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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栅栏计划》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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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3-19 21:19: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大栅栏计划”顾名思义,是以大栅栏地区为关注目标的。然而,大栅栏计划与老北京网却并没有因此而形成一致。双方的分歧从大栅栏的读音开始,走向更深的层面。

作为老北京网的一员,我认为我们不排斥不是北京人的人,甚至不排斥否定北京、不喜欢北京的人,只要这种否定是在尊重的前提下和了解的基础上。

我想这不是北京人的基本需求,也是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

这里,转贴一些大栅栏计划的相关资料,以为了解。

因为帖子较多,而且比较长,所以均有所删节,只取与本主题相关内容,全文链接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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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计划是关于北京的贫民窟大栅栏地区的研究和拍摄,是德国联邦文化基金会的资助项目。自九十年代以来,北京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把大栅栏地区在历史保护、危旧更新、民生改善和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推到了顶点。因为城市不断向郊区拓展,而大栅栏这种老城中心区基础设施落后,再加上这一地区建筑限高的规划政策令发展商望而却步,旧房交易市场无法盘活,造成精英人群不断外移,空心化越来越严重,外地低收入移民大量涌入,这一地区的贫困和衰败现象开始凸显。《大栅栏计划》由欧宁和曹斐领衔,选定大栅栏地区进行定点和切片研究,主要聚焦于这一地区的历史文脉、贫困现实、社会组织、街区建筑和人文生态,采取一种群体协作的方式,通过征集志愿者参与调研、拍摄,以Workshop的形式展开工作,最后工作成果将于2006年5月在德国ZKM美术馆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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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团队

 

欧 宁

1969年生于广东。1993年毕业于深圳大学国际文化传播系。1994年创办音乐团体新群众。1996年创办设计公司Sonic China。1999年在深圳、广州两地创办电影团体缘影会。2004年创办艺术空间别馆。现生活工作于广州和北京。

补充:欧宁 (中国)- 大栅栏地区城市重建计划的策划人,音乐团体新群众、设计公司Sonic China
艺术空间别馆创办人

欧宁是一位多媒艺术家,曾于世界各地策划及参与多项视觉艺术及电影制作项目。他现正为位于
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最历史悠久的大栅栏地区作现场研究,记录及印证大栅栏地区的现况及发
表大栅栏地区在2008 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重建后的理想城市。

补充资料来源:2005 年11 月9 日 (香港) 《城市更新設計與諮詢論壇》

 

曹 斐

1978年出生于广州。1997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附中。2001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装饰艺术设计系。2004年创办艺术空间别馆。现生活工作于广州和北京。

 

黄伟凯

1972年生于中国广东,1995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2002年作为自由工作者,开始独立拍片 

 

杨国伟

自由摄影师。1973年生于重庆市

 

李劲松

1969年生于福建莆田。1977年移居香港。2003年,他为欧宁和曹斐的实验纪录片《三元里》创作了配乐,并于2005年推出同名唱片。

 

Olivier Meys

生于1974年,在比利时Louvain-la-neuve艺术传播学院(IAD, Institut des Arts de Diffusion)学习电影导演,曾为Claudio Pazienza, Borhane Alaouie和Giovanni Cionni担任助导。

 

颜峻

乐评人,独立音乐和艺术活动策划人,声音艺术家,诗人。1973年生于兰州,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Sub Jam(铁托)和观音(KwanYin)厂牌创办者,现居住和工作在北京,主持实验音乐和艺术系列活动“水陆观音”。

 

黄立光

1982年出生于广东阳江。2005年毕业于深圳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现生活工作于广州和北京。

 

狄申

1979年生于开封。2003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2003--2004年进修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张梁

1979年生于长沙,2002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2003--2004年进修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现在北京工作,学习

 

王文海

1980年生于广州。2003年开始独立创作短片。现进修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徐 健

1978年生于天津,自学摄影,现工作生活于北京。

 

屠楠

1977年出生。2001年毕业于河南大学艺术设计系。2001-2003年于上海从事平面设计与插图的工作。2003-2004年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进修。2004-2005年于北京从事影视摄影,图片摄影,独立短片和MV的美术设计,插图工作

 

梁乐

1979年出生。2002年毕业于郑州纺织工学院服装设计专业。2002-2004年于上海从事摄影,设计工作。2004-2005年于北京从事摄影,设计工作

 

