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会馆

ayumi

明永乐迁都北京后，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亦是科举考试中心。自永乐十三年（1415年）起，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诏示废气科举制度止，明清两朝共在北京举行过201科进士考试，共录取进士51624人。每科应试的举人有六七千人。殿试放榜之后能跃龙门成为进士共者，不过200余人。由于“公车进京”只系单程，所以路途遥远的举子如果不能中试，只好滞留京师以待下科。会试、殿试均是三年一科，滞留京师期间主要的精力用于研习时文、时艺（八股文），以求下笔成文符合时尚。举人老爷是未来的进士公，即便“此生未能跃龙门”，也是地方上有影响的人士，在京师任职、经商的同乡们于情于义有东道主之责。于是就由一些有名望的人士出面，号召家乡父老和旅京同乡合力集资在京购置房产，以招待首场由礼部主持称为会试，所以大多数“招等所”名之为“会馆”。
会馆的首要功能就是招待所，这是试馆、工商会馆、仕馆三者所共同的。只有北京地区的行业会馆（如梨园会馆）不具备这项功能。
士、绅、官、商进京，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可以说不会是单纯的观光旅游，总是有事要办。会馆和旅居会馆的乡人们，于情于义当然要帮助办理，所以会馆无形之中也就成本邑的驻京办事处。
本邑居京、旅京的各界乡人，凡遇有大事都要在会馆之重举行“公议”。会馆可以说是籍属地区的议事厅。所谓的大事既有与外界的冲突与矛盾（外界的概念很广，背景地方当局、地方势力、甚至地方上的流氓、恶棍，从“会馆”的角度上来看，均属外界），也有同乡之间的内部冲突与矛盾。对外的纠纷通过“公议”之后可以统一宣传口径，一致行动；内部纠纷通过公议之后可以达成和解的协议，实现了“公了”，免得同乡之间对簿公堂，失了和气，毁了乡情。
在北京城中建立会馆最多的省份是位于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安徽、湖北、湖南。这些省区的会馆把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的新思想、新思潮带到北京。
北京内城可以说是京旗社区。自清廷移鼎北京后，京旗在北京内城像一坛死水一样地生活了260多年，是真正的北京土著居民。内城社区的文化体系可以说是京旗文化。
外城社区有30余万人口，绝大多数是不“落籍”的“过客”。所谓的“过客”就是暂住人口，因仕宦、经商、赶考、“打工”等原因吧“暂居京师”，户籍仍在本邑。外城人口有很大的流动性、因为中国有“落叶归根”的传统，从经济上来讲京师米贵居家不易；从政治上来讲京师是是非之地；从人情上来讲还是故土难离。不论进京、离京是什么原因，居京的外地人口均是充满了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有干一番事业的打算。乐观向上的心态虽然大多是建立在功名利禄的基础上，但毕竟不是一坛死水，而是奔流的小溪，终归要汇入荡荡大河，流向东去的大江。
20世纪以前，会馆可以说是均建在外城，据不完全统计有500所以上。这些会馆中的暂住人口川流不息地把本邑文化带到了北京。500多所会馆就是500多处地方文化辐射点，亦是500多处京师文化的接收点。形成了辐射、辐辏的网络。这张网络可以说是包容了全国的地方文化，在辐射、吸收的过程中经纬交错互相影响，也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外城社区文化，北京文化之所以如此丰富多彩，是因为她来自全国各地，又影响了全国各地，是在辐射、辐辏过程中形成的。辐射、辐辏网络的形成，应归功于会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