戳穿一切谎言，告诉你一个历史上真实的“香妃”（六）[含1P]

霍集占

“香妃”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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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和卓木政权灭亡后被迁居北京的维吾尔人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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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哈迈特·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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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原创，未经作者同意，请勿随意转载、改编或翻译。

本文汉文版已刊登在2009年号《清史论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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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香妃”传说凝聚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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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妃” 传说最初的流传范围只局限于北京及其周边地区 [1] 、塔里木地区，这似乎可被视作北京及其周边居民与塔里木地区居民共有的一种“地方性话语”（ local discourse ）。但考虑到这个传说被广泛传播的时、空间与故事本身的年代、地点之间有较大的跨度， 其 中又 保留了许多史书所不载（并非失载）的真实历史。这一特殊的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次原因值得我们做一番有意思的探讨。

    由于“香妃”传说中的细节保留了很多的历史事实：像汉文传说中的“回王某妃”和维吾尔文传说中的“图迪公之妹”这两点，也是笔者在发现并解读了相关的满文档案后，才证实二者所传均是语出有本的（尽管这些细节都有一定程度的错乱）。于是问题便出现了：对于如此隐秘的事实，是谁 —— 或者是怎样的一个群体 —— 在当时能够洞悉这一切，并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将之保留下来甚至传播到了离事件发生地万里之遥的塔里木地区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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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种迹象表明：那只能是曾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生活在清代的北京 150 多年的那些 大小和卓木政权灭亡后被迁居北京的维吾尔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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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二十四年（ 1759 ），就在满洲人的中亚远征军攻灭大小和卓木政权前后。包括那位后来被册封为容妃的小和卓木霍集占之妻 Fatim? 在内的数百名维吾尔人，在其后的数年间由塔里木诸城被分多批解往清帝国的首都， [2] 并最终被安置在北京居住， [3] 成为了清代中后期生活在北京的维吾尔人的祖先。他们在来到北京后不久便被纳入了八旗，并单独设为一个佐领，称“回人佐领”（ hoise niru ）， [4] 隶内务府正白旗左翼第五参领， [5] 归内务府上三旗参领处统辖。 [6] 他们除了个别封爵之人被另赏宅第外，都被安置在了西长安门外路南居住。这一片地区就因为安置了这批维吾尔人，遂得名“红帽子营”，后又逐渐改称“回回营”。 [7] 而且，在第一批维吾尔人被迁到此处几年后，清高宗还为这些维吾尔人在“回回营”内修建了一座清真寺， [8] 并赐名敕建回人礼拜寺。 [9] 而在清真寺的正北与之隔街相望的便是 传说中“香妃”所居的宝月楼 。 最初，第一批迁京维吾尔人到达北京是在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共 126 名，其后至乾隆三十二年间陆续又来了 203 人，他们依靠分给其佐领的 35 分马甲钱粮和占用各佐领的 35 分 —— 共 70 分钱粮生活。后又因一个名叫“普拉他”的人“生事妄告”，有 108 名维吾尔人被“按例发遣”离开了北京。