赵龙

1980年5月13日出生于山西省绛县,1991年随父母返京,母亲是知青。2000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图片摄影专业专科,2005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动画专业本科。

 

炭叹

1982年生于武汉。2004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戏剧影视文学系(Drama,Movie & TV,Literature)。现居北京。

 

曲元周

1981年生于山东。1999年9月至2003年6月就读于山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科学专业。2003年9月至今就读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研究生)。读研期间穿梭于十个省份的农村和工厂和学校。在教育技术系修课的过程中接受了视频拍摄制作方面的培训。主要兴趣:流动人口;草根公益组织;Web 2.0;Human Development;Mind, Brain and Education。

 

孙晓曦

1982年生于北京。2004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艺术设计系。现在北京从事网页及平面设计工作。业余拍照。

 

沈宾

1982年11月出生于湖南长沙。2005年毕业于北京印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艺术设计专业本科。现定居北京并工作于一家网络广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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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3-20 2:25:17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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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3-19 21:20:00 | 显示全部楼层

以下链接是《大栅栏计划》拍摄的图片档案

http://www.dazhalan-project.org/imagearchive-cn/imagearchive-cn.htm

个人意见:我没都看,挑了廊坊二条,西河沿儿,珠宝市几组看了。。印象如下:

1。技术及艺术水平太过一般 。不知道是否是拍摄者在特意的强调“纪实风格”?我个人不认为纪实风格等同于缺少艺术美感)

2。图片上的大栅栏的确无甚美感,如果我是一个没有到过大栅栏不了解北京的人,很难从图片中看出这一地区有什么文物乃至文化价值,不知道这是拍摄者的切身感受,还是围绕其“城中村、贫民窟”总的主题而作?

不知大家的观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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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3-20 2:20:45编辑过]
发表于 2006-3-19 21:28:00 | 显示全部楼层
 2005年12月 总第117期的《环球企业家》杂志登了篇文章,写《大栅栏计划》,对这个计划的工作方式说得很透,一看作者,果然是熟人:

从“大栅栏计划”看当代艺术之变迁

by 李如一

对传统的单项艺术形式感兴趣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当然,艺术品收藏和投资人士除外。在今天要当一个艺术家,只做一件事是不够的。比如你是声音艺术家,如果在做现场演出时不加上点Video,就会显得保守落伍;如果你是影像艺术家,对声音自然也要多少有些了解。Crossover虽然是个大俗词,但放在当代艺术的领域里绝对是灵丹妙药。

君不见小说家朱文早就开始拍电影且小有斩获,最近他更以一个建筑计划参加了由南京大学建筑研究所主办的“南京城”艺术展览。如果这还不够有说服力的话,可以看看刚刚参加完英国文化协会主办的“都市发声”计划的英国声音艺术家罗宾•兰波(Robin Rimbaud)的履历表,他五花八门的作品包括在一个画廊的走道里堆满气球,让人们在其间奔跑嬉戏;在伦敦的一辆根据事先设计的路线行驶的双层巴士上演奏音乐;为医院里的临终病房设计背景音效;为整个欧洲创作“国歌”;为教堂创作圣歌等等。

在中国,最懂得不能只做一件事的艺术家非欧宁莫属。欧宁早年当过诗人,组过乐队,不过随后发现自己的长处在于策划统筹,便改行做音乐演出推广,以及设计、出版工作。随后他出于对电影的热爱创建了国内最早的观影组织“缘影会”,并逐步向影像创作方面发展。拍摄/研究广州城中村现象的《三元里》既是欧宁的重量级作品,也是他由策划人/设计师向艺术家转型的突破之作。现在,他把这一作品的概念延伸至了北京,其结果就是“大栅栏计划”。

抄一段“大栅栏计划”的介绍文案:

“本计划是关于北京的贫民窟大栅栏地区的研究和拍摄,它是2003年第五十届威尼斯双年展的参展项目《三元里》(关于广州的城中村)的延续,与计划中的上海普陀区曹阳新村项目(关于上海的工人聚落,2006)将构成对中国城市化和城市贫困社区的系列研究和创作。  ‘大栅栏计划’选定大栅栏地区进行定点和切片研究,主要聚焦于这一地区的历史文脉、贫困现实、社会组织、街区建筑和人文生态,采取一种群体协作的方式,通过征集志愿者参与调研、拍摄,以 Workshop的形式展开工作,最后工作成果将包括一部纪录片,一本出版物和一个专项网站,将于2006年5月在德国ZKM美术馆展出。”

