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商是北京商业的简称,是在北京这块特定的国都之地培育和发展起来的具有特定内涵的区域商业及其文化,是基于国都消费驱动为核心而形成的产业体系。 京商研究以850多年建都史的北京商业为研究对象,以不同历史时期的商业政策、消费特点、卖方结构、商业街、经营文化等方面为主线进行发掘与研究。 古代京商是指以高层次消费的宫廷贵族、官员士人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富有历史文化内涵的商业老字号为卖方主体,以集聚全国各地品牌形成的商业街为特质市场,以深厚的儒家思想为经营文化,是多元商业文化的融合体。 / q3 ~# N! \- } z j
古代京商文化的特征与内涵 京商的开放性文化。与徽商、晋商等多为“走出去”的商帮不同,京商重在“走进来”。历史上的北京是典型的移民城市。金以来,历次朝代更迭都带来大量移民。以明代为例,明初洪武、永乐年间,北京地区至少有6次重要移民,包括大量商业移民。来自江苏、山西等地的商人很快在京建店置铺,使各地商货产销于京。永乐帝曾将南京“太医院”的医师,迁至北京另组为宫廷服务的“太医院”。同时,原在南京开药铺的不少店主,也随之移民北京。这样,明朝时在北京就开设了不少药铺。现在我们已知的北京历史最悠久的老字号企业鹤年堂,就创立于永乐年间。 来自国内不同地域的商人,以各自的经营传统,掌控了北京城不同的商业行业,使北京商业街成为国内各地品牌商业集中之地。例如,山东人主营行业为饭馆,代表字号有正阳楼、东兴楼、天福号、泰丰楼等;浙东商人主营行业为药材业、银号业,代表字号有同仁堂、鹤年堂、千芝堂、永安堂等药铺,恒和、恒利、恒源、恒兴等银号;徽州人主营行业为茶叶、粮食等,代表字号有吴裕泰、张一元茶庄等。 大量工商业人才汇聚于北京,带来了全国的人才、产品和商业文化,来自不同区域的商业文化与北京的宫廷文化、官府文化相结合,与高层次的宫廷消费、官府消费需求相结合并不断融合,促成了特色鲜明的京商文化的形成。谭家菜创始人谭宗浚是广东南海人,光绪年间任翰林院编修,他在京任职期间,在粤菜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口味需求,融合了各菜系精华,创造出“食界无口不夸谭”的谭家菜。 京商的儒家思想。深远厚重的儒家文化造就了仁德为本、注重诚信的京商文化。北京是名臣名士集中之地,北京独特的文化土壤涵养了京商,并使之成为国内商帮中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典型群体。 京商与文人联系密切,深受儒风熏陶。大量文人士大夫生活于北京,他们不可避免地会与京商发生各种联系。而京商也因为与文人结缘而更具墨香、儒风。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仅就京商字号的牌匾、楹联而言,“六必居”的牌匾出自明首辅严嵩之手,“荣宝斋”的匾由清末状元陆润庠所书、茹古斋匾为翁同题写、悦古斋出自学部大臣宝熙之手。清末状元孙家鼐为王致和写了两幅藏头对,其一曰:“致君美味传千里,和我天机养寸心”。 京商中的儒商深具儒家文化理念。京商的不少经营者本身就具有文化人的身份,王致和、一得阁的创始人都是会试落第的举人。许多官员也经商,如内联的开店资金就来自一位姓丁的京官;在明代,据传连严嵩家里都开设店铺。文人经商,很自然地将所信奉的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文化理念应用于商业经营,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京商的价值取向。 京商坚持仁德、诚信,深蕴儒家文化精神。京商在经营中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能自觉将儒家文化与诚信的商业文化结合。同仁堂抱定“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经营宗旨,制定了“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堂训,深刻反映了儒家伦理和文化对京商的影响。在京商字号中,如今尚存的以“仁”、“德”命名的字号众多,如“全聚德”、“南庆仁堂”、“仁和”等。周恩来总理生前27次到全聚德,他对全聚德字号的解释:“全而无缺、聚而不散、仁德至上”,本身就蕴含了深刻的儒家文化精神。 正因为融合了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京商在经营中更讲究真材实料、精工细作、童叟无欺、和气生财,以德经商,用仁心换人心。京商的经营文化特质与醇朴、厚重的老北京文化相交融,最终形成了具有独特内涵的京商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