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浪漫，上海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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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北京城在本质上是属于“乡土中国”的。 

　　和中国其他古都一样，北京城也十分乐意地保持着它与广大农村的密切联系，而不是像上海滩那样，把自己和农村对立起来。尽管北京有着高大的城门和城墙，但不如说它们是城乡之间的纽带。在北京城城墙大体完好、城楼巍然高耸的年代，古朴的城门把庄严的首都和恬静的乡村浑然一体地联系起来。巍峨的城墙下，是“我们的田野"，是河流和湖泊，是羊只和鸭群们的天地。那里浓荫密布，岸柳低垂，芦苇丛生，荷花盛开，充满了田园诗般的情调，而这种情调“在北京各城门附近是屡见不鲜的”。登上箭楼远眺田畴，一马平川的华北大平原尽收眼底，古老帝国的悠长韵味便在你胸中回肠荡气难怪喜仁龙要感慨万千。是啊，“世界上有几个古都可以提供如此开阔的无建筑地面，可以在其城区内看到如此纯粹的田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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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田园风光我们现在是不大容易看到 尽管我们在北京的某些街区还能看到进城的农民，看到他们拉来的新鲜蔬菜和瓜果，看到拉这些蔬菜瓜果的木头车子和拉车的骡马（不知还能不能看到骆驼），但总的来说，我们已只能从一些老街老巷的名称那里寻觅当年“田园都市”的蛛丝马迹。北京的地名是很有风味的：三里屯、四眼井、竹竿巷、钓鱼台、樱桃斜街、烟袋斜街、香饵胡同、石雀胡同。不管这些地名是怎么起的，都有浓浓的乡土气息和人情味儿。事实上北京的地名大多非常生活化，比如柴棒胡同、米市胡同、油坊胡同、盐店胡同、酱坊胡同、醋章胡同、茶儿胡同，连起来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又比方说，拐弯多的街巷，就叫它八道湾九道湾，或者骆驼脖儿胡同、辘轳把儿胡同；圆圈形的，叫罗圈胡同、磨盘院胡同；口小肚儿大的，叫门葫芦罐儿、驴蹄胡同、茄子胡同；扁长条的，叫扁担胡同；细长条的，叫笔管胡同、箭杆胡同、豆芽菜胡同、狗尾巴胡同；弯曲状的，叫月牙儿胡同、藕芽儿胡同；一头细长一头宽的，叫耳挖勺胡同、小喇叭胡同；如果胡同较短，就干脆叫一溜儿胡同或一尺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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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着这些地名，我们不难体验到一种亲切感。《北京的胡同》一书作者翁立认为，胡同名儿之所以如此通俗化和世俗化，一是因为“北京人直爽实在”，所以起名也实实在在，直截了当；二是因为一个地名只有通俗、上口、好记，让人一听就明白，才叫得响、传得开。这当然并不错。但我同时也认为，它们恰好证明了北京是一个“田园都市”。否则，就不会有扁担胡同、椿树胡同、辘轳把胡同、磨盘院胡同这些带有浓浓的乡土气息的胡同名，被认为是上口好记叫得响的，岂非恰好说明北京人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乡土情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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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人的这种心理和这份情感，更像是“平民的”，而非“市民的”。平民和市民是两个概念。市民是“工商城市”的小民，平民则是“田园都市”的小民。所以，平民更接近农民。老北京的平民，是相当“农民化”的。他们爱吃的是硬面饽饽荞麦饼，是冰糖葫芦豌豆黄，而不是奶油蛋糕冰淇淋；爱喝的是二锅头和大碗茶，而不是威士忌和咖啡；爱过的是清明端午重阳节，正月十五挂红灯，而不是圣诞节和情人节；爱玩的是养鱼养鸟养蛐蛐儿，是逮蜻蜓、黏知了、放风筝，是那些让人亲近自然亲近土地的娱乐活动。甚至他们爱听的也是那些带有泥土味的吆喝声：“栗子味儿的白薯”，“萝卜——赛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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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人生活中的这些平民味儿现在是日渐稀薄 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只有这种平民味儿，才是正宗的北京味儿。它也是北京最让人怀念和难以忘怀的东西。没有太多的人在乎北京的皇帝、官僚和学者（个别特别有名的例外），也没有多少人记得满汉全席（也许根本就没吃过），但记得天桥的把式、厂甸的庙会、隆福寺那些可心又便宜的东西，记得八月十五的免儿爷，记得豆汁儿、灌肠、艾窝窝和炒肝儿。北京，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属于平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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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民的北京之所以风味醇厚让人怀念，不仅因为其中保留着大量城里人久违的乡土气息和田园情调，而且因为其中有厚重的文化积淀，有着其他城市没有的贵族气派和贵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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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民，是王朝时代的概念，系相对“贵族”而言者。北京是贵族集中的地方，当然也是平民最多的地方。所以北京的贵族派头最足，平民趣味也最多。作为明清两代的京都和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北京给这两大阶级都设计和安排了足够的空间。贵族们固然能在这里养尊处优作威作福，平民们在这里也如鱼得水活得滋润。现在，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作为历史虽因革命而消失，但贵族精神和平民趣味作为一种文化，却并不因此而消亡。反倒是，“旧时王树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革命以后，大批的贵族带着他们的文化修养和文物收藏流落民间，大大拉近了这两个阶层的距离，在使自己平民化的同时，也增加了平民文化的贵族气和书卷气。 