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多任务”艺术项目,其中涉及的专业人才包括策划、导演、摄影师(静照与摄像)、录音师、作曲家、剪接、文案、平面设计、网页设计等等。作为该项目的首要创作者,欧宁的主要工作是构思概念,雇请上述工作人员,并合理有效地统筹安排他们工作。或许你认为这更像管理人员而非艺术家的工作,但事实上,过去也有一种艺术类型以这样的工作模式进行,那就是电影(制片人的工作性质也介乎行政管理与艺术创作之间)。但“大栅栏计划”显然不(只)是电影。至于它是什么——如果这个问题能用三言两语说清的话,本文也就不必写了。

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对上述文案的语义分析稍微了解一下“大栅栏计划”的特征:译自英文“Project”的“计划”一词(有时也译做“项目”或“工程”),暗示了该作品是集体协同作业的结果;将研究置于拍摄与创作之前,意味着此计划重视学术价值多于艺术成果;对旧计划的回顾与对新计划的展望体现了该作品在时间上的跨度,从而宣告了它的规模与野心;“切片”、“历史文脉”、“社会组织”等词语的堆积再度重申了学术取向;“志愿者”与“Workshop”强调互动性、受众参与和去中心化;“工作成果”则是凸显工作伦理与 “非艺术化”取向。

确实,对艺术的理解还停留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人们,很难相信这是对一件艺术作品的文字描述。艺术在今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境况:一方面是信息高度冗余造成的受众浮躁——如果世界上只有两件艺术品,那么我们花在欣赏每件艺术品上的时间就可以有很多很多;另一方面则是商业语境下艺术对新的角色与位置的寻求。“大栅栏计划”是这一过程的典型代表,相比之下,作品本身的好坏,已经不那么重要。
发表于 2006-3-19 21:30:00 | 显示全部楼层
我觉得大栅栏的规划不能以“艺术”的眼光来看待。那时民生问题、历史问题、文化问题,艺术的价值是在最后的。
 楼主| 发表于 2006-3-19 21:39:00 | 显示全部楼层

 

无名氏的城中村 (删节)

曹飞/欧宁 影视工作小组

三元里,开始关注城中村

……
大栅栏,被忽视但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大栅栏可以说是清朝时期北京的CBD,当时多家商号都在这里,当年的繁华程度不亚于现在的王府井,可是现在已经变成了贫民窟。

可是当我们深入到大栅栏时,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旺盛的生命力,早上六点,我们看到老百姓们进进出出,邻居们之间问好、侃大山,其乐融融。这是现代居住区不可能达到的境界。但是这里的老百姓生活成本很低,平均每人每天生活费是8元。他们很少去近在咫尺的王府井转街和购物,他们生活就在大栅栏。

当然这里的故事和问题一样得多,当年的八大胡同现在还是以色情业为主,这里的小发廊大概有172家,白天关门晚上开门,让人们不得不怀疑这里的猫腻。现在铁树斜街正在准备拆迁,住户们都不知道会搬去哪里,可能比天通苑还远的地方,当然大栅栏的最集中的问题是拆迁户的安置问题。移民和原著之间的矛盾也很难解决。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影片来真实展现大栅栏地区,年底,我们还会与建筑师、开发商共同讨论改造计划,我们想做得更多一些,现在是提出问题阶段,希望能够提出可行的改造意见。

来源:《时尚家居置业》2005年10月号

http://www.trendsmag.com/article/article_detail7.jsp?id=72021&page=1

 

8 v" W( Z! K7 B) P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3-20 2:18:21编辑过]
 楼主| 发表于 2006-3-19 21:59:00 | 显示全部楼层

他们的目光都聚焦城中村 2005年12月14日  晶报记者 邓妍/文 (有删节)



进入城市的落脚点


欧宁……这两年,他的目光一直聚焦着城市的边缘地带,关注城市化进程。这次的参展作品《二线关·插花地·城中村》,是2003年第五十届威尼斯双年展的参展项目《三元里》(关于广州的城中村)、2005年德国联邦文化基金会的资助项目《大栅栏》(关于北京的贫民窟)的延续,与将于2006启动的上海普陀区曹阳新村项目(关于上海的工人聚落)一起,将构成他对中国城市化和城市贫困社区的系列研究和创作。


