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墓地考古浩劫

燕京琐忆昔话

晋国墓地考古浩劫

    本该与秦始皇陵并肩的晋国墓地，因为20年持续不断的疯狂盗墓，正面临彻底毁掉的危险，回顾这20年来考古工作者与盗墓者的生死对决，我们在触目惊心之余，不禁仍要为这片珍贵的历史遗存感到担忧。

硝烟之下，所余几何？山西晋侯墓地抢救性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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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西临汾曲沃县，有一个名叫曲村的小山村，它与周边的天马、北赵和毛张4个村子构成了两周大国晋国贵族墓地。这片墓地地势由南向北缓升，曲沃北山位于墓葬北面。北山为太行山余脉，由东向西，山势逐渐降低，分为塔儿山、乔山和垆顶山。晋侯墓地就处于中部乔山南麓10公里开外的山前地带。墓地以南地势逐渐下降，在毛张村南的滏河河谷降至最低点，滏河为季节性河流，由西北向西南绕天马-曲村遗址，在西北约25公里处汇入汾河。在滏河南面，横亘着一道叫峨眉岭的土梁，土梁后的曲沃南山依稀可见。墓地背山面水，远山相对，视野开阔，地望颇佳。

    在过去的3000年中，这里一直是宁静的世外桃源，直到盗墓者的爆炸声轰然响起。而正是这些爆炸声，才使我们来到太行山下，进行抢救性挖掘。

    我们事先确定了发掘区域，编号为M62-64的墓葬属于我们的发掘工地。根据先前的勘探得知，62号墓和64号墓为带有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而63号墓为带有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在确定了墓葬的边界后，我们开始逐步发掘，结果意外地发现，这几座墓居然没有被盗！

    根据前两年被盗墓的发掘情况，晋侯墓地如果没有被盗，出土文物将非常可观。这是个喜忧参半的消息。喜的是，我们可能收获晋侯墓地发掘以来最大的考古发现，忧的是，前来参观考古工地的人很多，其中或有盗墓者的刺探，联想到那些真枪荷弹的盗墓贼，对于手无寸铁的我们来说，又该如何保护自己和文物呢？

    鉴于当地警力不足，考古队决定如十三陵发掘那样请求当地驻军的保护。报告很快上报给上级政府，政府部门以最快的速度批复由最近的武警部队抽调一股精锐力量参与墓地保卫。

由于武警很难辨认一些被盗的痕迹，考古队和部队领导又决定武装考古队员，配发武器，白天部队负责全权保护，夜晚则由考古队员和武警结组巡逻。带队的王迅老师领到了双枪，这个经常向我们吹嘘曾当过民兵排长的壮汉，摆弄起枪来还挺有架势。

    已是深秋，太行山的风吹散了曲村的落叶。白天，跪在阴冷的墓底，彻骨的寒意使手脚不听使唤。我们在墓地搭起炉子，冻僵时，烤一会火，然后再继续发掘。最大的困难在于着地的膝盖，长期与阴冷的地面接触，关节炎不经意间就找上了我们。每次收工，如何挪动自己不听使唤的关节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难关。

    但出去勘探的人带来的盗墓贼正在暗中活动的消息，常常使我们忘记了疼痛。我们加强了夜间巡逻力度，仔细观察每处土地的情况，留意倾听是否有来自地下的声音。不巡逻时，我们会把枪放在枕头下面，希望出去巡逻的队员能够平安归来，有时梦中也会梦到爆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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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掘到3座墓的椁室时，我们惊喜地发现这是几座古代防盗墓，即文献中记载的积石积炭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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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节丧》记载：“题凑之室，棺椁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其功用就是用石头阻止盗贼，用木炭防止潮湿。63号墓和64号墓均有这种情况，62号墓则以夯土墙代替积石，有积炭情况。63号墓墓底铺有一层石块，石层上垒有3道石梁，每道石梁长及墓室东西壁，宽0.6～0.9米，高0.6米左右。石梁间和四周充满木炭，石梁上各垫木梁一根，上承椁室。椁室内和四周同样充满木炭，椁室外南北两侧还有少量积石。64号墓椁室四周积石，上下积炭，椁上放车一辆。

