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记者有多牛？吓得国军名将不敢上楼

西涯巴士

有人说:1949年以前，在专制制度末日疯狂的黑暗中，一代代报人前仆后继，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仅为国家民族淌尽了赤子之血，也为新闻界增添了一些豪迈和底气。

这句话说得很煽情，但并不贴切，“增添了一些豪迈和底气“是有的，不过代价远非“惨重”，将“一代代报人前仆后继”改成“一家家报刊前仆后继”或许更为妥当，因为国民党政府对那些不听话的报刊，往往只是查封而已，或者停刊几天，绝大多数编辑、记者都安然无恙，有时候甚至连一个处分都没有。

陈翰伯任意诋毁国民党，最后坐飞机礼送出境

当国共双方签下“双十协定”、重庆谈判即将圆满结束之时，山城发生一起意外事件:八路军办事处秘书李少石乘坐的黑色轿车，在撞伤路边的国军士兵后，继续往前开，带队的班长一怒之下，端起步枪，就扣动了扳机。

李少石的突然遇难，中共方面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政治暗杀。当晚，周恩来赶到医院，十分悲切地说:“二十年前廖仲恺先生遭反革命暗害，其情景犹历历在目，不料二十年后，他的爱婿又遭凶杀。”

在宣传基调上，《新民报》与中共方面保持了高度一致。副总编辑陈翰伯接到记者发回的新闻稿，在并未核实的情况下，大笔一挥，就写下这样一行谴责性的标题:“墨迹未干，特务行凶”，比《新华日报》的标题《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同志突遭暗杀》更有力。

这位陈副总编辑，真实身份其实是地下党。战斗在白色恐怖中，他并不怎么隐蔽自己。抗战期间，他在孔祥熙主办的《时事新报》当主任，有记者写了篇延安归来的反共新闻稿，他只把写风土人情的那些文字给发表了，“精华”部分则全部删掉。还有一次，他和《大公报》、《扫荡报》的记者一起去鄂西前线，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湖北分社一位徐主任出面接待。虽然，陈翰伯在回忆文章中，说这个徐主任实际上是来监视他们的，但这句话是不是也算任意诋毁？俺不敢确定，俺只看到他在前线采访时，一时兴起，高唱国际歌，丝毫不怕同行去告密，也丝毫不怕身边的国军士兵把他当场逮捕。

由于陈翰伯在一系列的新闻报道中与国民党唱反调，《新民报》老板陈铭德生怕他再惹祸，连累到报馆生存，就好不容易买到一张重庆至上海的飞机票，将他礼送出境了。

龚记者手持双枪，喝退国军名将

张发奎、薛岳，一个是北伐时期的“铁军”军长，一个是八年抗战的第九战区司令官，要枪有枪，要兵有兵，想摆平几个文人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不过，民国时代，什么样的天方夜谭不能实现？居然也有把这两位三星上将都震住的记者。

这位记者，就是龚德柏。

龚德柏，湖南人，号称“龚大炮”，凡是看不惯的，他都要骂一顿才解气。要骂人，就得办报纸，有一块舆论阵地。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骂自己想骂的人。于是，1922年，他从日本回国后，先后在《国民外交杂志》、《东方日报、《世界日报》、《申报》从事新闻工作，以泼辣的作风针刺时弊、鞭挞权贵。对此，他曾不无得意地评价自己:“胆大狂妄四个字，生是我的美评，死是我的嘉谥。”

当年，龚德柏打小报告，说史量才拿日元，又鞭尸邵飘萍，说他拿卢布，还只是小菜一碟，到了抗战胜利以后，他主办《救国日报》，更是口无遮拦，以公开表示不怕上雨花台的胆量，架起大炮，您意抨击国民党最高当局，甚至拿下三滥的事情去调戏孙科，这就是本文要讲的故事:两员战将，搞不定一个龚德柏。

1948年，民国选总统，龚德柏作为湖南人，力捧程潜，猛轰行政院长孙科，指名道姓地说他贪污、行贿。刚开始，孙科还沉得住气，作为中山先生的长子，这点风度还是有的，反倒是龚德柏沉不住气了，连轰几炮后，见对手没动静，便玩起最毒的一招，以群众来信的名义，捏造事实，揭发孙科玩女人、用黄片招待外宾，被孙中山拳打脚踢。

这封信一经曝光，果然激怒了孙科和广东代表团，张发奎、薛岳拍案而起:丢那妈，几大就几大，尽地一煲！说着，挽起袖子，亲率60多名国大代表，分乘两辆红色交通车，直扑《救国日报》，见人就打，见物就砸，而报馆的工作人员也不甘示弱，奋起还击，一时间椅子、棍子、墨水、浆糊、排字盘满天飞。其中，有一个名叫王德全的国大代表，一拳打到玻璃上，弄得自己鲜血直流。