　　其实，北京的平民，原本就非同一般。帝辇之下，皇都之中，万岁爷这一亩三分地上住着。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自然就会有几分华贵，几分儒雅。这差不多也是西安、南京这些古都的共同特点。不过西安因历史故，较之北京更为古朴厚重；南京则因地理故，较之北京便多了几分隽秀水灵。北京的民风是“大气”：粗犷、豪爽、质朴、落落大方、小处见大而又礼数周全。老北京人就尤其如此。他们的生活大多十分简朴，甚至可以说是粗陋，但却决不会因为盆穷而失了身份，丢了体面。即便不过一碗老豆腐，二两烧刀子，也会慢慢地喝，细细地品，一点一滴都咂了下去。那神情，那气度，那派头，有如面对一桌满汉全席。就是这样简陋的酒菜，如果来了朋友、熟人，也要礼让，然后坐下，慢慢品尝，一面悠然而又不失文雅地“海聊”。要之，他们更看重的不是那酒那菜那茶水本身，而是饮酒喝茶时的悠然自得和清淡典雅，是那份心境和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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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疑，这是一种文人情趣和贵族派头。事实上，中国的“贵族精神”中从来就不乏“平民趣味”。贾府无疑是贵族（而且是“皇亲国戚”）。但为迎接贵妃娘娘而修建的“大观园”里，也不忘设一“稻香村”（倘无此村，则枉曰“大观”）。尽管贾府的做法未免“矫情”，但即便这“矫情”，却也是文化所使然。因为传统的中国是“乡上的中国”，而中国文化的美学原则是“白贲无咎”、“反朴归真”。所以，北京城里最可人之处，不是巍峨富丽的城阙宫殿（尽管它们关乎朝廷体制，不可或缺），而是不经意地流露出野趣的城西北角和什刹三海，甚至四城之外的那些废宇颓基、荒国古庙、老树小桥。同样，钟鸣鼎食、海味山珍、轻车暖裘也不是真正的排场，“粗茶淡饭布衣裳，这等福老夫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儿辈承当”，才是最大的排场。 

　　这样一来，最寻常处往往也就是最不寻常处，而要在最寻常处看出不寻常来，是要有文化教养的。这种文化教养当然并非只是北京人才有，但似乎只有北京人（当然是老北京人），才会表现得那么大方和自然。有谁能像老北京人这样深得中国文化和中国美学之神韵我们实在很难说这种心境和情趣究竟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毋宁说是一种“贵族气的平民趣味”或“平民化的贵族精神”吧！  

