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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时的街巷轮廓，宋代的古井，明清的建筑和石板路。老城南就是南京的根。如今，老城南正在被强行抹去。
专家学者联名反对拆迁。在南京市规划局的演示文件中，多处文物保护单位被偷偷抹掉。专家们怀疑，这份与既有保护文件严重冲突的演示，会提交给即将到来的中央调查组。
三年内，温家宝总理两次批示保护。但“拆”字仍然被刷上了老城南的青瓦白墙。
南京老城南的躯体正暴露在大锤与推土机之下，拆迁工人们的钢铁机械对准了那些七架梁的木构大宅。死去的雕花门窗散落在倒塌的断壁与碎砖间，粗壮的梁木四处横陈，立向天空的几根残柱像巨型生物的残骸。“河房之外，家有露台，朱栏绮疏，竹帘纱幔”，明人张岱在《陶庵梦忆》里所描述的景致，如今已被强行抹去，变成了瓦砾堆杂的工地。
老城南已面临自己的最后时刻。
外地人或许不了解老城南，但都熟知秦淮河。老城南就是依傍着秦淮河而发端的古老街区，它走过了上千年，与南京的历史一样长。因为在南京建都的历代统治者，都只在南京北部寻地发展，所以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政府的规划都从未打扰过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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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时的街巷轮廓，宋代的古井，明清的建筑和石板路，历史的遗迹在这里混合并存，老城南还呈现着自然生长的状态。老城南是南京的根，承载着千年的秦淮风雅。如果失去它，古都南京的历史便只剩下自1927年往后的80年。
但现在，南京有关部门正在反复宣布说，老城南已经“危旧”，不再适宜与世代住居在此的人类相依为命。政府还说，为了让老城南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必须抛弃自己老房。在官方话语中，老城南拆迁被称为“旧城改造”，或是“危旧房改造”。这一命名将老城南的既存价值降低为零，也正是政府拆迁决心的表征。
人与他们的老屋正面临着相同的命运：无论根向下扎了多深，都会被轻描淡写地一拔，丢出去。
今年4月，南京的29位学者签名呼吁：马上停止拆迁，历史街区已快被推平为“净地”。这封呼吁信，通过各种渠道被寄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江苏省委、南京市委，以及国务院。他们的声音成为古民居可以依靠的最后一道堤坝。
一个月的沉寂之后，中央调查组来了，这被学者们看作一道穿透高楼阴影的日光，照射在老城南的屋瓦上。
但是，在和南京有关部门的一轮交锋过后，学者们开始怀疑南京政府的汇报中存在隐瞒与欺骗：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概念被偷梁换柱；项目调查毫不遵守程序正义原则；一幅看似真诚的保护图上掩盖着多数老房已被强拆的事实。
老城南已入生死之地。如果一切努力都失败了，这将成为签名者们为老城南做的最后一件事。
激辩“历史街区调查研究”
5月下旬，总理温家宝再次就老城南保护作出批示，与上一次批示仅相隔三年。
此后，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比调查组更早一步到达老城南。他在实地走访后，表达了一个文物保护者的坚定态度。
5月27日，单霁翔对南京分管城建的副市长陆冰说：你们对历史文化名城的理解有错误。历史街区虽然不是文物，但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我看到的情况来讲，不是太好。”单霁翔相当不满。他站在已被拆光的安品街地段，质问官员：“这就是你们说的‘镶牙式保护’吗？牙在哪儿呢？”
下午，在一个论坛上，单霁翔又提此事：“我看基本上是假牙！”
不过，南京有关部门依然振振有词。这一点，在和签名者们的沟通会上充分体现。
沟通会开在调查组到达的前夕。在此之前的一个月内，拆迁未停，对呼吁视而不见。签名者之一、南京作家薛冰常在午饭后步行去老城南看看，每次，都只见工人在烈日下忙碌。这使他一度觉得，就算呼吁书有了回音，也来不及了。
6月2日，薛冰接到了秦淮区政府的电话，请他明天过来“聊一聊”。白下区还一一登门拜访，表达友善之意，也希望专家们嘴下留情。
会议当日，南京市规划局为学者们出示了一份演示文件——签名者为其拍了照片。正是这份文件，让签名者惴惴不安。
“那份演示文件有问题。”薛冰认为。
