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银子哪去了
% U7 }' ]3 g8 t; Z6 N5 e 太平天国在南京苦心经营十载,掠各地奇珍异宝于宫内,王府也都藏有金银珠宝。然而待到破城之日,曾国藩却奏报说除了二方“伪玉玺”和一方“金印”,别无所获。太平天国的财富有多少?流向何处?一时扑朔迷离—— 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克南京,曾国藩奏报搜查“贼赃”的情况,说除了二方“伪玉玺”和一方“金印”,别无所获。顿时,物议沸腾,多以其奏为谎言。晚清经学家、文学家王闿运写诗说 “曾侯工作奏,言钱空缕覼(详细)”,质疑曾国荃(曾国藩之弟)一掷千金买笺纸,怎么会“全无货财”?在深入调查事曾国荃是否因此暴富之前,我们先看看曾国藩当日的报告: “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臣亦尝与曾国荃论及: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乃十六日克复后搜杀三日,不遑他顾,伪宫贼馆,一炬成灰。逮二十日查询,则并无所谓贼库者。讯问李秀成,据称: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苏州存银稍多于金陵,亦无公帑积贮一处。惟秀成所得银物,尽数散给部下,众情翕然。此外则各私其财,而公家贫困;等语。” 要确定湘军入南京后是否大发横财,关键之点在于调查太平天国“圣库”的有无丰绌。请先论有无。曾国藩说:“并无所谓贼库者”,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天朝田亩制度》云: “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 这就是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从金田起义以迄天国覆亡,“圣库”制度就一直存在,并为此立下严格的法律,违者议罪乃至斩首。具体执行标准,则以五两银子为限,凡藏银过此数不缴者,按律治罪。入南京后,“圣库”设在水西门灯笼巷,有六名专职人员负责日常管理。严厉执行“圣库”制度,将全体民众的财富集中管理,这也是传言南京城内“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根据。 但是,“圣库”制度,在太平天国后期遭到严重破坏,业已名存实亡。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政权由洪氏嫡系掌管,“圣库”的性质已经由“公帑”变为“私藏”。而洪派以下人众,也纷纷效法,于“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物等项变后,太平天国政权由洪氏嫡系掌管,“圣库”的性质已经由“公帑”变为“私藏”。而洪派以下人众,也纷纷效法,于“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物等项”中,仅向“圣库”缴纳谷米牛羊等食物,而隐瞒了银钱衣物等硬通货。李秀成在湘军围困南京时,与“合朝文武”商议,苦劝各位“王兄王弟”“切勿存留银两”,而应 “概行要买米粮”;就不但证明了天国官员不再上缴而是私藏银两,也证明了“圣库”空虚,连基本的粮食储备也得不到保障,远非咸丰初期“粮米丰足,件件有馀”的盛况。“圣库”财务之有出无纳的困绌情况,亦可想而知。因此,“圣库”之有,毋庸置疑,而“圣库”之绌,亦毋庸置疑。 由此可知,湘军当日入城,未能发掘出巨大“窖藏”,是实在情形。当然,“圣库”之不足掠夺,只说明湘军作为接管南京的军事组织,在对公业务方面成效不彰,并不说明作为个体的湘军兵将都空手而归。根据历史记载以及实战经验,敌国都城的金银宝藏,只是多少问题,而非有无问题;孰料南京城竟出现了有无问题,明显于理不合,与史不符。然则,实话实说,必难取信于人。旁人不信,也倒罢了,人主、朝臣不信,则问题大了,所谓傍议丛生,所谓忧谗畏讥,就是这种背黑锅的尴尬境况的真实写照。 找不到大笔“贼赃”,必然遭致讥议;为免讥议,总不能倒贴银钱。处此两难之境,曾国藩只有实行“挺经”之法,抱着“此心耿耿可对君父”的赤诚,尽量争取朝中人士的谅解。 中枢也许和曾国藩心心相印,用人不疑;也许收到实地谍报,两造俱符;也许格于情势,无可奈何;总之,曾摺奏闻七日后,便迅速下达了一道“理解万岁”的批谕:“逆掳金银,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前据御史贾铎具奏,故令该大臣查明奏闻。今据奏称:城内并无贼库;自系实在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