人士、包括诸如中国民主同盟成员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576名代表，在这天选举新政府主席。毛泽东以575票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次不记名投票中，唯一只有一票没有投予他的，据写作“历史调查新闻”的北京异议记者戴晴依仅有的考据，是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张东荪——唯有他一人，这位在该年初才居中共与国民党中间谈判，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民主人士，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热闹至狂欢中，冷静地投下自己由衷的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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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票相对往后中共在民主派中间开展的“肃清”“反右”运动，颇像嘲讽的预警，告诫正热切等着在新政权中分官封侯者，亲友叛离的肃杀时光，将不远矣。 1 ?0 H- [- ?& g2 A8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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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张东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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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荪，1886年生，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与政治活动、也是力倡言论与报纸开放的政论家与报人，办过《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等报纸杂志。 1951年由毛泽东亲自判为叛国罪、1978年当几乎所有人都被平反但邓小平亲自决定不予平反的政治学者。 # B. o! i' o0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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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平生最恨两件事，一是侵略，所以他抗日；二是专制，所以蒋介石那么优待他，将他奉为座上客，他也不买账”，在抗日战争期间便已主张国共合作，同时与中共地下党接触，也介绍燕京大学学生到中共抗日根据地，更在1949年充当中间人，协调北平国民党弃守北平。 ; B, Z) c8 o( s$ l5 a%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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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他察觉到毛泽东的专制，即投以反对票，不信任他可作为自己祖国的领袖。”1949年以后他不再发表文章，1968年1月文革之中被“逮捕”，被关在北京特种监狱秦城，1973年死在狱中。1995年，戴晴在墨尔本遇到张东荪孙子张鹤慈。他带同历次抄家遗下的少量诗词、文件，戴晴好奇于这位被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时忽视的历史人物的一生，开始展开对他的冤案和生平的调查，以8年写成《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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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荪一家的恐怖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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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荪，男，1886年生，知名政治学教授，1949年时是燕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1968年1月被逮捕，关入北京郊区的特种监狱“秦城”。1973年，张东荪死于“秦城”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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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张东荪本人，还有他的儿孙，都经历了恐怖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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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5 b; a+ P. m) _ ]/ Z l张东荪在1968年1月被“逮捕”的时候，已经82岁。他被抓走以后，他的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直到1973年，家人被通知，张东荪死在“秦城”监狱中。 u4 V3 @' A- H) }1 x- ^3 R3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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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张东荪被逮捕并关入“秦城”的同时，他的大儿子、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也被逮捕，也被关入“秦城”监狱。但是张宗炳和他的父亲互相并不知道他们都被关在同一监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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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炳是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曾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他在监狱中精神错乱。被秘密关押7年以后，1975年被释放。出狱后，精神逐渐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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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监狱位于北京郊区。这是一座特种监狱，不关押普通犯人，权力当局专门用这个监狱来关押一些地位很高或者名声很大的非刑事“罪犯”，也就是说，这是一座在法律之外的监狱。这座监狱修建并启用于文革以前，在文革中则大派用场。特别是在1968年，这座监狱关入了大量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包括文革以前督造这座监狱的公安部负责人。同时，“秦城”也关押了张东荪和张宗炳这样的人，所谓“高级知识分子”。 : e' G: w- }* z2 c# p6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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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听过前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和作家陈明描述“秦城”监狱的情景。他们都曾经在那里被长期关押。那里对被关押的人施行的肉体的和心理的折磨，和普通人被关的监狱有所不同，但是恶毒程度是一样的。