遂将占用各佐领下的马甲钱粮退回了 24 分。直到乾隆四十四年，才照内务府旗鼓佐领之例将“回人佐领”下的马甲额缺定为 59 分。截止那一年，在“回人佐领”下的 维吾尔人 共有 250 余名口。 [10] 在这些迁京维吾尔人中， 除了专为清皇室服务而迁来的工匠、艺人、裁缝等， [11] 以及霍集斯（ Khojasi ）、和什克（ Kho?k? ）是投靠清军并立有功劳的地方实力派封建主 [12] 、莽苏尔·哈什木（ Mangsur Ha?im ）是原叶尔羌汗国的皇室后裔 [13] 外，绝大部分都是被俘的和卓木家族的成员 [14] 及其 苏菲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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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个新组成的社会群体而言 —— 且不论被迫背井离乡 —— 仅迁居北京的过程本身便是一个十分惨痛的经历。据档案记载：在长达三个多月的迁徙之旅中，同一批次的 126 人中就有 26 人病死在途中。 [16] 亲人的死亡加之此前满洲人在其带来的战争中所造成的破坏与杀戮可以说是全体 迁京维吾尔人共有的噩梦。 在这样的背景下， “ 迁居北京 ” 就难免成为 迁京维吾尔人的 一种 “ 集体受难记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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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显然， 在清政权的控制和监视之下，被俘迁京的维吾尔人的反抗情绪不能有外在的表现。而 此时，那位容妃和很可能存在的 “香妃” 在入宫后发生的种种事情则以其与迁京维吾尔人之间复杂、密切的关联，得以通过各种渠道 [17] 在迁京维吾尔人中传播。于是“‘香妃’－容妃”的故事也加入到迁京维吾尔人的“集体记忆”中来 [18] 。而誓死不从清帝的 “香妃” 的故事也就成为了在 被俘迁京的维吾尔人对其切肤之痛的感受依然深切的时候，用来对抗满洲贵族的一个意识武器和寄托反清情绪的一个象征。（假如“香妃”传说的主要情节确被证实是虚构出来的话，则将更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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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包括“香妃” 的故事和 “迁居北京”在内的一种“集体记忆”被每一代迁京维吾尔人在其家庭内部不断重温和强化。 笔者作为那些迁京维吾尔人的后裔，幼年时就曾多次向家中长辈问起“我们为什么会生活在北京”，得到的答案总是“与‘香妃’一同来的”。笔者在北京及周边地区寻访到的其他几户那些迁京维吾尔人后裔也无不如此。这证明，在迁京维吾尔人后裔的 “香妃” 传说中，“ 迁居北京 ”已在某种意义上 被 根基化 （ primordialized ） 成为这个社会群体的 “ 共同起源 ” 。 并使得这个身处异文化包围之中的特殊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 [19] 得以凝聚。而 笔者在他们被迁居北京 249 年后依然作为一个维吾尔人而存在，也许已经证明了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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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在迁居北京的维吾尔人生活在北京的同时，也并没有割断与其文化母体 —— 塔里木地区之间的交往和联系。作为向东部亚洲的共主 —— 清帝国的皇帝臣服的表示，塔里木诸城的大小伯克 [20] 要依照清政府的安排、按级别轮流赴北京或热河（承德）朝见清帝。而在以上地区承担接待年班伯克的任务的，实际上主要就是那些迁京维吾尔人。可能——也仅仅是无法被证实的可能，正是在与迁京维吾尔人的接触过程中，年班伯克们 —— 这个依靠清帝国的扶植而获得权力的、具有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 —— 从迁京维吾尔人那里获得了“‘香妃’－容妃”的历史记忆，并将之经过他们的选择与重组，带回了塔里木地区。在这个新的记忆版本中，保有尊贵地位的容妃成为主要被记取的对象，她与满洲皇帝的婚姻和和卓木家族成员的迁京与和卓木家族的家族墓地 —— 阿帕克和卓木陵由清高宗出资修缮 [21] 被联系起来，解释为原来的统治者、圣裔、尊贵的和卓木家族得到了满洲皇帝的尊重和维护，甚至还有可能被夸大解释为满洲皇帝对伊斯兰教的皈依（这类叙事模式在蒙古入侵后的中亚地区历史文献中屡见不鲜）。这明显就是通过“使当前的经验印象合理化的一种对过去的建构” [22] 来向普通的维吾尔民众诠释满洲人控制下诸伯克分治现状的合法性。

     但，普通的维吾尔人对于大小和卓木政权的灭亡与满洲人的到来却另有自己不同的记忆版本，这个版本则是深深的植根于塔里木诸城民众对自身因满洲人到来所造成的一切伤害的历史记忆之中的。时人笔记中曾对清军与大小和卓木战争中满洲官兵对当地维吾尔人民的种种行径有零星的报道：