之所以对城中村感兴趣,艺术家欧宁说:“我从农村到深圳上大学,这本身就是个人的城市化。大学毕业后,两年时间都在不断地变换工作,连续换了四个深圳的城中村居住。这些城中村为我提供了低成本的空间,为我的发展提供了能量和机会,成为了我进入深圳之前的一个落脚点,我很感激城中村。很多人都有我这样的经历。于是,我开始关注城中村的变化,用影象去记录它们。”


……
中国城中村的发展模本


欧宁把自己在广州、北京、上海作的城市区域的研究作了对比,认为这些城市化特征明显的地方虽然分布于不同的城市,但有共同的特点。都是被城市包围,都居住着很多贫困人口,生活成本低而居住密集。欧宁兴致勃勃地聊起了他正在进行的北京大栅栏研究和拍摄计划。大栅栏是个贫困的商业区,这里聚集着外地人,每人每天的生活成本不到8元。“家里只有一张床,男人就让给女儿和老婆,自己睡在躺椅上,睡了十年。有些家里,空间太小,煤气罐没地放,就挂起来。”欧宁的研究组把两台DV机交给那里的居民开展自拍计划,一台交给了钉子户,一台交给居委会,让他们自己拍下了原生态的生活。


“北京、上海的城中村都不在市中心,居住的人少,跟深圳是完全不一样的。深圳城中村的形态是发展比较成熟的。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城市不断延伸,包围和吞食农村区域,它们也最终会成为深圳城中村的模式。”欧宁认为。本届双年展上,来自国内外的建筑师和社会学家都把城中村作为了热点现象。

建议  改造规划房主应参与


城中村成为了深圳市政府正在着手解决的重点问题。前两年,最初的规划是推倒重来,后来经过了调研,市政府趋向了理性的立场,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法。“城市应该留存原始的文脉和肌理,在城中村中沉淀着历史和文化,它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不能轻易地抹去。”


当下沙村成为了福田区文化一日游的景点时,欧宁认为,城中村的发展有无限的可能性,最紧要的是对城中村的基础设施进行改善,改善城中村的社会环境和治安环境。城中村能成为一个景点,成为城市文化研究点。 汤桦提议称,城中村的改造该有城中村的居民参与。……


来源及全文:http://home.sz.soufun.com/news/2005-12-13/5934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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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3-20 2:23:56编辑过]
 楼主| 发表于 2006-3-19 22:09:00 | 显示全部楼层
“无形的城市?”在0工场展出


 2005年10月25日10时28分来源:Tom 专稿
 
场地:0工场,798 工厂, 大山子艺术区,北京 展览时间:2005年10月30日至11月12日


  本展览将展出十二位最近四个月在中国的首都生活和工作的德国和中国艺术家的新作品。无论最终作品还是未完成的作品都将在本次活动中力图展示这些“流浪”艺术家对这个超大城市在高速变化过程中的印象和个人经历。

  正如《北京现场》策展人杨森所说:这些作品中,有的体现着对现代北京生活迅速变化的非常个人化的、几近亲密性的关注,例如,何燕茜从她离开多年的出生院落入手制作的人性化的声像作品-“异托邦”[Heterotopia];马英力的纪录片描述了退休者从市中心到城郊的搬迁经历。

  动作设计者霍曼丽通过对人们活动动作的分析原汁原味地再现了城市中生气勃勃的日常生活画面;还有巴翰林在她的装置作品中展示了那些突出体现地方特殊性的特定场所,让人们意识到新型的物我关系。西川通过类似的观察调查了宗教场所,在这里人们用不同的方式讲述了自己的生活境遇。符号决定着存在。德嘉丽和雷望东在北京120天的生活中收集了容易被人们误解的“日常生活神秘事物” - 另一种形式的文化冲击-在一个特制的功能性空间装置里展出了一系列的日常物品照片。在都市生活中也真正存在着负面的社会边缘区域,比如北京市中心的贫民区,曹斐和欧宁的“大栅栏项目”就展示了这样的城区生活。白铎用文化大革命的宣传图片和汉字雕塑般呈现出的交通线路,更加抽象但一眼就能看明白的。同样通俗易懂的还有倪睿思用文字记录的、具有启发性的与那些以不同形式关注北京都市生活的人物的访谈;还有苏珊娜颇具讥讽意味的虚构的北京环城游记,也邀读者同行。

  《北京现场》是由德国文化基金会发起,和歌德学院北京分院联合举办的艺术奖学金项目。
 
/ _3 S3 g. h6 O' E4 M$ O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3-19 22:12:08编辑过]
 楼主| 发表于 2006-3-19 22:37:00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元里》及其它:

