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刊：八道湾苦雨斋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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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雨斋里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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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著名的书房险些被拆，后来又说不拆了。有关部门要将它作为名人故居继续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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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段拆迁的波折，不断有外人来参观拍照，试图在杂乱的院落中，找到一些不同寻常的幽深和特别的意味。

 

但这个周氏兄弟曾经生活的旧院，早已物是人非。苦雨斋的旧事，尽管不时会泛起新的涟漪，但后人此刻的追忆能打捞起的或许只是一篓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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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刊记者  田乾峰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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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北京市西城区八道湾胡同口，一纸拆迁公告宣告了这条老胡同的终结。

拆迁范围包括：前公用胡同、八道湾胡同、西直门内大街、赵登禹路共计118个门牌号区域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拆迁完毕，位于金融街西扩范围内的北京35中将迁建于此。

在北京城的每次拆迁中，文物保护、名人故居都会是个敏感问题，这一次也毫不例外。拆迁公告刚贴出，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一个特别的“大杂院”——八道湾胡同11号也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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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个世纪初，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曾在此居住。这个院落藏身于北京网格状的胡同里，微不足道。但由于两个性情既相通又反差巨大的兄弟曾在此居住，而且院中的书房苦雨斋也颇为闻名，这座普通的院落似乎不再只是院落本身。

这里曾是周氏兄弟二人在北京新生活的开始，也是二人分道扬镳的拐点。遗落在这座院子深处的往事，不可挽留地散进时间里，不可重现；又长久留在这个院子里，徘徊不已。

作为名人故居，理应正常保护。然而，在名人之外，因为周作人被认为曾做过“汉奸”，关于这个院子是否还要进行保护的争议就从未中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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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购买新宅

故事从鲁迅离开绍兴老家开始。

1911年，辛亥革命后，鲁迅从绍兴前往南京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教员，1912年5月，随教育部迁至北平，到1917年，他一直住在京城绍兴会馆（位于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7号）内的补树书屋。那段生活被鲁迅形容为“寂寞”、“麻痹”、“装死”。

直到二弟周作人的到来，打破了他的寂寞。

在鲁迅的资助下，1917年4月1日，周作人应蔡元培之邀抵京从教，和鲁迅同住在绍兴会馆，兄弟二人当时“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煞是兴奋。

当年已年近不惑的鲁迅，希望能够改善在京的生活。1919年，鲁迅将绍兴的祖宅卖掉，用3500元买下八道湾11号罗姓的一处院子，院子三进门，前院很开阔，进门迎面是影壁，其后是一排坐南朝北的9间前罩房，院门内有一块大空地。

鲁迅当时就是因为看上这一空地，才买下这处院子。鲁迅曾跟好友许寿裳说过：“我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当年，鲁迅膝下并无儿女，而是想到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都有孩子，他又很喜欢这几个侄儿。

鲁迅在日记里记载：1919年11月21日，迁入八道湾新宅；12月19日，由绍兴接母亲和夫人朱安来到北京。

一家三代同住进一个大院。周作人一家在后院北房西侧三间住，周建人一家住在后院中间三间，东侧三间是客房；母亲住在中院北房西侧一间；鲁迅最初住在中院西厢房的三间，后来搬到前院前罩房的中间三间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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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次搬家，周作人没有出钱更无出力，几乎全是鲁迅一人完成。后为，鲁迅的母亲曾在砖塔胡同61号告诉邻居俞芳：从绍兴举家迁往北京时，除家具和书籍外，一行7人，老的老，小的小。只有老大、老三两个劳动力。在搬家前，周作人由北京请假回绍兴，陪送妻子羽太信子，带着三个孩子到日本探亲。从日本回到北京时，八道湾的修缮工作基本完工，他们搬进八道湾住，可谓是“坐享其成”。

八道湾的安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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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进八道湾11号后，由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支撑着，一家人过上了相对安定的生活。这期间，鲁迅和周作人的创作也颇为丰厚。

其间，鲁迅创作出了《阿Q正传》、《风波》、《故乡》、《社戏》、《白光》、《端午节》等9篇小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翻译了《工人绥惠略夫》、《爱罗先珂通话》、《一个青年的梦》等作品，并有《中国小说史略》上卷的编订稿，杂文数量更为可观。

