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发展遭遇“规模崇拜症”

燕京琐忆昔话

　　北京的这种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是20世纪50年代由前苏联专家以莫斯科规划为蓝本帮助确定的。这种以四周辐射发展的城市总体规划已显现弊端。要制定新的城市规划，就要依据于它的区位条件、资源条件、生态环境的条件来确定城市的规模。

　　6月1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写的《城市蓝皮书》正式发布。书中详细阐述了中国城市从 2007年到2008年在经济、社会、环境、城市建设等各方面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其中，一项报告数据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至2007年末，全国规模100 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共有118个，与2006年相比，中国城镇人口增加了1673万人。

　　面对这组数据，一些人表示，中国很多城市的发展方向都陷入了好大喜功的“规模崇拜症”，似乎超大才有分量，超大才是发展，才能博得眼球效应和形象效应。有调查显示，全国20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中就曾有183个提出过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设想。但在相关部门近期评选的“中国最不适合居住”的城市中，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竟然榜上有名。 : N- L" u7 S# e+ z' [6 Z$ ?5 J) K# U5 C7 v- h3 I# s; ^4 h% m4 H5 U) f" J

北京市卫星地图

　　已经在北京生活了25年的张锡也许并不了解《城市蓝皮书》中的数据究竟意味着什么，但她还是感觉到所熟悉的生活环境在不断地变化着。张锡说，9岁以前她一直住在现在国家大剧院所在的地方，那时候每个周末她都会去位于官园的少年宫学画画。在张锡眼中，那时官园对她来说已经很远，当时公交车上的乘客通常很稀少，去趟西直门就像出趟城。由于住得近，当时她们家与亲戚之间也经常串门。但是，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十几年的时间里，张锡的家从二环搬到了四环。她感觉最明显的是除了现在交通的拥堵之外，由于很多亲戚把城里的房子出租都选择在郊区买房子，他们之间也很少走动了。

　　“城市的大规模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研究中心博士李学锋告诉《北京科技报》，城市发展并没有一个规模的上限，城市的大与小不应该成为讨论的焦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城市建设得更好。由于目前一些城市盲目地扩大规模，忽视了相关“软件”的配套建设，目前国内很多过快发展的城市已经逐渐显露出弊端。

　　“交通拥堵与环境污染，已成为北京最为棘手的现实问题”。《城记》一书的作者王军用了10年的时间对北京城市发展动态进行了调研。他告诉《北京科技报》，当年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在对北京考察后就北京的交通发表了评论。他对这个城市每年增长25万辆汽车的发展速度感到惊讶，认为这将给城市交通带来巨大挑战。

　　北京长期以来以旧城为单一中心，以新区包围旧城、同心同轴向外蔓延的生长模式，被建筑学界形象地称为“摊大饼”。北京目前的城市问题集中表现在城市容量超饱和、超负荷。北京的机动车近400万辆，交通已十分拥挤，二环以内的古城区，登景山俯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一片绿海，可现在是绿少楼多。

　　王军表示，北京市区以分散集团式布局，即由一个以旧城为核心的中央大团，与北苑、南苑、石景山、定福庄等10个边缘集团组成市区，各集团之间，由绿化带相隔，并形成了以旧城为单中心、向外建设环线扩张的城市发展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这种规划布局下，北京市区建成区扩大了4.9倍，市区人口增加了近4倍。

　　疏解中心区的人口压力，多年来一直是北京城市建设的一个目标。 1993年经国务院批复的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改变人口过于集中在市区的状况，大力向新区和卫星城疏散人口。可是，这项规划提出的目标与执行的结果，出现不尽如人意的反差。由于城市的就业功能一直集中在中心区，人口疏散很难取得成效。相反，由于规划是以改造与发展中心区为导向，大量房地产项目涌入旧城，使市中心区的建筑密度越来越大，人口密度也越来越高。与市中心不断“聚焦”相对应的是住宅的郊区化无序蔓延。北京市区的“中央大团”集中了行政、商务、商业、文教等一系列重要的城市就业功能，“边缘集团”则以居住为主要功能；而在离城市更远的郊区，又规划有良乡、大兴、昌平等一大批由中心区向外辐射的卫星城镇，它们现已开始为市中心区承担居住功能。