擒贼先擒王，征战一生的高级将领，当然知道这个道理，张发奎、薛岳正想冲上楼，打进总编室，活捉龚德柏，却不料迎面遇上两把双枪，只得乖乖止步。原来，龚德柏早已拔出平时护身用的家伙，守住楼梯口，声称如有人胆敢上楼，他必与之一拚。于是，铁军名将和抗日名将只好跟妇人似的隔着楼梯，与龚大炮对骂一阵，然后愤愤而去。
龚德柏下得楼来，见报馆被砸，一片狼藉，反以为喜，将孙科等人告上法庭，要求依法严惩，赔偿全部损失。法院作为社会公器，要保持中立，当然不能置之不理，孙科这边呢，起先也积极应诉，开列伤员名单，并附上法医证明，也要求一一赔偿。不过，在高级将领的亲自指挥下，人多势众，有备而去，不仅没摆平龚德柏，还让一帮文人给还了手，事后也没有动用专政的力量，随便定一个什么“诽谤罪”、“非法持有武器罪”，让现在的我们怎么看都觉得不可思议。

更难以理解的是，堂堂的立法院长，为了几张选票，为了保持自己的形象，最后也不愿意扩大事态，不得不忍痛让步，以情愿赔偿100亿元为条件而达成和解。

《新民报》捅下天大的篓子

如果说龚德柏的胡作非为，纯属八卦，不与他一般见识，尚可理解，然而，连一向中间偏左的《新民报》捅下“泄密案”，也没有株连到人，更让我们大跌眼镜

1948年6月，开封失守，国民党空军组织3个机群进行轮番轰炸，导致城区毁坏过半，市民死伤无数。6月24日，国防部长何应钦在立法院秘密会议上作中原战局检讨报告，引起《新民报》女掌门人邓季惺的强烈不满，在她领衔之下，有30多名立法委员提出一项对国军极为不利的临时动议:“今后应严禁轰炸城市”。

第二天，南京出版的《新民报》不仅大唱反调，把这项临时动议公诸于众，甚至严重泄密，刊载出何应钦的绝密报告以及立法委员的质询要点，国民党当局极为震怒，但立法委员有提出各项议案的权利和自由，哪能随便抓人呢？只得借题发挥了。

当天，立法院继续开会，由反共分子相菊潭出马，以“《新民报》泄露秘密会议”为由，带头发难，指责:“新民报已经两次泄密了！第一次是泄露财经机密，这一次又泄露军事情报，共产党的尾巴已伸进立法院，一定要彻底追查！”邓季惺上台答复，刚讲几句话，就被一片叫骂声淹没，有的叫嚷要调阅原稿，查明笔迹，有的大骂《新民报》故意影响士气军心。史称:“整个会场像个杂耍场，乱成了一团”。后来，民主人士胡子昂出面打圆场，提议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这场闹剧才草草收场，所谓的调查，正如国民党对绝大多数政治事故的处理一样，最后都不了了之。

老蒋唯一作出的决定，只是《新民报》在南京永久停刊:

“查南京《新民报》屡次刊载为匪宣传、诋毁政府、散布谣言、煽惑人心、动摇士气暨挑拨离间军民地方团队情感之新闻、通讯及言论；近更变本加厉，在豫东军事紧张之际，企图发动舆论，反对空军对匪部之轰炸，显系蓄意摧毁政府威信，中伤军民感情，有计划之反对戡乱步阀，实违犯出版法第二十一条第二、第三两款出版品不得损害中华民国利益及破坏公共秩序之宣传或记载之规定，依照出版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应即予以永久停刊处分。”

对此，有人抨击道:“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新民报》创刊于1929年，发起人是四川才俊陈铭德，1933年，陈铭德与副刊主任邓季惺结婚，从此夫妻俩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自己的报业发展到在五大城市——上海、南京、北平、重庆和成都拥有日报、晚报8个版的规模，而国民党当局并未一刀切，要停刊的只是南京版而已。

解放以后，新民报系不复存在，仅尚存《新民晚报》。

《中央日报》四气蒋介石

如果说《救国日报》、《新民报》仅仅只是民营媒体，没有义务弘扬主旋律，倒也罢也，可是，连国民党自己的党报竟然也不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接连闯祸，这就堪称奇迹了。