尤其是《阿Q正传》最为有名。据说这篇小说的创作很偶然，是时任《晨报副镌》主笔的孙伏园，经常跑到八道湾，向鲁迅“催稿”催出来的。从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22日，《阿Q正传》每周或隔周在《晨报副镌》上首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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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也妙笔不断，创作了《圣书与中国文学》、《山中杂信》、《自己的园地》、《文艺上的宽容》、《贵族的与平民的》、《诗的效用》、《文艺的统一》、《小河》、《歧路》、《日本的诗歌》等作品。并且，出版了《自己的园地》一书，调子是明快的，似不及鲁迅那样的沉郁，文章大多是温和的说理、言志。

周作人到北京大学不久，便以他深厚的外国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底子，在授课中赢得了相当的名气。很多文化名人常去八道湾11号拜访两位兄弟，与之交谈或暂住，那时的11号院子里，“谈笑有鸿儒，来往无白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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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春初，蔡元培聘请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到北京大学教世界语，并委托周氏兄弟照顾，兄弟二人将爱罗先珂安排在后院客房里。

这位盲诗人的到来，给周家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周作人曾回忆说：“爱罗君寄住在我们家里，两方面都很随便，觉得没有什么窒碍的地方。我们既不把他做宾客看待，他也很自然的与我们相处；过了几时，不知怎的学会侄儿的称呼，差不多自居于小孩子的辈份了。”

周氏兄弟在京城也日益出名。1922年10月，梁实秋曾到八道湾，邀请周作人去清华大学做讲演。梁实秋在周作人去世第二年（1967年）著文回忆这一经历：“……八道湾在西城，是名符其实的一条弯曲的小巷。进门去，一个冷冷落落的院子，多半个院子积存着雨水，我想这就是‘苦雨斋’命名的由来了。临街一排房子算是客厅，地上铺着凉席，陈设简陋，我进入客厅正值鲁迅先生和一位写新诗的何植三君谈话，鲁迅问明我的来意便把岂明先生（周作人先生）请出见我。”

这是梁实秋第一次见到周作人。“我没想到，他是这样清癯的一个人，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头顶上的毛发稀稀的，除了上唇一小撮髭须之外好像还有半脸的胡子渣儿，脸色是苍白的，说起话来有气无力的，而且是绍兴官话。我不知道我当时怎么有那样的勇气，没有人介绍，径自登门拜访，请求他远道出城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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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1923年，周氏兄弟共同生活在一起，在八道湾11号院里过着读书、写作的平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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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搬出八道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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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静的背后也有不断的纠葛。自1920年开始，周家的经济就开始出现赤字，鲁迅曾先后21次向友人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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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买房用尽了积蓄，且欠有外债。住到一个院子，他的工资交由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一并管理。“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还有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亏空，嚷钱不够用。”三弟周建人说，他只在八道湾住了一年八个月，1921年9月初便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谋生，“免得好像在家里吃白食”。

周建人离开不久，大家庭生活里的纠葛就爆发了，并导致周作人和鲁迅“决裂”，鲁迅带着母亲和夫人搬出了八道湾胡同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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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周作人和鲁迅决裂的原因，旁观者曾做过无数猜测，至今没有确定的。事后，周作人和鲁迅也都再无提起，周作人还剪掉了相关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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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知道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从后院递给鲁迅一封信，信中写到：“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  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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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鲁迅在日记里写道：“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之前5天的日记有这样一段记录：“是夜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之。”

后来有研究者猜测分析，可能是在生活节俭问题上，鲁迅与羽太信子不和，导致兄弟二人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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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8月，在八道湾胡同住了四年，鲁迅离开自己一手打造起来的家，搬到砖塔胡同61号暂住，后为安慰母亲，又向朋友借钱在阜成门内西三条买了一处宅子（1956年后被辟为鲁迅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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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一家、羽太信子的妹妹羽太芳子（嫁给三弟周建人）则一直住在八道湾胡同11号，成为周作人的私宅，尽管之前周作人并未为这个宅子劳神费力。

“周宅”变成“羽太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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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战乱，使这处宅院历经了一些不为外人易知的惊心之事。

