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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为什么嫉恨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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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7 22:06: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朱元璋为什么嫉恨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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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民风淳朴、士农工商按儒家传统规定的秩序各安其位的小农社会。而商业发展以后必然带来的社会流动性的加大,又使这个新天子深深恐惧和仇视,他认为这是不利于其控制的。因此,他既要从经济上压榨江南,力图铲除这一地区由于工商业而带来的社会富庶与奢华,同时,作为文化的江南也是他要竭力扼杀的。
    公元l367年,也就是元至正丁未年九月,盘踞江浙的张士诚政权在朱元璋部的进攻下宣告灭亡。这标志着环顾宇内,朱元璋已几乎没有强大的对手,其统一中国的伟业基本奠定。张士诚原先统治的以苏州、杭州、嘉兴、松江为主的江南地区,现在归入了朱元璋的版图。但“江南”带给朱元璋的,却不仅仅是胜利者的喜悦。洪武初年,一次微服私访让朱元璋大发感慨:“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我为天子;此邦(吴地)呼为老头儿。”吴地的奢华让他厌恶,吴地的民风更让他不懂,这样一个江南是他这个新天子所不能容忍的。于是,登基不久,朱元璋对江浙地区的整饬就开始了。整饬全面而系统,整饬的动机,则不单单是经济上的,更有政治和文化的深谋远虑。
    在中国历史上,“江南”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概念。
    自南宋以来,江浙沿海的城市经济日趋繁荣,元统治者更是趋近 “功利”,大力倡导海运,鼓励商业,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元末江浙地区商品经济高度繁荣,二是给以 “崇本抑末”、“重义轻利”为基本特征的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特质。同时,因为元朝统治者管理相对粗疏,对民间风俗变化不太放在心上,清规戒律较少,江南文化在经济发达的基础之上,也随之得到了蓬勃发展。元末大乱,张士诚割据江浙,他实行的仍然是元王朝的统治政策,所以,虽在战乱之中,但江南地区偏安一隅,文化并未受到摧残,反倒呈现出一种奇异或曰畸形的繁荣态势。提到元末江浙地区的文化,不能不说到两个人物,一个是大诗人杨维祯,一个是从富商到文人、又是文艺赞助者的顾瑛。
    顾瑛,字仲瑛,又名阿瑛,别号金粟道人,从小生于官宦之家,祖父任职元廷时,定居江苏的昆山界溪。因为统治者对商业和贸易的重视,元朝的士风发生了一些变化,最突出的是不再视商贾为恶俗。顾瑛得风气之先,十六岁时就在商海中搏击,不到十年,顾瑛再回昆山时,已一跃成为苏州地区屈指可数的巨富之一。
    成为巨富后的顾瑛开始了人生中新的重要选择:一是脱离商界,潜修文艺;二是在昆山构筑玉山草堂。此后数年间,顾瑛广邀天下名士,日夜在玉山草堂与宾客置酒高会。“玉山雅集”遂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符号。
    参加“玉山雅集”的名士中,就有像诗人杨维祯、画家倪云林等这样的一代文化巨子。杨维桢在玉山草堂所做的最腾播人口也最让人诟病的一件事是所谓“妓鞋侑酒”。这个惊世骇俗的动作更像一个行为艺术,表演者要借此表示他自己乃至整个江浙文人对僵硬礼法的蔑视,张扬一种新的价值。什么样的新价值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对人性的包容和尊重。在杨维祯们看来,普通人那些世俗的欲望实在没什么可耻的。我们看到,过去被文人鄙视的市井生活,尤其是行商坐贾的逐利生涯,在文人笔下第一次显得那么明丽和健康,昔日总要以“发乎情止乎礼”来规范的男女情爱,也开始回到人性的常轨。旧文人门槛很高,可是在杨维桢这里,却没有各种身份的限制,他遍交各个阶层的人士,和他诗文唱和的,有制笔者,甚至还有替人理发的手艺人。
    商人地位的提升也是元末江南文化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元末富商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即急欲使自己获得一种文化的认同。于是,在元末江浙地区,由富商主持的如顾瑛 “玉山雅集”一般,纯粹私人性质的“文艺沙龙”一时蔚为大观,文人们在这里被待为上宾,商人们也从文化上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士、商良性互动的一幕,在元末的江南上演了。而像这样一个 “文化的江南”,却是从乡野里崛起的朱元璋所无法理解的。
    史料证明,朱元璋对江南的民风和士风早存不满。据《明实录》记载,早在明朝建国前,朱元璋就曾经这样训诫归顺的张士诚旧将:我所用的将领多半是濠泗、汝颖、寿春、定远(现均归安徽省)诸州之人,他们勤苦俭约,不知奢侈,不像你们江浙人,因为富庶就耽于逸乐。现在你们既然归顺于我,就一定要把过去的习惯和毛病好好改掉。
    统一天下后,江南虽然已是新天子朱元璋的“王土”之一,但他对江南“王臣”的疑惧却是并不隐讳的。明王朝对江南实行的重赋政策是其一;在攻下苏州数月之后,朱元璋下令强迫大批苏州富民迁徙至临濠(今安徽凤阳),这些人甚至被禁止回乡扫祭祖墓,违者受到严惩。这些都是从根本上拔除文化江南的要着。
    除此之外,朱元璋对江南人士还充满了强烈的不信任。据考证,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苏州知府竟然换了三十次。尤其是洪武七年发生的苏州知府魏观被诬谋反冤案,更牵连大批江南名士掉了脑袋。在朱元璋的强力打压下,元末发展起来的文化的江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外观残破、精神枯滞的江南。活泼泼的元末江南文化从此风流云散。
    直到明弘治、正德年间,随着政治上的松动和经济上的发展,萧条已久的江浙地区才重新恢复了活力。值得注意的是,统治者明孝宗、明武宗都不是什么雄才大略的英主,明武宗更被指为荒淫的庸君,而恰恰是在他们的手下,江南经济和文化才又得到了恢复性发展。与其说是他们的措施多么得当,毋宁说根源正在于他们几乎没有采取什么强有力的措施。皇权统治者控制力的削弱,对一个企图代代相传的专制王朝可能是个坏消息,但于激发民智和社会进步却是充分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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