首先是，多处文物保护单位被偷偷抹掉。南京市规划局副局长刘青昊在汇报中说，“仓巷”地块不在历轮《名城规划》确定的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风貌区范围内，而杨桂年故居，也不属于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是说谎。”薛冰说。在2003年制定的《南京老城保护与更新规划》中，仓巷等就在56个“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中。
与会的签名者之一韩品峥，曾任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在他主编的《南京文物志》第683页明确标记，已被拆除的仓巷78号杨桂年故居以及安品街82-1号，月牙巷11-28号，仓巷86号、88号，均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不过，对于杨桂年故居本身，这一错误已经不再重要。它早已从老城南消失了，建筑构件也都不知去向。上述的另几个区级文保单位，也是相同的命运。就连《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也没能保护好它。
对这些已被拆得七零八落的保护区，刘青昊在汇报中解释说，这些项目大都经过“五图一表”分析，即建筑功能、质量、层数、小品图和保留历史遗存一览表。
规划部门提及的调查数据、图表的依据之一，是指2007年进行的“南京城南老城区历史街区调查研究”。在这个调查中，由潘谷西和赵辰共同担任“项目负责人”，“负责技术路线和准则的制定、成果的汇总审查”，而赵辰本人又直接担负门东、安品街、南捕厅的具体调查。
潘谷西是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赵辰是南京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后者是前者的女婿。
这样的调查，其程序和效力都受到了质疑。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行业规范《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明确要求“利益回避机制”，即参加评审的专家不应同时也是项目的参加者，并且应与评审事务无利害关系。
但是，赵辰在老城南的南门老街、蒋寿山故居改造等多个项目中，集现场调查、保护价值打分认定、街区规划、建筑设计等多项工作于一身，而潘谷西则往往扮演的是评审专家或顾问的角色。
新规划出自谁手？
在老城南保护一事上，潘谷西教授如今有着和签名学者们完全不一样的态度。虽然他在南京住了六十多年，也曾将南京称为他的第二故乡。2007年，他曾对媒体说：老城南遗留了众多厅堂规整的老宅院，虽然看起来破旧不堪，但是“拂落灰尘见真珠”。
当护城志愿者尹霄为此次呼吁信征集签名时，潘谷西没有参加。他拒绝了尹霄，说：呼吁信写得不够准确。
潘谷西的态度，签名者之一、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蒋赞初也很了解。当志愿者之一、北京大学的学生姚远向蒋赞初咨询意见时，蒋赞初曾转述过潘谷西的话：“不具体，因为风貌区不是历史文化街区，是可以拆的。”
但是，在这一点上，潘谷西似乎“记错”了。
根据2003年通过的《南京老城保护与更新规划》，呼吁信中所涉及的安品街、南捕厅、内秦淮、门东、门西都在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范围内，而三山街则属“环境风貌协调区”。
在这份被《南京日报》誉为“老城保护的基本纲领”的规划中规定，在历史文化保护区要“整体保护街巷格局、尺度、绿化以及街巷两侧建筑界面”。
比这份规划更进一步的是，2008年7月正式实施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该条例规定，历史文化名城应当“整体保护”。这意味着，不仅历史文化保护区不可以拆除，就连整座城市本身的历史遗存全被罩在了保护伞下。
“刻意区分‘历史文化街区’、‘环境风貌区’和‘环境协调区’等不同名词，是为了给拆除创造空间。”一位规划专家说。这一雕虫小技，被使用在了最新版的《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不过，此份新规划尚在公示期，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因此，此次拆迁已实际违反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即便退一步说，也和2003年的《南京老城保护与更新规划》等多份既有规划存在冲突。