　　于是，在老北京人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平静安详、宽和礼让、恬淡闲散、诙谐幽默。他们在茶馆里听戏，在园子里会鸟，在皇城根儿溜弯，在大槐树下纳凉，全都有一种不紧不慢的节奏。比方说，纳凉，讲究的就是“沏一壶不浓不淡的茶，聚几个不衫不履的人，说些子无拘无束的话”。再比方说，溜弯儿，讲究的也是从容不迫。北京人的“溜达溜达”，与上海人的“逛街”、“压马路”是大相异趣的。“逛街”和“压马路”不是为了享受都市生活，就是没地方可去，只好在街上走，溜弯儿却是为了享受那份怡然自得，纯粹是散步和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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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显然是一种讲究，而且是一种“穷讲究”。大城市里的人，多少都有些讲究。没有这些讲究，也就和“乡下人”差不多.事实上，农民进城，最不习惯的也正是这些讲究，比如进门要换鞋，饭前要洗手，吃饭要用公筷，睡觉前要洗脚，不可随地吐痰等等。这些讲究，即便最普通的平民和市民，也有。而且，穷归穷，讲究归讲究，所以叫“穷讲究”。但，各地的讲究，也不大一样。比方说，北京和上海就不一样。北京更讲究“礼”，上海则更讲究“貌”。上海人是“不怕天火烧，就怕摔一跤”，最怕“衣冠不整”，被人看不起。北京人的讲究则是“倒驴不倒架”，最怕困“丢份”而被人“小瞧”。

　　所谓“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就是礼。或者说，礼数。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说过，礼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人情及其回报，即所谓“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这种往来，不仅是指物质上的，比如你送我酱黄瓜我还你腌萝卜之类胡同四合院里常有的人情礼数，更是精神上的，即对对方人格的尊重。这就是礼。如果“失礼”，不但别人不“待见”，自己也“跌份儿”。可见要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要尊重别人；而要尊重别人，又首先得学会尊重自己。如果自己先不先丢了“份儿”，也就没有资格敬重别人 

　　自重，正是北京平民的贵族精神，包括不自轻自贱，不妄自菲薄，不见风使舵，不见钱眼开等等。生活在一个饭要钱买的社会里，尽管谁都知道“一文钱难死好汉”，但既然要坚持贵族精神，就得坚持“人穷志不短”，不能因那么一点蝇头小利而让人小瞧了去。这里面固然有“贫贱不能移”的品格，也未尝没有一点“打肿脸充胖子一的矫饰，当然亦不乏北京人固有的大气和大度。不过，直接的原因，还是“磨不开脸"。脸面，对于北京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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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磨不开脸”？也就是落不下架子放不下身份。北京的平民又有什么身份架子 也就是那么一点精神吧！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正是这种精神，使人高贵，并提升着北京平民的人生境界。说实在的，上海人缺的，正是这“境界”二字。上海人的不足，是有风度无境界，有教养无底蕴，正如北京人的毛病是过于看重身份面子和过分强调精神作用，因而喜欢摆谱、讲排场、充胖子和夸夸其谈一样，都无关乎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他们城市的性质所使然。的确，过分地强调精神难免变成空谈，过分地讲究礼数也可能变成繁文缛节，变成“臭规矩”和“矫情”。但，大气的北京毕竟不是夜郎。它能赋予北京的平民以一颗平常心，也能教给他们以种种人生哲学和处世方法。这些教导往往都是实实在在和可操作的。因此，如果你运用自如，得心应手，技巧和教养就会变成趣味。我们通常说的北京味儿，便多半是指这种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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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有这样的“趣味”固然需要培养，能有这样的“活法”则更要有条件。这条件有二，一是环境，二是氛围。就环境而言，必须是“田园都市”；就氛围而言，必须是“文化古城”。上海没有这些条件，上海人也就不是这种“活法”。 