     上命将军雅尔哈善统领满汉官兵万余竝带鄂对等由土鲁番进兵攻取库车，月余不下。布拉敦弟兄闻警即选精兵万人、最远最准之赞巴拉鸟枪八千稈，由阿克苏之戈壁捷径而来。与我兵遇于城南，大战一日，贼大败入城，戮其精锐六千，遂据城力守，不复出战。……是夜，布拉敦弟兄帅叶儿羌回众开西门由北山口而遁，我兵竟未知之。……次日，库车回子阿拉杂尔等开城迎降。将军入城，收回兵一千尽坑之。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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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黑水营之围，孤军陷万里外，凡三月得全师以出，诚千古未有之奇事也。将军兆惠既深入叶尔羌，贼众我寡，且马力疲不能冲杀，乃占一村寨，掘濠筑垒自守，即所谓黑水营也……惟据守既久，粮日乏，仅瘦驼羸马亦将尽。各兵每乘间出掠回人充食。或有夫妇同掠至者，杀其夫，即令妻煮之，夜则荐枕席。明日夫肉尽，又杀此妇以食。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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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里提及的库车和作为塔里木地区主城的叶尔羌外，实际上整个塔里木盆地诸城在清兵的占领过程中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与杀戮，尤其是在和卓木家族影响深厚的喀什噶尔绿洲。还有时隔五年后因不堪满洲人及与之勾结的伯克的暴虐统治而发生的“乌什起义”失败后被屠城的惨烈。凡此种种都构成了当地民众对自身因满洲人到来所造成的一切伤害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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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种历史记忆在民间的延续可能对现存秩序构成威胁的时候，统治者就会努力使其成为忘却的历史，致使力图保持这种记忆的人们不得不创造一种象征、一种隐喻，能够使此记忆不绝如缕” [25] 。而部分迁京维吾尔人带回的 [26] 最初的“‘香妃’－容妃”的故事，正好成为当地民众保存以上历史记忆的一个象征。尤其在和卓木家族活动较多、遭受清军破坏也较大的喀什噶尔地区，更逐渐将之与苏非主义、麻扎朝拜三者结合了起来，形成了独特的 “H?zr?t S?ylisi” [27]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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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凝聚着“大小和卓木政权灭亡”、“和卓木家族成员被迁居北京”、“满洲人带来的破坏与杀戮”等等重要过去的“‘香妃’－容妃”传说便被以不同的途径传回了塔里木地区，并成为了当地的一种“社会记忆”，在多元记忆的社会中以各种版本流传和存在。这恐怕也就是维吾尔文“香妃”传说诸版本间差别远较英文、汉文诸版本间差别要大的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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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笔者实地调查，在承德地区、呼和浩特地区均有与“香妃”有关的地域性传说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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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务府呈稿，“其它类”，嘉庆九年三月，“呈为回子营一年领过钱粮米石并放过钱粮米石数目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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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高宗实录》卷 610 ，乾隆二十五年四月乙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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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清高宗实录》卷 605 ，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壬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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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1201 ，内务府 32 ，营制，中华书局， 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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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钦定理藩部则例》，都虞司卷 1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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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宗正：《回回营清真寺》，《回教》，中华民国二十七年（ 1938 ）十一月号第一卷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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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下旧闻考》卷 71 ，官署，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3 。