    历代晋侯的墓室大都采用积石积炭的埋葬方式，因为早在两周时期，盗墓贼就经常光顾贵族墓地。《吕氏春秋》记载盗贼是与狐狸、水泉、奸邪、寇乱并列的对墓葬构成威胁的几大敌人，贵族们由此发明了这些防盗墓。

    清理完覆盖在椁室上面的土层和木炭，我们小心翼翼打开椁室，清理掉墓室中多余的土，众多的陪葬器物让我们差点在墓地里蹦起来。初步估计，这3座墓葬的陪葬品达几千件，相当于一座大型博物馆的展出品数量。

    但一个问题随之出现在我们面前。依照墓中用鼎数量来看，64号墓有五鼎四簋，62号墓有三鼎四簋，63号墓葬有三鼎二簋，并不见想象中的七鼎。我们曾想象这是诸侯墓葬，按照典籍礼制，墓中应有七鼎，但为什么最多的却只有五鼎呢？莫非这不是诸侯墓葬？

    但64号墓出土铜鼎铭文中有“晋侯邦父”字样，分明又证明这座墓确是晋侯墓葬。那么，墓葬为什么没有遵循周礼的用鼎制度呢？而是让显赫两周的晋侯死后享受低人一等的待呢？这在礼仪制度森严的周王朝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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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非晋侯是个特例？我在梳理晋国历史时发现其中的确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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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国的开国始祖为叔虞，即周武王之幼子，周成王之弟，现山西境内的旧唐国被灭后，叔虞受封于此，后来，叔虞之子燮父迁都至晋水河畔，改唐为晋，始称为晋侯。唐叔虞是成王时期重要的王公之一，其位当在公侯，但燮父并没有直接继承父亲的爵位，而是作为诸侯的儿子“誓于天子”，即从天子那里得到受封。观看《史记》中的记载—“唐叔子燮，是为晋侯。”燮，并未用唐叔国号，从中也可以推测，他没有继承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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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礼·春官宗伯第三》中又有记载，诸侯用鼎当以七为数，而用五鼎的包括3种人，一种人：子爵或男爵；二种人：出封为地方诸侯的周朝大夫；三种人：誓于天子的诸侯之子。而燮父就符合第三种人的条件，因此他虽为诸侯，但仍需享受低于诸侯一等的待遇。我推测，自燮父开始，一代代延续下去的晋侯就开始使用五鼎，这就解释了晋侯墓地中不见七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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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过后，天气愈加寒冷，发掘工作进入尾声。我们开始思考谁是这组奇怪组合的墓葬的主人。说这组墓葬奇怪，主要有两点。

    首先，这是整座晋侯墓地唯一的一组一侯二夫人的墓葬组合。晋侯墓地共9组墓葬，其他8组均由晋侯及夫人墓各1座组成，而这座与两位夫人的异穴合葬显然是一种特殊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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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64号墓主人因出土“晋侯邦父”鼎，确定无疑为晋侯。墓中还出土8件编钟，其中一件铸有的铭文，中有“楚公逆”字样。楚公逆在以前的出土器物中曾经出现过，郭沫若对早年出土的楚公逆编钟进行过考证，楚公逆即楚之熊，其时代相当于西周晚期宣王之世。而这一时期，晋国的国君正是晋穆侯费王。因此，64号墓主人就是晋穆侯。63号、62号墓则为晋侯夫人墓。但是，根据周礼，如夫人不能与诸侯合葬，那么这位享受殊荣的夫人会是谁呢？

    其次，根据鼎簋组合的情况来看，64号墓为五鼎四簋，62号墓为三鼎四簋，63号墓为三鼎二簋，63号墓主人身份当为最低，可是，偏偏就是这位身份最低的夫人，却有着高于她晋侯丈夫的双墓道葬制，双墓道中字形大墓在北赵墓地只有两座，另一座为诸侯墓，而这是唯一一位享有双墓道的夫人墓。最为奇怪的是，这位夫人还有她的晋侯丈夫所没有的超规格的墓穴和超豪华的陪葬物品，共计4280件的陪葬品，其中有近800件玉器。

