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北京风水的一篇明代奏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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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明末孙承泽撰《春明梦余录》一书,其卷46录载的一份明代文献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文章以风水学观点论述了北京建筑的趋吉避凶,谈到了北京古刹庆寿寺的源流和必须拆毁的根据,文章的篇名是《中丞朱鉴兴造吉凶疏》。 6 c; j' Y, I( u1 p( Y; @9 {) |. [
“中丞”是官名,明代时期的最高监察、建议及弹劾机构督察院的主管。朱鉴是明代人,字用明,祖籍今福建省泉州市。小时候以孝闻名,为给父亲治病曾挖腿上的肉作为药引子。后来做过地方御史、湖广巡抚、布政使、右副都御史等官,在明代成化年间去世,寿88岁,《明史》有传。做地方官,他有政绩;在朝时,对蒙古的进攻提出过方略,领导过抵抗;他反对过景泰皇帝改变太子的计划,写此篇奏折时任明英宗正统年间的御史中丞。
4 r) \( k4 y, p/ j* Y 文中提到的庆寿寺及其双塔,我们今天看不到了。它原在哪里呢?在今西城区电报大楼稍东边的长安街上。庆寿寺始建于金章宗时期,元代重修,明代王振在正统十三年(1448)又修,“壮丽甲于京都诸寺”,号“第一丛林”,更名为大兴隆寺,还叫过慈恩寺。嘉靖年间,它毁于大火,变成废刹,后改为讲武堂和演象所。清代乾隆年间又修,但已经大大缩小了格局规模。庆寿寺虽然毁来毁去,但它的元代双塔却屹立了近700年,直到解放后扩建西长安街时才被拆掉。所以,庆寿寺还俗称双塔寺。那塔八角密檐,一高一矮,高的九层,是海云高僧的,矮的七层,是可庵和尚的,曾是老北京重要的建筑景观之一,拆掉后梁思成先生觉得非常可惜。海云是元代高僧,曾把元大都的主要设计者大政治家刘秉忠推荐给忽必烈,是个对北京有贡献的历史人物。 + L3 C4 a; S% X3 U+ F( _
庆寿寺在历史上极为有名。建元大都时就面临拆毁,但皇帝为保护它硬是让大都城缺了角;明代初年的大政治家姚广孝,还在那里长期居住过,永乐皇帝多次与他在那里密谋,听从他的指教。寺里原有金章宗书写的石刻“飞虹桥飞渡桥”,有过金代大书法家党怀英书写的“庆寿寺碑”,元代程钜夫书写的“大庆寿寺大藏经碑”等;相继供奉过元代高僧海云、可庵、元明宗太子和姚广孝像;许多历史名人如杨一清、王衡等都去过该寺,并留下了诗文。 ) z3 R' i, p7 R" S
朱鉴按风水理论认为:北京的建筑,是天下的表率,应该趋吉避凶。“国都为天下之根本,而皇城又国都之正宫,凡有兴作,不可不慎”。按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左为阳、右为阴,青龙宜动,白虎、朱雀、玄武宜静的说法,他感到北京城外的地理形势“龙弱虎强,山无四顾”,指出城内的庆寿寺是“白虎头”,不应该修。修复它,致使“江南草寇生发,塞北烟燧不宁”,建议对其移位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城内建筑计划。他要“先将庆寿寺庐其居,移其人,杜其门,弛其钟鼓,去其二浮图。候边境宁息无事之日,将寺移去东边旧工部地方起造,改为龙兴寺。可建二浮图(塔),任其鸣钟鼓,以耸青龙头。仍将顺天府钟鼓移来东台基厂之内起盖,晨昏叩撞,以敌白虎臂。又将顺天府移来旧督察院,及将大兴、宛平并三儒学移来旧吏、户、礼三部地方开设,以配三法司(注:大理寺、督察院、刑部的统称)。务使青龙动而且兴,白虎静而且安。其元(玄)武门迤北顺天府地方取正,改作库藏以收天下黄册图籍,以压元(玄)武之地。或得余暇再于城之东南巽地之角,起盖功臣庙。” : ^: B" R. n7 U' L& K1 ~9 ?
据《日下旧闻考》记载:明正统十三年(1435)太监王振说庆寿寺该修,于是皇帝派“军民万人重修,费至巨万”。很明显,朱鉴写《兴造吉凶疏》的矛头直指大宦官王振,借风水反对修庆寿寺是假,反对王振胡闹是真。他的意见当时虽然没被采纳,可是实际上此后北京城内的建筑规划受其影响. : ?6 e&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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