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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我曾与特赦的战犯、国军李弥兵团的政工处长纪英才有过几天近距离地接触，他给我讲了许多民国时期的故事，其中的一段直到现在仍让我不能忘怀。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但这并不影响孔祥熙的二小姐每星期都要从重庆乘飞机去香港烫一次头发。孔二小姐喜欢晚间散步，有一次恰遇一个教授也去散步，由于天黑，教授手中还打着手电筒，手电光无意间照到了孔二小姐的脸上。孔二小姐十分动怒，冲上去打了这个教授一个耳光，说这个教授“调戏良家妇女”。想想现在，哪怕是一个县太爷的公子无意中打了那个教授，还不是白打。谁知那时这个教授竟不依不挠，直把这件事告到蒋委员长那里。蒋介石权衡再三，居然指示教育部以安排这个教授出国考察作为安抚。从那时起，我就觉得民国时期的教授真的了不起。
后来我又从其他资料中看到了民国时期一些教授们的铮铮铁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曾向中国政府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按当时的官方汇率折算，合100亿元法币。如以黑市汇率折算就更高了。孔祥熙利用自己财政部长的权力，倒买倒卖，从中贪污了3390万。事情披露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教授在参政会上提出质询。此事闹大了，舆论汹汹。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做他的工作，为孔说情。席间蒋问道：“傅先生信任我吗？”傅斯年的回答很干脆：“我绝对信任。”蒋立即回应：“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的回答铿锵有力：“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委员长也就应该信任委员长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把蒋介石堵了个严严实实，呛得话也说不出来。在傅斯年的穷追猛打下，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免去孔祥熙的职务，改由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
宋子文上台后，以行政院名义颁发《黄金买卖细则》、《管理外汇暂行办法》等文件，与孔祥熙一样利用只有他们才拥有的官僚特权，大肆进行非法进口倒卖活动，致使国民经济一片混乱，最终酿成1947年以上海为中心的席卷国统区的“黄金潮”。傅斯年的大炮脾气又上来了，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文章刊出，全国轰动，各报纷纷转载，成为讨伐宋子文的一篇爆炸性的檄文。傅斯年历数宋子文的丑行后指出：“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他大声疾呼：“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要垮了。”继此文之后，又连续发表《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宋子文的失败》等文。傅斯年的一系列“倒宋檄文”迫使宋子文不得不下台。从抗战末到1947年，傅斯年连连著文痛斥孔祥熙、宋子文的贪赃枉法，使得这两位皇亲国戚也不能免责，不得不灰溜溜的下台。这在当今也是不可思议的事。平时蒋介石召见傅斯年，他在蒋的面前也是翘着二郎腿说话，而不是毕恭毕敬诚惶诚恐。
到1948年，傅斯年眼见国民党越来越腐败，更在公开场合大骂国民党政府是一堆大粪，蒋介石也未“修理”过傅斯年，反而于不久的11月决定任命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并且信任有加。