　　目前，北京市在近郊区建设的望京居住区，规划人口达25至30 万；在远郊区建设的回龙观居住区，规划人口达30万。它们的人口规模已相当于一个城市，但功能只以居住为主。为了就业，居民们必须早晚拥挤在往返于城郊之间的交通之中。在如此钟摆式的流动中，许多市民都要花很长时间奔走于家庭与单位之间，生活与就业成本难以降低，并使道路、公交等设施超负荷运转。作为全市单一的中心，北京旧城长期承担着商业、办公、旅游等功能，大型公共建筑不断涌入，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市中心区出现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北京市即着手建设城市环路，提出“打通两厢，缓解中央”的口号，期望通过快速环路的建设，吸引中心区的交通，缓解其压力。现在，北京已建成了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但中心区并未得到有效缓解。

　　据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曾做过的一项统计显示，北京城区400多个主干道路口，严重拥堵的有 99个。由于道路拥堵，按计划，在中关村路，332路公共汽车每小时应通过19个车次，而交通高峰时间经常只能通过9个车次；行驶在三环路的300路公共汽车，正常行驶一圈应是110~120分钟，而现在经常要花160分钟。

　　与交通拥堵相伴而生的是中心区环境质量的恶化。大气污染是北京市目前首要的污染问题，汽车尾气污染的增长趋势是明显的。这表明，北京市中心区的交通已相当繁重。北京的中心区一直高强度开发，高层建筑不断增多，阻碍大气流通，导致局部大气恶化，污染物浓度增高。

　　由于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而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不利影响的不仅仅是北京。《城市蓝皮书》中详细论述了无锡市所面临的情况。在对无锡进行了多年城市建设调查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课题组李河研究员就发现，这个按照上海、苏州城市规模来制定发展路线的城市，其扩张速度超乎想象。但与此同时，“大”而“快”的发展结果致使无锡现在变得就像一个“巨工厂”，城市虽然能够获得短暂的经济腾飞，但环境乃至可持续生产的其他条件却遭受了很大的破坏。

　　李河说，目前无锡的土地资源几近枯竭，人均耕地仅为0.56亩，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3，即使在土地资源稀缺的江苏省也是最低的。在过去数年中，无锡平均每年以8万亩的土地资源换取15%的GDP增长和20%的工业增长，成为“以土地换发展”模式的典型。

　　过度追求GDP增长的后果使无锡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被破坏得更加严重了。截至2007年，无锡市单位面积土地的污染负荷超过承载力50%以上，其主要水系的水环境达标率比较低，局部水域甚至为劣5类水质，“太湖蓝藻”的爆发成为当地生态恶化的标志性事件。

　　由于城市过快的发展，无锡的文化生态环境也遭到严重破坏。20年前嫁到无锡的安徽人李萍告诉记者，当年，无锡市是面积仅有十几平方公里的传统江南水乡的典范。石子路、烟雨巷、运河桥、梅花村镇构成了它的整体轮廓。但如今，无锡新城的规划面积已经达到1700平方公里。李萍在赞叹无锡城市发展之“快”的同时也痛心地看到，在这块诞生吴文化的古老土地上，几乎所有的传统小镇都灰飞烟灭了。

　　对此深有同感的王军表示，1949年北京有大小胡同七千余条，到20世纪80年代只剩下约三千九百条。近几年随着北京旧城区改造速度的加快，北京的胡同正在以每年六百条的速度消失。

　　各地方城市的过快发展造成了具有特色的城市文化消失。各地不断扩建的城市规模虽大，但是建设风格千篇一律。清华大学教授吴焕加曾以《北京城市风貌之我见》为题发表文章，认为“北京的古城风貌早已不很完整了，古城新貌随之出现。因而，全面维护其古状、古貌已不太可能”，“有人预言，如此下去，北京终有一天将变成‘香港’、‘新加坡’”。