[9] 《日下旧闻考》卷 71 ，官署，《 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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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内务府呈稿，“其它类”，嘉庆九年三月，“呈为回子营一年领过钱粮米石并放过钱粮米石数目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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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满文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送往京城之回人金银匠、艺人家口名数单”；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初十日“乌什参赞大臣绰克托奏将喀什噶尔之回人裁缝 nidzar bukul 家口送往京城编入回人佐领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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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祁韵士 纂：《皇朝藩部要略》卷 15 、 16 ，回部要略，《清朝藩部要略稿本》，包文汉 整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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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祁韵士 纂：《皇朝藩部要略》卷 15 、 16 ，回部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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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满文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十一日“解送京城之所获大和卓木之妻等人名数单”，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gerudei 照看解往京城之二和卓木家人名数单”，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初六日“驻叶尔羌办事参赞大臣舒赫德等为护送赴京之额尔克和卓额色尹等妻子数目事咨呈”，乾隆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舒赫德奏将大和卓木之子萨木萨克送京抚养之处晓谕喀什噶尔回众折”，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阿克苏办事大臣海明为将大和卓木之子萨木萨克等送往京城事咨呈”，乾隆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哈密办事大臣淑定等奏将大和卓木族人阿塔木和卓及家人迁往京城居住折”，乾隆二十八年二月初三日“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等为派员护送巴达克山使臣所送布拉呢敦尸体及其家眷至京事咨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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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嘉业堂钞本：《清国史》卷 26 ，高宗本纪，中华书局影印版， 1993 。标点为笔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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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辰，……定编将军兆惠等以霍集占首级来上，并俘酋扪多索丕等至京。丁巳，……宥扪多索丕等罪”。

苏菲（ sufi ）：源自阿拉伯语，指伊斯兰教神秘主义僧侣。维吾尔语口语中为 sopi ，指带有某种封建依附关系的世代追随宗教贵族和卓木的信徒。

[16] “满文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四年八月“×××奏将图尔都和卓等所获回人由叶尔羌解京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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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由于她或她们在 皇宫中的存在 ， 可以想见会有些维吾尔人——随身侍女等在皇宫内为之服务，现在已知的皇宫内确有一位名叫努倪马特（ Nurm?t ）的维吾尔厨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宫中杂件”，《赏赐底册》。

[18] 据迁京维吾尔人后裔 Bahargül Khanim （笔者祖母）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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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据迁京维吾尔人后裔 S?yit Khojam （赛依提·霍加）口述：虽然互有来往，但直到清末迁京维吾尔人之间还是区分为投靠清朝的和反抗清朝的两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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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伯克（ bek ），满语对维吾尔语 “b?g” 一词的音译。意为官员，亦可用在人名中做尊称。此处指大小和卓木政权灭亡后，清帝国延续叶尔羌汗国官制建立的政体下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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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清高宗实录》卷 609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壬戌。

[22] ［台］王明珂：《过去的结构——关于族群本质与认同变迁的探讨》，《新史学》第五卷第三期， 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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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椿圆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卷 6 ，《西陲纪事本末·下》，“布拉敦霍集占叛亡纪略”，乾隆四十二年刻本，藏日本早稻田大学。标点为笔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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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赵翼：《 簷 曝杂记》卷 1 ，“黑水营之围”，中华书局， 1982 。

[25]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第 319 页。

[2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务府来文，“民族事务类”，嘉庆二十年一月二十五日“理藩院为准欲按定例随年班伯克回原籍之苏拉回人巴巴克沙之呈词事咨覆”。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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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档案说明有对迁京维吾尔人后裔返回原籍的相关规定，加之于其它史料的对照，可以肯定有不少的迁京维吾尔人后裔曾被允许迁回塔里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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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对此活动尚无准确的汉语译名，此处暂用原名。这是一种由初春持续至夏末的大型游览活动，其间，有许多维吾尔妇女回来到阿帕克和卓木墓前，哭泣、诉说自己的不幸，希求 “Dil?ad Khanim” 的帮助。具体内容参见热依拉·达吾提：《维吾尔族麻扎文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1 。

同时，此活动形成的历史与“香妃”传说之间的关系还有待更深入的考证。参见艾力江·艾沙：《阿帕克和卓麻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 2002 。

戳穿一切谎言，告诉你一个历史上真实的“香妃”（六）

析津志

继续加精.

油油

哇，这些照片哪找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