至于傅斯年的老师胡适与自己的学生比起来也丝毫不逊色。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反对党化教育。国民党规定，举凡机关、学校一律要挂国民党党旗，每周一要举行总理（孙中山）纪念周活动。唯独中国公学在胡适主持下既不挂国民党党旗，也不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在抵制党化教育的同时，胡适完全继承了蔡元培在北大的办学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鼓励学生组织学术研究会、办刊物、办壁报、举办演讲会。一时之间，中国公学学风大变，学术风气自由，任何言论都可以发表。有人曾将胡适在大陆对蒋的批评归纳为“五个第一”：第一个掀起讨伐国民党忽视人权的大讨论，第一个批评孙中山“知难行易”哲学，第一个当面批评国民党政治不清明，第一个批评蒋介石发起的“新式生活运动”，第一个当面批评蒋介石控制言论自由。说胡适等人是小骂大帮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当着“领袖”之面出言顶撞、直言不讳地批评，甚至言辞尖锐，内心如没有一种坚守真理的信念是做不到的。
1936年10月，蒋介石过50岁生日，特地邀请北大教授熊十力参加生日宴会，这是很大的面子。那天，在蒋介石的生日宴会上，政府中的达官贵人，纷纷争先恐后向蒋介石献媚，丑态百出。熊十力十分鄙视，挥毫写下一首打油诗。全诗如下：
脖子长着瘪葫芦
不花钱买篦梳
虮虱难下口
一生无忧
秃秃秃
净肉
头
熊十力将这首每况日下的楼梯式诗写好后，大笑而去。蒋介石见了面红耳赤，哭笑不得。只好听任熊十力离去。
抗战胜利后，熊十力来到了武汉，看到九省通衢的长江重镇满目疮痍，而国民党不顾人民死活，积极准备内战，引起他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不满。他要揭露和讽刺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一连多日，于大白天手持灯笼在武汉的商业大街上旁若无人地行走，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观看，好奇之人实在弄不明白，就拦住问他：“先生青天白日打着灯笼走路，这是何故?”他有意地大声回答说：“如今是天昏地暗，豺狼当道，不掌灯何以行路!”惹得不少围观者频频颌首。
抗战时期，吴晗正在西南联大执教。在课堂上，他说，南宋政府腐败，是朝廷中以宰相贾似道为首的官员们斗蟋蟀成风，玩物丧志，葬送了南宋。所以，贾似道被人称为蟋蟀宰相，没想到今天又出了一个“飞狗院长”(指香港沦陷时，行政院长孔祥熙家人用国民党最后一架飞机运家人、洋狗，而置诸多文化名人于不顾的事)，历史常有相像之处。当学生们问到这个“飞狗院长”是谁时，吴晗高声道：“孔祥熙院长!”吴晗这句话点燃了学生们心中的怒火，几天之后，示威游行爆发了。当蒋介石以吴煽动学生闹事为由派人来抓吴晗时，却被云南省主席龙云挡驾了。以至于学生们打起了这样的牌子：“打倒孔院长，拥护龙主席”。吴晗毛发未损。有资料显示，民国时期，具有正义感的教授没有不在课堂上批评、抨击，直至大骂国民党的。
抗战爆发后，马寅初以专家身份考察中国的战时经济，对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大发国难财极为不满，他将这种情况精辟而形象地概括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有针对性地提出征收“战时财产税”。他说：“政府对发国难财者应从速开办临时财产税，先从大官之中发国难财者入手，令其将用政治势力所获得的不义之财全部提出，贡献于国家，以为其余发国难财者戒。”这个矛头是直接指向孔、宋家族的。于是就有人奉命前来劝说马寅初，说可以把北碚立法院的好房子让他居住，想购买黄金，只要他提个数字，可以立即照办，如要去美国考察，不论长住或短期都行，经费不成问题。马寅初自然明白他们的伎俩，遂发表“严正声明”：
一、在此国难当头，我绝不离开重庆去美国考察；
二、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要保持说话的自由，国民党政府的立法院没有多大意思，我绝不去北碚居住，并要逐渐同立法院脱离关系；
三、不搞投机生意，不买一两黄金，一元美钞。有人想要封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这办不到!