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将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绞杀。次日，从报上看到消息，周作人大惊，不知如何与正藏在自家后院的李大钊大儿子李葆华讲。

此前，4月5日，李大钊被捕后，周作人就将李大钊的大儿子李葆华藏到自己家里，住在此前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住过的三间小屋里。

李葆华后来证实：“周作人先生的确是在张作霖的白色恐怖下让我住在他家里，掩护了我一个多月，他又与沈尹默送我到日本学习。他是很热情的。”并且，《语丝》每次一出版，周作人都送给他一本。

李大钊牺牲后，有人赶着收集李大钊的文集，并转交给周作人送到上海准备出版，终因白色恐怖，未能如愿。不过，躲在“苦雨斋”书房里的周作人为保住李大钊儿子和文稿出了力。

第二年，1928年11月，周作人十四岁的女儿得盲肠炎，因医生误诊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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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对周作人打击非常大：“我自己是早已过了不惑的人，我的妻是世奉禅宗之教者，也当可减少甚深的迷妄，但是睹物思人，人情所难免，况临终时神志清明，一切言动，历在心头，偶一念及，如触肿疡，有时深觉不可思议，如此景情，不堪回首，诚不知当时之何以能担负过去也。”此后很长时间里，周作人常念及爱女而生怅然之情，“苦雨斋”当年元旦照例的友朋聚会也因此取消。一年后，周作人著文《若子之死》，纪念爱女。

再后来，信子和芳子将他们的父母羽太石之助夫妇从日本接到了八道湾同住。

鲁迅暂住砖塔胡同61号时的邻居俞芳说：“……在谈到八道湾时，母亲告诉鲁迅，‘九·一八’事变之后，北平的局势很不安稳，一遇风吹草动，信子等人就叫佣人把八道湾住宅大门挂的‘周宅’摘下，换上‘羽太寓’的牌子，还挂上日本旗，表示这是日本人的住宅。而老二（周作人）对信子等人的这种行为，听之任之，不加制止。”

鲁迅意味深长地说，现在八道湾只有老二一个中国人了，而他又是如此昏。又说羽太家经济困难，老二寄些钱去接济是可以的，但把他们接到八道湾来住，就很不妥当了。

蹊跷的枪击案

1936年，鲁迅，这个八道湾11号的真正主人，在上海因病去世。而这座宅院的实际使用者周作人，也开始面临着人生的“一个大转折”。

1937年，日本大肆侵华，北平沦陷。北京大学教授南迁，朋友们劝周作人也南下暂避。周作人却不愿南迁，宁愿守在苦雨斋中。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反复说：“舍间人多，又实无地可避，故只苦住……回北留南皆有困难，只好且看将来情形再说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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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蒋梦麟说：“抗战的时候，他（周作人）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于是，他果然没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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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沦陷区北平，周作人每天蛰居家中，“看点前人笔记”，“重阅所收的清朝笔记”。1938年2月9日，周作人应邀到北京饭店出席日本人组织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这件事直接引发武汉文化界通电声讨参加此次会议的诸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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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名字第一次和汉奸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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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郁达夫、老舍等18位作家公开声讨周作人的言行，视其行为“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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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骂声一片中，1939年元旦，八道湾11号里响起一声枪声，差点要了周作人的命。枪是冲着周作人开的，暗杀他的原因至今不详，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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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曾回忆：“那天上午大约九点钟，燕大的旧学生沈启无来贺年，我刚在西屋客室中间同他谈话，工役徐田来说天津中日学院的李姓求见，我一向对来访的无不接见，所以便叫请进来。只见一个人进来，没有看清他的面貌，只说一声，‘你是周先生么？’便是一枪。我觉得左腹有些疼痛，却并不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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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击案改变了周作人后半生的决断。此前，周到燕大当了客座教授，谢绝了一切别的学校的邀请。遇刺之后，他放弃了此前与日本人敷衍周旋的态度，不肯也不敢再和日本人虚与委蛇。

当年三月，周作人受聘出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员；八月，文学院成立，周作人出任院长。自此，八道湾胡同11号的主人，选择了一条使自己声名狼藉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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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道湾11号这座旧宅，也似乎因为主人选择似乎也失去其应有的文化价值和光彩，沦为一座“汉奸”的宅子，惹得争议至今不断。