    在一件破碎的铜匣中，我们还发现一串珍珠和玛瑙珠。它们被泥土粘结成一块，玛瑙珠排列成行，原为项链，珍珠直径尚有4毫米左右，有的可见钻孔，虽经岁月剥蚀，依然光泽闪烁，也应为项链。最早的珍珠挂饰是公元前520年波斯王室贵族妇女石棺内的珍珠饰，而这串成组珍珠，年代约在公元前770年以前的西周晚期，应是现存最早的珍珠串饰。

那么，谁应该享有如此高规格的待遇呢？她究竟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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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姜”这个名字在一瞬间进入我的脑海。齐姜是整个西周时期唯一被载入史册的晋侯夫人。这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凡王或诸侯的夫人被载入《史记》者，必然有其特殊之处，或因其贤德，或因其涉入朝政，或因其婚姻沟通两大族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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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穆侯四年，取齐女姜氏为夫人”的史实，我们认为齐姜是穆侯续娶的夫人，他的元配夫人应该是杨姞。这一点，传世金文中已有揭示。宋代《考古图》卷三所载寅簋铭文中有所谓的“叔邦父叔姞”，该器的制作年代在穆侯即位之元年，而他的夫人就是杨姞。

但是，按照礼法，与穆侯合葬的应该是“第一夫人”杨姞，而齐姜作为如夫人根本无法进入此晋侯墓地。接下来的研究与分析却推翻了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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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姞的地位虽然高于齐姜，但齐姜日后却因长子仇而荣耀加身。仇是齐姜的长子，也是后来的晋文侯。从《考古图》中著录的晋姜鼎器上的铭文，可以判断，齐姜至少活到80岁，她应该于晋文侯时期或后期去世。晋文侯因周王东迁立有奇功，因此，周王特许增加墓道应在情理之中，而齐姜“母因子贵”，自然也享受到了双墓道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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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我判断63号墓为齐姜之墓，62号墓为杨姞之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享有双墓道的63号墓主人会在用鼎制度上低于62号墓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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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若这种推断确凿，那么，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齐姜墓中却出土了两件杨姞生前所使物品—带有“杨姞乍羞醴壶永宝用”铭文的铜壶。既然杨姞的墓是6 2 号墓，那么，她的物品为什么会出现在63号墓中呢？我想，这可能是早亡的杨姞留给自己的继任者的珍贵礼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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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逝者如斯夫，M62-64的一些谜团暂时尘埃落定，回想当年前往这片土地时的情景恍如一梦。那时，我还是北大考古系的实习生，怀着对野外考古的向往，我和一些同学坐在前往侯马的火车上，滔滔不绝地谈论着过去两年间晋侯墓地的发掘情况，谈论最多的则是盗墓，熟悉情况的老师还具体谈到了与盗墓集团周旋的场景。我记得，因为我们曾在石家庄解放军指挥学院学到一些“本事”，因此心里竟然还渴望与盗墓贼交交手。带着千般设想，我们来到了太行山下的这片土地，在迎面扑来的山风中，我们并未意识到，与这片土地割舍不断的联系就此开始了，而且必将注定一生。那一年，是1993年9月，初秋。

 

暗战晋国墓地盗墓与反盗墓斗争史

    “乔山之阳，滏水之滨，沃野百里，唐风晋韵。忆当年，风华正茂，一代年少，四海三江，聚首河汾。秉母校风骨，蒙恩师教化。负青山，持手铲，上穷三代故事；临碧水，卧土炕，下通世风民情。信步骄阳，放歌青春年华；笑傲寒霜，方显书生本色。廿载倏忽，浮云重聚，白驹过隙，风物依然……”