1946年4月初，社长马星野通知副刊编辑黄墅，叫他同摄影记者一起到下关和郊区拍摄一组从苏北逃难过来的流民生活镜头，用以印成画报，以便归罪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谁知那黄编辑异想天开，又去太平路、夫子庙拍了一些达官贵人的纸醉金迷，然后两者对照，来了一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主题，完全把主旋律给唱反了调，气得老蒋连连批示:“《中央日报》竟有如此之画刊，《中央日报》竟有如此之画刊编辑，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话说得重，黄墅却啥事没有。

1947年2月18日，地下党找到《中央日报》广告科的一位熟人，要求刊登《资本论》的宣传广告，经过做工作，这名业务员在明知道《资本论》为何物的情况下点头同意。事情就是这样顺利，第二天，去报社交了120万元广告费，又过一天，中央日报即在最显眼的位置——报头左边，赫然刊出读书出版社出版、正风图书公司发售的马克思巨著——《资本论》广告，称这是一部“政治经济学不朽的宝典”、“是人类思想的光辉结晶”。对此，老蒋怒不可遏，自己的党报竟然会为共产主义作宣传！他立即召来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下令彻底追查，并收回当日全部报纸。



然而，查来查去，也就是把宣传部长彭学沛给撤了。

先后两起政治事故，都未严办责任人，无疑极大地纵容了中央日报的“新闻自由”，连坑蒙拐骗那一套都用上了，其中的佼佼者，首推采访部主任陆铿。

两个月以后，美国特使马歇尔上庐山，与老蒋会谈，草拟了一份“和谈五项条件”。 陆铿为急于发独家新闻，利用陈布雷睡午觉的机会，把这个方案偷偷地抄下来，于第二天给捅了出去，从而引起中共、美方的强烈不满，纷纷质问国民党，弄得老蒋极为被动，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

这种只抢新闻、不顾大局的做法，随后发挥到极致。

这年7月，有人在国民参政会上质询孔祥熙、宋子文旗下的孚中、扬子等几家公司套购巨额外汇的丑闻，财政部长俞鸿钧态度骄横，拒绝回答，陆铿便将有关的调查报告从经济部里连骗带偷地给弄出来，然后在当晚打电话请示总主笔陶希圣，故意含糊其辞地说:“财政部发言人透露了宋孔一案的内容，《中央日报》可否刊登？”其实，提供材料的，既不是什么财政部发言人，也没有说可以公开见报，只是仅供记者参考，但陶希圣听他这样一说，不知有诈，便回答说:“既然财政部透露了新闻，就是表示没有理由拒绝发表。”

于是，又一枚重磅炸弹，于7月29日在《中央日报》上猛烈起爆，轰动海内外，对国民党中央政府造成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此时，国共两党正进入决战时刻，延安那边正千方百计地抓四大家族的小辫子呢，你自己倒不打自招了！当天上午，老蒋召开紧急会议，表示一定要追究责任。由于新闻中有这样一句话:“据财政部高级官员透露”，使得俞鸿钩在会上诚惶诚恐，一再声明自己没有泄露机密。

根据会议决定，李惟果、陶希圣以党中央宣传部正、副部长的身份找陆铿谈话，准备在弄清消息来源后，再行处理，但谈了好几次，陆铿都以新闻记者有不泄漏消息来源的义务为理由，拒不交代。李惟果还想让他服从组织，说:“你是党员，总裁命令你讲出来。”可国民党的党票又不值钱，想进就进，只需填个表就行，所以陆铿马上回答:“那我退出国民党好了。”反正任凭怎么说、怎么劝、态度怎么诚恳，他都油盐不进，甚至连宋美龄气得要离婚、希望陆老弟能够“体谅总裁苦衷”的话也无动于衷。

可怜两位中央领导，苦口婆心，舌敝唇焦，竟毫无办法，最后老蒋亲自出马，把陆铿找来，开口就问:“什么人告诉你的？你说！”陆铿毫不怯场，反问一句:“能不能准我多说几句？”老蒋那时日理万机，那有时间听他啰嗦？但又不能没这个雅量，于是陆铿一口气说了半小时，首先从前方采访的所见所闻谈起，说士兵如何艰难，想喝一口水都喝不上，因为没有水壶，而后方官僚又如何穷奢极侈，国人怨恨都集中在孔、宋身上等等。他认为自己这样揭露中央大员，正说明蒋总裁大公无私。说完之后，陆铿主动要求给予处分。

蒋介石却摆摆手，说:“我什么人也不处分，我什么人也不处分。”

几十年以后，陆铿认为，他之所以没有被追究责任，是因为美国朋友魏德迈称赞这件事是民主的表现，“蒋介石听到‘太上皇’这一评语，当然也就不了了之”。不过，这种解释，仅为孤证，也解释不了为什么前3起“重大政治事故”也会被轻易放过。