“文革”时期被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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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到“文革”时，周作人因为之前曾担任过伪职遭到“红卫兵”的猛烈批斗，八道湾11号也被“红卫兵”打砸一空。

鲁迅博物馆研究员叶淑穗回忆说：“1966年，‘文化大革命’，周作人受到的冲击是惨重的。开始是院里的红卫兵，后来又串联外面的红卫兵，一连抄了几次家，家里的东西差不多被洗劫一空，就连他们的塌塌米也被砸成许多窟窿。”

幸运地是，现场有懂得文物价值的红卫兵，给鲁迅博物馆打电话，让他们来抢救这批文物。后来，“红卫兵”抄了半屋子周作人的旧稿和旧信，送到了博物馆暂存。在这批旧物中，除了周作人的旧稿外，还有“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徐志摩等近百人的信札。

1966年8月，八道湾胡同11号被抄之后，周作人就被撵到一个小棚子里住，只有一位老保姆张淑珍照料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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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叶淑穗和同事去看望周作人时，眼前的一切惨不忍睹：昔日衣帽整齐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钉着一个白色的布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着，看上去已无力站起来，而几个恶狠狠的红卫兵却拿着皮带用力地抽打着他，叫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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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在后院东屋里去世，苦雨斋也失去了它唯一的主人。

唯余一个大杂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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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周作人去世前，1956年，周家宅子的前院就曾被改作军区招待所，用来接待部队的干部。今年80岁的王老爷子是11号里的老住户，当年他就在招待所工作。

转业后，他带着家人从河北老家回到八道湾11号，一直住在前院。他说，他没有见过周作人，不认识。“当兵的，都不喜欢串门。”对过去的历史，他不愿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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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爷子的邻居——金恒树师傅说，“文革”时他曾在后院见到过一次“大汉奸”周作人，“在院子的大槐树下，他脑袋上顶了个篮球胆，站在椅子上挨批斗。儿媳妇在旁边陪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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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经过40多年的风雨冲洗，周家的这座三进门院子已经被围在平房里，很难辨认出最初的格局，院子里留出一条狭长的过道，仅能容一两人侧身而过。“不说，没人知道这里是鲁迅和周作人的故居，就是一个大杂院。”30多户居民蜗居其中，晾衣做饭，炒菜的味道串来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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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底，媒体报道了“北京35中将建新址，八道湾11号面临拆毁”的消息，拆还是不拆又成为一个热议话题。其实，争议由来已久，鲁迅的儿子周海婴曾在《鲁迅与我七十年》明确说，他不赞同将八道湾作为鲁迅故居保护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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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婴说：“八道湾的房屋以北房最佳，而父亲本人根本没有享受过，而‘苦雨斋’又与鲁迅不搭界。他早年住过的屋子，又都破损不堪……保护八道湾实际等于保护周作人的‘苦雨斋’。那么，汉奸的旧居难道是值得国家保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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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不同意周海婴的这一观点：“不能因为周作人后来的‘落水’，就将他在‘五四’时期的功绩一并抹杀。何况，鲁迅很重要的作品在那里诞生，而且八道湾11号可说是民国时期最著名的文化沙龙，辛亥文化的重镇。”

近期，有关部门又说，八道湾11号暂不拆除，将作为北京35中的校内文物予以保留。住户金恒树说，现在还没有人来找住户谈赔偿，将来要是补偿不到位，他们肯定不会搬走。

7月25日这一天下午，拆迁还没有动静，王老爷子、金恒树和同院住户站在门口，闲聊着，拆迁和现实是他们关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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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的人更关注的则是鲁迅和周作人，以及这个院子的历史时光。租住在后院东房“老虎尾巴”位置的龚博，生于80后，留着一络腮胡子，每天埋头于文字，很少出门。尤其喜欢鲁迅的他，半年前机缘巧合住进这个院子，现在他住的房间，据说正是周作人当年去世的地方。

更巧合的是，与他合租另一间房屋的室友，和鲁迅当年一样，现在也在教育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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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中国周刊》2009.8.15刊）

沧海一声笑

楼主帖子难得一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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