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我在打电话,不停地往北京打——给朋友,给亲人,给职能部门。
1 D5 n7 v' K9 _. K% x* k- q一方面,按各项法律法规赋予公民的权利打给职能部门的电话被受理了,不管结果如何,目前正在按照法律程序往前进行。而一些友人的无私援助给我极大的支持,使我有能力有勇气坚持下去。 ' }" Y6 {; Y3 k
可是,更多的时候,电话的另一端传来的是让我恐惧的声音。
4 i2 p. v; ^, W0 W# U4 z比方说,我的一位亲戚,刚听我说到“拆迁”,便打断我,他说:全国都拆呢,我管不了,不要以为我有什么社会关系。下回来北京到家来吃饭吧。还有一些文化界的长者,都是很正直的人,可是他们却说不想介入这样的事情。 2 ~" ~3 j( I) h
还有我的好朋友,当年那么的忧国忧民,面对着种种压力也不回头。可如今,去做生意了。我不敢跟他谈这些事,我害怕听到一个让我失望的回答,多少次到北京,我都不敢拨那个熟悉的号码。 : e! O1 ?4 W3 [# ~' D
有一个虽然只见过一面但应该也算是朋友的人,2004年1月,一个陌生人从北京打电话给我,让我帮助他寻找他爷爷在哈尔滨留下的踪迹,以及他在俄罗斯的亲属。我尽我所能帮助了他,提供各种线索,联系国内外媒体。但是,当我给他打电话,刚一提到前门的拆迁,他立刻非常不客气地说:“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只对我自己家的事情感兴趣。”可是,他在向我求助的时候,想没想过他家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了这个素不相识的人我打了无数次长途,电话费是我自己付的。联想起以前他对我的一位坚持文保事业的女友持嘲讽态度,才恍然大悟。但我无语,我不知该怎样回答。冷场片刻,还是客气地跟人道别,只知道从此又少了一个朋友。
3 A$ G7 q1 m. w8 e h是呀,经常有人问我:“你管这些事儿干嘛?跟你有什么关系?”
$ J( A0 x( n# n4 V0 }6 M我说,这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关乎民族的存亡。他们就很聪明地笑了,笑我的愚蠢。 : S- S C# L( m0 N! A5 T4 ?5 h, H5 j% ?
不久前,黑龙江省知识分子联谊会召开年会,这里都是无党派知识分子。我是新会员,到那里才知是被党给统战了。但我在酒桌上适时提出呼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建议,大家给我面子没笑,但没有人感兴趣。只有一位市人大代表让我帮她写提案。
9 J e1 P9 x5 ?" w前两天,我们同学从北京来哈尔滨出差,在哈的同学就小聚了一把。我在祝酒时发表一大堆关于文化保护方面的愿望,他们也笑,是宽容的笑。北京的同学说:“我们应该保护曾一智,她是非黑即白,没有灰色,没有中间色。”我说,不对,我在北京也有这样的朋友啊,他们都在为保护北京付出。他说,你的事情我可以帮忙,但是我不可能跟你一样。 " k" M" ^- Z; E8 Q
我哭了,我知道我依然会义无反顾地往前走,可有的时候,心会被那无边的冷漠刺痛。
; A* d$ G" H' _5 Z9 Y% C: b; \* H6 F我其实是个很脆弱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