在一些签名者来看，潘谷西的回避，并不出乎意料。因为，出任南京不少古建筑项目设计师的，正是赵辰。与商业性地产项目不同，古建筑项目很少凭空而起，而是需要些旧址的底子。但相同的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给古建筑项目做设计，利益巨大。仅老古建筑的修缮设计费，拿得多的设计者可以抽走总工程款的10%。”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周学鹰说。他建筑学出身，对行内的规则十分清楚。
从现已公布的材料看，2006年至2009年间，南京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赵辰、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薇、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郭华瑜，频繁成为知名古建筑项目的调查负责人或项目设计师。除赵辰外，另两位是潘谷西的学生。
5月上旬，签名一事结束后，本报记者曾联系采访潘谷西。他拒绝了。“我年纪大了，很久不管文物、建筑方面的事了。”他客气地对记者说
* R' j2 j8 O- I1 x7 P H. R$ n被“遗忘”的保护屏障
演示文件中的“错误”，老城南保护志愿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姚远举出了六七处。而几日之后，政府就将与调查组见面，一些签名者担心：南京市很可能会使用同样的文件。这意味着，对签名者说过的假话，很可能会对调查组再说一遍。
不仅如此，今年与往年不同的拆迁背景，更加重了签名者们担心。
南京市今年的城市建设工作动员大会，比哪一年都开得早。今年的城建投入总额438.2亿，比哪一年都要高。“今年无论投资还是规模，都创下南京城市建设历年之最。”一月中旬，陆冰在大会上说。
1月3日，南京方面宣称，危旧房改造“一举多得”：改善困难群众住房条件，拉动内需，拓展城区发展空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去年全国房地产市场遇冷，拆迁所逼迫出的刚性需求就成为了刺激市场的稻草，这看上去顺理成章，简便易行。
而事实上，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之外，还有个重要原因并没有提到：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过分依赖。
一份来自中信建投的内部分析文件显示，南京市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在南京市总财政收入中高达61%——这一比例北京是29%，上海是20%。这意味着，若房地产市场低迷，则南京市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来源将遭受巨大损失。
因此，今年的拆迁之快之坚决，大大出乎姚远的预料。2008年，“曾有多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告诉我，整个老城南都保下来了。南京市有明确承诺，绝对不拆了，一个也不会再拆了。”姚远说。
就在三年前，大面积拆迁因总理温家宝的批示而紧急刹车，老城南也得以在2007年稍作喘息。
但是，总理批示的有效期竟然并不太长。直到今年年初，当推土机开进幽深的巷道，大红色的“险”、“拆”字样标记在白墙之上时，保护者们才猛然发现，老城南又被盯上了。
现在，在强势的城市规划下，摩天大楼像雨季的洪水般涨过了老城南的头顶。南捕厅，是老城南最后的规模尚存的历史街区之一。它的东面是大型SHOPPINGMALL“水游城”，南面是即将崛起的“特易购”高档购物中心，西面是“金鼎湾国际”，北面是“朗诗熙园”，周围的楼盘一平米已卖到近2万元。所剩无几的优质地段，正让开发商垂涎。
而整个老城南，仅剩了不到1平方公里的残躯，紧缩在钢筋水泥之间。除去已被拆掉的安品街、内秦淮河、颜料坊、门东西段，正在拆以及待拆的南捕厅、门东（东段）、门西、三山街这几块历史街区，已是曾经煌煌大成的43平方公里明南京的最后碎片。
事实上，南京曾为老城南建造了一道坚实的保护屏障——2002年的《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以及2003年的《南京老城保护与更新规划》。在这两份规划中，这里的多个街区被划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这意味着：不可在此大拆大建。但现在，这一切似乎都被锁进了文件柜中。
只有一种声音
让签名者们欣慰的是，6月上旬，调查组走后，曾叫停了老城南的拆迁工程。
但是，战斗却没有结束。
在调查组到达前后，南京本地媒体感受到了一些压力，很多有关老城南的报道无法发表。而那些发表出来的文章，都阐述着同一个观点：老城南，该拆。