    这阙令人心驰神往的《聚云赋》是北京大学考古系82级学生20年后再聚天马—曲村遗址时写下的。当年意气风发的年轻学子，如今已成为国家考古界的撑栋之梁，他们当年的授业恩师有的业已作古，有的则如我一样在追寻历史真相的浩瀚时空中变得白发苍苍。

30年晋国考古弹指一挥间，而我最初的考古生涯几乎就在曲村度过。1979年，操着各地口音的十数人出现在这片世外桃源时，小山村张开怀抱欢迎了我们。当时，考古对于这个村子来说还是一个新鲜词。我们住在老乡家里，除了四处勘探考察，闲暇时还会宣传一些文物保护方面的知识。在我们到来之前，村民们曾发掘出青铜器，将其敲成几块送给废品收购站。随着考古队的到来，村民们一旦发现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会让孩子送到考古队来，然而到了80年代末，骤然活跃起来的文物交易只在瞬间就改变了小村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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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临汾这片看不出有任何商机的地方，我们首先注意到有很多操着南方口音的“商人”纷纷出现。他们多与当地政府官员交好，尤喜干部子弟。他们来到曲村时，我们碰上了还会友

好地交谈几句。我们当时谁也没想到，在未来的20年内，我们会成为彼此间的“敌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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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对于晋侯墓地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第一起盗墓案在我们所钻研的这片土地上发生了。随后的5年中，每年都会发生重大的盗墓行为。1991年，盗墓者先我们一步找到晋侯墓地，大量有价值的文物被炸药撕碎，完整文物则以惊人的流通速度进入海外的文物黑市。当我们得知消息赶到现场时，顿时惊呆了，被炸药炸开的洞张着狰狞的大口，盗洞周围地面散见有大量碎木炭和残断铜器和玉器。

    打击盗墓的行动随着盗墓活动的猖獗显得紧迫起来。可在最初的侦破却进展缓慢，直到上面督办，才有突破性进展。当案件告破时，我们惊奇地发现，有9名公务人员和公安子弟涉案，其中竟然就有我们请来保护遗址的公安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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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抓获的各色各样的盗墓者，以及村民对盗墓者绘声绘色的描述，我们为晋侯墓地最初的盗墓贼画了个肖像，他们大体上有如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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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他们中的多数会带有现阶段中国流行的钻探工具洛阳铲，宛如地质队员或考古队员唯一不同的是，如果你要检查他们的考古执照，他们多半给你的不是黑纸白字盖有鲜红大印的文物局文件，而是黑洞洞的枪口，幸运的是，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考古队是需要执照才能发掘的，这也避免了无谓的伤害。

    其二，他们多半带有炸药。

    其三，武器先进，其中不乏冲锋枪。1992年春天，村民目睹了一场如香港电影中黑帮火拼的场面，盗墓贼开着越野车，端着冲锋枪，扛着炸药，互相射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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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四，如果有一个南方口音的人突然出现在贫困的吕梁山区，向你高价收购老玩意，或者某个本地后生仔突然摇身变成大款，你不要怀疑，这个人多半和贩卖文物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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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晋侯墓地盗掘行为史所未有。如果其他地方的盗墓只是“小本买卖”的话，晋侯墓地的盗墓行为绝对是一桩整个地区参与的拉动当地GDP上涨的“大生意”。

    从某种意义上说，考古发掘和盗墓对遗迹本身都是一种破坏，不同的是，考古发掘的细致工作在于尽可能地将历史原貌公之于天下，寻找社会发展的规律；盗墓却是杀鸡取卵的行径，常常致使重要历史信息难以复原。基于以上考虑，国家对遗迹考古的政策是：重在保护，可进行抢救性发掘。