行文至此，俺再多说一句，陆铿于1975年被特赦后去了香港，依然干他的老本行，于80年代又害苦了另一位伟人胡耀邦。

1932年12月，上海老牌的《申报》老板史量才起用 28岁的黎烈文改革 “自由谈”副刊。在一年多时间内，鲁迅一个人就在“自由谈”发表143篇含沙射影的杂文，结集的有《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此外，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陶行知等人也在上面发表了大量评论、杂文，“自由谈”成为“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超过了国民党当局容忍的尺度。上海市社会局长吴醒亚向史量才施加压力，要他撤掉黎烈文。没想到他竟回应说：“《申报》是我个人产业，用人的事不劳外人操心，我自有主张。章依萍决不聘用，黎烈文决不撤换。”“感谢诸公惠临施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成‘不自由谈’吧！”到1934年5月9日，黎烈文为了不连累史量才，主动提出辞职，主持“自由谈”1年6个月零9天。

《良友》是1926年在上海创办的一本综合性画报，没有政治倾向性。1933年，左翼女作家丁玲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之后，《良友》发表她的一篇小说《杨妈的日记》，主编马国亮还在后面写了个编者按，称这是她失踪后由她的朋友投寄的未完成之作，因为是日记体小说，片段成文，可以从中看出这位中国女作家的文笔和意境。此文一出，惊动了上海国民党市党部的主任委员潘公展。良友公司的经理余汉生及赵家璧被请去谈话，潘指责良友出版左翼作家的作品，还有《苏联大观》、《活跃的苏联》等书，《良友》画报也经常发表这些作家的文章，认为马国亮、赵家璧和共产党有关系，要良友公司炒了他们两个的鱿鱼。良友总经理伍联德听了汇报，只是淡淡地说：良友是民营的企业，政府管不着。叫马、赵两人照常工作，不必理会他们。接着，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又给良友公司来函，要公司将他们解雇。公司一面为他们向潘公展申辩，一面托人向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去说情。此事最终不了了之。马国亮晚年回忆，他们的编辑方针仍一如既往，并未因此而改变，感叹良友公司当年不要求他们自律，绝不干预，“这是十分难得的”。

1933年是“九一八”事变两周年，《大公报》计划出一期纪念特刊，张季鸾、胡政之两巨头事先已安排好，请曾在哈尔滨邮局工作多年的票友记者陈纪滢秘密前往东北采访。陈于这年9月16日上午顺利回到天津的报馆，一天多的时间就写出了36000多字，足足三个版面，题为《东北勘察记》，对沦陷后的东北方方面面的情况做了第一手的详细报道。“九一八”特刊完全是独家新闻，轰动一时，日本大使馆接到天津领事馆的报告后大为恼火，当天就向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理由是“有碍邦交”。当南京来电话时，胡政之正好在宴请陈纪滢等人，陈向胡表示歉意。胡的回答是：“这与你无涉，报馆既刊出，即应由报馆负责。”

1936年，《大公报》开办上海版，重心开始南移，萧乾那时主持文艺副刊，发表陈白尘一个抗日题材的独幕剧《演不出的戏》，惹了麻烦，尽管他在编辑时把所有“东洋人”中“东”字都换成了“×”，日本人还是不依不饶，向租界法院控告《大公报》犯了“反日”罪，“妨害秩序”。9月11日，一袭布衣长衫的张季鸾出庭应诉。因为那个“×”，一周后法庭判决《大公报》胜诉。张季鸾和胡政之不仅没有责怪萧乾，还赞许他那个“×”打得好。上海沦陷后，《大公报》除了维持张季鸾主持的汉口版，胡政之另带一支人马开办了香港版，萧乾继续编“文艺”副刊，他的版面经常因为检查官抽文章而开了天窗。有一次整个版都没通过，被审查官打了个大红“×”，那天他正好看电影去了，去哪家影院没有人知道，胡政之派人一家家去找他，终于把他从黑洞洞的电影院里找出来，补发了稿子。此事急得他满身是汗，可是胡只诅咒审查官的蛮不讲理，还是没有怪他一句。

……

这些片段使一部中国新闻史有了永远都活着的声音，有了生气和力量，虽然这一切正在离我们远去，但这些片段构成了新闻史的精神脉络，这些脉络要比发行量、广告收入重要得多，那才是一家报纸或杂志的精、气、神。

小小的我

想起两个记者一个是《京报》社长邵飘萍，另一个是《社会日报》的主笔林白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