2004年12月24日上午,欧宁在广东美术馆举办的第二届广州三年展“三角洲实验室”(D-LAB)上介绍工作。

(有删节)


《三元里》是我对“城中村”这个现象进行研究和记录的一个计划。我们选择了其中很有代表性一个村子,叫三元里,是广州老的白云机场旁边的一个村子,来作为一个样本切片来进行研究的。那么“城中村”的概念是什么样的呢?我要从各个方面来解释一下。像三元里这样一个地方,在80年代还是广州的郊区,也就是广州最早的郊区模式。在80年代它还是一个农村,还有农田,还有村落的形态的东西。当时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广东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广州的市区要向外扩张,所以他们就把扩张的方向放在郊区这边。所以政府要征用一些郊区的农田来做都市的发展。这样的话像三元里这样的村子,农民的地就被政府征用了。但是他们居住的宅基地没有征用,保留下来。在十几年前征地的时候,政府保留了宅基地征用了农田,但是没有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这样农民就必须自己解决谋生的问题。慢慢的随着政府的规划逐渐完成,农田上都盖上了高楼大厦,这样周围的高楼大厦就把三元里的宅基地围起来,就形成了所谓的“城中村”。

因为政府没有把他们的户口转成城市户口,他们为了谋生只好在他们的宅基地上盖上高楼出租。为了争取更多的建筑面积可以出租,他们就会盖很多层楼。因为地是有限的,他们只能向空间发展。本来政府的规划两个楼之间的距离应该是五、六米左右,但是农民为了扩大他们的出租面积,盖到二楼的时候房子与房子之间就连到一块了。这样就形成了城中村的一种很特殊的建筑形态。城中村的出租屋经济是非常发达的,因为它的房租非常便宜,这样就吸引了大量从外面来的移民、民工到这里租房子住,所以它的人口构成就变得非常复杂,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说有人在这里吸毒、贩毒,还有地下的性工业特别发达,发廊特别多,抢劫、偷窃这些罪案也特别多。

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三元里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令政府非常头疼的地方,就出现了一个所谓“城中村”的现象。因为它带来了很多社会治安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城市的形象,所以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来整治。“城中村”的形成其实还有更多的原因。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表面上的形成过程,其实它的形成还跟中国的土地制度有很大的关系。

……

同时因为现在“城中村”大多处在市中心,就有一种所谓的影子地价。影子地价就是说这块土地的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处在市中心,如果按照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最优化的计算,可期待的地价是非常高的。在经济学上,这种地价就叫做影子地价。城中村就是这样一种地区,它的影子地价很高。但是上盖的建筑物的价值又非常低。这样一种现象其实呈现出政府、房地产商和农民三方的利益的争夺的结果。实际上在中国每一个城市的城市化进程中都会碰到三个利益集团的争夺,国家要征收农民的土地,一定要付给农民一定的补偿金。农民觉得他要出让这个土地,就必须跟政府谈判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价钱,以便让他们以后的生活无忧。因为这一块影子地价比较高,对地产商的吸引力比较大,如果让地产商来发展这块地,他可以改变上盖物的价值,开发出一种新的建筑用来牟利,所以其实在城中村纠结着非常复杂的利益冲突。

……

不仅在中国有这种城中村的情况,在外国也有很多类似的社区。在外国都市村庄的形态跟中国的差别是比较大的。我最近在看社会学中芝加哥学派的一些书。他们在美国大都市文化之前作了一些研究。比如说对芝加哥和匹兹堡这两个大的工业城市的郊区所形成的这种波兰移民的村落,也就是对所谓郊区的贫民窟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对我们的启发也很大。因为在美国像芝加哥、匹兹堡这样大的工业城市,它需要大量的东欧农民的移民来到美国,把他们变成产业工人,这些产业工人他们的生活条件是非常差的,他们只能住在郊区或一个特定的社区里面。比如说在一个特定的社区里面全是波兰来的农民住的地方,或者说另一个社区全是意大利的贫民住的地方。芝加哥学派对贫民窟的研究给了我们很大的参考价值。