    1989年之后，我所在的晋侯墓地联合考古队停止了野外发掘，在经过10年的田野发掘后，我们希望能坐下来把这10年间的收获系统地梳理一下。而恰恰就在这一年，疯狂的盗掘情况出现了，当地人称“掏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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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们才知道，其实晋侯墓地从1986年就已经被文物贩子“看好”，那些和我们打招呼的南方人多数来此踩点，有些人还曾参观过我们的工地。他们以一千元一件的价格收购文物，这对当地人来说是值得冒险的数字。因此，在我们离开后，盗墓活动即刻展开，月光下，摆满了炸药，每走一两步就可以见到一个洛阳铲打出来的洞，整个墓地遍体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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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至今日，20年光阴悄然而逝，其间，我们和盗墓者展开的暗战却历历在目。在晋侯墓地上，盗墓者从未因为我们的到来而有所收敛。在他们眼里，我们是众多依靠晋侯墓地吃饭养家的团伙中的一个，不同的是，我们有着国家法定的身份，可以光明正大地发掘。

盗墓贼出手阔绰，经常以百万资金做“活动经费”，“侯百万”就是这种活动的投资人之一，并以此暴发。他在被捕后，其家人四处活动，号称只要保证性命无忧，就给侯马地区修建一座飞机场。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盗墓者一直以雄厚的财力支撑着侯马地区地下文物的 “普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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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墓者因资金充沛，钻探时只有1 米间隔，而考古队员在钻探时却需3米间隔（很多情况下，钻探均以探孔算钱，密度如此集中的探孔无疑具备巨大的财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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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让考古队无奈的是，盗墓者还与考古队员抢进度，比赛发掘。1 9 9 2 年考古发掘正式开始以后，白天，是考古队在工作，晚上，则是盗墓者在挖掘。我们已经确定的8号墓就是盗墓者在我们离开以后迅速盗掘的。在1992年至1994年两年的发掘过程中，我们所发现的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9组19座，以及众多附葬的车马坑、祭祀坑等，其中被盗掘的就有8座。盗墓者的发掘速度远远快于我们。

    为更快地获取文物，盗墓者往往采用爆破这种最快捷的取土方方式。这种方式可以避免过多的浮土，不易被发现。但由于爆破产生的冲力会把洞四周的土挤压在一起，形成坚硬的土层，致使那些被波及的文物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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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清理过的被炸药炸过的被盗墓中， 20 01年被盗墓葬的毁坏情况给我印象最深。当时我们听到墓地被炸开，即刻赶往现场，发现墓室已经无法清理，很多青铜器被炸成碎片，与土壤紧紧粘贴在一起，根本没有办法分离，不得以我们只好采用整体搬家的办法，按照一个立方为单位的方式，把被炸器物和土一起运回北大文物修复室。这些被盗墓者在短短几秒钟内破坏掉的文物，我们的文物修复者需要花费最少一年的时间才能修复。而有些破碎严重的器物，却再无修复的机会了。

    虽然与盗墓者的斗争始终处于剑拔弩张、充满硝烟的状态，我们在深达几米甚至十几米的墓穴中，还要随时提防塌方的危险，但死亡显然并不是我们最大的考验。几十年的考古生涯，与死人打交道的时候比活人多，我们已经看淡了死亡。对我们来说，巨大金钱的诱惑才是最危险的敌人。当年轰动一时的承德避暑山庄李海涛文物盗窃案件不是孤例。从1998年湖北省随州市博物馆干部王海涛多次盗掘古墓始，到2006年山西省太原市3名博物馆工作人员参与盗掘古墓终，仅仅在这8年间，就有不下10位文博工作者因此而获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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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大考古系有条不成文的规矩，从事考古就不要从事文物鉴定，从事文物鉴定就不要从事考古。每一届新生都会在入学第一学期被告知这条规矩。借用北大考古系教授的说法，做田野考古远离文物鉴定是考古者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而考古者多数清贫，1993年晋侯墓地出土数千件文物，按当时市场估价平均5万美金，而当时我们考古队最有钱的李伯谦教授月工资不过几百元。

    今天，当我们这些当年的挖掘者再次聚首在晋侯墓地，在对往事感慨欷的同时，我们又很骄傲自己没有放弃道德底线和操守，因为那不仅仅是个人的犯罪，更是对历史的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