　　目前超大规模城市带来的问题还显露出，房价飞涨、空间拥挤、城市蔓延等等。那么，为什么各地都竞相建设超级城市？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主任盛广耀说，尽管中国城市在加快发展的同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国世界城市化水平刚过50%，也就是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比较低，还处在城市化的中期阶段。在这个阶段，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工业化都是加速发展的时期，城市规模越来越大是毫无疑问的，而这个速度还会保持20年左右。

　　除此之外，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董黎明说，现在很多地方要衡量一个城市领导干部的政绩好坏，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要看地方领导能否将这个城市做强、做大，这也成为促使各城市盲目扩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雷啸林告诉《北京科技报》，几年前，银川市政府因为换届曾致使银川出现重复市政建设的现象。“上一届的市长上任时将银川规划成‘小而密’的发展模式，其中一点就是希望银川的道路不要太宽，但是一定要多，使交通变得很密集从而解决堵车的问题，可是等到新一届领导班子上台时，完全推翻上一届的发展模式，他们要求将银川建设成‘大而全’的发展模式，要将原有的道路重新扩宽。” 雷啸林说。

　　“虽然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带来种种问题，但是我们不应该对大城市怀有敌意”。李学锋谈到，现在一提起大城市很多人就会想到交通、住房、就业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其实，城市本身是以聚集效率为主要特征的，它是生产和生活集聚的一种空间集合，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更高的效率。当然，在获取效率的同时它也要付出代价，但是这些问题并不能以限制大城市的发展而解决，只能在发展中解决。就像中国一直以来的政策 “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但人们回到小城市以后，却找不到工作，因为大城市规模聚集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出大量的效率，于是这几年的城市发展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变成“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思路。

　　以北京为例，北京的这种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是20世纪50年代由前苏联专家以莫斯科规划为蓝本帮助确定的。但是，莫斯科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发展的城市总体规划已显现弊端。为解决城市功能过于复杂而带来的交通、生活等问题，莫斯科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制定新规划，把原有的单中心结构改成多中心结构，并将连接市郊森林的楔形绿带渗入城市中心。可是，北京的城市建设却一直沿着前苏联专家帮助确定的单中心模式发展。

　　要制定新的城市规划，具体到某一个地区或是一个城市就要依据于它的区位条件、资源条件、生态环境的条件来确定城市的规模。北京也在逐渐改变，原来北京是以中心式的大饼扩张，中心发展比较明显，而这几年北京郊区出现迅猛的发展。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家吴良镛描绘了大北京地区未来发展蓝图。他提出，发展世界城市是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或地区获取更大发展空间的战略选择，大北京地区应该借助它作为大国首都的影响，为参与世界政治活动、文化生活、国际交往以及获取国家竞争优势等方面奠定最必要的基础。

　　但目前，对北京城市功能进行有机疏散已刻不容缓，必须改变核心城市过度集中的状况，在区域范围内实行“重新集中”，以京、津“双核”为主轴、以唐山、保定为两翼，疏解大城市功能、调整产业布局、发展中等城市、增加城市密度，构建大北京地区组合城市，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这种对大城市进行区域性规划的办法在国际上并不鲜见。二战之后，伦敦制定了“大伦敦规划”、巴黎制定了“大巴黎规划”，重新调整了城市发展战略，在更大的区域空间内，转移了城市过度集中的功能，形成了健康、有序的发展模式。大伦敦规划以疏散为目标，在大伦敦都市圈内计划了若干新镇以接受伦敦市区外溢人口，减少市区压力以利战后重建。而人口得以疏散关键在于这些新镇分解了伦敦市区的功能，提供了就业机会。这一改过去“花园城市”在城市周边建设仅供居住的“卧城”的缺点。

　　王军说，曾经有专家感慨：“一个城市最怕拥挤。它像个容器，不能什么东西都放进去，不然就撑了。所以，有的功能要换个地方，摆在周围的地区分散发展，这是伦敦规划的经验。规划师在伦敦周边规划了十多个可发展的新城基地。后来，政府换了许多届，但这个规划没有变，建成了一系列的新城。现在，伦敦老市区的人口已从当年的一千二百万下降到七八百万。北京的地方太大了，应该来个大北京规划，干吗都要挤到城墙里面不可呢？应该搬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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