……

接下来我们会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北京。我们今年获得了德国联邦文化基金会的资助,去参加他们的一个研究项目,叫《北京现场》,他的副标题叫《高速发展的城市化文化》。这样一个研究的课题,是由德国七个艺术家和小组和三个中国的艺术家和小组来共同研究。我们报的研究课题是北京的城中村。随着2008年北京要举办奥运会,北京市政府对于北京120多个城中村也很感头疼。因为北京的城中村也像广州一样成为城市的突出的问题,脏、乱、差影响城市的形象,北京市政府下了很大的功夫对这些城中村进行改造。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把对三元里的研究方法挪移到北京,对北京的城中村进行一个类似的研究。我们选定的那个村子叫树村,在海淀区的一个村子。那么这个村子跟广州的三元里又有什么不一样呢?现在这个村子已经通过政府的协调交给一个房地产公司进行开发。那么在这之前,在90年代中期树村是中国摇滚乐队的聚居点。这个村里住了两百来个成名或者没成名的摇滚乐队。这个很有意思,也是它与广州不一样的地方。广州的城中村往往会发展成为犯罪的天堂,但是在北京却成为一个艺术家聚居的地方,成为一种带有乌托邦性质的、准共产主义的一种社区。这跟北京是以政治为中心的社会性质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也想把树村摇滚乐队聚居的这样一种研究延伸到原来的圆明园村、北京东村,这样一种艺术家聚居社区的研究。我们选择的这种研究不像今天的798工厂,充满了一种时尚化,带有商业色彩的社区。我们研究的树村、圆明园村、北京东村都是一些贫困的村落。我们想研究探讨一下同样一种形式的“城中村”,它在北京的流变、跟广州的区别在哪里。我们对树村的拍摄和研究会在明年七月份开始,之前我们要做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后来我们经过调研后把树村计划改为大栅栏计划。作者注)

在做完北京“城中村”的研究之后我们还想做上海。它有另外一种形态的村落。上海有一个村落叫曹阳新村,是中国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建立的一个工人新村。就像今天的样板房那样,国家圈定一块地,从政府的角度去盖起标准化的住宅楼给50 年代的那些劳模,让他们从破旧的房子里搬进去。新中国成立以后它就成为一个样板,这个地方接待过超过十几万从外国和国内各个地方来参观的人,就变成一个旅游胜地一样的地方。这个地方也很有意思,它折射出一个社区怎样变成国家宣传机器的一部分。同时他还跟五、六十年代,明显带有社会主义特点的都市规划的一些形态。北京和上海的计划实际上就是2003年三元里计划的一个延伸。

刚才主要是讲到对题材的选择,接下来我想讲一讲我们选定题材以后用一种什么样的手段去做研究。影像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手段。我们做的《三元里》其实是一个集体的作品,我们调动了大概有十几个人。每个星期他们都自带摄影机,去三元里和广州各个角落去拍摄。每个星期他们会去拍三四天,到周末把拍摄的素材拿回来我们开会一起研究,拍摄的素材哪些是可用的哪些是应该改进的,然后设定下一周的拍摄计划。

在社会学研究中,中国的社会学家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影像的威力。比如说我看李培林的这本写羊城村的书,他有一半的内容是对村民、外来者采访的笔录。我们看这个书主要是从文字这种媒体去看的,还要一定程度上借助我们的想象力,才能接触到城中村的现实,文字没有影像来的直接。像我们拍的这个片子,就可以直接感受到我们拍的城中村的建筑风格还有人的面貌,直接带来一种视觉上的冲击感,这种的力量肯定要比文字强大。接下来我们的计划还想发展出一种所谓社区影像的这样一种方法。现在很多纪录片都是个人或者导演或者纪录片艺术家用个人的方式去拍摄的,这样被拍摄的对象是非常被动的,其实正统的纪录片的拍摄都存在一个对被拍摄者剥削的问题。有些纪录片的导演强调他关注的是边缘社群、低下层的人的生活,实际上他们拍了以后就去各个电影节参展,去参加各个艺术展览,对所拍对象的生活处境一点帮助都没有。这个就是影像制作者对被拍摄者的剥削。

……

来源及全文:http://www.noiseasia.com/dick/?p=195

 楼主| 发表于 2006-3-21 16:03:00 | 显示全部楼层

《大栅栏计划》北京版出版物

大栅栏计划
北京版出版物,数码快印,彩色,28cm×21cm,64页,2005

The Da Zha Lan Project
Beijing version, digital printing, Color, 28cm×21cm, 64 pages, 2005












发表于 2006-3-24 11:09:00 | 显示全部楼层

咱们见过面,我是都市周游的编辑,殷亮,支持你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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