　　上海人的活法更是“市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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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是一个工商业城市，商品和商业是上海的命脉所系。所以，上海人是地地道道的市民，上海则是地地道道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特点是：作为市民，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而商业社会的特点，则是认钱不认人，市场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天生的高贵，任何人的价值也都要随行就市。流氓做大了也是爷，贵族没有钱，就什么也不是。当年，上海滩上，许多赫赫有名的大亨都出身贫寒，而那些白俄贵族小姐们，却只好去做舞女。不管是什么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它往往货币化为金钱），那他就别想在上海滩上摆什么谱。 

　　这就和北京不一样。老北京的那些破落贵族，虽然也会感到“落毛的凤凰不如鸡”，但仍不难通过别的东西，比如自己的气质、风度、本事，赢得他人的尊重。哪怕这本事只不过是会看点儿风水，批个八字儿，唱几段京剧或单弦牌子曲，懂得养鸽子养鸟养金鱼的章法，也能让他不失体面地活人，在吃棒子面窝窝头就咸菜喝粥时不觉得“跌份”。正如赵园所说，老北京就像“一个久历世故的人，或者不如说像破落的旧家，即使破敝也仍能维持其气度的雍容高贵”，而少有暴发户的虚骄和势利（《北京：城与人》）。然而这种活法在上海就行不通。如果说，老北京人讲究的是“倒驴不倒架”，那么，旧上海的信条则是“笑贫不笑娼”。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在旧上海，如果你穿戴不齐整，衣服不光鲜，那么，一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地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公寓的门了会不许你走正门。”（《上海的少女》）这时，声称自己姓罗曼诺夫或爱新觉罗是没有用的，那只会引起哄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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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上海人不会像北京人那样“耻于言利”，也不会像北京人那样从骨子里看不起暴发户，在内心深处憎恶买办气和市侩气，或装作对挣钱不以为然，对钞票满不在乎。上海人并不讳言钱是个好东西，也不认为通过正当途径为自己多挣点钱有什么不好。当政策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第二职业”也为社会认可时，上海人立即就动作了起来，并像广州人发明了“炒更”一词一样，发明了“扒分”这个词。然而，北京人虽然也油嘴滑舌地说什么“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就万万不能”，却仍有不少人宁肯把这种认识停留在嘴皮子上而自居“还有一亿在观望”中之一员。大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新词汇的发明创造方面一贯领先的北京人，至今没有发明出“炒更”和“扒分”的北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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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与北京“大市民”的好高骛远和夸夸其谈相反，上海小市民的活法是精明实惠和稳扎稳打的。他们对不会带来任何实际利益的政治活动不感兴趣，也不会轻易地被某种政治激情所煽动，或盲从某种政治观点，而宁肯对政治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即便要参加政治运动，也会同时考虑经济利益，或把政治要求变成经济要求。比如“文革”中，对“走资派”的批判就往往“落实”为奖金的发放问题。那时，北京人关心的是“谁上谁下”，上海人关心的则是“给多给少”。谁能给上海人带来实惠，上海人就会从内心里拥护谁。 

　　实惠，是上海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它包括两个方面，即“实在”与“优惠”。“实在”就是货真价实，“优惠”就是价廉物美，总之是“低投入，高产出；低成本，高效益”。这是一种典型的工商业城市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系统，也是上海人居家过日子的基本原则。虽然它往往被视为斤斤计较、鼠目寸光、小家子气，被许多人（尤其是北方人）看不起，却能给上海人的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使上海人的生活有较高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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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之北京人，上海人的生活质量的确是比较高的。因为上海人的所谓实惠，不仅包括货真和价廉，还包括物美；而所谓物美，又不仅是东西实在，还包括品种多、服务好。去年我在上海还吃过不到10元一份的盖交饭，那一荤一素两个菜，竟是现炒的。3元一客的小馄饨，则是用小砂锅煮的，汤里还有紫菜和虾皮。这就不仅是实惠，也是精致这样的事，在北京就匪夷所思。北京没有实惠和精致，只有排场和马虎。不是贵得吓人，就是差得要命；不是价不廉，就是物不美，甚至物不美价也不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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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浪漫，上海实际。