在“秦城”，把被关押者一个一个单独囚禁，数年里不能和人说话，更不能和家人通信，是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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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9 W; ~8 \/ X0 h4 Z# G8 |$ f9 f3 Q张东荪的妻子刘拙如，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图书馆工作。张东荪被逮捕，他的妻子也因此在她的单位中被“批判斗争”，并且被“扭送”到海淀公安局，她在那里被监禁了近一年。（“由革命群众扭送公安局”是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一种通过各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出面来捕人的办法，被广泛使用。） ( S, y; s8 C0 T" u;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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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荪有三个儿子。和他一起被关进“秦城”监狱的张宗炳是长子。老二张宗燧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文革时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老三张宗颖学社会学，在天津市文化用品公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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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始后，1966年，张东荪的三儿子张宗颖和其妻子吕乃朴遭到“斗争”后一起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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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Q: d, y1 a* O1969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二儿子张宗燧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中自杀。 : ?& U$ |! n, K0 Z# B, M
2 G A5 e7 f) R3 G8 e2 R张宗炳的儿子张鹤慈，1963年时是北京师范学院学生。他与几个中学同学结社写诗和议论政治。他们的活动被公安部门发现，他们被逮捕。经过审讯关押后，张鹤慈被送往茶淀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三年。三年期满后正逢“文革”，他又被加重处理：“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在“劳改农场”一共待了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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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颖的儿子张佑慈，文革时在天津当工人，他的父母在1966年自杀后，他因“企图给父母报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15年。1978年张佑慈获“平反”被释放时，已经在监狱中被关了10年多。 & r; g0 i$ s' N) \4 z4 B) i4 t6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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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文革中，张东荪自己被关死在监狱中，张家的三个儿子，两个自杀，一个被长期关押后精神失常。他的两个孙子被判重刑，长期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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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i+ t3 `4 y这样的遭遇听起来就象恐怖小说：一家人一个接一个地落入悲惨结局。张家人的遭遇和恐怖小说的不同之处，不在于恐怖的程度，而在于在小说中往往说出所有的恐怖的细节，那些细节却都出于虚构；对张家人来说，可怕的细节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发生过了，可是却从未被记述下来。文革中的事情，最真实的也是可怕的细节，往往被隐瞒了，或者被掩盖了。我们只是从这些词语：逮捕（不经过正常法律程序），秘密监狱（“秦城”），秘密关押，“由革命群众扭送公安机关”，精神失常，自杀，“劳动教养”，以“反革命罪”判刑，来了解这种恐怖的程度。其实，在相当程度上，连细节都未有机会说出的恐怖，是更加深重的恐怖，对千千万万的别的人有更大的恐吓和威慑作用。 ?) z# V$ J: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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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在恐怖小说里，制造恐怖的是一个或者几个坏人，是一种个人的行动，一般属于私仇。在张家的故事中，就其中的每一个个人的死来说，其中私仇的因素也许不可完全排除，但是使这一大家那么多人共同遭遇其所遭遇的，只能是“文革”：文革的目标和手段，以及文革得以产生其中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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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要打击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因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所以他们就是资产阶级。），所以张东荪和他的儿子被打击。文革要打击一切反对的思想，所以张东荪的孙子遭到严厉处罚。文革封闭中国，国门紧锁，所以众多受害者无路可逃，只能逐个被整治，束手就擒。 " f) y5 g3 g' L0 f8 i
+ c0 H' Q1 R: J' v0 J: p张家所遭受的恐怖绝不只是针对他们一家的。和他们类似的人都遭受恐怖和迫害。张东荪的长子张宗炳大学毕业后，以第一名成绩考取当时的公费留学，到美国的康乃尔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朋友们都说他是绝顶聪明的人，流传着关于他的过人才智的有趣故事。除了生物专业上的成就，他还会数门外国语，并且在诗词绘画书法上都很有造诣。他口才也好。因此，张宗炳和陈同度教授一起，文革前被认为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课讲得最好最生动的两位教授。1980年代初他精神病愈后，在北京大学教公共课“普通生物学”，上百人来听课，常能讲得台下掌声四起。但是，另一位和他一样受学生欢迎的生物教授陈同度，却已经在1968年8月28日，在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和折磨，服毒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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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对人的打击杀伤总量，由于缺乏记载和报道，更由于不准阅读档案资料，普通人很难对此进行统计。但是从了解到的局部情况，比如说一个家庭，我们可以看出打击杀伤的密度，从而也可能作出一些总量的估算和对整个文革大图景的基本评估。 | 
发表于 2009-9-19 12:30:00
发表于 2009-9-22 14:1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