在南京电视台的一档节目中，评事街13号居民钟北斗面对镜头说：“只有生活在这里的人，才能真正体会这里生活的难处。”同样的话，在几天后出现在《南京日报》上，一字不差，只是说话者变成了大板巷21号的孙成国。
拆迁也仍在继续。“只停了一天，随后又开始了。拆迁办的人还说，要加快进度！”南捕厅泰仓巷22号的马邦宝说。和钟北斗的看法不同，马邦宝说他坚决不走。他很清楚，若是居民和他们的老房在此拜别，他们就将被迁往距此一小时车程之外的远郊。而在这些失去了主人、化归为尘土的老房之上，将会新生出别墅、会所之类的高档社区，或是观光客的休闲场所。
7月10日，南捕厅将建成别墅的广告，仍然出现在《南京晨报》上。广告称，这批“顶级别墅”，正是“天赋稀贵”，“王者归来”。
四年前，评事街75号的曹世平老人装修了自己的房屋。“我没有改变结构，结构很好。你看这粗壮的大梁，直径五十公分都不止。”今年，当他听说就要拆迁了，就翻找出很久前的毕业证书，上面写着：曹世平，1958年毕业于评事街小学。他把这张发黄的快要从中缝裂开的纸放在桌上最显眼的地方。
“那些从老城南迁走的老人很可怜。”签名者之一、南京电视台的吴晓平说。他就是老城南的人，熟悉老城南人曾经与现在的生活。原来的街坊邻居都散了，老人们常在屋外打牌、谈天的习惯也不得不改变。现在，他们会在室外坐一个下午，无事可做，只是慢慢地消磨最后的时光。
“年轻人想走，老人想留。在外面有房的想走，无房的想留。但核心是，居民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去留。”周学鹰说。
姚远时常羡慕北京的烟袋斜街，觉得这是老城南改造的很好借鉴：完全可以不要伤筋动骨的大拆大建，而是根据院落的风格，让居民自己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保护和维修。同时，又对居民生活的硬件设施进行改造。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那些居民大多仍住在北京的市中心。”他说。
29位人士在呼吁信中写道，对旧而不危的房屋，应保护修缮，在外观保持原貌的前提下，内部可进行现代化改造，避免“危旧不分”。他们希望政府努力探索古都保护和民生改善“双赢”的新模式，建议“推动房屋产权制度改革，明确房屋产权，鼓励居民按保护规划实施自我改造更新，成为房屋修缮保护的主体”。
可惜，这些既要保护老城南，又在督促政府改进民生的声音，南京人几乎听不到。老城南的前路依然看不清楚。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
从南京禄口机场一出来，道路两旁的广告箱里，挂的都是秦淮河的招牌。但是，秦淮河两岸的古建筑早拆得所剩无几，只有粗糙而坚硬的仿古建筑竖立在河岸边，展露着职业化的笑容。
1983年，红学家周汝昌来南京时，签名者之一、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杨永泉曾陪他到夫子庙。周汝昌站在秦淮河的文德桥上，望着成片的古民居说：“南京太美了，北京不如这里。”那会儿，老城南还保留着既有的原貌。夫子庙周围的马头墙一片连一片，层层叠叠，“就是周庄、乌镇也不能相比。”杨永泉说。
“南京粉墙青瓦、淡妆素裹的民间建筑，表现出交融激荡，和而不同的建筑风格，宛若一位高士，柔而不媚，悲而不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曾写道。
在那些精致的门楼里、高耸的马头墙下，是“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幽深院落，这里的古井、先人亲植的古树、斑驳的青苔、精致的砖雕木雕与青石小路，联结的是南京的民俗、南京的文化，更联结着南京人的记忆和情感。
而现在，曾被张岱、朱自清誉为“画船箫鼓”、“桨声灯影”的十里秦淮河畔，信府河、牛市、徐家巷……成片的河厅河房皆被夷为平地，只剩下几座省市级文保单位，茕茕孑立于钓鱼台、糖坊廊的瓦砾中。
在签名结束后，尹霄决定创造一系列画作，主题是，废墟。
三年前，梁白泉就已经不大参加政府组织的会议了，“我老早就绝望了。”他说，“我不愿他们利用我专家的身份，装点自己的门面。”而在其余的学术性会议上，梁白泉总要发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将要到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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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18 22:22:00
发表于 2009-7-19 20:2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