马寅初一九三八年于重庆
此后不久，马寅初到重庆大学担任经济学院教授和商学院院长。在高校任职，于是马寅初有了抨击国民党的更大平台。对马寅初坚持自由主义和民主立场，蒋介石在无可奈何之下，提出三个职务让其挑选：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全国禁烟总监。可马寅初丝毫不为所动。蒋介石要重大校长叶元龙陪同马寅初来见他，蒋对叶元龙说：“我要当面同他谈谈，他是长辈，又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叶怕碰钉子，就让侄子去向马寅初转达这个消息，可马寅初回答说：“叫校长陪着我去见他，不去!让宪兵来陪我吧!”又说：“文职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面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叫他来看我!”蒋介石虽生气，也只好给自己找台阶下，对叶元龙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可以来找我。”但马寅初始终不去见蒋介石。
1924年，张奚若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政治系主任，他是位很有个性的学者，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保持独立的人格，当他听到有人喊“蒋委员长万岁”时，就曾说过：“现在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
1946 年，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四校联合举办时事讲演会，张奚若担任主讲。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面对六七千名听众，他对国民党展开了猛烈抨击。张奚若说；“在报纸上马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名词‘赤匪’，假如共产党可以叫做‘赤匪’的话，我想国民党就可以叫‘白匪’。其实‘白’字还太好了，太干净了，他们简直就是‘黑匪’！”他还一语中的地给国民党政府下了“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定论。因此，“中国要有光明的前途，只能是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他说：“为了国家着想，也为蒋介石本人着想，蒋应该下野。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在听众的一阵哄笑声中，他才正式开讲。讲演中，他说：“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这个集团就是中国国民党。”
1937 年蒋介石在庐山举行国事谈话会时，请张奚若参会，蒋介石对张奚若可谓是“国仕”之礼遇了。但不久之后，张奚若就与蒋介石发生了冲突。一次在例行的国民参政会上，张奚若以一个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身份发言，言词激烈地抨击了蒋介石的独裁和国民党的腐败。蒋介石顿感难堪，于是打断他的发言，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一怒之下的张奚若拂袖而去。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再开会时，政府给他寄来开会的通知和路费，张奚若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议，路费退回。”
25岁就做了清华大学教授的钱端升，在国民政府时期，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他与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一起,成为“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
钱端升经常发表政论文章,批评时政,针眨时弊。蒋介石虽然很害怕他开口质询,却很重视他的才华,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想让他做官。但钱先生还是想回学校教书。《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有一封钱先生致胡适的信,说他和陈布雷见蒋介石的情况。钱先生告诉蒋介石他将回北大继周炳琳之后做法学院院长。
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钱端升都服务于西南联大。抗战后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专程到昆明西南联大来。由当时地下党和民青发起,写了一封致华莱士的英文公开信,揭露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统治,要求民主和自由。这封信贴在联大校门内的民主墙上,负责接待华莱士的钱端升等先生,陪着他立在那里看这张大字报。
国共内战爆发后,昆明四高校的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大草坪上举行时事晚会。那天钱先生演讲的题目是“对目前中国政治的认识”。钱先生满腔悲愤,激昂慷慨,大声疾呼：“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会场上掌声雷动。不意这时突然一声枪响。随后枪声大作。原来云南警备司令部第五军的官兵,早已包围了学校。他们躲在校园周围的土坟头后面,对空放枪。……群众本来站立听讲,会议主持害怕流弹伤人,就要求大家席地而坐。这时正站在台上演讲的钱端升教授,表现出大义凛然,不畏强暴的崇高气节,他不顾劝阻,仍然神色自若地站在土台上高声演讲……。
应该说,面对国民政府的专制统治,钱端升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骨气和勇气,从未退缩过。
当我深深感叹为什么民国时期的教授们都那么有骨气，而今天的教授们为什么名节难保时，2009年第4期《炎黄春秋》所载的江苏省工运研究所研究员赵映林教授的一段话使我顿开茅塞：笔者记得一件事，上世纪80年代初，某教授在课堂上针对有人批评知识分子在历届运动中，常常自我作贱，没完没了的检讨，立志埋葬“旧我”，重造“新我”，是软骨头。这位教授伤心地说，我们吃人家的，穿人家的，子女安排工作要靠人家，我们能何如。说着哽咽难止。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从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当然，如果是“浪里白条”一个又当别论了。“骨气和底气”也许更足，因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嘛。抛开前面讲的条件，玉碎也好，瓦全也好，只是文人个人的道德底线的坚守与否了。可见，产权、所有制的多元化才是“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的根本凭借。产权多元化、所有制形式多元化，经济形式就多元化，最终必然是政治多元化，它们之间存在着完全的因果关系。
其实，我们今天也有一些铁骨铮铮的教授，比如有的教授为了不与官僚们同流合污，放弃了高官，仍回到大学去教书。比如有的教授宁可被“流放”也不向权贵者低头……。虽然这些教授目前尚显孤立，但他们是天亮之前出现在东方的启明星，会点亮更多人心中的希望之火。
我以为，现在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尊重科学、尊重知识，而教授们作为科学知识的重要载体，也将会被格外地尊重和珍惜。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我们的土壤结构已作了些许改良，不再专门滋生奴才和流氓了。民国时期教授们的铮铮铁骨将重现在新一代教授们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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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13 19:50:00
发表于 2009-7-13 21:0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